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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北魏拓跋氏在平城定都以来，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开始了密切的交流，数量众多的史料记载，都给当时的文明交流留下了证据。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魏开凿了云冈石窟，留下了属于当时的独有的印记。本文以云冈石窟为例，展开对于北魏佛教石窟雕塑造型以及装饰风格的分析。
关键词：云冈石窟；造型；装饰风格；分析
在汉代的时候，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同盆地开始与西域进行了密切的联系，也是在这一时期，佛教进入我国。而北魏拓跋氏在平城定都之后，加快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更是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史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当时的历史。在《北史·魏本纪》曾经有过记载，太延元年“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而在大同也出土了牵骆驼的胡人陶俑、来自波斯的金银器、来自中亚的高脚杯等，都能够让我们看到当时文明的繁荣景象，而云冈石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而成的，可以说，云冈石窟的开凿，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也反映了当时的背景，让后人对当时历史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犍陀罗风格
在佛教诞生的初期，并不会特意的去修建佛像，后来修建佛像的风气逐渐的兴起，但是在当时修建的佛像一般都是印度风格，佛像的面貌大多将印度王族的面貌作为模本。由于受到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希腊艺术、罗马艺术等多种艺术传到了印度，这也形成了犍陀罗的佛教造像风格。在犍陀罗地区，艺术创作大多将佛教内容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而艺术创作手法也一般都采用希腊式，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采用浮雕的手法，人物是希腊人人中短、高额头等特征。如今，很多的考古工作者都在新疆地区发现了与犍陀罗艺术风格一致的佛教造像，这些都是佛教艺术随着文明交流而流经到我国西域的证明。在传入中国之后，犍陀罗艺术风格吸收了我国各地的艺术风格，由于北魏时期是佛教刚刚步入中国的时期，因此仍然有着比较浓厚的犍陀罗艺术痕迹，而这种艺术风格，在云冈石窟当中更是表现的十分明显。同时，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转变也在云冈石窟当中留下了很多痕迹。
云冈石窟第一期当中的“昙曜五窟”主尊雕凿的时候，风行了“太祖即当今如来，拜天子乃是礼佛”，这就使得主尊的面貌有着明显的中国化，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同样是在云冈石窟第一期当中，第十八窟当中依然有着很多尊犍陀罗式的弟子像，其面容依然是高鼻深目的形象，与汉人或者是鲜卑人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许是因为参与到雕凿的工匠当中有来自西域的工匠，现已无从考证。
在云冈石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纹饰也能够看到犍陀罗的因素，这些犍陀罗的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做是对希腊罗马风格的延续以及变形，例如以不等边四角形作为周饰的八角拱龛等，都是犍陀罗常见的装饰风格。
除此之外，在云冈石窟当中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忍冬纹，这样的雕刻与希腊伯里克里斯时代建造的雅典娜达标的列柱十分相似，同时期出土的还有精美的忍冬纹伎乐天人，与云冈石窟的第九窟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云冈石窟当中还有缠枝莲纹等多种卷草纹样，这些纹样大多数都呈现出了二方连续的方式，而在云冈石窟的第九窟以及第十窟当中，更是出现了十分丰富的卷草纹样，其密集程度十分惊人，不仅有前文提到的样式，还有很多许多前文没有提及的纹样。
二、波斯风格
在北魏时期，统治者对于外来文化十分包容也乐于接纳，这就使得北魏的都城平城成为了一座国际化都市，北魏都城平城的外来人口一度超过百万，在这众多的人口当中，有着很多来自中亚甚至西亚的商贾、僧侣等。在大同博物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玻璃器皿、波斯银币等等，这些都证明了当时平城与波斯文化的大量交流。
随着佛教的传入，狮子、大象等形象也相继的传入了我国，而在佛教故事当中也有着很多的狮子、大象的形象，在佛教当中，佛就被叫作人中狮子。云冈石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风华，现存的狮子形象多以圆雕狮子为主。
来自波斯地区的连珠纹在波斯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纹饰，现如今，我们已经在大量的考古当中发现了连珠纹，连珠纹不仅存在壁画当中，也在金属制品等多个领域得到了体现，由于佛教的传播经过了西域地区，因此连珠纹壁画、织锦等也传播到了中原地区，而在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当中，工匠也结合了这些纹饰，装饰到了佛教的图案当中。
三、鲜卑风格
在北朝时，鲜卑统治者北方，除了北魏之外，还有席位、北周等政权，而在十六国时期还有前燕、西燕等政权。在敦煌石窟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拥有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征的人物形象，其都有鲜卑民族服饰的特点。
云冈石窟的开凿，正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下主持开凿的，其中很多的供养人形象都能看到鲜卑人的身影。第七窟以及第八窟当中的供养人头戴圆帽、腰束宽带，下穿小口裤，都是鲜卑民族的服饰特点，北魏时期，平城的鲜卑服饰沿袭了胡服传统，男女服饰基本相同。
参考文献：
[1]“佛教天地方寸中”——各国发行的佛教石窟艺术纪念邮品掠影（二）[J].法音，2016（08）.
[2]张甜颖.浅析我国南北佛教石窟的差异[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1（09）.
[3]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J].文物，2010（08）.
[4]王静.佛教石窟寺与陵藏[J].法音，2016（01）.
关键词：云冈石窟；造型；装饰风格；分析
在汉代的时候，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同盆地开始与西域进行了密切的联系，也是在这一时期，佛教进入我国。而北魏拓跋氏在平城定都之后，加快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更是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史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当时的历史。在《北史·魏本纪》曾经有过记载，太延元年“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而在大同也出土了牵骆驼的胡人陶俑、来自波斯的金银器、来自中亚的高脚杯等，都能够让我们看到当时文明的繁荣景象，而云冈石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而成的，可以说，云冈石窟的开凿，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也反映了当时的背景，让后人对当时历史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犍陀罗风格
在佛教诞生的初期，并不会特意的去修建佛像，后来修建佛像的风气逐渐的兴起，但是在当时修建的佛像一般都是印度风格，佛像的面貌大多将印度王族的面貌作为模本。由于受到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希腊艺术、罗马艺术等多种艺术传到了印度，这也形成了犍陀罗的佛教造像风格。在犍陀罗地区，艺术创作大多将佛教内容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而艺术创作手法也一般都采用希腊式，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采用浮雕的手法，人物是希腊人人中短、高额头等特征。如今，很多的考古工作者都在新疆地区发现了与犍陀罗艺术风格一致的佛教造像，这些都是佛教艺术随着文明交流而流经到我国西域的证明。在传入中国之后，犍陀罗艺术风格吸收了我国各地的艺术风格，由于北魏时期是佛教刚刚步入中国的时期，因此仍然有着比较浓厚的犍陀罗艺术痕迹，而这种艺术风格，在云冈石窟当中更是表现的十分明显。同时，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转变也在云冈石窟当中留下了很多痕迹。
云冈石窟第一期当中的“昙曜五窟”主尊雕凿的时候，风行了“太祖即当今如来，拜天子乃是礼佛”，这就使得主尊的面貌有着明显的中国化，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同样是在云冈石窟第一期当中，第十八窟当中依然有着很多尊犍陀罗式的弟子像，其面容依然是高鼻深目的形象，与汉人或者是鲜卑人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许是因为参与到雕凿的工匠当中有来自西域的工匠，现已无从考证。
在云冈石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纹饰也能够看到犍陀罗的因素，这些犍陀罗的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做是对希腊罗马风格的延续以及变形，例如以不等边四角形作为周饰的八角拱龛等，都是犍陀罗常见的装饰风格。
除此之外，在云冈石窟当中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忍冬纹，这样的雕刻与希腊伯里克里斯时代建造的雅典娜达标的列柱十分相似，同时期出土的还有精美的忍冬纹伎乐天人，与云冈石窟的第九窟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云冈石窟当中还有缠枝莲纹等多种卷草纹样，这些纹样大多数都呈现出了二方连续的方式，而在云冈石窟的第九窟以及第十窟当中，更是出现了十分丰富的卷草纹样，其密集程度十分惊人，不仅有前文提到的样式，还有很多许多前文没有提及的纹样。
二、波斯风格
在北魏时期，统治者对于外来文化十分包容也乐于接纳，这就使得北魏的都城平城成为了一座国际化都市，北魏都城平城的外来人口一度超过百万，在这众多的人口当中，有着很多来自中亚甚至西亚的商贾、僧侣等。在大同博物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玻璃器皿、波斯银币等等，这些都证明了当时平城与波斯文化的大量交流。
随着佛教的传入，狮子、大象等形象也相继的传入了我国，而在佛教故事当中也有着很多的狮子、大象的形象，在佛教当中，佛就被叫作人中狮子。云冈石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风华，现存的狮子形象多以圆雕狮子为主。
来自波斯地区的连珠纹在波斯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纹饰，现如今，我们已经在大量的考古当中发现了连珠纹，连珠纹不仅存在壁画当中，也在金属制品等多个领域得到了体现，由于佛教的传播经过了西域地区，因此连珠纹壁画、织锦等也传播到了中原地区，而在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当中，工匠也结合了这些纹饰，装饰到了佛教的图案当中。
三、鲜卑风格
在北朝时，鲜卑统治者北方，除了北魏之外，还有席位、北周等政权，而在十六国时期还有前燕、西燕等政权。在敦煌石窟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拥有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征的人物形象，其都有鲜卑民族服饰的特点。
云冈石窟的开凿，正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下主持开凿的，其中很多的供养人形象都能看到鲜卑人的身影。第七窟以及第八窟当中的供养人头戴圆帽、腰束宽带，下穿小口裤，都是鲜卑民族的服饰特点，北魏时期，平城的鲜卑服饰沿袭了胡服传统，男女服饰基本相同。
参考文献：
[1]“佛教天地方寸中”——各国发行的佛教石窟艺术纪念邮品掠影（二）[J].法音，2016（08）.
[2]张甜颖.浅析我国南北佛教石窟的差异[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1（09）.
[3]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J].文物，2010（08）.
[4]王静.佛教石窟寺与陵藏[J].法音，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