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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从一产生就意味着它脱离不了世俗世界，到彼岸必须从此岸出发。而从此岸出发采取种种能够为世俗所接受的方式，来进行达到超越世俗的目的。这种世俗性是必不可少的。
道教既然是一种宗教，从一开始就免不了有它的世俗性。 然而道教也有它自身的特点，汤一介先生在《早期道教史》里面说道：“道教和其他宗教派别相比，从一开始就有显著的特点：一是，其他宗教大都要解释‘人死后如何’的问题，而道教所要求解决的却是‘人如何不死’（长生不死）;二是，道教一开始就有十分强烈干预政治的愿望，这点和印度佛教很不相同……道教一开始就把‘治身’与‘治国’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对于道教发展中的世俗性的探讨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治国”方面
1.政治理想世俗性。东汉中后期，朝政混乱，原有的天人感应包括以谶纬形式出现的儒家系统，已经无法有效地维持东汉统治，例如党锢之祸。“孔子为汉立法”遭到了怀疑。当时之士怀念前汉盛世，开始探索能否再恢复当时的思想——黄老之学。思辨之士开始玄学之风，形成所谓的新道家。而下层士民多从实践上探索，由此形成了道教。道教自来就有一种顽强的实践性格。不仅拿自己的肉体生命当赌注，而且要在社会政治上实现天下太平的主张。初创的道教——天师道和太平道，都是以《太平经》为本，试图建立一个道教的太平王国，所谓“天地人三者结合而致太平”，只是他们采取的方式各异而已。天师道在张道陵祖孙三代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朝廷力不能征。而太平道在张角三兄弟领导下，直接采取暴力形式，意图推翻腐朽的中央政权，实现天下太平，所谓替天行道。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道教这种欲道化天下而太平的思想并没有湮灭。西晋，巴蜀地区天师道教徒李特、李雄在教徒范文长的帮助下起义，并建立了成汉王朝。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甚得百姓拥护。史称其“简刑约法，甚有名称……其赋男丁每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与老子小国寡民之态，甚为相似。东晋时，四川广汉地区又爆发李弘、李金银为首的道教徒起义。而孙恩、卢循领导的以五斗米教徒为主的起义，最为声势浩大。我们可以看出以上的起义，大多是道教徒在被统治者沉重压制下被迫起义的。而自道教产生以后，中国的农民起义便由道教徒来领导，直到道教被改革成为官方宗教。由于张道陵仙逝后，天师道在全国地区传播开来，并且在不断地分化改造。多次的道教徒领导的农民起义，余威震于朝廷，使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道教，而道教经过屡次打击，也必须重新考虑出路，于是两者一拍即合。北方寇谦之将具有民间色彩的道教，一变而成官方的宗教。这样道教不得不从儒家那里汲取营养，为自身的发展制定某种科仪规范。寇谦之就曾向崔浩学习儒家经典。他将儒家的伦理纲常纳入道教，禁止利用天师道进行犯上作乱。他认为那些敢于犯上作乱者，都是惑民的愚人恶人。其实他也有深刻的苦衷，那就是天师道不能再和朝廷作无谓的流血抗争，欲保全天师道，欲使太平盛世能够实现，必须依靠朝廷，使皇帝贵族皈依道教，从而建立自上而下的国教。寇谦之改革后的北天师道，已将道教的政治理想定格下来，千年未曾变动。在中国，教权是小于或等于政权的，最大时就是政教合一，皇帝就是“当世如来”。
道教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王国，可以采取张道陵式的小国寡民方式，可以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与统治者合作的方式，方式不一，目的则一样。这是道教在政治理想方面表现出来的世俗性。
2.管理制度世俗性。道教在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同时，也通过吸收儒佛两家思想，加强了自身的制度化。一教不治，何以治天下？道教自五斗米教分散迁徙，太平道起义失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这样也导致了其分化，北方寇谦之整合成立了北天师道。在南方，经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努力，不仅整顿道教形成了官方道教南天师道，且对道教义理进行了必要的完善。例如道教的炼丹理论、与儒家入世伦理的调和、神仙谱系、诸神地位的安插。可以说，道教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基本格调。后来的发展都是在这种基调下更为充分地吸收儒佛思想，不断地丰富完善。
二、“治身”方面
道教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
1.从一开始少数人成仙到人人皆可成仙。作为道教来源之一的神仙家思想，也是向外去求长生不死之药的。葛洪说“仙可学致”，“我命在我不在天”，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修炼可以成仙。这为修炼成仙的泛化推广打下了理论基石。士大夫贵族一时竞效。到后来便发展成为人人皆可以成仙。普通人也可以成仙，这大大普及了道教成仙之基础。“一切万物悉有道性”，“一切万物，都有道祖灵性”，“万事万物莫不是仙，亦皆道气。”三教合一的全真道，更是用禅宗佛性论的方法来阐述道性。各人所具的本性，原是万能万得，与仙无异，只因为一念妄念，为妄念贪欲所蒙蔽，才轮入苦海。虽然如此，但我们的道性终无损灭，人人皆可得道成仙。 众生是未悟的仙，仙是已悟的众生。八仙过海的传说就是显现出八个普通人成仙的历程。从尊贵的国舅，到低贱的乞丐，从书生到妇女，三教九流不管身份高低，是男是女都可以成仙。
2.有真心信奉道教并希望成仙者，也有普通大众从功利的角度信奉者。葛洪就说过：“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死星者即是包括从功利信奉的人。宗教既然导人为善，必须先从俗而后导引。中国自古实用主义就很浓厚，只要有利于己但信不妨。所以人们把仙人有神化的倾向，到后来便神仙不分了。而道教为了劝善，也采用佛家的方便说。用世俗得不到的好处，来劝人们行善积德，用生前死后种种恶报来恐吓止恶。葛洪的“三尸说”，就是以利劝民为善。否则，“过大者夺人纪，过小者夺人算。” 《太上感应篇》中种种故事先例以及“承负说”，更是有这种倾向。所谓“承负”，是道教教理中非常有特色的思想。自己的善恶行为会受到报应，或报在自己今生，或报在子孙身上。而自己也是祖先善恶报应的承担者。《太平经》卷三十九载：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无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治，比连不乎，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
道教同时也给人们行善报以巨大的好处，积善到一定程度可登仙界。在那里长生不死，远离世间所有痛苦，有着永恒长久的欢乐。现实的痛苦逼得人们想象出一个完美的神仙世界，这也是道教作为宗教必不可少的彼岸世界。
这种神仙世界，是“治国”与“治身”的结合的最完美的地方。那里没有世俗的不平的，虽说也有等级，但那是按照道德修行排列的。人间不可自我决定的生身贵贱，在仙界里完全是自为的。也就是说，人可以重来一次由自己决定的生活。这也是“我命在我不在天”精神。这就是道教希望通过本有的世俗性，来达到超越世俗的宗教目的。
参考文献：
[1]《早期道教史》 汤一介 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6年版.
[2]《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南京：凤凰出版集团 1994年版.
[3]《太平经》 杨寄林 译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4]《道教文化概况》 于民雄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道教既然是一种宗教，从一开始就免不了有它的世俗性。 然而道教也有它自身的特点，汤一介先生在《早期道教史》里面说道：“道教和其他宗教派别相比，从一开始就有显著的特点：一是，其他宗教大都要解释‘人死后如何’的问题，而道教所要求解决的却是‘人如何不死’（长生不死）;二是，道教一开始就有十分强烈干预政治的愿望，这点和印度佛教很不相同……道教一开始就把‘治身’与‘治国’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对于道教发展中的世俗性的探讨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治国”方面
1.政治理想世俗性。东汉中后期，朝政混乱，原有的天人感应包括以谶纬形式出现的儒家系统，已经无法有效地维持东汉统治，例如党锢之祸。“孔子为汉立法”遭到了怀疑。当时之士怀念前汉盛世，开始探索能否再恢复当时的思想——黄老之学。思辨之士开始玄学之风，形成所谓的新道家。而下层士民多从实践上探索，由此形成了道教。道教自来就有一种顽强的实践性格。不仅拿自己的肉体生命当赌注，而且要在社会政治上实现天下太平的主张。初创的道教——天师道和太平道，都是以《太平经》为本，试图建立一个道教的太平王国，所谓“天地人三者结合而致太平”，只是他们采取的方式各异而已。天师道在张道陵祖孙三代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朝廷力不能征。而太平道在张角三兄弟领导下，直接采取暴力形式，意图推翻腐朽的中央政权，实现天下太平，所谓替天行道。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道教这种欲道化天下而太平的思想并没有湮灭。西晋，巴蜀地区天师道教徒李特、李雄在教徒范文长的帮助下起义，并建立了成汉王朝。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甚得百姓拥护。史称其“简刑约法，甚有名称……其赋男丁每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与老子小国寡民之态，甚为相似。东晋时，四川广汉地区又爆发李弘、李金银为首的道教徒起义。而孙恩、卢循领导的以五斗米教徒为主的起义，最为声势浩大。我们可以看出以上的起义，大多是道教徒在被统治者沉重压制下被迫起义的。而自道教产生以后，中国的农民起义便由道教徒来领导，直到道教被改革成为官方宗教。由于张道陵仙逝后，天师道在全国地区传播开来，并且在不断地分化改造。多次的道教徒领导的农民起义，余威震于朝廷，使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道教，而道教经过屡次打击，也必须重新考虑出路，于是两者一拍即合。北方寇谦之将具有民间色彩的道教，一变而成官方的宗教。这样道教不得不从儒家那里汲取营养，为自身的发展制定某种科仪规范。寇谦之就曾向崔浩学习儒家经典。他将儒家的伦理纲常纳入道教，禁止利用天师道进行犯上作乱。他认为那些敢于犯上作乱者，都是惑民的愚人恶人。其实他也有深刻的苦衷，那就是天师道不能再和朝廷作无谓的流血抗争，欲保全天师道，欲使太平盛世能够实现，必须依靠朝廷，使皇帝贵族皈依道教，从而建立自上而下的国教。寇谦之改革后的北天师道，已将道教的政治理想定格下来，千年未曾变动。在中国，教权是小于或等于政权的，最大时就是政教合一，皇帝就是“当世如来”。
道教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王国，可以采取张道陵式的小国寡民方式，可以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与统治者合作的方式，方式不一，目的则一样。这是道教在政治理想方面表现出来的世俗性。
2.管理制度世俗性。道教在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同时，也通过吸收儒佛两家思想，加强了自身的制度化。一教不治，何以治天下？道教自五斗米教分散迁徙，太平道起义失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这样也导致了其分化，北方寇谦之整合成立了北天师道。在南方，经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努力，不仅整顿道教形成了官方道教南天师道，且对道教义理进行了必要的完善。例如道教的炼丹理论、与儒家入世伦理的调和、神仙谱系、诸神地位的安插。可以说，道教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基本格调。后来的发展都是在这种基调下更为充分地吸收儒佛思想，不断地丰富完善。
二、“治身”方面
道教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
1.从一开始少数人成仙到人人皆可成仙。作为道教来源之一的神仙家思想，也是向外去求长生不死之药的。葛洪说“仙可学致”，“我命在我不在天”，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修炼可以成仙。这为修炼成仙的泛化推广打下了理论基石。士大夫贵族一时竞效。到后来便发展成为人人皆可以成仙。普通人也可以成仙，这大大普及了道教成仙之基础。“一切万物悉有道性”，“一切万物，都有道祖灵性”，“万事万物莫不是仙，亦皆道气。”三教合一的全真道，更是用禅宗佛性论的方法来阐述道性。各人所具的本性，原是万能万得，与仙无异，只因为一念妄念，为妄念贪欲所蒙蔽，才轮入苦海。虽然如此，但我们的道性终无损灭，人人皆可得道成仙。 众生是未悟的仙，仙是已悟的众生。八仙过海的传说就是显现出八个普通人成仙的历程。从尊贵的国舅，到低贱的乞丐，从书生到妇女，三教九流不管身份高低，是男是女都可以成仙。
2.有真心信奉道教并希望成仙者，也有普通大众从功利的角度信奉者。葛洪就说过：“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死星者即是包括从功利信奉的人。宗教既然导人为善，必须先从俗而后导引。中国自古实用主义就很浓厚，只要有利于己但信不妨。所以人们把仙人有神化的倾向，到后来便神仙不分了。而道教为了劝善，也采用佛家的方便说。用世俗得不到的好处，来劝人们行善积德，用生前死后种种恶报来恐吓止恶。葛洪的“三尸说”，就是以利劝民为善。否则，“过大者夺人纪，过小者夺人算。” 《太上感应篇》中种种故事先例以及“承负说”，更是有这种倾向。所谓“承负”，是道教教理中非常有特色的思想。自己的善恶行为会受到报应，或报在自己今生，或报在子孙身上。而自己也是祖先善恶报应的承担者。《太平经》卷三十九载：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无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治，比连不乎，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
道教同时也给人们行善报以巨大的好处，积善到一定程度可登仙界。在那里长生不死，远离世间所有痛苦，有着永恒长久的欢乐。现实的痛苦逼得人们想象出一个完美的神仙世界，这也是道教作为宗教必不可少的彼岸世界。
这种神仙世界，是“治国”与“治身”的结合的最完美的地方。那里没有世俗的不平的，虽说也有等级，但那是按照道德修行排列的。人间不可自我决定的生身贵贱，在仙界里完全是自为的。也就是说，人可以重来一次由自己决定的生活。这也是“我命在我不在天”精神。这就是道教希望通过本有的世俗性，来达到超越世俗的宗教目的。
参考文献：
[1]《早期道教史》 汤一介 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6年版.
[2]《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南京：凤凰出版集团 1994年版.
[3]《太平经》 杨寄林 译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4]《道教文化概况》 于民雄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