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9年10月1日1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解放军正准备进军大西南和海南岛，新疆方面，尽管由包尔汉和陶峙岳于1949年9月19日联名向毛泽东致电，并率部起义，但由于蒋介石策划的叛乱，使得进疆解放军不得不经历平叛与剿匪之战……
　　从成都地铁三号线春熙路站出来，向北望，就是太古里。“这里已经成为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的标识之一了！一众国际大牌在这里设店，而大慈寺等古建筑又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成都本地姑娘宝妮从事酒店销售工作，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在上海工作。毕竟十多年前，成都的高端酒店还不多。可自从2014年开始，成都的高端酒店多了起来。回到家乡看一看，我竟然发现这里的酒店行业非常红火。既能在家乡陪伴双亲，又能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加上收入总体上并不比上海少，我选择了回成都发展。”
　　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拥有极大魅力，这并不仅仅是宝妮的个人观感。在某“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连续四年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上，成都的位次逐年提高。2019年已经跃居首席。而居于第二名杭州之后的第三名重庆，和在榜单之上的长沙、昆明等城市，显示着中国大西南的经济活力。

　　“这几年，新一线城市人乐于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对城市的需求也变得多样化。”这份榜单的制作者如此评价上榜城市，并认为，这几座西南城市引领了一种宜居风尚。

　　开国大典后，邓小平全身心地投入到进军大西南的作战部署中。从仲秋到隆冬，1949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解放入城式。

　　回看70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际，大西南还没有解放。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后，邓小平积劳成疾，头痛病发作。中共中央批准他休养一个月。当年7月14日，邓小平夫妇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北平。他到达北平后的第3天，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向西南进军的指示。
　　此后，邓小平放弃休假，从北平到上海再到南京，投入到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工作之中。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统率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60万人。与此同时，邓小平赶往北平，准备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后，邓小平全身心地投入到进军大西南的作战部署中。从仲秋到隆冬，1949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解放入城式。此前，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12月10日，谭本良在贵州起义。
　　成都解放之后，1950年4月7日，西昌战役胜利结束，西康全境获得解放。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7、8月间，进藏部队先后从昌都等地出发，向拉萨进军。至12月，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成功地解放了中国的西南地区，更在于实现了中国大陆的解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如今，当国人在成都，在贵阳，在昆明，在拉萨，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同时还能够领略富有地方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时，回首解放大西南的时代，确实有许多值得回味之处。

进军路上听闻新中国成立

　　“特大喜讯！新中国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进的前、后两支梯队分别到达武汉和长沙。干部、战士们得到这一喜讯。之后，两支部队在湖南湘潭会师。与此同时，1524名干部从五兵团16军、17军抽调过来，加入西进支队。他们是为解放大西南后预备的转业地方的干部。
　　为了确保大西南解放后的管治顺利，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又抽调来106名干部，对外称二野西南服务团贵州支队。这106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贵州籍。

　　整个西南服务团的成员共计16000余人，从东北局、中原局、華东局抽调前往西南的南下干部则有6000多人。其中，从上海各高校抽调至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700多学生也成为西南服务团的一部分。1949年10月1日，他们和南京知识青年一起，在二野军官教导团带领下，组成西南服务团直属第四支队，前往川东。从南京下关站、浦口站开出的列车，途经徐州、郑州和武汉。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骚扰，火车大多是在夜晚开行。行车半天或者一天，方才停下来让大家烧开水喝。由于乘坐的是闷罐车或者敞篷车，解手成了大问题。许多队由于是男女混乘一个车厢，女同志只好用油布或者被单一围，解在脸盆里往车外倒。有一位名叫汪超的女同志，坐在车厢门口想透口气，结果在迷睡中被甩下了火车。她忍受着伤痛继续向前爬行，后被群众发现，才将之送到前站，被寻找她的同志接回归队。她向同志们说：“我就是爬也要赶上部队到西南去。”
　　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7军在湖南常德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要求各部队奔袭合围国民党军驻防大庸的宋希濂部123军，在10月16日前要全歼敌人于大庸城，为二野扫清进军大西南的障碍。此前，国民党“湘鄂川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还在做反攻解放军的春秋大梦。可随着他发现解放军已经如猛虎一般扑了过来，也就不得不命令部队继续西撤。 　　1949年9月底，邓小平从南京赶到了北平。9月30日15时，邓小平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场会议。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14时，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以及其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4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有力的进行曲震撼人心，30万群众游行队伍欢畅昂扬。这一天，邓小平还曾挥毫，为邯郸新落成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挥笔题词：“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人民英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路途并没有终止。1949年10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从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出发，乘火车南下。此前一天，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开拔，向西运动。解放大西南的战幕全面拉开……

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行进在公路上，士气异常高昂。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五兵团18军52师与四野38军114师走在同一条公路上，挤在一起，双方各自走成一行，并肩前进。”时任18军军长张国华将军之女张小康在《雪域长歌》一书中如此记叙。1949年11月1日，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式打响。38军114师配属到二野四兵团参站，一直打到滇南，然后回师湘西参加剿匪。而由杨勇率领的第五兵团从江西上饶先期秘密开进湘西、陈锡联第三兵团则由郑州悄悄南下直奔鄂西。其中，第五兵团的第10军又突然从湘西杀入贵州，击溃国民党何绍周第19兵团，使之放弃贵阳逃往川南，由此也堵上了四川几十万国民党军撤往云南之路。
　　对于蒋介石集团来说，大西南是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块落脚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一天，蒋介石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下榻处，最后时刻命令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放弃轰炸天安门广场。之后，他前往重庆。重庆，是其抗战时期据守西南的陪都。蒋介石希望重庆第二次充当陪都，来完成“反共复国”。然而，民心尽失的蒋介石其实内心也很清楚——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大概率是守不住的。于是，他又命令胡宗南部从陕南撤往成都。
　　果不其然，1949年11月30日凌晨，趁着解放军还在重庆外围，蒋介石匆忙上了飞机，逃亡成都。然而，成都更加守不住——解放大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行动，势如破竹一路解放了广元、平武、南充、绵阳等城市，逼近成都。蒋介石心腹胡宗南的所谓精锐，在解放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12月3日，蒋介石最后一次在大陆公开露面——在成都检阅黄埔军校学生。12月9日，非蒋嫡系的国民党四川高层刘文辉、邓锡侯等，在彭县龙兴寺通电起义。面对此等大势已去的局面，蒋介石还是逃命要紧——12月10日14时，在城北的凤凰山机场，他匆忙登机，飞往台湾。当时其专机“中美”号的机长衣复恩曾回忆那一天的蒋介石：“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这就是蒋介石最后一次告别祖国大陆。此后直到逝世，他都不曾回来。
　　毛泽东早已命令贺龙率十八兵团等十万大军由陕入川。几番恶战，直逼成都。12月27日，贺龙的司令部驻扎到了新都县桂湖公园。12月29日，成都市民看到了解放军。那是30余辆挂着红旗的大小车辆，载着先遣部队进入市区。督院街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解放军的红旗已经高高地挂在旗杆上随风飘扬。如今，从春熙路地铁站出来，沿红星路往南走200米，就是督院街。四川省人民政府仍在这里办公。

　　如今的成都驷马桥、簸箕街口，依稀还有旧时模样。当年12月30日，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首先进入这一带。

　　如今的成都驷马桥、簸箕街口，依稀还有旧时模样。当年12月30日，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首先进入这一带。200多个戴着白帽穿白衣的纱厂女工首先在这里欢迎解放军。“解放啦！解放啦！”女工们泪眼婆娑地高喊。
　　从12月30日上午9时一直到下午4时，解放军入城的各路行列一直在欢迎人群中缓缓移动。直到黄昏，千年古城的成都还在沸腾中。1950年元旦，贺龙在顺城街蓉光大戏院新年联欢会上，声音威武地说：“成都是解放战争中继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保存下来最无破坏、最完整的一座大城市，这是奇迹！”
　　此时此刻，邓小平、刘伯承在成都发出《对被困在云南的国民党军第八军、二十六军将士的忠告》，指出“西南数省已迅速解放。所有起义官兵，都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都在安安稳稳地欢度新年。茫茫大地，只有你们孤零零的两个军还没有找到归宿”。“摆在你们面前的光明大道只有一条，就是立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站到人民方面来”。但是，这两个军坚持反动立场，由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指挥，盘踞在滇南的开远、蒙自、建水一带，企图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不得不发动滇南战役，历时55天，歼敌3.1万余人，解放昆明。
　　由此，川、黔、滇、康四省全部解放——共歼灭国民党军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共计93万人，其中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70万余人和游杂武装20多万人。然而，这只是经略大西南的一个开始。邓小平晚年曾回忆：“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務。”邓小平总的评价是：“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此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如今，许多人仍将成都看作是进藏的第一站。街头也有许多与西藏有关的旅游用品商店。而宝妮的心愿，则是等川藏铁路通车后，从这条线坐着火车去拉萨。她感觉，川藏铁路一路美景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