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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氏家族在香港扎根超过一个半世纪，曾经十分显赫，但到了第五代的周氏子孙，敌不过自然定律，逐渐由绚烂走向平淡。在深入分析前，让我们先大致勾勒第五代的一些特点：第一个较为突出的特质无疑是每房子女人数大幅减少。单以在前两期专栏中介绍过的周氏家族成员为例：周永泰育三子，其中的周少岐及周卓凡兄弟二人共有20子8女（包括早夭者）；至第三代周埈年、周锡年两人共有8子1女；接下来的一代，周湛霖及周启贤六名（堂）兄弟共生8子8女。显而易见，每房子女的数目不断减少，单以儿子论，第一代的3子，至第二代每房平均有10子，跌至第三代每房平均只有4子，到了第四代，各房更平均只育有1子，“人丁单薄”的情况十分明显，而且人丁的多寡，也与家族成就的起落轨迹相同。
要探讨家族和企业的兴衰，家族人力资本的强弱高低绝对是不容低估的核心因素 （郑宏泰、高皓，2017）。人力资本匮乏说明可以调动及为家业打拼的人手少了，家族或企业若碰到重大问题时，由于可运用的人力资源有限，应付起来便可能会左支右绌。此外，下一代成员减少也意味着能接班者的人选不多，若有人不幸去世或没兴趣接班，也就无法在子孙中另觅合适人选接替。如前文提及，周湛霖和周启贤英年早逝，周湛燊和周启邦无心接掌家族生意，这都是人力资本匮乏影响家族发展的鲜明例子。
虽然某些观点认为，子女数目减少可让培育的资源更为集中，子女能获得更多关爱，成长环境也更优质。但与此同时，没有或缺少兄弟姐妹，意味着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合作、妥协、竞争、待人接物等历练会大量减少。同时，由于培育资源太集中，“万千宠爱于一身”也容易滋生以自我为中心和娇生惯养等习气，削弱上进之心（郑宏泰，2015）。这些心态或意识？ 更确切地说是缺乏那份为了家族或个人奋斗的雄心？ 显然不利于家族和企业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子女数目减少是福是祸就如硬币的两面？ 子女众多难免人多口杂，容易导致争执冲突等问题，也会削弱家族资本的累积；同时却有“人多好办事”和分散风险等重大作用。因此，周家第四、五代人数减少，虽说产生了某些积极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冲击，削弱了家族成长的动力。从可持续发展与分散风险（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更是弊多于利。到了第五代，问题更浮出台面，他们没法像祖父辈那样发光发热，正是内部逻辑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风光不再，第五代发展之路多坎坷
回到周家第五代的讨论，我们将以周埈年两孙（周嘉豪、周嘉康）和周锡年两孙 （周国勋、周国丰）作为焦点。周埈年本有四名孙男，最理想的方法自然是全数介绍，可惜有关周嘉弘和周嘉碩二人的资料十分缺乏，实在无从说起，集中分析前述四人纯粹基于资料多寡考虑而已。从搜集的资料看，首先受到媒体关注的是最年幼的周嘉康，然后才是年纪较长的周嘉豪。
周嘉康&周嘉豪：跌宕起伏
由于周嘉康的名字未出现在周埈年的讣告上，所以估计他应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周湛煌的独子，自幼就受到父母的悉心栽培。周嘉康小学至中学的大部分时间，先后在汉基国际学校和香港国际学校渡过，后来留学美国，毕业于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拥有文学学士学位，兼修金融。此后，父亲周湛煌安排周嘉康进入宜进利集团，亲自传授经营之道。周湛煌显然认为让儿子尽早到公司学习，比把他送到一些投资银行或跨国大企业工作、积累经验的做法更可取。
周嘉康对父亲的为人和事业很欣赏，也乐于接受父亲的安排，为接班做准备。他在回应记者关于个人理想的问题时这样说：“我相信自己拥有香港人为生意而拼搏的精神特质，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成功的生意人，领导一班下属。”（《东方日报》，2003年11月23日）为了提升自己的学识和阅历，周嘉康抽时间修读了浸会大学的硕士学位，增长个人在行政管理和金融业务方面的知识。
可是，在周嘉康取得硕士学位后不久，宜进利集团便碰上巨大危机，最终清盘结业收场。周湛煌兵败如山倒，30岁出头的周嘉康也落入出生以来最大的逆境中，不但接掌家族企业的计划成为泡影，生活也发生巨大变化。从网络资料看来，周嘉康在宜进利倒闭后，仍留在商界不断努力，在2005至2017年间，至少创立了三家公司，业务包括钟表珠宝的销售、物业买卖及提供高尔夫训练服务等，都是走高端路线，相信这与他的生活及人脉圈子有关。
虽然受资料所限，周嘉康创立公司的业务表现和发展状况不得而知，但他经历了公司倒闭、父亲财务困境等一连串打击，却没有消沉下去，反而迅速再找商机，发展个人事业，这点和他曾提及的“香港人为生意而拼搏的精神特质”基本一致。可以这样说，周嘉康人生旅途虽遭遇挫折，但实为非战之罪，若能保持拼劲，不怕苦难，日后或可闯出人生的另一片天地，为父亲周湛煌争一口气，也有机会带领家族东山再起。
相对于周嘉康由“太子爷”突然变成“穷小子”，周嘉豪的人生经历则有另一番曲折辛酸。周嘉豪为周湛樵之子，生于1965年前后。在2013年，有媒体报道他和父亲被法院追债，控告书指周氏父子以罗便臣道的物业作按揭，却未能如期还款。5天后，周嘉豪再被另一家财务公司起诉，同样指控他以物业作抵押借款，逾期未还。2014年，周嘉豪再被财务公司“贴大字报”公开追债，这说明周嘉豪的财务问题应十分严重，财务公司更向媒体透露，周嘉豪父子欠款达1000万元 （《东方日报》，2013年3月21日） 。
有记者表示曾尝试联络周嘉豪未果，而从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在父亲严格管教下成长，并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曾在伦敦P&G（宝洁）集团工作。后来周嘉豪返港创业，经营建筑材料贸易生意，重点放在内地市场。可惜他因“不擅做生意而陷入困境”。如果这位“朋友”所言属实，周嘉豪可能因生意经营失利，然后四处借贷，最终陷入债务困境。
2014年11月，关于周嘉豪的新闻再次出现，又是他被告上法庭的消息。法庭资讯披露，周嘉豪被控以虚假文件，讹称获得埈玲有限公司授权抵押公司持有的物业，诈骗财务公司共1700万元。但埈玲有限公司主席周嘉弘 （周嘉豪堂兄）在法庭上作供时表示，他从未签发相关文件，而他得知此事后随即报警，事件性质也由原来债务问题的民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最后，周嘉豪罪名成立，被判入狱3年零4个半月 （《东方日报》，2014年11月14日）。 周湛樵在案件审结后曾接受媒体访问，从他的字里行间中可找到一些值得留意之处。首先，他对侄儿周嘉弘报警的做法显然颇有微词。事实上，周嘉豪欠债一事拖延甚久也未能解决，但所欠的金额却并非天文数字，周家应有足够的能力私下解决。但最后由于警方介入，不仅让周嘉豪身陷囹圄，整个家族也声誉受损。从事态发展轨迹可推断，周家第五代各房的感情并不深厚，甚至有各家自掃门前雪的感觉。
其次，周湛樵又指“名人之后的称号，多少给儿子带来包袱”（《东方日报》，2014年11月14日）。周埈年后人的身份让周嘉豪拥有不少优势，但肯定也承受了不少压力。当年伯父周湛霖突然去世，接掌家族事业的父亲周湛樵表现并不出色，而没被选上的叔父周湛煌却做出一番成绩，到底两房之间有没有因此暗生心结、相处时会不会互相较劲、私底下又如何评论对方？外人虽不得而知，但凭常理推断，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除非周嘉豪全无斗志只想守成，否则要做出成绩的压力显然更大了。
在周嘉豪出事时，周湛煌已生意失败，家族失去了财务支撑，可能令部分亲人对名下财产更为紧张，害怕损失更多。可以这样推断，要不是周湛煌失利在先，周嘉豪就算碰到财务困难，有强大的家族助力作后盾，应比较容易渡过难关，而其他家族成员相信也不会太计较，甚至做出一些会严重伤害亲人关系的决定。
周国勋&周国丰：福荫父辈
至于周锡年一脉的两位孙男，长孙周国勋为周启贤之子，生于1960年前后。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入读Wesleyan University，期间父亲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周国勋在取得经济学位后返港，开始参与家族的核心投资，并在各方邀请下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出任东华三院总理等。由此可见，尽管当时他已没有祖父辈为他牵针引线，但家族的名气和社会关系，仍对周国勋的事业发展、经营社会资本等具有重大作用。
周国勋较受社会关注的事业或举动是担任时进有限公司主席及经营名表生意等。资料显示，对名贵手表情有独钟的周国勋拥有多个国际知名高级手表如Franck Muller等的亚洲代理权，在行业内可谓无人不识。由于经营高档产品生意，加上自己来自名门世家，周国勋在上流社会甚为活跃，经常现身大小舞会等社交场合。
当时堂叔周湛煌的宜进利集团还是钟表界的翘楚，经营名表生意的周国勋与他属同行，虽没有任何公开的纪录，但按道理两叔侄应有相当紧密的互动和交流。而唯一一次显示二人有生意关联的是宜进利集团以天价收购先施表行时，周国勋正是该公司的副主席兼执行董事。不过，在那宗令周湛煌债台高筑的收购行动中，周国勋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有没有积极游说或拉拢？目前还没有足够资料可作探讨，有待日后再跟进。
当宜进利集团被债务压垮后，周国勋也无法独善其身。2009年，身为先施表行副主席的周国勋被指延迟披露与宜进利的交易，遭监管当局检控和罚款。到了2012年6月，先施表行停牌，周国勋辞任副主席职务及执行董事 （《经济通》，2012年6月18日），周国勋自此在商界和社会上甚少现身。
周锡年另一位孙男周国丰是周启邦独子，生于1985年。他高中时离港到英国留学，先后在白金汉大学及伦敦大学取得法律及法律硕士学位，返港取得大律师资格后，曾在父亲周启邦的律师楼短暂工作，后来被资深大律师清洪收为徒弟，发展动向吸引传媒目光 （《太阳报》，2006年1月25日）。周启邦被证实患上癌病后，周国丰为圆父亲的心愿，于2009年与女友黄泳霖结婚，2010年诞下长子周礼淳，让弥留之际的周启邦看到了孙辈延续。周礼淳出生四天后，周启邦与世长辞。
周启邦去世后，周国丰的生涯规划出现重大变化：他放弃了高薪的大律师工作，下海经商，以“富二代”的姿态进军商界 （谭淑美，2016），标榜“绅士”生活品味，以售卖高档货品为主，为那些能够一掷千金的富商巨贾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周国丰经常接受传媒访问，利用个人知名度为生意做宣传 （《东方日报》，2016年6月11日；谭淑美，2006；张嘉敏，2016）。
显然，担任大律师并非周国丰志向所在，只是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及要求，而从商才是他心中的理想职业，这点与一直不乐意从商的父亲刚好相反。其实，在华人社会，不少父母望子成龙，对子女有很高期望，也会积极帮助子女走上他们认为理想的人生之路。不过，若子女心中“另有所属”，为人父母者也只好放手，毕竟“勉强无幸福”，周启邦的例子是这样，周国丰的情况也如是。
一如大多数富商巨贾家族的后代子孙，周国勋和周国丰基本上过着衣食无忧的奢华生活。两人同样选择经商，所经营的同样是高档产品，主打生活享受，生意模式也都是将欧洲名牌产品引进香港；在个人生活方面，二人衣着皆一丝不苟，注重生活品味和享受，也活跃于上流社会。相对于周嘉豪和周嘉康两位堂兄弟，周国勋和周国丰两位堂兄弟的人生虽有小挫折，却没什么大风浪，而且能凭着祖父辈留下的巨大财富和福荫，享受人生，让很多人艳羡不已。
第六代前景难料
当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氏家族的第六代人已经出生，成为香港进入历史新阶段的见证者。由于出生于显赫世家，即使他们的物质基础不如祖父辈丰厚，也没有什么政治与社会能量，但仍能过着极为优裕的生活。当然，“十根手指有长短”，像周永泰这样枝叶繁盛的家族，难免也有部分家族成员富贵不再、返璞归真，生活与普罗市民无异了。
周氏第六代有的才刚踏入社会，发展事业或组织家庭；有的仍在襁褓之中，或正在学校念书。由于他们大部分仍相当年轻，尚没有大作为，因此关于这一代成员的资料十分缺乏，但在这里仍想简单作一点介绍，粗略地谈谈他们的发展状况，因为无论是从香港开埠至今近180年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还是从家族发展的角度，均能带来值得思考的问题，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
资料显示，作为周永泰家族第六代成员之一、周国勋的独女周颖诗生于1988年。中学时入读英国贵族女校The Cheltenham Ladies’College，后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主修Studio Art（《东方日报》，2007年10月12日）。据说，由于受母亲的艺术修养和品味的影响，她从小对艺术特别有兴趣，曾在访问中提及渴望能成为时装设计师，发展时装设计事业 （《星岛日报》，2009年7月12日）。2015年，她学成返港，随即投身艺术与时装设计行业。较令人意外的是，当现代人普遍选择晚婚之时，她却背道而行，于2016年与恋人Justin Kuok结婚 （《东方日报》，2016年11月7日）。
周颖诗人生进入新阶段时，周国丰之子周礼淳刚进小学，周礼熙还在幼稚园，其他周氏家族第六代也还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摸索前进。尽管他们的未来事业、道路和际遇仍是未知数，但不少人都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周家已难如祖辈般显赫风光。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呢？除受传统“富不过三代”的观念影响外，更因为家族有其生命周期，就如大自然花开花落般难以避免。不过，盛衰当中其实仍有不少变数，是人力可以挽回或改变的，不一定只能坐听天命。
要探讨家族和企业的兴衰，家族人力资本的强弱高低绝对是不容低估的核心因素 （郑宏泰、高皓，2017）。人力资本匮乏说明可以调动及为家业打拼的人手少了，家族或企业若碰到重大问题时，由于可运用的人力资源有限，应付起来便可能会左支右绌。此外，下一代成员减少也意味着能接班者的人选不多，若有人不幸去世或没兴趣接班，也就无法在子孙中另觅合适人选接替。如前文提及，周湛霖和周启贤英年早逝，周湛燊和周启邦无心接掌家族生意，这都是人力资本匮乏影响家族发展的鲜明例子。
虽然某些观点认为，子女数目减少可让培育的资源更为集中，子女能获得更多关爱，成长环境也更优质。但与此同时，没有或缺少兄弟姐妹，意味着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合作、妥协、竞争、待人接物等历练会大量减少。同时，由于培育资源太集中，“万千宠爱于一身”也容易滋生以自我为中心和娇生惯养等习气，削弱上进之心（郑宏泰，2015）。这些心态或意识？ 更确切地说是缺乏那份为了家族或个人奋斗的雄心？ 显然不利于家族和企业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子女数目减少是福是祸就如硬币的两面？ 子女众多难免人多口杂，容易导致争执冲突等问题，也会削弱家族资本的累积；同时却有“人多好办事”和分散风险等重大作用。因此，周家第四、五代人数减少，虽说产生了某些积极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冲击，削弱了家族成长的动力。从可持续发展与分散风险（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更是弊多于利。到了第五代，问题更浮出台面，他们没法像祖父辈那样发光发热，正是内部逻辑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风光不再，第五代发展之路多坎坷
回到周家第五代的讨论，我们将以周埈年两孙（周嘉豪、周嘉康）和周锡年两孙 （周国勋、周国丰）作为焦点。周埈年本有四名孙男，最理想的方法自然是全数介绍，可惜有关周嘉弘和周嘉碩二人的资料十分缺乏，实在无从说起，集中分析前述四人纯粹基于资料多寡考虑而已。从搜集的资料看，首先受到媒体关注的是最年幼的周嘉康，然后才是年纪较长的周嘉豪。
周嘉康&周嘉豪：跌宕起伏
由于周嘉康的名字未出现在周埈年的讣告上，所以估计他应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周湛煌的独子，自幼就受到父母的悉心栽培。周嘉康小学至中学的大部分时间，先后在汉基国际学校和香港国际学校渡过，后来留学美国，毕业于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拥有文学学士学位，兼修金融。此后，父亲周湛煌安排周嘉康进入宜进利集团，亲自传授经营之道。周湛煌显然认为让儿子尽早到公司学习，比把他送到一些投资银行或跨国大企业工作、积累经验的做法更可取。
周嘉康对父亲的为人和事业很欣赏，也乐于接受父亲的安排，为接班做准备。他在回应记者关于个人理想的问题时这样说：“我相信自己拥有香港人为生意而拼搏的精神特质，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成功的生意人，领导一班下属。”（《东方日报》，2003年11月23日）为了提升自己的学识和阅历，周嘉康抽时间修读了浸会大学的硕士学位，增长个人在行政管理和金融业务方面的知识。
可是，在周嘉康取得硕士学位后不久，宜进利集团便碰上巨大危机，最终清盘结业收场。周湛煌兵败如山倒，30岁出头的周嘉康也落入出生以来最大的逆境中，不但接掌家族企业的计划成为泡影，生活也发生巨大变化。从网络资料看来，周嘉康在宜进利倒闭后，仍留在商界不断努力，在2005至2017年间，至少创立了三家公司，业务包括钟表珠宝的销售、物业买卖及提供高尔夫训练服务等，都是走高端路线，相信这与他的生活及人脉圈子有关。
虽然受资料所限，周嘉康创立公司的业务表现和发展状况不得而知，但他经历了公司倒闭、父亲财务困境等一连串打击，却没有消沉下去，反而迅速再找商机，发展个人事业，这点和他曾提及的“香港人为生意而拼搏的精神特质”基本一致。可以这样说，周嘉康人生旅途虽遭遇挫折，但实为非战之罪，若能保持拼劲，不怕苦难，日后或可闯出人生的另一片天地，为父亲周湛煌争一口气，也有机会带领家族东山再起。
相对于周嘉康由“太子爷”突然变成“穷小子”，周嘉豪的人生经历则有另一番曲折辛酸。周嘉豪为周湛樵之子，生于1965年前后。在2013年，有媒体报道他和父亲被法院追债，控告书指周氏父子以罗便臣道的物业作按揭，却未能如期还款。5天后，周嘉豪再被另一家财务公司起诉，同样指控他以物业作抵押借款，逾期未还。2014年，周嘉豪再被财务公司“贴大字报”公开追债，这说明周嘉豪的财务问题应十分严重，财务公司更向媒体透露，周嘉豪父子欠款达1000万元 （《东方日报》，2013年3月21日） 。
有记者表示曾尝试联络周嘉豪未果，而从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在父亲严格管教下成长，并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曾在伦敦P&G（宝洁）集团工作。后来周嘉豪返港创业，经营建筑材料贸易生意，重点放在内地市场。可惜他因“不擅做生意而陷入困境”。如果这位“朋友”所言属实，周嘉豪可能因生意经营失利，然后四处借贷，最终陷入债务困境。
2014年11月，关于周嘉豪的新闻再次出现，又是他被告上法庭的消息。法庭资讯披露，周嘉豪被控以虚假文件，讹称获得埈玲有限公司授权抵押公司持有的物业，诈骗财务公司共1700万元。但埈玲有限公司主席周嘉弘 （周嘉豪堂兄）在法庭上作供时表示，他从未签发相关文件，而他得知此事后随即报警，事件性质也由原来债务问题的民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最后，周嘉豪罪名成立，被判入狱3年零4个半月 （《东方日报》，2014年11月14日）。 周湛樵在案件审结后曾接受媒体访问，从他的字里行间中可找到一些值得留意之处。首先，他对侄儿周嘉弘报警的做法显然颇有微词。事实上，周嘉豪欠债一事拖延甚久也未能解决，但所欠的金额却并非天文数字，周家应有足够的能力私下解决。但最后由于警方介入，不仅让周嘉豪身陷囹圄，整个家族也声誉受损。从事态发展轨迹可推断，周家第五代各房的感情并不深厚，甚至有各家自掃门前雪的感觉。
其次，周湛樵又指“名人之后的称号，多少给儿子带来包袱”（《东方日报》，2014年11月14日）。周埈年后人的身份让周嘉豪拥有不少优势，但肯定也承受了不少压力。当年伯父周湛霖突然去世，接掌家族事业的父亲周湛樵表现并不出色，而没被选上的叔父周湛煌却做出一番成绩，到底两房之间有没有因此暗生心结、相处时会不会互相较劲、私底下又如何评论对方？外人虽不得而知，但凭常理推断，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除非周嘉豪全无斗志只想守成，否则要做出成绩的压力显然更大了。
在周嘉豪出事时，周湛煌已生意失败，家族失去了财务支撑，可能令部分亲人对名下财产更为紧张，害怕损失更多。可以这样推断，要不是周湛煌失利在先，周嘉豪就算碰到财务困难，有强大的家族助力作后盾，应比较容易渡过难关，而其他家族成员相信也不会太计较，甚至做出一些会严重伤害亲人关系的决定。
周国勋&周国丰：福荫父辈
至于周锡年一脉的两位孙男，长孙周国勋为周启贤之子，生于1960年前后。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入读Wesleyan University，期间父亲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周国勋在取得经济学位后返港，开始参与家族的核心投资，并在各方邀请下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出任东华三院总理等。由此可见，尽管当时他已没有祖父辈为他牵针引线，但家族的名气和社会关系，仍对周国勋的事业发展、经营社会资本等具有重大作用。
周国勋较受社会关注的事业或举动是担任时进有限公司主席及经营名表生意等。资料显示，对名贵手表情有独钟的周国勋拥有多个国际知名高级手表如Franck Muller等的亚洲代理权，在行业内可谓无人不识。由于经营高档产品生意，加上自己来自名门世家，周国勋在上流社会甚为活跃，经常现身大小舞会等社交场合。
当时堂叔周湛煌的宜进利集团还是钟表界的翘楚，经营名表生意的周国勋与他属同行，虽没有任何公开的纪录，但按道理两叔侄应有相当紧密的互动和交流。而唯一一次显示二人有生意关联的是宜进利集团以天价收购先施表行时，周国勋正是该公司的副主席兼执行董事。不过，在那宗令周湛煌债台高筑的收购行动中，周国勋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有没有积极游说或拉拢？目前还没有足够资料可作探讨，有待日后再跟进。
当宜进利集团被债务压垮后，周国勋也无法独善其身。2009年，身为先施表行副主席的周国勋被指延迟披露与宜进利的交易，遭监管当局检控和罚款。到了2012年6月，先施表行停牌，周国勋辞任副主席职务及执行董事 （《经济通》，2012年6月18日），周国勋自此在商界和社会上甚少现身。
周锡年另一位孙男周国丰是周启邦独子，生于1985年。他高中时离港到英国留学，先后在白金汉大学及伦敦大学取得法律及法律硕士学位，返港取得大律师资格后，曾在父亲周启邦的律师楼短暂工作，后来被资深大律师清洪收为徒弟，发展动向吸引传媒目光 （《太阳报》，2006年1月25日）。周启邦被证实患上癌病后，周国丰为圆父亲的心愿，于2009年与女友黄泳霖结婚，2010年诞下长子周礼淳，让弥留之际的周启邦看到了孙辈延续。周礼淳出生四天后，周启邦与世长辞。
周启邦去世后，周国丰的生涯规划出现重大变化：他放弃了高薪的大律师工作，下海经商，以“富二代”的姿态进军商界 （谭淑美，2016），标榜“绅士”生活品味，以售卖高档货品为主，为那些能够一掷千金的富商巨贾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周国丰经常接受传媒访问，利用个人知名度为生意做宣传 （《东方日报》，2016年6月11日；谭淑美，2006；张嘉敏，2016）。
显然，担任大律师并非周国丰志向所在，只是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及要求，而从商才是他心中的理想职业，这点与一直不乐意从商的父亲刚好相反。其实，在华人社会，不少父母望子成龙，对子女有很高期望，也会积极帮助子女走上他们认为理想的人生之路。不过，若子女心中“另有所属”，为人父母者也只好放手，毕竟“勉强无幸福”，周启邦的例子是这样，周国丰的情况也如是。
一如大多数富商巨贾家族的后代子孙，周国勋和周国丰基本上过着衣食无忧的奢华生活。两人同样选择经商，所经营的同样是高档产品，主打生活享受，生意模式也都是将欧洲名牌产品引进香港；在个人生活方面，二人衣着皆一丝不苟，注重生活品味和享受，也活跃于上流社会。相对于周嘉豪和周嘉康两位堂兄弟，周国勋和周国丰两位堂兄弟的人生虽有小挫折，却没什么大风浪，而且能凭着祖父辈留下的巨大财富和福荫，享受人生，让很多人艳羡不已。
第六代前景难料
当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氏家族的第六代人已经出生，成为香港进入历史新阶段的见证者。由于出生于显赫世家，即使他们的物质基础不如祖父辈丰厚，也没有什么政治与社会能量，但仍能过着极为优裕的生活。当然，“十根手指有长短”，像周永泰这样枝叶繁盛的家族，难免也有部分家族成员富贵不再、返璞归真，生活与普罗市民无异了。
周氏第六代有的才刚踏入社会，发展事业或组织家庭；有的仍在襁褓之中，或正在学校念书。由于他们大部分仍相当年轻，尚没有大作为，因此关于这一代成员的资料十分缺乏，但在这里仍想简单作一点介绍，粗略地谈谈他们的发展状况，因为无论是从香港开埠至今近180年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还是从家族发展的角度，均能带来值得思考的问题，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
资料显示，作为周永泰家族第六代成员之一、周国勋的独女周颖诗生于1988年。中学时入读英国贵族女校The Cheltenham Ladies’College，后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主修Studio Art（《东方日报》，2007年10月12日）。据说，由于受母亲的艺术修养和品味的影响，她从小对艺术特别有兴趣，曾在访问中提及渴望能成为时装设计师，发展时装设计事业 （《星岛日报》，2009年7月12日）。2015年，她学成返港，随即投身艺术与时装设计行业。较令人意外的是，当现代人普遍选择晚婚之时，她却背道而行，于2016年与恋人Justin Kuok结婚 （《东方日报》，2016年11月7日）。
周颖诗人生进入新阶段时，周国丰之子周礼淳刚进小学，周礼熙还在幼稚园，其他周氏家族第六代也还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摸索前进。尽管他们的未来事业、道路和际遇仍是未知数，但不少人都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周家已难如祖辈般显赫风光。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呢？除受传统“富不过三代”的观念影响外，更因为家族有其生命周期，就如大自然花开花落般难以避免。不过，盛衰当中其实仍有不少变数，是人力可以挽回或改变的，不一定只能坐听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