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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中国历史上，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是一项成果辉煌的伟大历史工程。经过教育感化，许多当年反共反人民的战犯从根本上转变了立场和观点，其中一些人还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总结战犯改造感化教育的成功实践，对现实有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犯；改造；感化教育；历史工程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4-0005-04
改造国民党战犯工程的对象包括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职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以及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厅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在1956年前，这些战犯主要收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劳改所；1956年1月，转移到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1958年10月，战犯管理所开始组织一部分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陆续到公安部绿化基地——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犯都回到功德林，并进行了第一批战犯的特赦；1960年春，全部战犯搬往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的改造过程中，他们的观点和情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1960年11月，进行了第二批战犯的特赦；此后，1961、1963、1964、1966年又先后特赦了四批战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赦中断了近十年，到1975年3月，所有293名战犯被全部特赦。
为加强对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战犯管理所采取了多種方法。例如，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不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督促其更多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使他们在看书学习、思索、辩论等多重方式中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此外，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安排他们到京郊参加生产劳动，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让他们亲身感受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感化，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战犯的优待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动情入心”的感化教育在转变战犯立场观点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改造转化中，通过深入思考与分析、学习小组的讨论等，他们动了情、入了心，并最终转变了认识。特赦后，他们大多数人担任政协委员，或者当文史专员，在国家对台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了有意义、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从动情入心角度看，改造国民党战犯工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抵触期的情感排斥，二是感触期的情感互动，三是感化期的情感融合。
在国民党战犯改造之初，战犯们对改造者在情感态度上处于矛盾与对抗，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之为 抵触期。
（一）特点。其有多方面特点：
一是顽固性。在改造初期，战犯们坚持“君子不事二主”的理念，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愚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有敌意和仇恨，普遍都比较顽固。这种顽固性不仅包含了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顽固信念，也包含了排斥他人对于其信念的不同见解。淮海战役时黄维任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被俘后，他感到很不甘心。被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只一次地扬言：“如果把部队重新拉开再打，说不定谁胜谁负哩！”[1]不服输，不认罪，把成为战犯归结于自己打了败仗，成为俘虏后依旧固执地坚守对蒋介石效忠的信条，这就是国民党战犯被俘之初的普遍心态。
二是对抗性。哲学上所谓的对抗，就是不相容、不相适应，严重对抗就是严重的不相适应。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前曾几次想突围，但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不敢妄为，后因受命解救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而兵败。被俘后，对共产党满怀敌意和猜疑。对蒋介石心存顾虑、对被挟至亲的担忧，使得其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初入监狱时他拒绝学习，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遂起自戮之心，期以一人之死解救全家的危难，即以巨石将头击破，不省人事。”[2]
三是恐惧性。改造之初，战犯们对于自己的罪行和即将受到的惩罚感到恐惧，对于改造者的关爱与思想教育持拒绝的态度。原国民党战犯曾扩情，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绵阳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将军衔，成为俘虏后，有一天，管理员匆匆跑进来，一个劲儿地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听了这话，曾扩情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口中喃喃自语。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向犯人道喜，就是告之处死的一种说法。后来当所长说明是因改善待遇而搬迁时，曾扩情才慢慢地从床铺上坐起来，铺上湿漉漉的，他的裤裆全湿了。[3]大多数国民党战犯被俘后，深感身上的血债太多了，等待自己命运的就是一个字“死”。对于改造者的关爱，这些战犯普遍感到怀疑与困惑，自然而然地产生拒绝和排斥改造者的真情关怀和教育转化的态度。但是从内心来说，这个时候，生的希望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这也是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改造初期心存畏惧的重要原因。
（二）战犯改造在抵触期的矛盾。改造前期，战犯们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了敌对与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阶级立场与信仰的不同。战犯们在思想上依然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思想，在情感态度与立场观点上对感化者都是排斥的。他们否认自己曾经与人民为敌，把成为战犯归结于战场上的客观原因。其在人生观、价值观与阶级性上与改造者是冲突的，双方矛盾的斗争性就体现在这里。这种矛盾同时也是当时国共两党的根本矛盾。可以说，在抵触期被改造者与改造者、被感化者与感化者主要矛盾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敌对与仇恨。一方面，国民党战犯认为改造者会对其生命安全产生威胁而恐惧；另一方面，对感化者的悉心关爱与感化教育给予拒绝，在情感上持排斥态度。
这一阶段是矛盾双方情感积极互动的时期。随着改造者对战犯们教育转化工作的深入，战犯们在情感态度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感化者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对国民党战犯不杀不辱，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上给予优待，关心爱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使国民党战犯们渐渐放弃了敌对与仇恨，消除了恐惧，由抵触期的情感排斥逐渐转变到感触期的情感沟通，一步步敞开了心扉，并与感化者开始了积极的情感互动。 （一）特点。反复性。改造教育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移植”过程，而是通过开启人的心灵使主体接受真理的过程，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思想转化。从认识论的观点看，这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必须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
在感触期的一段时间内，战犯们对改造者的教育转化的态度和观点会时有反复，经过改造者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最终彻底改变。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在改造感化过程中就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改造中沈醉的不少思想问题有的已经解决了，有的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尤其是对栽培他的戴笠“感恩戴德”。每当戴笠坠机身亡的那一天，他也不忘记提醒同为战犯的军统老同事“今天是3月17日”。管理人员得知后，并没有批评他的这种行为，而是通过共产党允许在思想上与父母划清界限的反革命的子女也可以私人间来往的例子做类比，告诫他以后有这种想法，自己放在心里，不要去提醒别人，否则影响不好。[4]这件事对沈醉的思想触动很大，他切身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态度明显好转。
冲突性。首先是国民党战犯们自尊与自卑的心理冲突。从以前的高官被俘成为战犯，变成阶下囚，形成了较大的心理落差。其次是新旧角色的心理冲突。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从国民党高官身份一下子变成了阶下囚属于角色失败。角色承担者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放弃原有的角色，但在其抗拒心理等的引诱下，仍然难以摆脱以前的身份和角色。再次是依恋与独立的心理冲突。战犯们由于以前长期在国民党軍队和政府任职，有较大的既得利益，工作生活等都受到国民党及蒋介石的较大影响，所以一直对其有依恋感。这种心理定势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依然会发生作用，表现出试探抵抗等心理反应，同时又想维系自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便深陷于依恋与独立的心理冲突之中。
国民党战犯、原复兴社书记长、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对共产党人犯下了滔天罪恶，深知其属下在集中营里是怎样虐待以至处决共产党人、新四军战士和进步青年的。被俘后，他既担心蒋介石会处置他的妻小，又担心共产党处置他自己。由于心里没底，康泽既无心吃饭，也无法入眠。他试图通过天天观察和分析对手的每种神态和每句话，捕寻到可以说明或预示自己命运的影子。
然而，他所见所闻远非其所想。在监狱里，战犯们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有专门人员为他们疗伤，审讯时态度和蔼和气。他还听说为了救犯大烟瘾的国民党杂牌军司令孙殿英的命，共产党专门派人去国统区黑市用黄金买回鸦片救急，并在后来治疗中，帮他戒掉了几十年的大烟瘾。更让康泽感到惊异的是，解放军响应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既打仗又种庄稼，不但当兵的劳动，当官的也劳动，就连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也参加劳动。如果不是在解放区亲身见闻，他是根本不会相信这一切的。所有这一切，都让他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以前他认为共产党是“顽民”，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后，他发现他们是如此善良、朴实。[5]
渐进性。在教育转化过程中，通过循序渐进的心理调适和自我反省，国民党战犯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管理人员在实践中运用战犯切身经历的有所触动的事情进行教育，一步步为战犯们逐步的转变思想打牢了思想基础。
1959年春天，杜聿明在农场发现有一株葡萄生长茂盛，便和另一战犯给它搭了一个方形架。就在眼看快要成熟了的时候，他们为之付出辛劳的葡萄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全部打落在地。看到这些，杜和其他战犯心里都很难受。管理员抓住这个教育战犯的好机会，当晚组织大家讨论，并在会上达成共识：凡是经过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果实，一旦被别人夺走，人们便会不顾一切地来保护它、夺回它。[6]之后，战犯们开展了关于中国农民掀起革命斗争原因的讨论，逐渐理解了中国农民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的根本原因。他们开始从情感上逐步理解了参加革命的工人农民，也从情感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阶级。在感化者与被感化者积极的情感互动中，改造者使战犯心中的困惑与怀疑、矛盾与冲突逐渐消融，并在情感与态度的逐渐转化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二）战犯改造在感触期的矛盾。感化者们不但从生活上关心国民党战犯，还从思想上教育引导他们。国民党战犯面对感化者的真情实意，在心理上既感到困惑，又渴望能够获得新生，心理上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冲突。
对于感化者的真情实意，国民党战犯们经历了困惑与不解、怀疑与感触、感悟与希望这三个过程。他们对以前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人，改造者却对他们如此宽大感到困惑，怀疑改造方是否“别有用心”，对自己的未来惴惴不安。当他们意识到现实中事实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景象的时候，当希望与现实又有很大的距离的时候，心理情感与现实感受就产生了冲突。就在这种矛盾之中，被感化者开始与感化者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情感基础，他们通过对感化者身体力行、所作所为的认可，一步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积极的情感互动。
随着良性互动的深入，战犯们与改造者在情感上由良性互动逐渐进入动情入心，融合交流，达到情感认同。
（一）特点。主要体现为：
一是“动情”。在情感上打动被改造者，使其动情，从而使其在思想上接受教育，对杜聿明的救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杜聿明被俘前就有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结核等疾病，为了治好他的结核病，国家曾专门到香港、澳门采购各种药品，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杜聿明慢慢消除了对政府的敌意，在小组会上发言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之后为国家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黄维也是如此，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他对自己被俘后的种种言行与表现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分析，从过去不读马列书籍、不看毛泽东著作到对其感兴趣。后来，他给妻子写了自我检查书与道歉信，病好后参加社会参观教育，深深地被新中国发展变化所感染，思想态度与情感上也逐步发生转变。最终的事实证明：虽然他是最难改造的，但也是改造得最好的一个。[7]政府对战犯们的全力救助、真心爱护，工作人员与他们进行积极的情感互动，这些都让他们深刻地感受到政府对于他们的真心爱护，也让他们放下了一直悬在心头上的思想包袱。从此，他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以往开朗多了，做各项工作的积极性也大有提高。 二是“入心”。战犯们被改造者的真情所震撼，转化后的思想态度得到了强化。党和政府通过革命人道主义救助的方式与战犯们进行真切积极的情感互动，还使得包括杜聿明之类的最“顽固”战犯在内的所有战犯的思想观念得到转变。战犯们将如今受到的待遇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和血腥杀戮相对比，极大的反差不断冲击着他们的情感防线。随着感化教育的动情入心，彼此情感的融合，在经过不断反思之后，其情感态度发生了改变，认知结构也逐渐转变。
在天津工厂参观时，当厂领导讲到为了防守天津，国民党军队拆卸和烧毁了许多民房，致使一大批老百姓无家可归、工厂被迫停工、工人没有饭吃时，在场的战犯们惭愧地低下了头。尽管大部分战犯当时没在天津，但他们在别处也有类似的罪行，不知道多少人丧命在他们手上。[8]这次参观，让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涤。战犯们不仅体会到自己曾经所处的那个阶级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与伤害，也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美满生活所进行的奋斗努力。这些都不仅让他们生发感慨，更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三是稳定性。认知的稳定性是意识稳固性的表现之一。要使一个人的态度具有稳固性的品质，必须对事物要有深刻的认识以及浓厚而稳定的情感。动了情、入了心，转变后的情感态度才能达到志坚与稳定。在接受教育改造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被感化者的真心真情所感动，思想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感化教育动情入心，“情”又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受到震撼，从而使转化后的态度观点固化，达到志坚与稳定。沈醉和宋希濂的经历就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
“文革”期间，已被特赦的沈醉再一次被关进秦城监狱，五年后才被释放。在狱中，沈不仅没有抱怨，反而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他认识到在狱中可免予受到造反派的打击，从而保全自己。晚年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出回忆录，其中包括战犯改造期间的大量史实，为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9]。特赦后的宋希濂（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一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而奔波。1982年他与黄埔学友潘右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担任总顾问。[10]虽然被台湾方面诬为“中共的鹰犬”，但他依然坚持到人生最后一刻终不悔。这种至死不渝要为祖国统一大业甘洒余生的坚定信念与崇高精神让人敬佩。这也正是国民党战犯改造转化后态度与情感的升华，达到了稳定状态的具体体现。
（二）感化期的工作难点与解决之道。在感化期，被感化者不仅放弃了以前的仇视与敌对、怀疑与排斥，转变了观点与态度，从情感上与感化者互信互依，而且也被感化者持之以恒的关心、帮助及转化教育的精神所震撼，对于感化者的信任形成了固定的信念。
从感触期的情感互动到感化期的情感融合的转变，是感化者通过动情入心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教育，将国民党战犯改造为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国家有价值的普通公民，让他们深入了解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们真心实意地从情感上认同和信任感化者及其观点，也使他们对新中国产生了坚定不移的执着与深情厚意，从而使其转化后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牢固。
这一阶段，如何更好地转化国民党战犯原有的观点态度，培养和引导其正确的价值取向是感化者面临的主要任务。经历了与国民党战犯积极的情感互动到情感融合，感化者逐步从情感上与被感化者达成了相互理解与信任，对国民党战犯的态度观点与价值观的转化更加深入细致。此外，在社会参观教育中，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变化给国民党战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逐步改变了他们以前的观点态度，不仅使他们放弃了以前的仇视与敌对、怀疑与排斥，转变了观点和态度，也使他们转变后的信仰更加坚定。
总的来看，改造国民党战犯伟大历史工程具有特异性、艰巨性、科学性、高效性四个特点。特异性体现在国民党战犯在改造前与我方人员呈现极强烈的对抗性；艰巨性体现在改造之初战犯们表现反动思想根深蒂固，改造工程难度极大；科学性体现在改造者尊重规律、探索规律、按规律办事，从中央领导同志到改造战犯的工作人员都将坚持科学态度摆到重要位置；高效性体现在一个“化”字，它让战犯们情感中的敌对与排斥的冰川融化，并使其转化为一名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普通公民，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改造国民党战犯伟大工程的历史经验十分宝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看到，戰犯改造工程中将对抗性关系转化为非对抗性关系方面的成功实践对现实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邢克鑫.秦城战犯改造纪实[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29.121.162-163.48-49.204-206.67-68.126-127.84-85.324-325.182-183.
作者系上海警备区73171部队干部
战犯；改造；感化教育；历史工程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4-0005-04
改造国民党战犯工程的对象包括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职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以及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厅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在1956年前，这些战犯主要收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劳改所；1956年1月，转移到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1958年10月，战犯管理所开始组织一部分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陆续到公安部绿化基地——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犯都回到功德林，并进行了第一批战犯的特赦；1960年春，全部战犯搬往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的改造过程中，他们的观点和情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1960年11月，进行了第二批战犯的特赦；此后，1961、1963、1964、1966年又先后特赦了四批战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赦中断了近十年，到1975年3月，所有293名战犯被全部特赦。
为加强对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战犯管理所采取了多種方法。例如，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不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督促其更多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使他们在看书学习、思索、辩论等多重方式中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此外，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安排他们到京郊参加生产劳动，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让他们亲身感受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感化，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战犯的优待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动情入心”的感化教育在转变战犯立场观点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改造转化中，通过深入思考与分析、学习小组的讨论等，他们动了情、入了心，并最终转变了认识。特赦后，他们大多数人担任政协委员，或者当文史专员，在国家对台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了有意义、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从动情入心角度看，改造国民党战犯工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抵触期的情感排斥，二是感触期的情感互动，三是感化期的情感融合。
在国民党战犯改造之初，战犯们对改造者在情感态度上处于矛盾与对抗，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之为 抵触期。
（一）特点。其有多方面特点：
一是顽固性。在改造初期，战犯们坚持“君子不事二主”的理念，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愚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有敌意和仇恨，普遍都比较顽固。这种顽固性不仅包含了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顽固信念，也包含了排斥他人对于其信念的不同见解。淮海战役时黄维任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被俘后，他感到很不甘心。被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只一次地扬言：“如果把部队重新拉开再打，说不定谁胜谁负哩！”[1]不服输，不认罪，把成为战犯归结于自己打了败仗，成为俘虏后依旧固执地坚守对蒋介石效忠的信条，这就是国民党战犯被俘之初的普遍心态。
二是对抗性。哲学上所谓的对抗，就是不相容、不相适应，严重对抗就是严重的不相适应。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前曾几次想突围，但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不敢妄为，后因受命解救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而兵败。被俘后，对共产党满怀敌意和猜疑。对蒋介石心存顾虑、对被挟至亲的担忧，使得其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初入监狱时他拒绝学习，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遂起自戮之心，期以一人之死解救全家的危难，即以巨石将头击破，不省人事。”[2]
三是恐惧性。改造之初，战犯们对于自己的罪行和即将受到的惩罚感到恐惧，对于改造者的关爱与思想教育持拒绝的态度。原国民党战犯曾扩情，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绵阳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将军衔，成为俘虏后，有一天，管理员匆匆跑进来，一个劲儿地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听了这话，曾扩情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口中喃喃自语。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向犯人道喜，就是告之处死的一种说法。后来当所长说明是因改善待遇而搬迁时，曾扩情才慢慢地从床铺上坐起来，铺上湿漉漉的，他的裤裆全湿了。[3]大多数国民党战犯被俘后，深感身上的血债太多了，等待自己命运的就是一个字“死”。对于改造者的关爱，这些战犯普遍感到怀疑与困惑，自然而然地产生拒绝和排斥改造者的真情关怀和教育转化的态度。但是从内心来说，这个时候，生的希望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这也是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改造初期心存畏惧的重要原因。
（二）战犯改造在抵触期的矛盾。改造前期，战犯们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了敌对与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阶级立场与信仰的不同。战犯们在思想上依然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思想，在情感态度与立场观点上对感化者都是排斥的。他们否认自己曾经与人民为敌，把成为战犯归结于战场上的客观原因。其在人生观、价值观与阶级性上与改造者是冲突的，双方矛盾的斗争性就体现在这里。这种矛盾同时也是当时国共两党的根本矛盾。可以说，在抵触期被改造者与改造者、被感化者与感化者主要矛盾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敌对与仇恨。一方面，国民党战犯认为改造者会对其生命安全产生威胁而恐惧；另一方面，对感化者的悉心关爱与感化教育给予拒绝，在情感上持排斥态度。
这一阶段是矛盾双方情感积极互动的时期。随着改造者对战犯们教育转化工作的深入，战犯们在情感态度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感化者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对国民党战犯不杀不辱，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上给予优待，关心爱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使国民党战犯们渐渐放弃了敌对与仇恨，消除了恐惧，由抵触期的情感排斥逐渐转变到感触期的情感沟通，一步步敞开了心扉，并与感化者开始了积极的情感互动。 （一）特点。反复性。改造教育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移植”过程，而是通过开启人的心灵使主体接受真理的过程，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思想转化。从认识论的观点看，这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必须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
在感触期的一段时间内，战犯们对改造者的教育转化的态度和观点会时有反复，经过改造者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最终彻底改变。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在改造感化过程中就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改造中沈醉的不少思想问题有的已经解决了，有的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尤其是对栽培他的戴笠“感恩戴德”。每当戴笠坠机身亡的那一天，他也不忘记提醒同为战犯的军统老同事“今天是3月17日”。管理人员得知后，并没有批评他的这种行为，而是通过共产党允许在思想上与父母划清界限的反革命的子女也可以私人间来往的例子做类比，告诫他以后有这种想法，自己放在心里，不要去提醒别人，否则影响不好。[4]这件事对沈醉的思想触动很大，他切身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态度明显好转。
冲突性。首先是国民党战犯们自尊与自卑的心理冲突。从以前的高官被俘成为战犯，变成阶下囚，形成了较大的心理落差。其次是新旧角色的心理冲突。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从国民党高官身份一下子变成了阶下囚属于角色失败。角色承担者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放弃原有的角色，但在其抗拒心理等的引诱下，仍然难以摆脱以前的身份和角色。再次是依恋与独立的心理冲突。战犯们由于以前长期在国民党軍队和政府任职，有较大的既得利益，工作生活等都受到国民党及蒋介石的较大影响，所以一直对其有依恋感。这种心理定势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依然会发生作用，表现出试探抵抗等心理反应，同时又想维系自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便深陷于依恋与独立的心理冲突之中。
国民党战犯、原复兴社书记长、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对共产党人犯下了滔天罪恶，深知其属下在集中营里是怎样虐待以至处决共产党人、新四军战士和进步青年的。被俘后，他既担心蒋介石会处置他的妻小，又担心共产党处置他自己。由于心里没底，康泽既无心吃饭，也无法入眠。他试图通过天天观察和分析对手的每种神态和每句话，捕寻到可以说明或预示自己命运的影子。
然而，他所见所闻远非其所想。在监狱里，战犯们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有专门人员为他们疗伤，审讯时态度和蔼和气。他还听说为了救犯大烟瘾的国民党杂牌军司令孙殿英的命，共产党专门派人去国统区黑市用黄金买回鸦片救急，并在后来治疗中，帮他戒掉了几十年的大烟瘾。更让康泽感到惊异的是，解放军响应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既打仗又种庄稼，不但当兵的劳动，当官的也劳动，就连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也参加劳动。如果不是在解放区亲身见闻，他是根本不会相信这一切的。所有这一切，都让他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以前他认为共产党是“顽民”，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后，他发现他们是如此善良、朴实。[5]
渐进性。在教育转化过程中，通过循序渐进的心理调适和自我反省，国民党战犯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管理人员在实践中运用战犯切身经历的有所触动的事情进行教育，一步步为战犯们逐步的转变思想打牢了思想基础。
1959年春天，杜聿明在农场发现有一株葡萄生长茂盛，便和另一战犯给它搭了一个方形架。就在眼看快要成熟了的时候，他们为之付出辛劳的葡萄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全部打落在地。看到这些，杜和其他战犯心里都很难受。管理员抓住这个教育战犯的好机会，当晚组织大家讨论，并在会上达成共识：凡是经过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果实，一旦被别人夺走，人们便会不顾一切地来保护它、夺回它。[6]之后，战犯们开展了关于中国农民掀起革命斗争原因的讨论，逐渐理解了中国农民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的根本原因。他们开始从情感上逐步理解了参加革命的工人农民，也从情感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阶级。在感化者与被感化者积极的情感互动中，改造者使战犯心中的困惑与怀疑、矛盾与冲突逐渐消融，并在情感与态度的逐渐转化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二）战犯改造在感触期的矛盾。感化者们不但从生活上关心国民党战犯，还从思想上教育引导他们。国民党战犯面对感化者的真情实意，在心理上既感到困惑，又渴望能够获得新生，心理上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冲突。
对于感化者的真情实意，国民党战犯们经历了困惑与不解、怀疑与感触、感悟与希望这三个过程。他们对以前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人，改造者却对他们如此宽大感到困惑，怀疑改造方是否“别有用心”，对自己的未来惴惴不安。当他们意识到现实中事实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景象的时候，当希望与现实又有很大的距离的时候，心理情感与现实感受就产生了冲突。就在这种矛盾之中，被感化者开始与感化者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情感基础，他们通过对感化者身体力行、所作所为的认可，一步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积极的情感互动。
随着良性互动的深入，战犯们与改造者在情感上由良性互动逐渐进入动情入心，融合交流，达到情感认同。
（一）特点。主要体现为：
一是“动情”。在情感上打动被改造者，使其动情，从而使其在思想上接受教育，对杜聿明的救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杜聿明被俘前就有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结核等疾病，为了治好他的结核病，国家曾专门到香港、澳门采购各种药品，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杜聿明慢慢消除了对政府的敌意，在小组会上发言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之后为国家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黄维也是如此，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他对自己被俘后的种种言行与表现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分析，从过去不读马列书籍、不看毛泽东著作到对其感兴趣。后来，他给妻子写了自我检查书与道歉信，病好后参加社会参观教育，深深地被新中国发展变化所感染，思想态度与情感上也逐步发生转变。最终的事实证明：虽然他是最难改造的，但也是改造得最好的一个。[7]政府对战犯们的全力救助、真心爱护，工作人员与他们进行积极的情感互动，这些都让他们深刻地感受到政府对于他们的真心爱护，也让他们放下了一直悬在心头上的思想包袱。从此，他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以往开朗多了，做各项工作的积极性也大有提高。 二是“入心”。战犯们被改造者的真情所震撼，转化后的思想态度得到了强化。党和政府通过革命人道主义救助的方式与战犯们进行真切积极的情感互动，还使得包括杜聿明之类的最“顽固”战犯在内的所有战犯的思想观念得到转变。战犯们将如今受到的待遇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和血腥杀戮相对比，极大的反差不断冲击着他们的情感防线。随着感化教育的动情入心，彼此情感的融合，在经过不断反思之后，其情感态度发生了改变，认知结构也逐渐转变。
在天津工厂参观时，当厂领导讲到为了防守天津，国民党军队拆卸和烧毁了许多民房，致使一大批老百姓无家可归、工厂被迫停工、工人没有饭吃时，在场的战犯们惭愧地低下了头。尽管大部分战犯当时没在天津，但他们在别处也有类似的罪行，不知道多少人丧命在他们手上。[8]这次参观，让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涤。战犯们不仅体会到自己曾经所处的那个阶级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与伤害，也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美满生活所进行的奋斗努力。这些都不仅让他们生发感慨，更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三是稳定性。认知的稳定性是意识稳固性的表现之一。要使一个人的态度具有稳固性的品质，必须对事物要有深刻的认识以及浓厚而稳定的情感。动了情、入了心，转变后的情感态度才能达到志坚与稳定。在接受教育改造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被感化者的真心真情所感动，思想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感化教育动情入心，“情”又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受到震撼，从而使转化后的态度观点固化，达到志坚与稳定。沈醉和宋希濂的经历就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
“文革”期间，已被特赦的沈醉再一次被关进秦城监狱，五年后才被释放。在狱中，沈不仅没有抱怨，反而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他认识到在狱中可免予受到造反派的打击，从而保全自己。晚年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出回忆录，其中包括战犯改造期间的大量史实，为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9]。特赦后的宋希濂（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一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而奔波。1982年他与黄埔学友潘右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担任总顾问。[10]虽然被台湾方面诬为“中共的鹰犬”，但他依然坚持到人生最后一刻终不悔。这种至死不渝要为祖国统一大业甘洒余生的坚定信念与崇高精神让人敬佩。这也正是国民党战犯改造转化后态度与情感的升华，达到了稳定状态的具体体现。
（二）感化期的工作难点与解决之道。在感化期，被感化者不仅放弃了以前的仇视与敌对、怀疑与排斥，转变了观点与态度，从情感上与感化者互信互依，而且也被感化者持之以恒的关心、帮助及转化教育的精神所震撼，对于感化者的信任形成了固定的信念。
从感触期的情感互动到感化期的情感融合的转变，是感化者通过动情入心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教育，将国民党战犯改造为对人民、对中华民族、对国家有价值的普通公民，让他们深入了解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们真心实意地从情感上认同和信任感化者及其观点，也使他们对新中国产生了坚定不移的执着与深情厚意，从而使其转化后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牢固。
这一阶段，如何更好地转化国民党战犯原有的观点态度，培养和引导其正确的价值取向是感化者面临的主要任务。经历了与国民党战犯积极的情感互动到情感融合，感化者逐步从情感上与被感化者达成了相互理解与信任，对国民党战犯的态度观点与价值观的转化更加深入细致。此外，在社会参观教育中，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变化给国民党战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逐步改变了他们以前的观点态度，不仅使他们放弃了以前的仇视与敌对、怀疑与排斥，转变了观点和态度，也使他们转变后的信仰更加坚定。
总的来看，改造国民党战犯伟大历史工程具有特异性、艰巨性、科学性、高效性四个特点。特异性体现在国民党战犯在改造前与我方人员呈现极强烈的对抗性；艰巨性体现在改造之初战犯们表现反动思想根深蒂固，改造工程难度极大；科学性体现在改造者尊重规律、探索规律、按规律办事，从中央领导同志到改造战犯的工作人员都将坚持科学态度摆到重要位置；高效性体现在一个“化”字，它让战犯们情感中的敌对与排斥的冰川融化，并使其转化为一名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普通公民，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改造国民党战犯伟大工程的历史经验十分宝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看到，戰犯改造工程中将对抗性关系转化为非对抗性关系方面的成功实践对现实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邢克鑫.秦城战犯改造纪实[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29.121.162-163.48-49.204-206.67-68.126-127.84-85.324-325.182-183.
作者系上海警备区73171部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