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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民主协商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置身民主协商的第一线，勤于协商，善于协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协商，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无处不在，小到家庭琐事、大到国际关系都须臾不能离开。在政治领域、社会治理体系中，协商是民主的实践，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催生民主、推进民主，也彰显民主，因此我们常习惯称之为民主协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周恩来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民主协商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置身民主协商的第一线，勤于协商，善于协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协商有“诚”
周恩来曾指出，“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他倡导要注重事前协商，“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通过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筹备新政协，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把协商贯穿于酝酿、起草、修改的全过程，面向各界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断完善。1949年6月下旬，他在勤政殿闭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亲自执笔，写出全文。接着就以深度协商的方式，安排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在基本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草案。最终使《共同纲领》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成为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历史性文献。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给我们的启示，首要的是真协商。真协商是以团结合作为宗旨，以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为基础，遇事想到协商，议事经过协商，协商在前，决策在后，不当摆设、不做样子，更不能当负担。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协商议题有精准性、结果有时效性。
协商有“方”
在讲到统一战线的方法时，周恩来曾告诫：“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是事关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件重大事件。1957年3月20日，周恩来邀请广西一部分人士集中讨论建立自治区问题;3月25日亲自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并作长篇总结讲话。講话全面阐释历史与现实状况，客观分析方案利弊，态度平和，晓之以理，使人们缩小了认识差距。而对于“有人提出采取公民投票”的意见，周恩来则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说“那是不妥当的”，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的危害是“可能对立起来，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协商过程中，周恩来既注重循循善诱，又坚持正面引导，始终将协商导向正确的方向。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协商不仅要有主动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还要增强本领、提升能力。要能够把握大势，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观察形势，知微见著发现问题，既要乐于倾听，还要善于表达;既要能够包容，又要善于辨别;既要诚恳交流，又要善于引导，始终掌握协商的主动权、主导权。
协商有“量”
周恩来指出，“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他还强调，“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要“允许唱‘对台戏’”。
三门峡工程是黄河治理的关键性工程，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从设计到建设，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吸纳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周恩来于1958年4月，在三门峡工地召开现场会，对设计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结束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尽管由于黄河地质和水情异常复杂，三门峡工程还是留下很多遗憾，但周恩来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广开言路，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开展协商，包括对于“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四座皆惊的刺耳言语都保持克制，耐心倾听，集思广益，竭尽所能让三门峡工程趋利避害，造福上下游人民。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协商就是以包容之心，以兼听则明的态度，放下身架，敞开胸怀，积极主动地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正如习近平要求的那样，“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
协商有“恒”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为什么每星期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曾经解释说，“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了，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听取各种意见”。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身兼数职，他从繁忙的党务、军务和国务中挤出时间，每星期安排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就是利用这个协商平台，就涉及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面对面的磋商，广泛汲取智慧，与民主党派杰出人士携手共担治国理政的重任。直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206次政务会议，就许多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展开了充分协商，“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党的事业发展是接续不断的，所有的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协商也必须形成制度、成为常态。各级领导干部要练好协商这一基本功，全局安排有计划，工作责任有分工，并与有关方面搞好对接，广泛搭建平台，拓宽沟通渠道，主动出题、敏锐接题、及时破题，遵循习近平要求的“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博采众长，趋利避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在协商中不断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群众》2020年第10期）
协商，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无处不在，小到家庭琐事、大到国际关系都须臾不能离开。在政治领域、社会治理体系中，协商是民主的实践，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催生民主、推进民主，也彰显民主，因此我们常习惯称之为民主协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周恩来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民主协商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置身民主协商的第一线，勤于协商，善于协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协商有“诚”
周恩来曾指出，“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他倡导要注重事前协商，“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通过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筹备新政协，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把协商贯穿于酝酿、起草、修改的全过程，面向各界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断完善。1949年6月下旬，他在勤政殿闭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亲自执笔，写出全文。接着就以深度协商的方式，安排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在基本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草案。最终使《共同纲领》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成为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历史性文献。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给我们的启示，首要的是真协商。真协商是以团结合作为宗旨，以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为基础，遇事想到协商，议事经过协商，协商在前，决策在后，不当摆设、不做样子，更不能当负担。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协商议题有精准性、结果有时效性。
协商有“方”
在讲到统一战线的方法时，周恩来曾告诫：“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是事关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件重大事件。1957年3月20日，周恩来邀请广西一部分人士集中讨论建立自治区问题;3月25日亲自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并作长篇总结讲话。講话全面阐释历史与现实状况，客观分析方案利弊，态度平和，晓之以理，使人们缩小了认识差距。而对于“有人提出采取公民投票”的意见，周恩来则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说“那是不妥当的”，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的危害是“可能对立起来，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协商过程中，周恩来既注重循循善诱，又坚持正面引导，始终将协商导向正确的方向。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协商不仅要有主动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还要增强本领、提升能力。要能够把握大势，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观察形势，知微见著发现问题，既要乐于倾听，还要善于表达;既要能够包容，又要善于辨别;既要诚恳交流，又要善于引导，始终掌握协商的主动权、主导权。
协商有“量”
周恩来指出，“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他还强调，“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要“允许唱‘对台戏’”。
三门峡工程是黄河治理的关键性工程，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从设计到建设，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吸纳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周恩来于1958年4月，在三门峡工地召开现场会，对设计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结束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尽管由于黄河地质和水情异常复杂，三门峡工程还是留下很多遗憾，但周恩来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广开言路，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开展协商，包括对于“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四座皆惊的刺耳言语都保持克制，耐心倾听，集思广益，竭尽所能让三门峡工程趋利避害，造福上下游人民。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协商就是以包容之心，以兼听则明的态度，放下身架，敞开胸怀，积极主动地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正如习近平要求的那样，“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
协商有“恒”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为什么每星期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曾经解释说，“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了，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听取各种意见”。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身兼数职，他从繁忙的党务、军务和国务中挤出时间，每星期安排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就是利用这个协商平台，就涉及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面对面的磋商，广泛汲取智慧，与民主党派杰出人士携手共担治国理政的重任。直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206次政务会议，就许多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展开了充分协商，“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党的事业发展是接续不断的，所有的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协商也必须形成制度、成为常态。各级领导干部要练好协商这一基本功，全局安排有计划，工作责任有分工，并与有关方面搞好对接，广泛搭建平台，拓宽沟通渠道，主动出题、敏锐接题、及时破题，遵循习近平要求的“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博采众长，趋利避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在协商中不断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群众》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