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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身体危机方过，家庭矛盾又渐渐显现。三条，条条都是经典冲突：
（1）母亲好得多了，但她又想吃不消化的东西，真是令人为难，好在还肯听长子劝告;
（2）“她和我谈的，大抵是二三十年前的和邻居的事情，我不大有兴味，但也只得听之”;
（3）海婴的相片在母亲床头，“逢人即献出”，但“二老爷”即周作人孩子们的照片却挂在墙上。贤如鲁迅，也忍不住“颇不平”，不过母亲解释说这是一种“外交手段”，毕竟鲁迅远在上海，平日还要跟八道湾打交道，于是鲁迅“便无芥蒂”了。
这三件事，第一件是老人的任性，坚持已与身体不适合的旧习惯，子女百计劝解，往往无效。鲁迅算是在母亲面前得宠的长子，所以肯听一时，久亦不好说。
第二件几乎是死结。谁都知道父母高年，子女应该多陪陪多聊聊，然而两代之间、两地之间可聊之事甚少，有时双方都是硬找话题。
第三件，涉及父母在子女之間平衡情感的问题。偏见自然难免，特别考验当事人智慧。这种时候，鲁迅也一点不像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照样会为自己儿子在祖母心中的地位吃一杯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鲁迅的一生中，启蒙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自己承受着不幸的婚姻，会将之上升为“四千年的旧账”;吃鱼肝油保养身体，也要说成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敌人;他无比憎恶“做戏的虚无党”，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下了《我要骗人》，虽然指向中日关系，而其中叙述的主要细节，是捐了一块钱给一个“十二三岁”“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的小学女生，并得了一句“你是好人”的称赞。（查日记，应该是1935年11月10日“同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戏院观《Angkor》，捐给童子军募捐队一元。）
事过之后，“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鲁迅说，他知道这一块钱到不了灾民手里，“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但这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但是心里真的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是在“恣意的骗人”。这是很鲁迅的感慨，然而于本文而言，重点是这一句：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
“孩子和老人不同”，谁说鲁迅晚年放弃了进化论？面对祥林嫂答不出“人有没有灵魂”的启蒙者，捐了一块钱哄孩子欢喜却内心不舒服的求真者，换成在母亲面前，就会毫不踌蹰哄她，顺着她。除了他们家老太太，鲁迅还会为了别人放下身段当一个“世故老人”吗？想不出。
1932年那次探母之后，鲁迅虽然再未北上，但与七十多岁母亲的通信变得相当频密。收入《鲁迅全集》的“致母亲”书信现存47封，检索日记，20年间，鲁迅一共给母亲寄过105次信，收信（不包括包裹）139次，而1932年11月北上探母之后，至1936年10月1 日鲁迅最后一次收到母亲信，四年间寄母亲信70次，收母亲信及包裹108次。可以说，鲁迅与母亲之间的主要通信，都发生在最后四年。
推想这种信件忽然增多的原因，跟海婴的出生与渐次长大密不可分，母亲对这个孙子极为疼爱，虽然她托人代写的致鲁迅信今已无存，但从回信与礼物可以推想，祖母总想尽可能多地知道孙儿的信息。因此鲁迅这四年信中，几乎每封信都有一半在报告海婴的近况，同时附海婴照片，还有海婴口述，由许广平笔录的信，后来海婴大一些，也让他寫几个字。
海婴出生之后，鲁迅与中外友人提到儿子的信，共有20封，而致母亲的信中，提到海婴（不包括“广平海婴同叩”这种问候语）共有53封。海婴，无疑成了鲁迅与母亲间的重要话题。
另一桩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鲁迅替母亲买通俗小说。这也是1932年之前不曾有过的。《鲁迅全集》中，提及“张恨水”三个字，只有五处，全都在致母亲的信中：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340516致母亲）
看来鲁迅是直接付款让卖家（世界书局）包邮的。
在北京时，曾有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向鲁迅母亲推荐《呐喊》（鲁迅自己从来不干这事），并说其中《故乡》一篇最好——在章太太想来，鲁老太太也是小说中人物，自然会喜欢，因此也不说破“鲁迅即您大儿子周树人”这一层。鲁老太太读了，评价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瑞老太太的阅读趣味明显是大众而非先锋的。鲁迅又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这就是通俗小说的骨灰级读者了。
1934年鲁迅仍为母亲从上海代购张恨水作品，虽然自己也并不读。这是不是跟陪父母看春晚差不多——你们坐在电视前，也在玩手机没看春晚不是吗？
三个月后，鲁迅又在信中写道：“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340821致母亲）已经进化到托人代购了。
书是两天后，8月23日寄出的。八天后鲁迅在信里再报告老太太：“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其时京沪之间的通信，大约三至四日可达，此时确乎应该是“当已早到了”。
老太太很满意，可是明显像心疼儿子心疼钱的母亲一样，又担心起这些小说的价格太贵来。因此鲁迅在下一封信里安慰母亲：“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打对折，其实是不贵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种，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实则连邮费不过十元而已。”（340916致母亲）五折包邮，当然不贵。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是否鲁迅北上或信件里听闻母亲好读流行小说而可惜铜钿，所以主动承担了帮母亲买书的任务？这跟现在的儿女帮父母网购省钱，真是没啥区别。
估计母亲还是不太过意，鲁迅一个月后还在安慰伊：“上海出版的有些小说，内行人去买，价钱就和门市不同，譬如张恨水的小说，在世界书店本店去买是对折或六折，但贩到别处，就要卖十足了。”（341020致母亲）这也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北平并不是买不到这些书，从上海代买是鲁迅的好意与孝心——他自己在北京时，也经常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三弟代买《呐喊》等自己著作来送人，估计也是加上邮费还是便宜。
接下来鲁迅又加了一句“不过书店生意，还是不好，这是因为大家都穷起来，看书的人也少了的缘故”。这话或许是就事论事，但也或许是鲁迅在暗示自己的生活境遇。（李红军荐）
（1）母亲好得多了，但她又想吃不消化的东西，真是令人为难，好在还肯听长子劝告;
（2）“她和我谈的，大抵是二三十年前的和邻居的事情，我不大有兴味，但也只得听之”;
（3）海婴的相片在母亲床头，“逢人即献出”，但“二老爷”即周作人孩子们的照片却挂在墙上。贤如鲁迅，也忍不住“颇不平”，不过母亲解释说这是一种“外交手段”，毕竟鲁迅远在上海，平日还要跟八道湾打交道，于是鲁迅“便无芥蒂”了。
这三件事，第一件是老人的任性，坚持已与身体不适合的旧习惯，子女百计劝解，往往无效。鲁迅算是在母亲面前得宠的长子，所以肯听一时，久亦不好说。
第二件几乎是死结。谁都知道父母高年，子女应该多陪陪多聊聊，然而两代之间、两地之间可聊之事甚少，有时双方都是硬找话题。
第三件，涉及父母在子女之間平衡情感的问题。偏见自然难免，特别考验当事人智慧。这种时候，鲁迅也一点不像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照样会为自己儿子在祖母心中的地位吃一杯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鲁迅的一生中，启蒙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自己承受着不幸的婚姻，会将之上升为“四千年的旧账”;吃鱼肝油保养身体，也要说成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敌人;他无比憎恶“做戏的虚无党”，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下了《我要骗人》，虽然指向中日关系，而其中叙述的主要细节，是捐了一块钱给一个“十二三岁”“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的小学女生，并得了一句“你是好人”的称赞。（查日记，应该是1935年11月10日“同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戏院观《Angkor》，捐给童子军募捐队一元。）
事过之后，“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鲁迅说，他知道这一块钱到不了灾民手里，“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但这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但是心里真的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是在“恣意的骗人”。这是很鲁迅的感慨，然而于本文而言，重点是这一句：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
“孩子和老人不同”，谁说鲁迅晚年放弃了进化论？面对祥林嫂答不出“人有没有灵魂”的启蒙者，捐了一块钱哄孩子欢喜却内心不舒服的求真者，换成在母亲面前，就会毫不踌蹰哄她，顺着她。除了他们家老太太，鲁迅还会为了别人放下身段当一个“世故老人”吗？想不出。
1932年那次探母之后，鲁迅虽然再未北上，但与七十多岁母亲的通信变得相当频密。收入《鲁迅全集》的“致母亲”书信现存47封，检索日记，20年间，鲁迅一共给母亲寄过105次信，收信（不包括包裹）139次，而1932年11月北上探母之后，至1936年10月1 日鲁迅最后一次收到母亲信，四年间寄母亲信70次，收母亲信及包裹108次。可以说，鲁迅与母亲之间的主要通信，都发生在最后四年。
推想这种信件忽然增多的原因，跟海婴的出生与渐次长大密不可分，母亲对这个孙子极为疼爱，虽然她托人代写的致鲁迅信今已无存，但从回信与礼物可以推想，祖母总想尽可能多地知道孙儿的信息。因此鲁迅这四年信中，几乎每封信都有一半在报告海婴的近况，同时附海婴照片，还有海婴口述，由许广平笔录的信，后来海婴大一些，也让他寫几个字。
海婴出生之后，鲁迅与中外友人提到儿子的信，共有20封，而致母亲的信中，提到海婴（不包括“广平海婴同叩”这种问候语）共有53封。海婴，无疑成了鲁迅与母亲间的重要话题。
另一桩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鲁迅替母亲买通俗小说。这也是1932年之前不曾有过的。《鲁迅全集》中，提及“张恨水”三个字，只有五处，全都在致母亲的信中：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340516致母亲）
看来鲁迅是直接付款让卖家（世界书局）包邮的。
在北京时，曾有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向鲁迅母亲推荐《呐喊》（鲁迅自己从来不干这事），并说其中《故乡》一篇最好——在章太太想来，鲁老太太也是小说中人物，自然会喜欢，因此也不说破“鲁迅即您大儿子周树人”这一层。鲁老太太读了，评价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瑞老太太的阅读趣味明显是大众而非先锋的。鲁迅又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这就是通俗小说的骨灰级读者了。
1934年鲁迅仍为母亲从上海代购张恨水作品，虽然自己也并不读。这是不是跟陪父母看春晚差不多——你们坐在电视前，也在玩手机没看春晚不是吗？
三个月后，鲁迅又在信中写道：“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340821致母亲）已经进化到托人代购了。
书是两天后，8月23日寄出的。八天后鲁迅在信里再报告老太太：“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其时京沪之间的通信，大约三至四日可达，此时确乎应该是“当已早到了”。
老太太很满意，可是明显像心疼儿子心疼钱的母亲一样，又担心起这些小说的价格太贵来。因此鲁迅在下一封信里安慰母亲：“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打对折，其实是不贵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种，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实则连邮费不过十元而已。”（340916致母亲）五折包邮，当然不贵。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是否鲁迅北上或信件里听闻母亲好读流行小说而可惜铜钿，所以主动承担了帮母亲买书的任务？这跟现在的儿女帮父母网购省钱，真是没啥区别。
估计母亲还是不太过意，鲁迅一个月后还在安慰伊：“上海出版的有些小说，内行人去买，价钱就和门市不同，譬如张恨水的小说，在世界书店本店去买是对折或六折，但贩到别处，就要卖十足了。”（341020致母亲）这也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北平并不是买不到这些书，从上海代买是鲁迅的好意与孝心——他自己在北京时，也经常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三弟代买《呐喊》等自己著作来送人，估计也是加上邮费还是便宜。
接下来鲁迅又加了一句“不过书店生意，还是不好，这是因为大家都穷起来，看书的人也少了的缘故”。这话或许是就事论事，但也或许是鲁迅在暗示自己的生活境遇。（李红军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