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许多南苏丹人为了一份自决权而献出生命。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南北双方两度爆发战争，直到2011年才正式独立。对于南苏丹来说，在获得独立的兴奋退去后，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然而，得来不易的独立本身就是内战后的产物，因此战后重建就显得格外艰难。
　　令人压抑的现状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每个南苏丹人面临的挑战都相当巨大。苏丹和南苏丹有着长达1900公里的边界线，以前这里可以自由追逐牧场和水源，现在却陷入地理政治的僵局中。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怎样确定边界线、如何分配石油财富、如何分担国际贷款等，都可能再次点燃暴力冲突的战火。苏丹军队在争议地区阿卜耶伊的攻势诠释了该地区的形势是多么一触即发：苏丹政府拥有精良尖端武器，有能力在数天之内摧毁南部的丁卡-恩古克族大部分地区。超过10万人口被转移，这让国际观察员想起了那个名词“种族清洗”。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宣称要为国家而战斗的人正消磨时间，直到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
　　自从南北和平协议达成以后，南苏丹得到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些钱无异于杯水车薪。在这里，最漂亮的房子和政府大楼的数量并不多，大多数人住在泥棚子里，圆形的屋顶用稻草盖着，或者是一层的渣煤砖盖成的建筑，玻璃窗依旧是奢侈品。在该区为数不多的道路上，多是摩托车、出租车掀起红红的尘土，还有丰田越野车和轰隆的运货车经过。成群的牛羊沿着路吃草，行人也混迹其中。夜幕降临，路障在黑暗中布置到路上，由警察或疲惫的平民把守，枪声常常响起。医院诊所都很少，人们生病了，要走很多路才能到大城市看病。
　　政府大部分由反对派武装人士、叛变的政客等组成，很多人没有多少正式教育，更不用说什么建设民主国家的经验了。只有24%人口识字，妇女的识字率尤其低。出游很难，因为该地区平坦的路很少；在雨季，一些地方只有直升机才能到达。虽然每学期的学费不贵，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十几块钱，但大多数家庭还是承担不起，要依靠各类国际组织提供的人道援助才能上得起学。当地从事的都是传统的畜牧业，小孩稍微大一些，就会跟着父母一起去放牛。雨季他们基本上干不了活，必须要赶在旱季把工作都做完，因此在旱季基本上不会让小孩去上学。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南苏丹人力资源奇缺，技术性和管理性职位大多被乌干达、肯尼亚等国家的员工占领，未来国家发展令人担忧。特别是占国家收入98%的石油行业，严重缺乏技术人才。
　　纠结的归国者
　　尽管有100万左右的南方人留在了北方，但还是有不少在海外的原苏丹人选择了南苏丹。由于20世纪80年代那场内战，斯特拉跟着妈妈以及4个兄弟离开位于南苏丹的家，这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门，而逃亡的经历总是动荡不安，更像是一次探险。斯特拉一家在几年后得到美国的政治避难，她的大哥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到伊拉克服役，二哥在弗吉尼亚当警察。斯特拉走的时候才8岁，而现在她已经30岁了。
　　斯特拉在去年独立公投之前就返回了朱巴（南苏丹首都），她说她想念不肯离开家园的曾祖母。但是她回来后，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老人家的消息。这些归国一代与那些来自美国、欧洲的怀揣理想主义在异国工作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受探险精神和愿意提供帮助的心愿驱动，很少人受孩子或者贷款问题牵连负担。斯特拉说：“我享受我是美国人的事实，我熟悉的情况以及敏感性都是美国式的。但是我知道我能回到南苏丹，这也是我的家。我能够帮助它重建，因为我受到美国故事以及我们取得的成绩的鼓舞。”
　　人道主义工作者阿沃早在2005年就回到南苏丹的首都，当时她对自己在联合国的工作充满热情，这份工作让她能够在自己认为的故乡里生活。但阿沃很快对工作失去了幻想，她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没用的事儿，同时她对南苏丹基础设施和公民社会的缺乏很不满。令她失望的是，她连牙医都找不到。虽然在南苏丹生活，但只要她有机会出国，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去检查身体。
　　阿沃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随着当外交官的爸爸流离颠沛的，最终她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取得法学学位。她发现很难放下自己的根，虽然她只在朱巴生活了短短的6年。在阿沃看来，南苏丹很美丽，它是家园，但是它不容易实现。她坚信南苏丹独特的文化历史应该得以保护，形成有凝聚力的国家认同感，这给予她灵感，让她发起一个非营利项目。“寻根工程”发现并培训具有传统手工艺技能的女性，这项工作在战争中被忽视了很多年。在朱巴的小店里出售美丽的珠宝和手工艺品，为广大女性带来收益，她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脆弱的寡妇、单身母亲、前士兵或者内战受害者。
　　阿沃相信在未来五年内，南苏丹会发生很多变化。现在，无数在海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返回南苏丹，她希望更多人能决定加入到她们的行列，来帮助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如果我一直呆在美国，那么我父亲的名字也就消亡了。我觉得我回来能让这里有所不同，为了我年轻的兄弟们，也为了那些即将追随我而来的人们。”
　　那些吃苦的中国人
　　当巴卡尔还在读书的时候，一批中国医生来到南苏丹，用十几根银针治好了他的偏头痛。如今他已是一名将军了，但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投身非洲的中国医疗队。时隔40年，已近暮年的巴卡尔为治疗心血管疾病，又住进了中国人开的医院。
　　南苏丹议长瓦尼的哥哥半年前半信半疑地来这里就医，已被诊断需要截肢的他，经过中国医生为期一周的保守治疗后明显好转，痊愈后几次特意驱车前来道谢。名声就这样口口相传，这座有着两排整齐砖房的中国诊所，现已成为朱巴家喻户晓的救命地。南苏丹的建设，一开始就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庆典时用的观礼台，就是来自中国的中昊公司负责建造的。在朱巴起飞的跑道上，也必将留下中国人助飞的脚印。
　　南苏丹长达8个月的雨季，湿软的黑沙土，车轮一旦陷入水坑就要挖数个小时，刚前进几步又搁浅了。赶路时间大大延长，工人们不得不常常露宿荒郊野外，靠木炭勉强煮些米面。此外，基础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深入最底层的部落社区，当地人为争抢水源、牲畜牧场发生冲突，那里的人都是背着AK-47放牛。此前来勘探的美国、澳大利亚公司都因条件恶劣相继离开了。但中国公司就在深山密林、草原沟壑间，为散居的部落民众打了1000多眼水井。质朴的村民不善言辞，只固执地牵了头羊来，再穷一点的，就围着打井队员跳起部落的土著祈福舞。
　　今年2月13日，中国首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超计划进度完成了马普尔过渡营外围4.8公里路面开辟整治和12万平方米荒地的开垦平整压实工作，受到联合国南苏丹工程处主管帕特里克高度称赞。如今，南苏丹的建国大业已然完成，但苏丹、南苏丹的百年风云仍在继续，中国人与苏丹、南苏丹的故事也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