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谈及自己与废名的作品，有云：“我的《永日》或可勉强说对了《桃园》，《看云》对《枣》和《桥》，但《莫须有先生》那是我没有。”（《苦雨斋序跋文·〈莫须有先生传〉序》）在方法论上似乎对我们有所提示。虽然所说语焉不详，抑或纯然出乎感觉亦未可知。我想所谓“对”并非异同高下之计较，而是揭示其间一种对应关系。那么也来试用一下子，——姑且选定了周氏兄弟罢，且来看看他们有什么能够“对”上的。
　　1933年3月，天马书店同时出版了《鲁迅自选集》和《知堂文集》，两本书无疑可以一“对”。鲁迅所选包括小说、叙事散文和散文诗；周作人所选包括随笔、杂文和诗歌，又以讨论某些文化问题之作、闲适小品和所谓“别扭的写法”的杂文为主。这似乎显示了某种带侧重性的自我把握。一年后，同一出版社又印行了周作人的《苦雨斋序跋文》，不妨视为《知堂文集》的补遗。而继《鲁迅自选集》之后面世的《鲁迅杂感选集》，虽然出自何凝（瞿秋白）之手，却显然得到鲁迅认同，也可以算是该书的姊妹篇了。1933年７月青光书局出版《周作人书信》，则仿佛“对”着同年４月该出版社所出鲁迅和景宋（许广平）合著《两地书》，——周氏在《序信》中所说“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以及“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论家认为均系针对《两地书》而言。
　　以上所说，自忖较为可靠；其他则大多要凭感觉了，姑妄言之而已。1918年以降，周氏兄弟分别写有大量杂文，对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或具体人物事件多所针砭，看法接近，风格迥异，鲁迅有《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周作人有《谈龙集》、《谈虎集》（上、下），其间不无对应关系。——或许后者还得加上一部曾经预告而又自行取消的《真谈虎集》才是，那里本拟收录“涉及个人的议论”，与《华盖集》正续编中许多篇章，更其相似。说来二人文集编辑方法原本不同，周作人几乎不曾采用鲁迅那种编年体，所以这里以集子作为代表，不过言其大略，容有些许参差。例如《雨天的书》、《泽泻集》皆以小品散文为主，却也有不少篇章可以归为《谈龙集》、《谈虎集》一类。
　　此后周氏兄弟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鲁迅是在1927年，周作人则要晚一年左右，这与二人所生活的地方政治环境不同有关。同为前期杂文创作的煞尾之作，鲁迅的《而已集》和周作人的《永日集》好有一比，——若将《而已集》中《答有恒先生》与《永日集》中《闭户读书论》对照地看，当知此言不妄。二人分别讲到自己有所醒悟，而这几乎就决定了他们的写作走向。鲁迅说：“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周作人说：“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正是二人后来路数之真实写照也。
　　接下去鲁迅进入创作后期，周作人因为生活写作时间长得多，可以分成中晚两期。“对”虽近乎戏言，亦自有其前提，似应限于大致相当时间，所以其弟中期之后半和晚期，姑且忽略不计。二人此后文章，大家叫法不同，鲁迅通称杂文，周作人算是随笔。主要区别还在态度与内容，这里并不涉及此类问题，所以大可笼统一说。他们过渡到新的创作阶段，皆非一蹴而就，相对于以后的高产，都有一段时间写作较少，正是过渡景象。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以及《南腔北调集》之1932年所作部分；而《三闲集》中写于1927年者，则应与《而已集》看成一事），周作人的《看云集》，体现了更多收获之前的酝酿过程。鲁迅从1933年起，周作人从1934年起，分别迎来这一收获时期。前者有《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共计七种；后者有《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和《秉烛后谈》，也是七种。鲁迅于1936年10月病逝，而周作人之高产时期则延续到1937年秋季。以上各时间点，他较之其兄恰恰一律错后一年。当然“高产”并非“高峰”的同义词，譬如我看鲁迅，杂文的最高成就当数《华盖集》正续编，后期则以末了所写三种更其深刻从容，可惜突然去世，遏止了他的又一创作高峰。至于周作人，其中期作品的确超过早期，正如郁达夫所说：“一变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
　　话说至此，仍是就同一类别文字而言，然而开头所引周氏的话，却是跨文体的。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位置相当，就像关羽使刀，张飞用枪，正好形成一“对”一样。鲁迅著有短篇小说（《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叙事散文（《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野草》），这些周作人绝少写作；周作人著有文学理论（《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品散文（《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泽泻集》）和新诗（《过去的生命》），这些鲁迅也不多涉猎。附带说一句，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与其中期以后所作随笔更具源流关系。这些不妨分别置诸“对”之两端，——若论意义，也许不亚于前述有关杂文随笔的对比。1918年二人分别以小说《狂人日记》和论文《人的文学》震撼文坛，已可看出就中端倪了。鲁迅还有一部《坟》，算是论文集，就其后半即白话文部分而言，却不宜与《艺术与生活》相提并论，说来还是杂文，但与《热风》等又有不同，蕴蓄较之感兴的成分更多。后期他也有此种文章，如《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可以与之相“对”的，是周作人三十年代以后所写《穷》、《关于活埋》、《赋得猫》、《谈文字狱》之类文化批判作品（他自己称为“古怪题目”）。至于鲁迅的《集外集》（杨霁云编）、《集外集拾遗》，周作人该说“那是我没有”了，因为他收集自己作品的尺度不同，更愿意把大量一时感想之作留在集外，前述之《真谈虎集》终于有目无文即其一例。通过编定集子，其一愿意呈现“真实的我”，其一愿意呈现“理想的我”。此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对”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整理的《苦茶庵笑话选》可以“对”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分量或有轻重，彼此兴致趣味不同，也是显而易见。值得一提的尚有各自的翻译作品，不过且留待下回再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