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于１８９４年，至今已１１０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认为其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组织，而是一个旨在传播奥林匹克思想、奥林匹克主义的机构和组织。所谓奥林匹克思想、奥林匹克主义，概括地说，就是主张通过体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途径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创建一个尊重人的尊严的社会，从而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
　　
　　插上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从历史看，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中国就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建立了某种联系。我们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１９３２年。当时我们仅派出了一个短跑运动员，经费还是由张学良将军捐助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曾在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４８年三次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中也曾有过三名中国委员，第一个是王正廷，他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代理总理等职；第二个是孔祥熙，国民党时期的财政部长；第三个是一位体育教授，叫董守义。尽管如此，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没有任何建树。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了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两个中国”阴谋、争取恢复合法权益和地位，我们进行了长达３０年的斗争。从１９４９年开始，一直到１９７９年。那个时候，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处于对抗时期。第二个时期从１９７９年至今，是一个全面参与、合作的时期。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我国对外关系的折射。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刚刚建立。当时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很快就面临１９５２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１５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苏联是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希望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能参加。苏联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并愿意为我们提供各方面援助和支持。于是，我们就开始同国际奥委会接触、交涉，并提出参会的要求。
　　当时的体育工作由团中央管辖，而外事方面的交涉都由外交部进行，因此中国第一次派出两位外交官代表（盛之白和谢启美）出席了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并阐述我们的立场。但是，国际奥委会借口中国“形势不明朗”，拒绝邀请我们参加此次奥运会。
　　芬兰是中国的建交国家，赫尔辛基市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组织委员会的主席。经过我们的要求和斗争，在芬兰和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两天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当时的通讯条件还很落后，当邀请信送到我们手上时，已经是开幕式当天了。
　　台湾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要求参加此次奥运会。他们的队伍当时就等在马尼拉，在闭幕前已经不可能赶到赫尔辛基了。而我们经过西伯利亚还有可能在闭幕前赶到，所以不会存在“两个中国”的问题。中央最后指示：在奥运会赛场上插上五星红旗就是胜利。于是，代表团仅仅准备了四五天时间就匆忙赶路了。
　　当时我在团中央，有幸作为翻译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当时乘坐的飞机非常小，只能白天飞，第一站连乌兰巴托都到不了，只能到中蒙边境的一个小地方。这样，断断续续经过五天的飞行我们才到达赫尔辛基，离闭幕只有四天了。我们派出了足球队、篮球队和一名游泳运动员。最后，只有游泳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是第一次在奥运会上留下了新中国的纪录，这名运动员就是印尼归侨吴传玉。
　　
　　最关键的是怎样处理台湾问题
　　
　　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推脱中国的承认问题尚未解决，直到１９５４年才以２３票对２１票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国的国家奥委会，这意味着不再承认台湾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然而，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从１９５２年已经变为美国人布伦戴奇。美国人执行的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他不能接受把台湾开除出去的决定，于是不经过全会任何讨论，一个人做主把所谓的“中华民国”保留在了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名单里。为抗议此举，我们不得不宣布退出１９５６年在墨尔本举行的奥运会，并在１９５８年８月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１９７１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毛主席开展“乒乓外交”，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年１０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开除了蒋介石集团。这在体育界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越来越强烈的呼声是：亚洲的体育不能没有中国，世界的体育不能没有中国。
　　我们从“另起炉灶”的阶段进入了在国际组织内部进行斗争、争取合法席位的阶段。尽管中国的合法席位在联合国得到了政治解决，但在体育界则常常是滞后的。在国际奥委会里阻力仍很大。转折的到来是在１９７９年。这年元旦，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一天，中美两国宣布建交。
　　在中央的指示下，我们相应调整了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组织中的策略，提出：台湾的组织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并且以与此相适应的名称保留在国际体育组织里。经过我们多次交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通过决议，承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会址在台北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不得使用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和歌，名称只能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就是说，我们代表的是全中国，台湾地区的奥委会只能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奥运会模式”。后来在一些非政府性国际组织里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回顾５０多年来我们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怎样处理台湾问题，这也是前３０年我们的关系相处困难的原因。后来我们找到了妥善解决的办法。现在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处于比较良好的合作状态。但是对台湾问题我们仍然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李登辉时期，他就不断搞小动作，企图派他们的高级官员参加１９９６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１９９４年李登辉还想参加广岛亚洲运动会，但都没有成功。２００４年，在刚刚举行的雅典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陈水扁的夫人想以团长的名义搞活动，最后也被我们阻止了。
　　我们现在仍然要保持警惕，因为有消息称，陈水扁想把“中国台北奥委会”改成“台湾奥委会”来配合他的“台独”活动。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如果他执意要这样做，面临的前景将是被国际奥委会撤销承认。因为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已经修改了章程。过去，允许地区性组织入会，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只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奥委会才有资格参加。所以，台湾如果想改名，面临的前景将是被除名。
　　
　　有人形象地形容北京首次申奥的形势，就像当年被八国联军围攻一样
　　
　　１９７９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确认。我国体育从此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从国内的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增，体育也获得了长足进步，有条件为国际体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申办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标志着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全面合作并为之做积极贡献的时期的开始。
　　早在１９０８年曾经有人问，中国何时能举办奥运会？我们何时派第一个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新中国成立后，在与国际奥委会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周总理与贺龙元帅（他当时主管体育，兼国家体委主任）就多次对我们讲：我们要有志气，我们自己就是个世界，有朝一日中国一定要举办世界性的运动会。当我们筹备第１１届亚运会的时候，邓小平在视察新建体育设施时说：“你们对申办奥运会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他虽然用提问的方式，但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应该下这个决心了。我们的亚运会准备工作是完全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现在我们的很多场馆、场地就是当年总理和贺老总留下来的。现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一大块地皮，就是筹办亚运会时预留的。
　　１９９１年２月底，中央正式批准北京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这是一届非常重要的奥运会。２０００年是世纪之交，又是千禧年，而且是龙年，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举办这届奥运会，因为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一开始北京并没有被看好，倒是悉尼和柏林的呼声很高。但后来经过艰苦工作我们的呼声反倒越来越高了。从奥运会的历史看，除了１９８０年苏联举办过奥运会以外，还没有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当过奥运会东道主；从国际形势看，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处于低潮。中国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影响尚未消除，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对我们的申办造成很多干扰，加之他们利用藏独分子、民运分子及所谓的人权组织在国际上反对北京的申办活动。１９９３年７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强烈反对让北京举办奥运会。欧洲议会在９月也通过了类似的决定。当时离最后表决只有一星期。与我们竞争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出面干预。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访美时说：“选择北京是一个政治性决定，国际奥委会应该脱离政治，不要选择北京，不要让政治压倒体育理想。”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说：“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当时西方舆论不断以人权、民主、西藏等问题对我们施加压力，有人形象地形容北京当时申奥的形势，就像当年被八国联军围攻一样。
　　
　　但也有积极的方面，像美国社会各界就专门成立了支持北京申奥的委员会。秘鲁有３３个议员联名写信给国际奥委会表示支持北京。好在国际奥委会标榜政治与体育无关，而且国际奥委会委员又是个人制，可以不受政府制约。因此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请进来，走出去”。当时国际奥委会一共有九十几位委员，我们请了七十多位委员来中国访问，让他们看看北京的实际情况。同时我们又通过驻外机构广泛与委员接触，奥申委的人员也采取“走出去”的方式，主动拜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两年多期间，我在拜访委员的过程中飞行了６４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１６圈。为了请一位委员吃一顿午饭，我们甚至专门飞一次巴黎，然后马上回来；我们还曾花一天半的时间到马尼拉跟委员吃一顿晚饭，再马上回来。这样密集的交往，加上多年来工作的基础，对争取各方支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的竞争对手看到北京势头日上，就使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３日表决之前他们使用了撒手锏：９月１６日，澳大利亚一家电视台发出消息，说北京奥申委的一个负责人表示，如果由于美国的政治干涉导致北京申奥失败，中国将抵制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抵制”在国际体育界是最敏感的问题。这条消息一发布，马上引起世界轰动。当时我正在开执委会。会议开始前萨马兰奇主席给我看一则电讯，他在“何”字旁画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我一看，就是这条所谓抵制的消息。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想法。于是我们立即告诉萨马兰奇主席，没有这样的事。他很帮忙，希望我在上午的执委会上公开声明中国对亚特兰大奥运会态度，并要我在当天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辟谣。我们足足花了三天时间才澄清“抵制”谣言，但我们上升的势头受到了影响。最后，９月２３日投票时，北京获得４３票，以两票之差与成功擦肩而过。
　　第一次申办没成功。但我从来不说我们“申办失败”，因为在面临外部巨大的压力而竞争对手甚强的情况下，我们仅差两票，基本上是势均力敌而不是失败。而且通过申奥，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也更加了解了世界，更加明白必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还应该肯定的是，我们这些年来在亚非拉国家中的朋友确实不少，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回国时，群众在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并打出了标语：“永远的北京，不远的奥运”。 　　
　　第二次申办历程
　　
　　１９９７年，萨马兰奇曾向李鹏总理提出北京能否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他希望在他２００１年主席任期结束前看到中国申办有结果。１９９７年上海举行第八届全国运动会时，他再次表示：“在我的任内（他是１９８０年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１９９６年奥林匹克运动会１００周年的时候没有回到它的故乡希腊，第二个是世纪之交、千禧年的奥运会没有授予中国。我们已经改正了第一个错误，２００４年奥运会交给了雅典。我希望在我的任内（他已宣布２００１年任满后不寻求连任）能够纠正第二个错误，由我宣布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经过多方面的论证后，中央批准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从此开始了北京第二次申办的历程。
　　这次总共有十个城市申办。亚洲有四个：北京、大阪、曼谷、吉隆坡；非洲有一个：开罗；美洲有两个：多伦多、哈瓦那；欧洲有法国的巴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次申办我们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这八年中，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政治上非常安定，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这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其次，北京是第二次申办。上次支持北京的，这次就更加积极。上次没有投支持票的委员，有些表示歉意，并愿做些补偿。第三个原因，从地理上讲，大家认为，２００４年奥运会是在欧洲的雅典，２００６年的都灵冬季奥运会也在欧洲，假如２００８年还在欧洲，就过于集中了。所以，按照国际奥委会不成文的传统，２００８年应该在欧洲以外举行。这样，多伦多和北京就最被看好。
　　这一次，申办又有了新规定，不允许委员访问申办城市，也不容许申办城市的人拜访委员，所以我们第一次申办中非常有力的武器“请进来、走出去”就不能用了。根据新情况，我们采取以下办法：第一，一定要把我们的申办报告起草好；第二，接待好评估委员会的来访；第三，加强对外宣传；第四，充分利用规则容许的条件。
　　这次申办期间，仍然有一些国家企图用政治问题给中国制造障碍，它们要求评估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考察候选城市时，除技术问题外，一定同时考察政治情况，包括人权情况。当时他顶不住压力，就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最终，执委会一致决定评估委员会评估时不涉及政治问题。
　　在接待评估委员会时，我们采取了务实态度，把北京的过去和将来、存在的问题（包括环境、交通等问题）、解决的措施都讲得非常务实客观，使评估委员们感到中国确实是一个诚信度非常高的国家，毫不掩饰存在的问题。评委中有的朋友临走前告诉我们：“评估委员会开会时说，北京是第一个被评估的城市，怎么看到现在，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好的东西啊？我们的评估报告不能只讲北京的好话呀！总得找点不好的地方，才能显得我们更客观全面些吧！”后来，他们说：“这次真的没有看到任何消极、负面的东西。只能在看了其他四个城市后，再回过头来看北京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在５月公布的对几个城市的评估报告中，他们专门对北京加了一句话：“北京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我们在评估报告出来的那一刻就知道：只要自己不犯错误，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走向胜利了。
　　所谓打擦边球就是指游戏规则里规定不能做的我们不做，没规定不能做的我们想办法去做。规定中没有说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不能访问委员。当时中国有三名委员，加上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四个人两个多月跑了六七十个国家，目的就是逐一落实委员的态度。对支持我们的委员，我们要求他们从第一轮开始就投票给北京，对于仍怀有疑问的委员，则有针对性地介绍我们的情况，解开他内心的疙瘩。我们知道，只有从感情和理性上都支持北京的委员，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别的申办城市拉过去的“铁”票。
　　我们还必须把工作做得细而又细。有一个国家的委员年纪比较大，记忆力有问题，我去拜访他，谈得很好。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肯定支持中国。晚上我与他们的秘书长吃饭，他说：“何先生，您一走，我们那位委员就问，刚才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是谁啊？”我们当然就不放心了，想办法让这位秘书长陪这位委员去莫斯科投票，一路上还要反复提醒他投北京的票。全会开会时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座位都是按资历排的，资格最老的坐在最前面，然后顺序按当选年份排下去。我们计算好这位委员当选的年份，弄清楚坐在他左、右的应该是哪位委员。我们请那位秘书长和坐在他两侧的委员届时提醒他不管哪一轮都按四（北京抽签的号码是四号）。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莫斯科时间下午六时，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１１２次全会上，北京以５６票的高票（多伦多２２票，巴黎１８票）获得２００８年第２９届奥运会的举办权。消息在瞬间传遍全世界。全国一片欢腾。申奥是一场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能在这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确实意义深远。大家回想一下，从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不断受屈辱、不断被外国入侵。１９４９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忧外患仍然不断。这次我们终于取得了这场令人备受鼓舞的胜利，不能不感到扬眉吐气。我想，那个夜晚将深深地印在我们整整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我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领域。我曾说过，北京奥运会应当是“三赢”的局面。第一赢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没有比在中国举办奥运会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奥林匹克的精神和理想了。第二赢是中国。奥运会不仅使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获得了强大的催化剂，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体育发展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将大大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
　　第三赢是世界。世界将通过奥运会在中国的举办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也会更了解世界，这无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在陈述时说：“不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个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的决定可以通过体育运动促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为全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