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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的增长率降低，但到底会多低呢？
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我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年到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我认为2014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要么财政上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不足，要么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和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但也不会比8%低太多。我认为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比较合适的区间是7%-7.5%。在此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我主要谈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
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800美元，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 4-5万美元比，我国的制造业和他们的制造业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我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000-1200美元，我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19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19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当我国有些劳动力密集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我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大量剩余的年轻的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而且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不仅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而且，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向非洲转移也会面临对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帮助企业界在非洲克服困难、把握商机。
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我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年到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我认为2014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要么财政上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不足，要么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和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但也不会比8%低太多。我认为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比较合适的区间是7%-7.5%。在此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我主要谈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
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800美元，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 4-5万美元比，我国的制造业和他们的制造业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我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000-1200美元，我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19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19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当我国有些劳动力密集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我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大量剩余的年轻的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而且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不仅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而且，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向非洲转移也会面临对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帮助企业界在非洲克服困难、把握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