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这之前，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艰苦生活的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100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在我看来，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未免有失画家的职责。我把这套画带到香港，首先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得到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画展在半山腰的某教会会堂举行，以《重庆行》作标题，概括全部内容。等到交付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从而搁浅。幸而靠朋友藏好原稿，带到桂林，交还给我。
　　画展之后，我在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可能的话，就在东南亚放开我的视野，开拓我的新生活。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即遇日寇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嗖嗖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噼噼啪啪作响。过了一会儿，枪声渐远，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大家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和我们夫妇二人一起躲进树林的那一家农民，从家里捧来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请我们尝尝滋味。我们也就不客气，乐得暖暖肚子。谈到这场战争，我自命是老资格，告诉那农民这是日本人打香港，日本人来了，英国人就得走；我们是大陆来的，是日本的死对头，我们也得逃，但不知逃到哪里去。老乡说，山上有个山尾村，是我在沙田的房东的老家，不妨去躲一躲。我听了他的话，马上回沙田新居。房东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你走。他就带我们上山，一直走到了山尾村。想不到这个荒凉的小山上居然有田地，有村庄。我们安顿下来，庆幸有了藏身的地方，以后再慢慢想办法逃出去。
　　待了一段时间我们想，与其在山尾村每天提心吊胆，不如冒一次险，进市里去和朋友们取得联系，也好商量个逃离香港的办法。于是，向房东借了衣服、扁担、菜筐，乔装改扮成菜农，和老人的长子，即我在沙田的房东，一同出发，进九龙去卖菜。
　　房东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夫妇下得山来，老远看见日本骑兵拦住几个担菜的妇女，把菜抢去喂了马。我们立即绕道躲开，走上公路，向九龙方向前进。走不多远，遇到一支日本后撤陆军，他们一路走，一路让拉夫为他们肩负抢来的财物。我们三人走过时，正赶上他们就地休息，我们便成了他们现成的猎物。房东先被拉住，其次是我，女的不要。我示意爱莲担菜先走，在远处等我。我察言观色，这些日本兵是想把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的财物撂给我们代挑，我们若被拉走，不知到何时何地才能放我们回来。我便捧着肚子蹲在地上装病，执意不肯就范；同时示意房东，叫他撂下菜筐向前狂奔。日本兵想追又不敢远追，跑了没几步便折回来。此时带队的日本军官一声吆喝，两个兵只好拔脚归队。我乘势溜之大吉，还把房东撂下的菜也捡了，双挑在肩，赶去和爱莲及房东会合。大家捏着一把汗，直待日本兵走完，才又上路奔向九龙。
　　到了九龙，房东先领我们到他的一家小商号休息。吃过了饭，我便开始寻找熟人。第一家找的是一位姓黄的画友，他正在家。看我们这副打扮，知道是从乡下来，便问沙田情况如何。我把山尾村避难情况说了说，问香港那边怎么样，过得了海吗？他说现在局势开始稳定，港九已恢复交通，而且日军已在下令疏散人口，有机会离开香港了。他建议我们在他家住一晚，换换装，明天过海去。
　　这天下午我找机会看了看九龙街头的情况。店铺家家关门，街上满是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可见粮食很紧张，怪不得敌人要疏散人口。
　　次日上午我们夫妇二人换上了还算体面的服装，一同过了海。
　　港澳之间船行两小时即到。澳门表面上还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已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统治之下。我们从香港来的八个难民，打着回乡的旗号，领到回乡证，买到票，登上了班车。这班车是辆运货大卡车。上车前，由日寇特务机关把住关口，检查行李和证件。好不容易通过检查站，驶出澳门，进入中山县境，又是一道关口。那是敌军的岗哨，一个日本兵爬上车来东张西望，但只看了几眼，便叫放行，总算顺利通过。我们立刻意识到，已经在日寇占领区旅行，成了沦陷区的顺民了。
　　近午离开澳门，傍晚到达石岐，在石岐旅店安顿就绪，我拉了盛舜到街上看看。走到一处十字路口，远远看到一个敌军岗哨，行人走近，必须向他鞠躬行礼，才能通过。中山沦陷已有三年，老百姓对这种显示占领者威风的霸道行径无可奈何，只好人人鞠躬如仪。我们看了一会儿，一股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堵塞胸口，便扭转身返回旅店。
　　第二天一早，上了船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日本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那样子叫人气破肚皮，我们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作欢迎状，使人纳闷。好在事先乡长已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在日本兵眼中，我们是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我早已高高戴在胳肢窝下，日本兵搜查时，我两手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但日本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就被抢走了；另外，派克牌钢笔他们也要，皮鞋也要，女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刮，每人行李都减少了不少。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哪怕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刮完毕，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表示由衷的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前行几十步后，我们才喘了一口气。一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鹤山镇。
　　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我们的话很快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他们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还问我们和重庆的关系。我们照实说，他们不信，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他们一看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重庆证实我们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人。于是，我们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被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拖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我们八人，罗寄梅和徐迟一家在柳州和我们分手，赶赴重庆；我们夫妇和盛舜夫妇来到桂林，准备住一段时间再作打算。我在丽泽门里一家老宅中租到二楼一间卧室，与艺术馆的钢琴家石嗣芬为邻。不久之后，爱泼司坦和爱尔赛巧茉莱一对患难夫妻从香港的日本集中营逃出，也来到桂林，我招待他们住到堂屋后面一间小房里。我们三家合请了一个厨娘，小日子过得不错。
　　这期间，从香港走出来的朋友陆续来到。两月以后，香港和广州湾通航。桂林的人愈聚愈多，不到半年，形成了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1941年春到1942年秋在桂林住了一年半，画了一套（《逃出香港》的组画，共20多幅，连同那套《战时重庆》，在桂林开了个画展。1942年秋，我们离开桂林，走向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