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范仲淹(989—1052)谪知邓州(今河南邓县一带),写下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欧阳修(1007——1072)谪居滁州(今安徽滁县)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醉翁亭记》;苏轼(1036——1101)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岗县)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广为传诵。这也许可以作为诗文“穷而后工”的注脚吧!
三人贬谪的原因不一样的:
范仲淹曾出将入相。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他从边庭回到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又迁升参知政事(副宰相)。他曾针对当时的积弊和主要问题,提出了明黜陟,均田赋,修武备,厚农桑,减徭役等一系列革新政治的措施,多少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致使这些革新措施推行不久便告失败,他也遭受了贬谪,于庆历六年(1046)出知邓州。这一年已五十七岁。
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从此做了官。在当时的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政治斗争中,他是属于范仲淹开明政治一方面的。宋仁宗庆历初年他以右正言(谏官)知制誥(主管给皇帝起草诏令)。后来范仲淹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他在庆历五年(1045)上疏为他们分辨,被贬滁州太守。当时他三十九岁。
范、欧二公的被贬官,都与主持或拥戴改革有关。苏轼的情况则不同,他的政治态度基本是保守的。起初他还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当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时,他又反对,因而遭到排斥。元丰二年(1079)监察御史何大定和谏议大夫李定等人,摘出苏轼讽刺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文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把他逮捕入狱,经过长时间折磨,于元丰三年(1080),把他贬到黄州作团练副使,他当时四十六岁。应该说他是因反对变法而遭贬的。
三篇作品的成因也是不一样的: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有感于他人的政绩而成文的。他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而写了这篇文章。滕子京在巴陵励精图治,政绩卓著,曾重修岳阳楼,在当时颇有名望。滕子京把楼的建筑艺术,地理气候,历史人物写了封信,连同《洞庭晚秋图》等寄给了范仲淹并“作文以记之”,范仲淹感与心,应于手,挥毫成篇。
《醉翁亭记》是作者有感于自己的政绩而成文的。欧阳修被贬的滁州,地处偏僻,“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欧阳修在滁地为政,“宽简而不忧”因此取得“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的效果。他“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在他到滁州的第二年便写了这篇记录他的生活,寄托他政治思想的文章。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苏轼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希望在功业上有所建树的人。他在黄州,过着謫居生活,内心积郁是可想而知的。他到黄州后的第三年七月,去游黄州的赤鼻矶,写下了千古名唱“大江东去”。在作品中借缅怀三国江东周郎破曹军的功业,感叹自身虽有报国之心,却壮志难酬。他是有感于自身的事业无成又身处逆境而为“文”的。
三篇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境界也是有差别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借赞扬“古仁人”提出了如下的见解:“迁客骚人”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见解,表现了范仲淹:(一)身为“迁客骚人”,但思想境界高出一般骚人迁客。他批判一般“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要求从这种个人羁绊中解脱出来,不“以物喜”、“以己悲”。(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进”应属于“达”;他所说的“处江湖之远”、“退”,应属于“穷”。范仲淹的“忧君”、“忧民”思想,较之“兼济”、“独善”的处世原则,应该说又高出一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借描绘山水之乐,表达他“与民同乐”的思想,其形式是“以物喜”,以“乐”字贯穿全篇。文中提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值的特别注意的是“醉”在“山水之间”,而不是醉在“山水之乐”。“山水之间”有什么使欧阳修醉的呢!其一是景美:群山美、林壑美,琅琊美、酿泉美、翼亭美,朝暮美、四时美。其二是人乐。人乐又见于两个方面:“滁人游”写了游人多,老少齐,“歌于途”者心情舒畅,“休于树”者恬静安逸,“前者呼后者应”活跃欢快。滁州呈现一片和乐景象。“太守宴”呈现三个特点:(一)就地为席,杂然陈菜,有自然古朴之风。(二)席上起坐哗然,觥筹交错,无森严等级和礼仪。(三)席上有射者,有奕,有颓然而醉者,各乐其乐。“宾客欢”,太守不怪宾客越礼;“太守醉”,宾客不嫌太守简慢。可以说把“乐”表现得淋漓尽致。以此表现作者的“与民同乐”思想。因此说欧阳修的“以物喜”,实际上包含了“忧民”在内。
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借缅怀三国周瑜赤壁破曹的功业,来抒发自己身处逆境,壮志难酬的抑郁。应属于“以己悲”。这种悲表现为“仰慕”、自嘲和慨叹。谪居黄州的苏轼,面对“如画”的江山,“遥想”在这“多娇”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一幕的周瑜,确实有点不能自禁的“仰慕”了。“遥想公瑾当年,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蔷橹灰飞烟灭”。苏轼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苏轼多么想象周瑜一样,建功立业。可是事实是:他年近半百,不光事业无成,反而被贬黄州,做了一名团练副使,“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正是他壮志未酬,无可奈何的“自嘲”。“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貌似超脱,实为他抑郁难抒的“慨叹”。
三篇作品在艺术上也各有特色:
《古文观止》中给《岳阳楼记》的评论是:“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观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这段话道出了《岳阳楼记》的写作特色。《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虽都属“记”,但写法却有很大不同。古代许多文论家都说:“记”是“记事之文”。可《岳阳楼记》却讲了一番道理。只是写法别致罢了。他先用一段记事,突现“谪守巴陵郡”;又由“岳阳楼大观”引出览物之情;进而又用两段对称的文字,对比着写了“迁客骚人所触之景,所生之情”。尽管写得很出色,但写景是为了抒情、写“迁客骚人”之情是为用“以物喜”、“以己悲”来反衬“古仁之心”。文章最后借古仁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这实际上是中心论点。文章将扼要的记事,生动的写景,浓郁的抒情,简明的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写法别开生面。
《醉翁亭记》可谓“记事散文”。它先描绘了醉翁亭的自然环境,后记述了“山水之间”的人的活动。文章以“亭”组文,把滁地的山水美,浓缩在醉翁亭的周围,把滁地的民情融于来亭游人们的活动之中,通过介绍亭的位置,亭周围的景色,来亭人的活动,描绘了一幅滁州山水图,颂扬“山水之樂”;描绘了一幅滁州风俗画,表现和平安乐,借以写作者的政绩和理想。
《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把写景、咏史、议论、抒情融为一体。作者怀古述志,落笔长江,“大江东去”,江大长流,气势磅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从石壑的高险,水势的汹涌,浪花的洁美,将如画的江山写得有势有声有色。写景为了抒情,咏史为了言志。作者笔下的古事是千古名战,作者笔下的古人是“风流人物”。苏轼抓住周瑜的特点,根据赤壁之战的实际,将周瑜塑造成:(一)“小乔出嫁,”“雄姿英发”,少年得志。(二)“羽扇纶巾”,从容儒雅。(三)谈笑间灭敌,才高功伟。苏轼让“风流人物”在景色奇丽的校场上,演出这样一曲胜利曲,不能不说是出自作者建功立业的热望。然而,“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白发已先斑。”年近半百的苏轼,虽不属于“等闲白了少年头”,但毕竟壮志未酬。他的这种胸中块垒通过作品中的一“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叹”(“人生如梦”)一饮(“一樽酹还江月)形象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人贬谪的原因不一样的:
范仲淹曾出将入相。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他从边庭回到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又迁升参知政事(副宰相)。他曾针对当时的积弊和主要问题,提出了明黜陟,均田赋,修武备,厚农桑,减徭役等一系列革新政治的措施,多少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致使这些革新措施推行不久便告失败,他也遭受了贬谪,于庆历六年(1046)出知邓州。这一年已五十七岁。
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从此做了官。在当时的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政治斗争中,他是属于范仲淹开明政治一方面的。宋仁宗庆历初年他以右正言(谏官)知制誥(主管给皇帝起草诏令)。后来范仲淹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他在庆历五年(1045)上疏为他们分辨,被贬滁州太守。当时他三十九岁。
范、欧二公的被贬官,都与主持或拥戴改革有关。苏轼的情况则不同,他的政治态度基本是保守的。起初他还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当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时,他又反对,因而遭到排斥。元丰二年(1079)监察御史何大定和谏议大夫李定等人,摘出苏轼讽刺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文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把他逮捕入狱,经过长时间折磨,于元丰三年(1080),把他贬到黄州作团练副使,他当时四十六岁。应该说他是因反对变法而遭贬的。
三篇作品的成因也是不一样的: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有感于他人的政绩而成文的。他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而写了这篇文章。滕子京在巴陵励精图治,政绩卓著,曾重修岳阳楼,在当时颇有名望。滕子京把楼的建筑艺术,地理气候,历史人物写了封信,连同《洞庭晚秋图》等寄给了范仲淹并“作文以记之”,范仲淹感与心,应于手,挥毫成篇。
《醉翁亭记》是作者有感于自己的政绩而成文的。欧阳修被贬的滁州,地处偏僻,“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欧阳修在滁地为政,“宽简而不忧”因此取得“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的效果。他“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在他到滁州的第二年便写了这篇记录他的生活,寄托他政治思想的文章。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苏轼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希望在功业上有所建树的人。他在黄州,过着謫居生活,内心积郁是可想而知的。他到黄州后的第三年七月,去游黄州的赤鼻矶,写下了千古名唱“大江东去”。在作品中借缅怀三国江东周郎破曹军的功业,感叹自身虽有报国之心,却壮志难酬。他是有感于自身的事业无成又身处逆境而为“文”的。
三篇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境界也是有差别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借赞扬“古仁人”提出了如下的见解:“迁客骚人”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见解,表现了范仲淹:(一)身为“迁客骚人”,但思想境界高出一般骚人迁客。他批判一般“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要求从这种个人羁绊中解脱出来,不“以物喜”、“以己悲”。(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进”应属于“达”;他所说的“处江湖之远”、“退”,应属于“穷”。范仲淹的“忧君”、“忧民”思想,较之“兼济”、“独善”的处世原则,应该说又高出一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借描绘山水之乐,表达他“与民同乐”的思想,其形式是“以物喜”,以“乐”字贯穿全篇。文中提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值的特别注意的是“醉”在“山水之间”,而不是醉在“山水之乐”。“山水之间”有什么使欧阳修醉的呢!其一是景美:群山美、林壑美,琅琊美、酿泉美、翼亭美,朝暮美、四时美。其二是人乐。人乐又见于两个方面:“滁人游”写了游人多,老少齐,“歌于途”者心情舒畅,“休于树”者恬静安逸,“前者呼后者应”活跃欢快。滁州呈现一片和乐景象。“太守宴”呈现三个特点:(一)就地为席,杂然陈菜,有自然古朴之风。(二)席上起坐哗然,觥筹交错,无森严等级和礼仪。(三)席上有射者,有奕,有颓然而醉者,各乐其乐。“宾客欢”,太守不怪宾客越礼;“太守醉”,宾客不嫌太守简慢。可以说把“乐”表现得淋漓尽致。以此表现作者的“与民同乐”思想。因此说欧阳修的“以物喜”,实际上包含了“忧民”在内。
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借缅怀三国周瑜赤壁破曹的功业,来抒发自己身处逆境,壮志难酬的抑郁。应属于“以己悲”。这种悲表现为“仰慕”、自嘲和慨叹。谪居黄州的苏轼,面对“如画”的江山,“遥想”在这“多娇”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一幕的周瑜,确实有点不能自禁的“仰慕”了。“遥想公瑾当年,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蔷橹灰飞烟灭”。苏轼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苏轼多么想象周瑜一样,建功立业。可是事实是:他年近半百,不光事业无成,反而被贬黄州,做了一名团练副使,“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正是他壮志未酬,无可奈何的“自嘲”。“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貌似超脱,实为他抑郁难抒的“慨叹”。
三篇作品在艺术上也各有特色:
《古文观止》中给《岳阳楼记》的评论是:“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观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这段话道出了《岳阳楼记》的写作特色。《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虽都属“记”,但写法却有很大不同。古代许多文论家都说:“记”是“记事之文”。可《岳阳楼记》却讲了一番道理。只是写法别致罢了。他先用一段记事,突现“谪守巴陵郡”;又由“岳阳楼大观”引出览物之情;进而又用两段对称的文字,对比着写了“迁客骚人所触之景,所生之情”。尽管写得很出色,但写景是为了抒情、写“迁客骚人”之情是为用“以物喜”、“以己悲”来反衬“古仁之心”。文章最后借古仁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这实际上是中心论点。文章将扼要的记事,生动的写景,浓郁的抒情,简明的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写法别开生面。
《醉翁亭记》可谓“记事散文”。它先描绘了醉翁亭的自然环境,后记述了“山水之间”的人的活动。文章以“亭”组文,把滁地的山水美,浓缩在醉翁亭的周围,把滁地的民情融于来亭游人们的活动之中,通过介绍亭的位置,亭周围的景色,来亭人的活动,描绘了一幅滁州山水图,颂扬“山水之樂”;描绘了一幅滁州风俗画,表现和平安乐,借以写作者的政绩和理想。
《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把写景、咏史、议论、抒情融为一体。作者怀古述志,落笔长江,“大江东去”,江大长流,气势磅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从石壑的高险,水势的汹涌,浪花的洁美,将如画的江山写得有势有声有色。写景为了抒情,咏史为了言志。作者笔下的古事是千古名战,作者笔下的古人是“风流人物”。苏轼抓住周瑜的特点,根据赤壁之战的实际,将周瑜塑造成:(一)“小乔出嫁,”“雄姿英发”,少年得志。(二)“羽扇纶巾”,从容儒雅。(三)谈笑间灭敌,才高功伟。苏轼让“风流人物”在景色奇丽的校场上,演出这样一曲胜利曲,不能不说是出自作者建功立业的热望。然而,“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白发已先斑。”年近半百的苏轼,虽不属于“等闲白了少年头”,但毕竟壮志未酬。他的这种胸中块垒通过作品中的一“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叹”(“人生如梦”)一饮(“一樽酹还江月)形象的展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