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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十年风雨情》一书，章含之和乔冠华的一段忘年恋被传颂一时。然而章的前夫洪君彦认为她在此书中隐瞒了他们当年婚变的真相。2004年，洪在香港《明报》连载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披露他们离婚的实情。当时，章正病重住院，加上女儿洪晃请求，便中止了连载。2006年。在得到女儿的理解后，洪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澄清真相。2007年，《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在香港出版；2009年，《不堪回首一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在大陆出版。
犹忆两情相悦时
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当时，章穿一袭红旗袍，头发微卷，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道她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
圣诞舞会过后不久，章给我写了封信，当时我不太在意，也没有回信，后来听说章还因为我没回信而伤心落泪。有同学还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也有同学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最后。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打动，开始与她交往。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和章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变少了。次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不过，再幸福的爱河，也会出现几起不和谐的波澜。1955年春天，章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就问她：“我俩相处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是不是有了新对象?”她说没有。我接着问：“那是为什么?”她的理由是：她读的是外语学院，将来要从事外交工作，肯定有机会出国。而我只是个教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不可能出国。章说得轻巧，却不知我为这段情已经痴痴等了六年，我一时想不明白。之后，章老是找我谈分手的事，她甚至要求我在履历表上把章含之三个字从爱人关系一栏中删去……
让我意外的是，就在提出分手不久，章急忙到北大找我，哭着对我说：“我后悔和你分手，请原谅我的幼稚。”章真诚的眼泪软化了我，最终和她重归于好。
1957年，章大学毕业，我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婚礼。1961年7月19日，我们有了女儿妞妞，她就是今天的洪晃。从妞妞出生到“文革”前的那段时间里，虽然政治形势已十分严峻，但因为家庭和睦，使我忘却政治斗争的纷扰和工作中的烦恼。
双双陷入婚外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的时候，章也加入了这个队列，和她一同去的张某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他们要去的地方有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到了上海后，就住在我大姐洪君慧家。没过多久，大姐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当时大姐恨不得马上把此事告诉我，不过，大姐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最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
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当时我总以为章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章的手提包里翻出了一帧张某的照片，还有安全套。我和章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谈雪卿，年轻时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我想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
然而，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从那以后我们常常为这事争吵，这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里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1968年，北大校內两派斗争日趋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牛棚”里的那些时日，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无助和悲苦。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一天，“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应该是我的学生辈，但我没有教过她，她对我十分敬重。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并且很快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不久，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经常到宿舍探望我，我一时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
离婚激怒老丈人
1969年10月，我去了江西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夏天，我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当时，我的脸晒得漆黑，衣着邋遢，经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而章已是外语学院的“通天人物”。
1971年9月我再次回到北京时，章已经到了外交部工作。也就在这一年，章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第二年年底，章突然跟我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我爽快地答应了她。1973年2月，我和章一起去了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了离婚手续。
我们离婚那年，妞妞才十一岁，小学尚未毕业，章老已是九十二岁高龄，身体十分衰弱。离婚一事我不知如何对他们开口，而章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章早已通过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这样一来，女儿走了之后，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我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
我们离婚的事，章根本不敢当面对她的父亲说起，而要我转告给章老，我也迟迟没有去说。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
1973年7月1日，章老就在香港仙逝了。我与章离婚一事，也成了章老心中一直未打开的结。
犹忆两情相悦时
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当时，章穿一袭红旗袍，头发微卷，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道她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
圣诞舞会过后不久，章给我写了封信，当时我不太在意，也没有回信，后来听说章还因为我没回信而伤心落泪。有同学还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也有同学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最后。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打动，开始与她交往。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和章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变少了。次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不过，再幸福的爱河，也会出现几起不和谐的波澜。1955年春天，章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就问她：“我俩相处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是不是有了新对象?”她说没有。我接着问：“那是为什么?”她的理由是：她读的是外语学院，将来要从事外交工作，肯定有机会出国。而我只是个教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不可能出国。章说得轻巧，却不知我为这段情已经痴痴等了六年，我一时想不明白。之后，章老是找我谈分手的事，她甚至要求我在履历表上把章含之三个字从爱人关系一栏中删去……
让我意外的是，就在提出分手不久，章急忙到北大找我，哭着对我说：“我后悔和你分手，请原谅我的幼稚。”章真诚的眼泪软化了我，最终和她重归于好。
1957年，章大学毕业，我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婚礼。1961年7月19日，我们有了女儿妞妞，她就是今天的洪晃。从妞妞出生到“文革”前的那段时间里，虽然政治形势已十分严峻，但因为家庭和睦，使我忘却政治斗争的纷扰和工作中的烦恼。
双双陷入婚外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的时候，章也加入了这个队列，和她一同去的张某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他们要去的地方有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到了上海后，就住在我大姐洪君慧家。没过多久，大姐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当时大姐恨不得马上把此事告诉我，不过，大姐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最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
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当时我总以为章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章的手提包里翻出了一帧张某的照片，还有安全套。我和章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谈雪卿，年轻时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我想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
然而，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从那以后我们常常为这事争吵，这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里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1968年，北大校內两派斗争日趋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牛棚”里的那些时日，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无助和悲苦。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一天，“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应该是我的学生辈，但我没有教过她，她对我十分敬重。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并且很快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不久，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经常到宿舍探望我，我一时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
离婚激怒老丈人
1969年10月，我去了江西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夏天，我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当时，我的脸晒得漆黑，衣着邋遢，经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而章已是外语学院的“通天人物”。
1971年9月我再次回到北京时，章已经到了外交部工作。也就在这一年，章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第二年年底，章突然跟我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我爽快地答应了她。1973年2月，我和章一起去了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了离婚手续。
我们离婚那年，妞妞才十一岁，小学尚未毕业，章老已是九十二岁高龄，身体十分衰弱。离婚一事我不知如何对他们开口，而章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章早已通过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这样一来，女儿走了之后，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我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
我们离婚的事，章根本不敢当面对她的父亲说起，而要我转告给章老，我也迟迟没有去说。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
1973年7月1日，章老就在香港仙逝了。我与章离婚一事，也成了章老心中一直未打开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