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6日——距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只有40余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首届开学典礼宣告广播电视大学诞生。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做出的创办广播电视大学的决策，开启了国际上正在蓬勃兴起的开放大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35年来，开放大学通过广播电视大学及其开创性探索，显示了它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空间。将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置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及教育发展进程中，还有国际远程教育和开放大学发展进程中考察，应该是个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课题。不过，由于多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互作用，关于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的“历史记忆”，似乎有被淡化甚至湮没的可能。
　　教育部今年工作要点强调要“推动开放大学系统建设”，并明确提出“研究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转型升级实施方案”。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被认为标志着开放大学在中国进入新的阶段，试点的核心任务应该就是实现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战略转型。本刊卷首曾谈及，创造未来当以敬畏历史为逻辑起点。显然，如果对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缺乏真正了解，要想实现战略转型目标恐怕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可能不得不因此支付更多转型成本。其实，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的关系，试点启动时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试点出现的困难与这方面出现的某些误区和偏差或许有关。现在特别强调系统转型升级，可能体现出试点思路的相应调整。
　　本刊卷首数次提及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远程教育，并曾指出，对于研究者来说，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还是个有待发掘的宝库——以在特有国情条件下探索开放大学发展道路为主线，研究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上期发表的穆尔教授的文章《从无线电广播到虚拟大学：美国远程教育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穆尔在文中两次引用柏克的著名警示：“不懂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他认为，随着因特网通信技术的发展，因对远程教育历史的无知而造成的损失会是巨大的。穆尔还分析了许多现代研究者以及大多数决策者和管理者忽视历史的原因，并指出有些人是故意选择了忘记“后事之师”……
　　还有所谓“集体记忆”。通常认为，作为社会文化概念的“集体记忆”区别于个人记忆，由群体或社会中的人们所传承、共享，并指向某种文化认同与文化建构。35年来广播电视大学发展历程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为研究广播电视大学及其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本，尤其是丰富的历史细节，对于把握现在和开创未来，甚或对于开放大学文化的形成，可能也都会有无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各方面看来都有必要警惕和避免“失忆”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