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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1913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并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等。
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一些学术理论分别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和“钱伟长法”，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奖成果累累。20世纪60年代，他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之一。
同时，钱伟长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我国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他历任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1983年起，他以七旬高龄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20多年来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面临许多选择，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时刻通常都会以自身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然而有一个人，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的选择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人就是钱伟长。从那些难忘的回忆中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这样的选择，才成就了这位老人不平凡的一生。
记 者：采访之前我看了您的很多材料，对您有种感觉，就是您好像没有自我。
钱伟长：我不考虑自己，到现在也不考虑。我现在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
记 者：我也听说您在上海这边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钱伟长：没有自己的家，现在我住在学校。
记 者：我觉得这还不光是在利益上，您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您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是，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我就干，我是这样的人。
1956年的中国需要大批科学家参与一场前无古人的大事，这就是制定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规划，钱伟长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拟定了57项任务。这些任务中，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是由钱伟长、钱学森和钱三强三人极力主张的，当时的激烈争论钱伟长至今记忆犹新。
钱伟长：这个主张提出来以后，一批老先生都不同意，说我这数学、物理到哪儿去了？
记 者：您的专业也没提？
钱伟长：没提，我是国家需要什么搞什么。
记 者：您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整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怎么样发展。
钱伟长：对！这样一来呢，跟他们吵啊，这边有400多人呢！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一个是钱三强，搞原子弹的，一个是钱学森，搞航天的。
记 者：“三钱”就这么出来的。
钱伟长：他们两个人帮我谈判，吵了一年多，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记 者：当时您跟这400多位科学家争论的时候，应该说压力也非常大，因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
钱伟长：他们都是带头人，我怕得罪他们。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说真话。
没有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
所以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飞机大炮
1913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村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祖辈三代都是靠教书生活。在钱伟长16岁那年，家中一连串的不幸打乱了他的生活。他的父亲突然病逝，敬爱的四叔相继失去了妻子和唯一的儿子，从此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这位四叔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的钱穆。由于钱伟长经常伴随在钱穆左右，耳濡目染中，他的文史造诣远远高过同龄的孩子。
1931年夏，钱伟长从苏州中学毕业。正当他面临失学之际，上海经营味精厂的化学家吴蕴初设立了“清寒奖学金”，每年可有12个名额供品学兼优的青年上大学之用。这使钱伟长来到上海，他同时报考了北平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结果一连收到5份录取通知书。钱伟长理科成绩一般，但文史方面却非常优异，他的志向也在文科。那年考试，清华大学历史试卷是陈寅恪教授命题的，题目很偏，很多人束手无策，钱伟长却考了满分。就这样，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我的语文是很好的，假如重新考状元，我是要考中状元的。
记 者：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什么，您怎么答的吗？
钱伟长：语文题目叫《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0字，45分钟。他们那个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我的文章，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我100分。四叔后来看见了，批评我说：你年轻不要那么厉害。
记 者：他看您文章写得太好还批评您？
钱伟长：他批评我太骄傲。因为我看见人家没办法写，就自己一个人45分钟写了一篇赋，很得意，对不对？后来考历史我也得了满分，我的二十四史是能背的。
记 者：历史的题目是什么，您记得吗？
钱伟长：就是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题目，我考了100分，没有错！
记 者：那您当时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100分？
钱伟长：没有，好多人考零分，这样一个怪题目当然零分了。其他数、理、化、英文，我一共考了25分。
记 者：一共？那就是数、理、化、英文4门课分数都非常低？
钱伟长：很低。我的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我根本没学过，所以就没分。
记 者：当时很多人都认定，您肯定是要么上中文系，要么上历史系。
钱伟长：对啊，人家都等着我。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立刻作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要弃文从理。
记 者：为什么第二天您就改了志愿？
钱伟长：蒋介石叫张学良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你打不过的。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有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飞机大炮。有老同学说你进物理系吧，所以我坚决要进物理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怎么也不同意。有人告诉我去跟他泡。
记 者：软磨硬泡？
钱伟长：软磨硬泡，搞了一个礼拜。后来他没办法，说你那么坚决也可以，可是要有一个限制，一年级有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先让你试读，你要能考70分再收你。我当然也只能答应了。我先学了再说，对不对？
记 者：当时有没有担心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将来一旦学不好怎么办？
钱伟长：我这些都没有考虑。
记 者：那上学之后物理成绩怎么样？
钱伟长：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试一塌糊涂。
记 者：那您是不是很着急？
钱伟长：也不着急，我年纪轻啊。不过那时候我也有点害怕，学不好也不行啊，对不对？那我就拼命，拼命学。后来我在物理系待了四年，物理学得很好，变成全班最好的学生。
由于幼时家境清贫，钱伟长从小多病缺医，身体瘦弱，18岁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成为“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因此，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在接到钱伟长的转系申请时，除了认为他数理化成绩太差，还针对他身体单薄瘦弱的状况，善意地提醒他，物理系的课程很重，每届都有一半同学因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习负担而被迫转系。但钱伟长是一个倔强的青年，他决定了的事非要做到不可。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最后吴有训只得让步，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并要他同时加强体育锻炼。
那一年，钱伟长发愤苦读。起初，他像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的典籍。而吴有训教他，干任何事情都要得法，这个“法”很简单，就是要“理解”，切不要死记硬背，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完善的，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长学到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特点。一年过后，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数学、物理课程都超过了70分，从此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同时，在体育老师马约翰的悉心指导下，钱伟长的体育兴趣被大大地激发了。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使他从一个身高体重不达标、肺活量不足的体弱生，成长为身强体壮的校运动队队员，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当时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多年后钱伟长在《深切怀念我的老师马约翰》一文中激动地写道：“对我来说，这是生命史上的新篇章！”
我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够忠于美国呢！
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名，但是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与顾汉章合作的《北京大气电的测定》，是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从事科学研究的开端。后来他又读完了研究生的课程。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会公费留学生，就在临行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留学英国的计划也被迫中止。但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基金会再次为留学生们办好签证时，这群年轻人却把护照扔进了黄浦江中。
钱伟长：第二次是在年底，英国不能去了，但可以到加拿大去，因为英国很多皇家学会的会员都是很有名的教授，都逃难逃到加拿大去了。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我们，早上8点上船了，他就把护照给了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歇船三天，没事儿可以到横滨去玩玩。这个签证就是这样。
记 者：也就是说，护照上面有日本的签证，可以在日本玩三天。
钱伟长：可是日本那时候占领了中国，所以一看护照我们就不干了，敌国我们不能去，当场就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头了。那是很厉害的，21个人全下来了。
当他们把决定命运的留学护照扔进黄浦江的时候，这21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也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记 者：去加拿大读书，当时对你们的前途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钱伟长：是啊，但我们就是不能经过日本，我们不干。因为这是和我们打仗的国家，占领我们国家领土的，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儿去干什么？结果，那个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负责人是个英国人，他自己承认错了，说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记 者：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没有再让您经过日本。
钱伟长：第三次没有了。
1940年8月，钱穆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为钱伟长送行。钱伟长告诉四叔，他出国留学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俄国皇后号”邮船的甲板上，留学生们立下誓言，凡是他们出国留学的专业，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出去留学了。不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留学生的身影，钱伟长在这里主攻弹性力学。很快，他就和他的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收录在《冯·卡门教授六十岁祝寿纪念文集》里。钱伟长在论文里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那组方程式，后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2年钱伟长博士毕业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研究所和冯·卡门家里的学术讨论会，是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聚会，鼓励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这种风格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钱伟长在美国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1944年夏，由于在航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
钱伟长和林家翘、钱学森一道，为冯·卡门所看重，成为世界火箭、宇航工程的开拓者。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贡献。二战中法西斯德国野蛮轰炸英国，之后又以新制的V1、V2型火箭相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国军方将此事交给喷射推进研究所。钱伟长和林家翘等对此加以分析，发现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伦敦东区，这便证明德国火箭已采用了最大射程攻击伦敦。于是他们提出，只要在伦敦地面造成假象，好像市中心被多次击中，以蒙蔽德国飞弹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造成实质性破坏。英国军方采用了这项建议。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非常感激地说：“美国青年真厉害。”他不知道使伦敦市区免遭袭击的其实是中国青年。
1946年，钱伟长与导师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项较满意的弹性力学工作，是经典性的工作。然而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在同行们看来前途一片光明的钱伟长却突然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带着先进火箭、导弹制造技术和6年前出国留学时立下的誓言，以探亲为名悄悄地回到了祖国，并出现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上。
抛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和良好环境回国后，钱伟长一度生活十分困窘。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但仍不得温饱，最后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钱伟长：我是决心回国来培养更好的学生的，一般教授一星期上6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1948年钱学森归国探亲时，看我很可怜。我拿的工资15万金元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 者：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伟长：是很不错，拿到8万美金一年。美国那个喷射推进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
记 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已经很苦了，我工资很低啊！
记 者：所以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选择是：我还是回去吧。
钱伟长：到美国大使馆去申请护照，护照上面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美国大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说不行，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吧。
记 者：孔教？
钱伟长：我都填了，但最后一项我填不下去了。它说假如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忠于美国，结果就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 者：您当时填这个“NO”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他肯定不让您去了，是吧？
钱伟长：是，我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够忠于美国呢！
记 者：当时您毫不犹豫？
钱伟长：毫不犹豫，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回来就是为中国服务的。
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
1952年，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教育界开始全面照搬苏联模式，而欧美教育体制浸润培养的钱伟长，在各种场合对苏联教学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坦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了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等主张。
但是这些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代大潮相冲突，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为了回应各方的责难，1957年1月，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1957年6月，在大鸣大放中，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位民盟人士对当时的科学教育体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刊登了这些建议，即《对科学体制问题提出的几点建议》。这篇文章把这批耿直敢言的教授们逼进了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中，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被打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唯一幸运的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使他保留了教授资格。
钱伟长：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所以还给工资的。我这右派是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假如没有这个我就到北大荒去了。
记 者：也就是说，当时您还算是一个受优待的右派？
钱伟长：这是毛主席保的。
记 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您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钱伟长：很大变化，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
记 者：当时在学校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您在做些什么呢？
钱伟长：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当年中国跟苏联在珍宝岛打仗，我们的坦克顶多只能走几十公里，再远走不了。因为我们坦克的电瓶用铅酸电瓶，4个铅酸电瓶。坦克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力很大，4个铅酸电瓶只能启动15次，然后电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坦克打打停停是经常的事情。
记 者：那时您想到了要给坦克搞一个更有效的电池。
钱伟长：我们想法子自己做高能电池。
记 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您原来学的力学专业。
钱伟长：都不是。我就找化学系搞普通化学的教师，几个教师都同意跟我一起搞。
记 者：后来做的结果怎么样？
钱伟长：一样大的一个电瓶就足够2000回发动。我们把它放在汽车后头，就可以从清华大学开汽车到天安门再回来。它的能量很高，所以我们叫它高能电池。
记 者：您不担心做不成？
钱伟长：我不管，我什么都敢做。我这个人就是干一样学一项，所以我学的东西多。回国以后我干过十几桩事情，不同专业，所以有人叫我万能科学家。
记 者：万能科学家？
钱伟长：就是骂我嘛。
记 者：那您怎么反应呢？
钱伟长：我不理，你爱骂我就骂我，我还是坚持。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当“三钱”中的另外两位正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着贡献的时候，作为“大右派”的钱伟长也没有沉寂下去，他成了一名“地下科学家”，在之后的8年中无偿地为许多单位和个人提供技术咨询，化解了当时国内建设亟需解决的100多个技术难题。但是后来，这种校园里的地下科研活动也不得不被迫中止，1968年，这位已经55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钢，以炉前工的身份接受劳动改造。
钱伟长：炉前工很苦的，那个棒棒是52公斤，晓得吗？一般人拿不起来，我就拿不起来。那时我就想，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炉前工的棒棒拿起来。我是学力学的，我就想，把一头放在地下，一头拿起来，不是省了26公斤吗？
记 者：这时候力学的原理在这里用上了。
钱伟长：我把棒棒一头拿起来放在一个架子上，再到另一头去把它拿起来，这个高度跟炉子高度一样，就只需往前一捅，这不很省事吗？工人说很好，谁都没想到架子。好家伙，十个炉子三班倒，每个炉子前头做一个这个，大家都舒服。我变成一个发明家。
30多年过去了，许多和钱伟长一起工作过的首钢工人都已经退休，但是直到现在，钱伟长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段无法忘怀的记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的热处理车间，钱伟长的科学创造力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此外，他还和工人们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当时还有一批清华大学年轻的教师和钱伟长一起来到首钢，他们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的。那时作为右派的钱伟长已经不能再上讲台，但就在这个车间里，工人们却破了一次例，钱伟长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记 者：我听说有一段时间学校还让您到南方去参加劳动改造，结果首钢的工人把您留下了。
钱伟长：到江西鲤鱼州去。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病很厉害的地方，清华去了800人，北大去了800人，晓得吗？
记 者：当时首钢的工人是怎么留下您的？
钱伟长：首钢的工人好呀！他们说，你们不是说钱伟长没改造好不能回去啊，那我们就不放。因此我就没有去江西鲤鱼州。
我是爱国的，
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
1972年，尼克松来华访问。中美关系好转带来了两国交流的热潮。当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组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英、瑞典和加拿大四国，“三钱”之一的钱伟长被周恩来选入出访之列。但是代表团团长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钱伟长在出访的过程中有可能出逃国外，便以无法保证钱伟长回国为由拒绝让他参加代表团。见此情形，周恩来毅然换掉了代表团团长。尽管如此，直到出发的前一天，钱伟长还是没有得到出国访问的消息。
钱伟长：第二天早上8点半代表团就要走了，周恩来一问，说钱伟长还没来啊？后来周恩来火了，特地派秘书专门乘辆车到清华大学找我去。一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没办法了，说他现在在首钢劳动。周恩来的车子又直达首钢，我那时还是炉前工，就这样我穿着劳动服就去了。
记 者：您当时还穿着劳动服，这怎么出国啊？
钱伟长：周恩来妙得很，说这样吧，别的没有办法，我把几个秘书叫来。他有几个秘书，中间有个秘书穿的服装跟我尺寸差不多。他就让这个秘书脱下衣服给我穿。我穿着他秘书的衣服，后来发现还不行，为什么？鞋子很差。我的鞋子破，劳动人穿的鞋。周恩来一看，说我穿的鞋跟你差不多，你穿上试试。我穿他的鞋正好。后来周恩来说，我觉得还是不行，你这样，今天晚上就到我家去。我在他家洗了澡，吃了晚饭。
这一次我去那么多国家，不只是没有不回来，而且是立了功的。因为去的人很少英文像我这样，我的英语很好，什么问题都能讲。譬如在美国访问快结束的时候有个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你们中国最近有什么创造？他明知我们没什么创造。
记 者：故意难为你。
钱伟长：故意难为。后来我回答很好，这个在中国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我说一个国家不论怎么创造，能团结起来，什么事都能干的。像中国这样，这是我们对全世界的创造！我这一回答很多外国人都鼓掌，鼓掌很厉害。我到处都是这样对付的，我决不让外国人占便宜。我这人就是这样。
记 者：我看到有些报道说，很多科学家听了以后都落泪了。
钱伟长：是啊。我是爱国的，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团结起来，强大起来。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成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1983年的一天，已经70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国家教育部规定，超过60岁不允许再当校长。上海市副市长汪道涵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身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 者：所以您到现在还当着校长。
在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20多年的时间中，钱伟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使上海大学从一个原来只有800名学生的地方院校，发展为目前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在2003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然而已经94岁的老校长对此并不满足，他现在仍然致力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强调“我们的改革重点是拆四堵‘墙’，它们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在新著《论教育》一书中，钱伟长指出：“教育涉及面极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我们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自由度、更大的学习自主权，活跃学校的学术氛围，为培养无师自通的人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从壮士到暮年，钱伟长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的振兴必须依靠教育，而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有实践经验的人，是要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为了这个目标，他说这个校长他要一直做下去。
钱伟长在一生中涉猎了很多不同的专业和领域，做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颇有微词，说他是万能科学家，似乎并没有自己的专业。钱伟长本人倒是并不介意，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 汪文庆）
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一些学术理论分别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和“钱伟长法”，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奖成果累累。20世纪60年代，他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之一。
同时，钱伟长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我国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他历任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1983年起，他以七旬高龄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20多年来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面临许多选择，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时刻通常都会以自身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然而有一个人，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的选择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人就是钱伟长。从那些难忘的回忆中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这样的选择，才成就了这位老人不平凡的一生。
记 者：采访之前我看了您的很多材料，对您有种感觉，就是您好像没有自我。
钱伟长：我不考虑自己，到现在也不考虑。我现在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
记 者：我也听说您在上海这边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钱伟长：没有自己的家，现在我住在学校。
记 者：我觉得这还不光是在利益上，您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您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是，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我就干，我是这样的人。
1956年的中国需要大批科学家参与一场前无古人的大事，这就是制定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规划，钱伟长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拟定了57项任务。这些任务中，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是由钱伟长、钱学森和钱三强三人极力主张的，当时的激烈争论钱伟长至今记忆犹新。
钱伟长：这个主张提出来以后，一批老先生都不同意，说我这数学、物理到哪儿去了？
记 者：您的专业也没提？
钱伟长：没提，我是国家需要什么搞什么。
记 者：您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整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怎么样发展。
钱伟长：对！这样一来呢，跟他们吵啊，这边有400多人呢！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一个是钱三强，搞原子弹的，一个是钱学森，搞航天的。
记 者：“三钱”就这么出来的。
钱伟长：他们两个人帮我谈判，吵了一年多，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记 者：当时您跟这400多位科学家争论的时候，应该说压力也非常大，因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
钱伟长：他们都是带头人，我怕得罪他们。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说真话。
没有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
所以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飞机大炮
1913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村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祖辈三代都是靠教书生活。在钱伟长16岁那年，家中一连串的不幸打乱了他的生活。他的父亲突然病逝，敬爱的四叔相继失去了妻子和唯一的儿子，从此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这位四叔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的钱穆。由于钱伟长经常伴随在钱穆左右，耳濡目染中，他的文史造诣远远高过同龄的孩子。
1931年夏，钱伟长从苏州中学毕业。正当他面临失学之际，上海经营味精厂的化学家吴蕴初设立了“清寒奖学金”，每年可有12个名额供品学兼优的青年上大学之用。这使钱伟长来到上海，他同时报考了北平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结果一连收到5份录取通知书。钱伟长理科成绩一般，但文史方面却非常优异，他的志向也在文科。那年考试，清华大学历史试卷是陈寅恪教授命题的，题目很偏，很多人束手无策，钱伟长却考了满分。就这样，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我的语文是很好的，假如重新考状元，我是要考中状元的。
记 者：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什么，您怎么答的吗？
钱伟长：语文题目叫《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0字，45分钟。他们那个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我的文章，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我100分。四叔后来看见了，批评我说：你年轻不要那么厉害。
记 者：他看您文章写得太好还批评您？
钱伟长：他批评我太骄傲。因为我看见人家没办法写，就自己一个人45分钟写了一篇赋，很得意，对不对？后来考历史我也得了满分，我的二十四史是能背的。
记 者：历史的题目是什么，您记得吗？
钱伟长：就是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题目，我考了100分，没有错！
记 者：那您当时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100分？
钱伟长：没有，好多人考零分，这样一个怪题目当然零分了。其他数、理、化、英文，我一共考了25分。
记 者：一共？那就是数、理、化、英文4门课分数都非常低？
钱伟长：很低。我的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我根本没学过，所以就没分。
记 者：当时很多人都认定，您肯定是要么上中文系，要么上历史系。
钱伟长：对啊，人家都等着我。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立刻作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要弃文从理。
记 者：为什么第二天您就改了志愿？
钱伟长：蒋介石叫张学良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你打不过的。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有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飞机大炮。有老同学说你进物理系吧，所以我坚决要进物理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怎么也不同意。有人告诉我去跟他泡。
记 者：软磨硬泡？
钱伟长：软磨硬泡，搞了一个礼拜。后来他没办法，说你那么坚决也可以，可是要有一个限制，一年级有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先让你试读，你要能考70分再收你。我当然也只能答应了。我先学了再说，对不对？
记 者：当时有没有担心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将来一旦学不好怎么办？
钱伟长：我这些都没有考虑。
记 者：那上学之后物理成绩怎么样？
钱伟长：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试一塌糊涂。
记 者：那您是不是很着急？
钱伟长：也不着急，我年纪轻啊。不过那时候我也有点害怕，学不好也不行啊，对不对？那我就拼命，拼命学。后来我在物理系待了四年，物理学得很好，变成全班最好的学生。
由于幼时家境清贫，钱伟长从小多病缺医，身体瘦弱，18岁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成为“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因此，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在接到钱伟长的转系申请时，除了认为他数理化成绩太差，还针对他身体单薄瘦弱的状况，善意地提醒他，物理系的课程很重，每届都有一半同学因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习负担而被迫转系。但钱伟长是一个倔强的青年，他决定了的事非要做到不可。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最后吴有训只得让步，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并要他同时加强体育锻炼。
那一年，钱伟长发愤苦读。起初，他像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的典籍。而吴有训教他，干任何事情都要得法，这个“法”很简单，就是要“理解”，切不要死记硬背，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完善的，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长学到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特点。一年过后，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数学、物理课程都超过了70分，从此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同时，在体育老师马约翰的悉心指导下，钱伟长的体育兴趣被大大地激发了。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使他从一个身高体重不达标、肺活量不足的体弱生，成长为身强体壮的校运动队队员，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当时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多年后钱伟长在《深切怀念我的老师马约翰》一文中激动地写道：“对我来说，这是生命史上的新篇章！”
我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够忠于美国呢！
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名，但是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与顾汉章合作的《北京大气电的测定》，是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从事科学研究的开端。后来他又读完了研究生的课程。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会公费留学生，就在临行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留学英国的计划也被迫中止。但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基金会再次为留学生们办好签证时，这群年轻人却把护照扔进了黄浦江中。
钱伟长：第二次是在年底，英国不能去了，但可以到加拿大去，因为英国很多皇家学会的会员都是很有名的教授，都逃难逃到加拿大去了。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我们，早上8点上船了，他就把护照给了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歇船三天，没事儿可以到横滨去玩玩。这个签证就是这样。
记 者：也就是说，护照上面有日本的签证，可以在日本玩三天。
钱伟长：可是日本那时候占领了中国，所以一看护照我们就不干了，敌国我们不能去，当场就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头了。那是很厉害的，21个人全下来了。
当他们把决定命运的留学护照扔进黄浦江的时候，这21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也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记 者：去加拿大读书，当时对你们的前途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钱伟长：是啊，但我们就是不能经过日本，我们不干。因为这是和我们打仗的国家，占领我们国家领土的，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儿去干什么？结果，那个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负责人是个英国人，他自己承认错了，说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记 者：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没有再让您经过日本。
钱伟长：第三次没有了。
1940年8月，钱穆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为钱伟长送行。钱伟长告诉四叔，他出国留学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俄国皇后号”邮船的甲板上，留学生们立下誓言，凡是他们出国留学的专业，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出去留学了。不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留学生的身影，钱伟长在这里主攻弹性力学。很快，他就和他的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收录在《冯·卡门教授六十岁祝寿纪念文集》里。钱伟长在论文里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那组方程式，后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2年钱伟长博士毕业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研究所和冯·卡门家里的学术讨论会，是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聚会，鼓励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这种风格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钱伟长在美国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1944年夏，由于在航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
钱伟长和林家翘、钱学森一道，为冯·卡门所看重，成为世界火箭、宇航工程的开拓者。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贡献。二战中法西斯德国野蛮轰炸英国，之后又以新制的V1、V2型火箭相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国军方将此事交给喷射推进研究所。钱伟长和林家翘等对此加以分析，发现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伦敦东区，这便证明德国火箭已采用了最大射程攻击伦敦。于是他们提出，只要在伦敦地面造成假象，好像市中心被多次击中，以蒙蔽德国飞弹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造成实质性破坏。英国军方采用了这项建议。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非常感激地说：“美国青年真厉害。”他不知道使伦敦市区免遭袭击的其实是中国青年。
1946年，钱伟长与导师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项较满意的弹性力学工作，是经典性的工作。然而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在同行们看来前途一片光明的钱伟长却突然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带着先进火箭、导弹制造技术和6年前出国留学时立下的誓言，以探亲为名悄悄地回到了祖国，并出现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上。
抛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和良好环境回国后，钱伟长一度生活十分困窘。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但仍不得温饱，最后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钱伟长：我是决心回国来培养更好的学生的，一般教授一星期上6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1948年钱学森归国探亲时，看我很可怜。我拿的工资15万金元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 者：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伟长：是很不错，拿到8万美金一年。美国那个喷射推进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
记 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已经很苦了，我工资很低啊！
记 者：所以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选择是：我还是回去吧。
钱伟长：到美国大使馆去申请护照，护照上面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美国大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说不行，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吧。
记 者：孔教？
钱伟长：我都填了，但最后一项我填不下去了。它说假如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忠于美国，结果就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 者：您当时填这个“NO”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他肯定不让您去了，是吧？
钱伟长：是，我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够忠于美国呢！
记 者：当时您毫不犹豫？
钱伟长：毫不犹豫，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回来就是为中国服务的。
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
1952年，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教育界开始全面照搬苏联模式，而欧美教育体制浸润培养的钱伟长，在各种场合对苏联教学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坦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了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等主张。
但是这些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代大潮相冲突，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为了回应各方的责难，1957年1月，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1957年6月，在大鸣大放中，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位民盟人士对当时的科学教育体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刊登了这些建议，即《对科学体制问题提出的几点建议》。这篇文章把这批耿直敢言的教授们逼进了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中，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被打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唯一幸运的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使他保留了教授资格。
钱伟长：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所以还给工资的。我这右派是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假如没有这个我就到北大荒去了。
记 者：也就是说，当时您还算是一个受优待的右派？
钱伟长：这是毛主席保的。
记 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您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钱伟长：很大变化，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
记 者：当时在学校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您在做些什么呢？
钱伟长：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当年中国跟苏联在珍宝岛打仗，我们的坦克顶多只能走几十公里，再远走不了。因为我们坦克的电瓶用铅酸电瓶，4个铅酸电瓶。坦克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力很大，4个铅酸电瓶只能启动15次，然后电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坦克打打停停是经常的事情。
记 者：那时您想到了要给坦克搞一个更有效的电池。
钱伟长：我们想法子自己做高能电池。
记 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您原来学的力学专业。
钱伟长：都不是。我就找化学系搞普通化学的教师，几个教师都同意跟我一起搞。
记 者：后来做的结果怎么样？
钱伟长：一样大的一个电瓶就足够2000回发动。我们把它放在汽车后头，就可以从清华大学开汽车到天安门再回来。它的能量很高，所以我们叫它高能电池。
记 者：您不担心做不成？
钱伟长：我不管，我什么都敢做。我这个人就是干一样学一项，所以我学的东西多。回国以后我干过十几桩事情，不同专业，所以有人叫我万能科学家。
记 者：万能科学家？
钱伟长：就是骂我嘛。
记 者：那您怎么反应呢？
钱伟长：我不理，你爱骂我就骂我，我还是坚持。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当“三钱”中的另外两位正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着贡献的时候，作为“大右派”的钱伟长也没有沉寂下去，他成了一名“地下科学家”，在之后的8年中无偿地为许多单位和个人提供技术咨询，化解了当时国内建设亟需解决的100多个技术难题。但是后来，这种校园里的地下科研活动也不得不被迫中止，1968年，这位已经55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钢，以炉前工的身份接受劳动改造。
钱伟长：炉前工很苦的，那个棒棒是52公斤，晓得吗？一般人拿不起来，我就拿不起来。那时我就想，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炉前工的棒棒拿起来。我是学力学的，我就想，把一头放在地下，一头拿起来，不是省了26公斤吗？
记 者：这时候力学的原理在这里用上了。
钱伟长：我把棒棒一头拿起来放在一个架子上，再到另一头去把它拿起来，这个高度跟炉子高度一样，就只需往前一捅，这不很省事吗？工人说很好，谁都没想到架子。好家伙，十个炉子三班倒，每个炉子前头做一个这个，大家都舒服。我变成一个发明家。
30多年过去了，许多和钱伟长一起工作过的首钢工人都已经退休，但是直到现在，钱伟长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段无法忘怀的记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的热处理车间，钱伟长的科学创造力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此外，他还和工人们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当时还有一批清华大学年轻的教师和钱伟长一起来到首钢，他们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的。那时作为右派的钱伟长已经不能再上讲台，但就在这个车间里，工人们却破了一次例，钱伟长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记 者：我听说有一段时间学校还让您到南方去参加劳动改造，结果首钢的工人把您留下了。
钱伟长：到江西鲤鱼州去。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病很厉害的地方，清华去了800人，北大去了800人，晓得吗？
记 者：当时首钢的工人是怎么留下您的？
钱伟长：首钢的工人好呀！他们说，你们不是说钱伟长没改造好不能回去啊，那我们就不放。因此我就没有去江西鲤鱼州。
我是爱国的，
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
1972年，尼克松来华访问。中美关系好转带来了两国交流的热潮。当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组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英、瑞典和加拿大四国，“三钱”之一的钱伟长被周恩来选入出访之列。但是代表团团长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钱伟长在出访的过程中有可能出逃国外，便以无法保证钱伟长回国为由拒绝让他参加代表团。见此情形，周恩来毅然换掉了代表团团长。尽管如此，直到出发的前一天，钱伟长还是没有得到出国访问的消息。
钱伟长：第二天早上8点半代表团就要走了，周恩来一问，说钱伟长还没来啊？后来周恩来火了，特地派秘书专门乘辆车到清华大学找我去。一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没办法了，说他现在在首钢劳动。周恩来的车子又直达首钢，我那时还是炉前工，就这样我穿着劳动服就去了。
记 者：您当时还穿着劳动服，这怎么出国啊？
钱伟长：周恩来妙得很，说这样吧，别的没有办法，我把几个秘书叫来。他有几个秘书，中间有个秘书穿的服装跟我尺寸差不多。他就让这个秘书脱下衣服给我穿。我穿着他秘书的衣服，后来发现还不行，为什么？鞋子很差。我的鞋子破，劳动人穿的鞋。周恩来一看，说我穿的鞋跟你差不多，你穿上试试。我穿他的鞋正好。后来周恩来说，我觉得还是不行，你这样，今天晚上就到我家去。我在他家洗了澡，吃了晚饭。
这一次我去那么多国家，不只是没有不回来，而且是立了功的。因为去的人很少英文像我这样，我的英语很好，什么问题都能讲。譬如在美国访问快结束的时候有个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你们中国最近有什么创造？他明知我们没什么创造。
记 者：故意难为你。
钱伟长：故意难为。后来我回答很好，这个在中国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我说一个国家不论怎么创造，能团结起来，什么事都能干的。像中国这样，这是我们对全世界的创造！我这一回答很多外国人都鼓掌，鼓掌很厉害。我到处都是这样对付的，我决不让外国人占便宜。我这人就是这样。
记 者：我看到有些报道说，很多科学家听了以后都落泪了。
钱伟长：是啊。我是爱国的，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团结起来，强大起来。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成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1983年的一天，已经70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国家教育部规定，超过60岁不允许再当校长。上海市副市长汪道涵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身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 者：所以您到现在还当着校长。
在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20多年的时间中，钱伟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使上海大学从一个原来只有800名学生的地方院校，发展为目前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在2003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然而已经94岁的老校长对此并不满足，他现在仍然致力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强调“我们的改革重点是拆四堵‘墙’，它们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在新著《论教育》一书中，钱伟长指出：“教育涉及面极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我们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自由度、更大的学习自主权，活跃学校的学术氛围，为培养无师自通的人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从壮士到暮年，钱伟长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的振兴必须依靠教育，而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有实践经验的人，是要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为了这个目标，他说这个校长他要一直做下去。
钱伟长在一生中涉猎了很多不同的专业和领域，做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颇有微词，说他是万能科学家，似乎并没有自己的专业。钱伟长本人倒是并不介意，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