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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嵇康，一个“竹林七贤”中“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餐霞客；傅玄，一个当值于仕，倡导“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的礼教殉道者。二者作为魏晋时期文坛上两位杰出的代表，其思想内涵、学术立场可谓大相径庭，其身后代表的儒道两家的针锋之对亦为不可回避的话题，然而，二者的绝对对立之中是否含有同一的趋势？在魏晋南北朝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之中，儒家和道家是否存在着某种互补？其互补是否有其必然性？本文将对于魏晋时期这种儒道互补趋势加以探讨研究，以期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窥知一二。
关键词：儒道互补；明教；自然
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战乱纷仍、民生凋敝的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着篡汉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名士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杀戮，这对士子心理感受造成重大冲击，他们彻底失去了建安时期那种昂扬向上、建功立业的斗志和激情，道家思想遂广为士林接受，玄学取代儒术成为思想文化主潮，在这个时候，嵇康扛起一面大旗大声疾呼“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仿佛要一棒子打死“虚伪的儒学”，确立老聃之“我自然”。然而，此时的儒学和道家学派是否水火不容？“名教”是否从根本上腐烂掉了？当时的文人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都做了哪些抗争？
在与嵇康同时期的文士集团中，傅玄可以说是不起眼的一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傅玄在玄风日盛的曹魏后期生活，却未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正统儒者的思想风范。他曾多次上疏言事，极力卫道，指斥时弊。他曾强调：“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念，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持这样的主张，很难想到他和嵇康能有什么共同点，从小处看，二者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从大环境分析，二者则分属于当时针锋相对的儒道阵营，道家讲究“出世”“养生”“自然”“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而儒家倡导“入世”“礼义廉耻，修齐治平”可看起来两家似乎水火不相容，但是仔细分析二者的著述，我们发现二者在思想上有不少契合点。
众所周知，孝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孝道是儒家学者极力标榜的美德。傅玄在其著作《傅子》中有理论阐述，他说：“大孝养志，其次养形。养志者尽其和，养形者不失其敬。”这里的论述颇似孔子对于孝道之阐述，如其言“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做儿女的除非是疾病，其余的都不应该让父母担心；再如，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可见孔夫子对于孝道定义之高，而傅玄之“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嵇康对于孝道的推崇从他的一篇《思亲诗》中也可以见其端倪，这首诗用骚体反复吟唱思母情结无法排遣：“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郁结兮不可化。”从这里，我们或许或多或少的也能看见嵇康性格中所谓“温柔敦厚”的一面，他也曾经是个恋母亲的大男孩而已。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嵇康的转变？在那个“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穷割天下以养其私”的时代，像嵇康这样愤世嫉俗，誓死捍卫人格自由，有着狂傲个性和狷介之志的士人是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的，他说名教要越、周礼要薄、尧舜要贱、汤武该非，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司马昭等人建立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扯掉了篡位统治者的遮羞布。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出，在这里嵇康要批判要根本否定的并不一定是汤武周礼本身。嵇康的《太师箴》以精悍的笔触、冷峻的态度融解了“伪私放奢”，着力批判了“季世陵迟”的现象。司马氏统治下政治的虚伪、残暴、腐朽、黑暗，在嵇康笔下留下了历史的真实面目。鲁迅在其著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曾說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往往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而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崇奉礼教者，是用以自立，是偶然崇奉”从中也不难发现，嵇氏之放下兼济走向玄虚，其实也暗含着些许无奈。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冷静的伦理学家，傅玄也对当时的政治做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剖析，
然而真正促使嵇康和“名教”走向绝对对立的主要原因应归为名教也就是儒学自身的堕落。东汉末年魏晋之际，儒学丧失了其在汉时的独尊地位，诸子学派在泯灭了数百年后重新活跃起来，这个时候的儒学不得不对自己进行重新的整合，或自我修正，统治者也已转变了统治策略，如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他们不再迫切需要“皓首穷经的儒生”，他们渴求的是“德才兼备的学者”，选官制度也特别在乎一个“德”字，这样一来，儒家思想被这种统治阶级的政策左右，被大面积的意识形态化，这一变化，使两汉儒家政治思想在汉末正式走向衰微，这种被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儒学在汉末也暴漏了大量的弊端，如重德轻才、法治废弛、名实相乖。这样一来，儒学的精华一步步丧失殆尽，剩下的都是一些假大空的说教和腐儒满脑子的伦理道德，然而不仅仅是嵇康，这种世情物态也是傅玄所痛心疾首的，他在《矫伪》、《通志》、《正心》等篇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提出为人做事要摒除私心杂念，恢复正统的儒家道德的“洗心说”，他说：“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其实，内洗于心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易经·系辞》中的“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意思是用《周易》的理论洗濯净化心灵，用深刻的思想方法树立道德信念，《易经》是儒家经典，但是《系辞》成于战国末期，吸收了不少诸子的理论，在《庄子》中也有“以善洗心”的说法，《庄子》是道家经典，这都是傅玄所熟悉的。
综上所述，傅玄和嵇康某些观念上是有着某些相近的说法的，除了他们对残酷的现实保持清醒外，他们在学术上都具有深刻的思辨力，从战国末期到正始时期，儒道互补表现了积极繁复的色彩。傅玄主张“通儒达道”，他揶揄那些死守儒道门户的人是“见虎一毛，不知其斑”，他的有些观点近似道家，如“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之”这些都表明傅玄吸收道家论点是很自然的。嵇康虽“长而好老庄之业”但是他在青年时代的学习则是多方面的，“学不师授，博洽多闻”，他曾在太学里书写石经古文，自然学习了很多儒家经典。无论是他在《家诫》中训诫子女要谨言慎行，还是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说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他的浸染。因此，傅玄和嵇康的互补亦有其必然性。（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晋书·列传第十七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晋·傅玄著、刘志立译《<傅子>评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9.
关键词：儒道互补；明教；自然
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战乱纷仍、民生凋敝的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着篡汉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名士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杀戮，这对士子心理感受造成重大冲击，他们彻底失去了建安时期那种昂扬向上、建功立业的斗志和激情，道家思想遂广为士林接受，玄学取代儒术成为思想文化主潮，在这个时候，嵇康扛起一面大旗大声疾呼“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仿佛要一棒子打死“虚伪的儒学”，确立老聃之“我自然”。然而，此时的儒学和道家学派是否水火不容？“名教”是否从根本上腐烂掉了？当时的文人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都做了哪些抗争？
在与嵇康同时期的文士集团中，傅玄可以说是不起眼的一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傅玄在玄风日盛的曹魏后期生活，却未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正统儒者的思想风范。他曾多次上疏言事，极力卫道，指斥时弊。他曾强调：“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念，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持这样的主张，很难想到他和嵇康能有什么共同点，从小处看，二者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从大环境分析，二者则分属于当时针锋相对的儒道阵营，道家讲究“出世”“养生”“自然”“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而儒家倡导“入世”“礼义廉耻，修齐治平”可看起来两家似乎水火不相容，但是仔细分析二者的著述，我们发现二者在思想上有不少契合点。
众所周知，孝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孝道是儒家学者极力标榜的美德。傅玄在其著作《傅子》中有理论阐述，他说：“大孝养志，其次养形。养志者尽其和，养形者不失其敬。”这里的论述颇似孔子对于孝道之阐述，如其言“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做儿女的除非是疾病，其余的都不应该让父母担心；再如，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可见孔夫子对于孝道定义之高，而傅玄之“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嵇康对于孝道的推崇从他的一篇《思亲诗》中也可以见其端倪，这首诗用骚体反复吟唱思母情结无法排遣：“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郁结兮不可化。”从这里，我们或许或多或少的也能看见嵇康性格中所谓“温柔敦厚”的一面，他也曾经是个恋母亲的大男孩而已。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嵇康的转变？在那个“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穷割天下以养其私”的时代，像嵇康这样愤世嫉俗，誓死捍卫人格自由，有着狂傲个性和狷介之志的士人是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的，他说名教要越、周礼要薄、尧舜要贱、汤武该非，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司马昭等人建立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扯掉了篡位统治者的遮羞布。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出，在这里嵇康要批判要根本否定的并不一定是汤武周礼本身。嵇康的《太师箴》以精悍的笔触、冷峻的态度融解了“伪私放奢”，着力批判了“季世陵迟”的现象。司马氏统治下政治的虚伪、残暴、腐朽、黑暗，在嵇康笔下留下了历史的真实面目。鲁迅在其著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曾說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往往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而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崇奉礼教者，是用以自立，是偶然崇奉”从中也不难发现，嵇氏之放下兼济走向玄虚，其实也暗含着些许无奈。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冷静的伦理学家，傅玄也对当时的政治做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剖析，
然而真正促使嵇康和“名教”走向绝对对立的主要原因应归为名教也就是儒学自身的堕落。东汉末年魏晋之际，儒学丧失了其在汉时的独尊地位，诸子学派在泯灭了数百年后重新活跃起来，这个时候的儒学不得不对自己进行重新的整合，或自我修正，统治者也已转变了统治策略，如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他们不再迫切需要“皓首穷经的儒生”，他们渴求的是“德才兼备的学者”，选官制度也特别在乎一个“德”字，这样一来，儒家思想被这种统治阶级的政策左右，被大面积的意识形态化，这一变化，使两汉儒家政治思想在汉末正式走向衰微，这种被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儒学在汉末也暴漏了大量的弊端，如重德轻才、法治废弛、名实相乖。这样一来，儒学的精华一步步丧失殆尽，剩下的都是一些假大空的说教和腐儒满脑子的伦理道德，然而不仅仅是嵇康，这种世情物态也是傅玄所痛心疾首的，他在《矫伪》、《通志》、《正心》等篇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提出为人做事要摒除私心杂念，恢复正统的儒家道德的“洗心说”，他说：“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其实，内洗于心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易经·系辞》中的“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意思是用《周易》的理论洗濯净化心灵，用深刻的思想方法树立道德信念，《易经》是儒家经典，但是《系辞》成于战国末期，吸收了不少诸子的理论，在《庄子》中也有“以善洗心”的说法，《庄子》是道家经典，这都是傅玄所熟悉的。
综上所述，傅玄和嵇康某些观念上是有着某些相近的说法的，除了他们对残酷的现实保持清醒外，他们在学术上都具有深刻的思辨力，从战国末期到正始时期，儒道互补表现了积极繁复的色彩。傅玄主张“通儒达道”，他揶揄那些死守儒道门户的人是“见虎一毛，不知其斑”，他的有些观点近似道家，如“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之”这些都表明傅玄吸收道家论点是很自然的。嵇康虽“长而好老庄之业”但是他在青年时代的学习则是多方面的，“学不师授，博洽多闻”，他曾在太学里书写石经古文，自然学习了很多儒家经典。无论是他在《家诫》中训诫子女要谨言慎行，还是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说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他的浸染。因此，傅玄和嵇康的互补亦有其必然性。（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晋书·列传第十七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晋·傅玄著、刘志立译《<傅子>评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