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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个令全国人民又爱又恨的城市,这回成了马走日演绎自己作死故事的背景发生地。姜文的镜头里,“上海”比近年其他描写上海的电影,少了几分“车墩(位于上海松江的影视基地)”感—即便在著名的李安的《色,戒》里,挥之不去的车墩感也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我的胃口—影影绰绰的外滩轮廓线、著名的外白渡桥英伦味道十足的铁栏,辅以电玩感十足的迷离色彩,让《一步之遥》彻底沦为一部姜文同学可以自嗨到无以复加的壮阳片。
的确有隐喻,有些还不乏精彩;也不算难看,哪怕你不是他的死忠粉。但是从一个上海观众的视角看去,拿“上海”说事且“站着”把钞票赚去的《一步之遥》,距离上海的“真相”,或仅一步之遥,但永无可能最终触及。
这不是姜文在意的事情,却是我不得不吐槽的问题所在。
这是一部“大院片”。
大院,在那些部队驻扎的城市里,“大院”是一个特别的飞地。它指代着神秘、禁忌、不可言说,与你一墙之隔却咫尺天涯,一步之遥却差之千里。“大院”和“大院”之间或许远隔重山,然却符号相近,气质仿佛。
在上海,我非常熟悉来自大院的孩子。我童年生活的五角场,海陆空三军驻地麇集。在我念书的同济中学,大院的孩子与里弄城市贫民的孩子混杂。“他们”有着鲜明的特色:喜欢军绿装便服,说国语,男孩子动物凶猛,女孩子敢爱敢恨。大院的孩子有着我们“地方上”小屁孩无法企及的一种归属感。他们从翔殷路第二医科大学的大门进去,从政立路军岗森严的机场进去,从政通路海军医学系的宿舍进去,他们的世界令我们嗫嚅、迟疑,欲一探究竟又沉吟再三。
1983年,我上初一。这年的一二九晚会上,初三三班来自大院的孩子们以一曲《喀秋莎》震惊全校,歌倒在其次,全班一律的军便服才让人艳羡。那种制服诱惑产生的迷香,在十多年过去后大光明电影院《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首映仪式上,我再度嗅到并差点不能自已。
1995年的那次上海首映礼,姜文和王朔都去了现场。那一刻,我强烈地感觉,这家伙和我们中学里那些大院的孩子们几乎一个操性—用上海话叫“吞头势”。
时间又过去了差不多20年,在《一步之遥》里,姜文同学的“大院感”非但没有随着岁月圆润,反而愈加地“夹生”。此话怎讲?电影里,王志文扮演的王天王在片场教马走日用上海话读“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马走日鹦鹉学舌,令我忍俊不禁—我太熟悉这种调调了,当年大院的很多孩子,完全能听懂上海话,平素一口国语,真要他开口说上海话或者他自己主动说起,就是这种古怪的调调,带着一种“哭册乌拉”的味道,你说不上哪个音发得不到位,但整体完全不是那回事情。
大院的孩子也分类别,生于上海或者很小就随军来沪的,上海话熟稔,如果不穿军便服基本与我们城市平民的孩子无二致;三观及语言功能基本成型后来沪的,就是姜文同学的“吞头势”,他们带着一种骄横在校园里行走,性格张扬令人侧目,一种恍若天生人种领先般的优越感跃然脸上,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他们荷尔蒙充盈,杵在那里不作言语就像一件作案工具。他们给我一种领袖一声号令就可能随时上来请我们吃生活(挨揍)的腔调。
他们来自大院,来自飞地,感觉就像是从突然莅临城市上空的巨大UFO里下来的外星来客,恣肆放纵不计后果。不过好在我们一直认为,他们终究是会走的。
姜文的大院片《一步之遥》里,两个上海人—其实算一个半—的出现,多少挽回了一点上海味道(虽然姜文未必在乎)。
王天王—王志文,他像同济中学里某个上海土著家庭的孩子,用上海话思维,虽然向往大院生活,跟着大院的孩子学了一口标准的京片子,但关键时刻不自觉蹦出的“册那”还是暴露了真实的质地。对上海观众而言,他的出现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莞尔,让我多少消解了一点影片开始之后的违和,让我觉得在一间挂了羊头的店里毕竟还是品出了一点羊肉的膻味。
另外半个上海人自然是“很有学问知道赫胥黎”的齐老师洪晃。片中她的上海话微微有点夹生,但听得出她的渊源,上海话之于她几乎不算母语了,但她能顺利地拾起来—而且由于离开上海话语境太久的缘故,她的腔调里反而神奇地保留了一点老底子上海话的意蕴,要知道这本该是《阿飞正传》里潘迪华的style啊。如果要在当年班上的大院生里选一个类型对应,洪晃就是那种介于院内院外的半拉子女生,她几乎要走出去了,结果又回转,它兼具上海女生的绵细,又不失大院的豪迈,她会说“触气、册那”,也不怵蹦出一句“丫挺”。《一步之遥》几乎把她定格为标准传说版的“上海丈母娘”了,但影片最后汽车追逐戏里的重机枪扫射马走日,又让她变身喜感的夜叉。姜文对这半个上海女人的塑造,随心所欲,步调失当,不如王天王人格稳定。
脚高脚低,深深浅浅地行路,容易踏空扭到脚踝。李宗盛年届六旬推出《山丘》,深刻表达了一个绕到山丘背后发现一脚踏空的老男人的自诩。老男孩姜文距宗盛大哥一步之遥,盘桓青春期不愿归去的心思却不遑多让。他老了,沉浸在大院的世界无法自拔。他搞不清爽墙外“海”的世界,但这不妨碍他拿“海”说事扒分(上海话谓之“赚钱”)。
一个全国人们爱恨交加的地方,没点人尽可那啥的气质,如何撑得起海纳百川的名头呢。上海百多年来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意淫者的乐园,来没来过的上没上过的,谁都可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上海从来不是一个常量,它对误读胸怀愤懑又无计可施,久而久之安之若素,任何腹诽最后皆化为补药。这是上海化悲愤为力量的气度。
一步之遥,不仅是一个大院与院外距离的阐释,更是一种哲学意味的悲天悯人——一步这么近,又那么远。犹如我们和美领馆的距离,我从高墙外经过,门口武警威武。从法理上,墙内与我一步之遥,却是他国之飞地。我欲乘风飞跃,无奈肉身沉重,动弹不得。这是我们的宿命。
世界纷繁多变,大院却依然高墙森森。院子里有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他青春期绵长到令人绝望。今天,他拍了一部以墙外的世界为标签的电影,像赴一场蓄谋已久的艺考。他带了一张抄满密密麻麻蝇头小楷的小抄,他频繁致敬到近乎变态地cosplay。监考老师搜出了那张小抄,小抄居然还有标题,叫:一步之遥。
的确有隐喻,有些还不乏精彩;也不算难看,哪怕你不是他的死忠粉。但是从一个上海观众的视角看去,拿“上海”说事且“站着”把钞票赚去的《一步之遥》,距离上海的“真相”,或仅一步之遥,但永无可能最终触及。
这不是姜文在意的事情,却是我不得不吐槽的问题所在。
这是一部“大院片”。
大院,在那些部队驻扎的城市里,“大院”是一个特别的飞地。它指代着神秘、禁忌、不可言说,与你一墙之隔却咫尺天涯,一步之遥却差之千里。“大院”和“大院”之间或许远隔重山,然却符号相近,气质仿佛。
在上海,我非常熟悉来自大院的孩子。我童年生活的五角场,海陆空三军驻地麇集。在我念书的同济中学,大院的孩子与里弄城市贫民的孩子混杂。“他们”有着鲜明的特色:喜欢军绿装便服,说国语,男孩子动物凶猛,女孩子敢爱敢恨。大院的孩子有着我们“地方上”小屁孩无法企及的一种归属感。他们从翔殷路第二医科大学的大门进去,从政立路军岗森严的机场进去,从政通路海军医学系的宿舍进去,他们的世界令我们嗫嚅、迟疑,欲一探究竟又沉吟再三。
1983年,我上初一。这年的一二九晚会上,初三三班来自大院的孩子们以一曲《喀秋莎》震惊全校,歌倒在其次,全班一律的军便服才让人艳羡。那种制服诱惑产生的迷香,在十多年过去后大光明电影院《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首映仪式上,我再度嗅到并差点不能自已。
1995年的那次上海首映礼,姜文和王朔都去了现场。那一刻,我强烈地感觉,这家伙和我们中学里那些大院的孩子们几乎一个操性—用上海话叫“吞头势”。
时间又过去了差不多20年,在《一步之遥》里,姜文同学的“大院感”非但没有随着岁月圆润,反而愈加地“夹生”。此话怎讲?电影里,王志文扮演的王天王在片场教马走日用上海话读“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马走日鹦鹉学舌,令我忍俊不禁—我太熟悉这种调调了,当年大院的很多孩子,完全能听懂上海话,平素一口国语,真要他开口说上海话或者他自己主动说起,就是这种古怪的调调,带着一种“哭册乌拉”的味道,你说不上哪个音发得不到位,但整体完全不是那回事情。
大院的孩子也分类别,生于上海或者很小就随军来沪的,上海话熟稔,如果不穿军便服基本与我们城市平民的孩子无二致;三观及语言功能基本成型后来沪的,就是姜文同学的“吞头势”,他们带着一种骄横在校园里行走,性格张扬令人侧目,一种恍若天生人种领先般的优越感跃然脸上,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他们荷尔蒙充盈,杵在那里不作言语就像一件作案工具。他们给我一种领袖一声号令就可能随时上来请我们吃生活(挨揍)的腔调。
他们来自大院,来自飞地,感觉就像是从突然莅临城市上空的巨大UFO里下来的外星来客,恣肆放纵不计后果。不过好在我们一直认为,他们终究是会走的。
姜文的大院片《一步之遥》里,两个上海人—其实算一个半—的出现,多少挽回了一点上海味道(虽然姜文未必在乎)。
王天王—王志文,他像同济中学里某个上海土著家庭的孩子,用上海话思维,虽然向往大院生活,跟着大院的孩子学了一口标准的京片子,但关键时刻不自觉蹦出的“册那”还是暴露了真实的质地。对上海观众而言,他的出现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莞尔,让我多少消解了一点影片开始之后的违和,让我觉得在一间挂了羊头的店里毕竟还是品出了一点羊肉的膻味。
另外半个上海人自然是“很有学问知道赫胥黎”的齐老师洪晃。片中她的上海话微微有点夹生,但听得出她的渊源,上海话之于她几乎不算母语了,但她能顺利地拾起来—而且由于离开上海话语境太久的缘故,她的腔调里反而神奇地保留了一点老底子上海话的意蕴,要知道这本该是《阿飞正传》里潘迪华的style啊。如果要在当年班上的大院生里选一个类型对应,洪晃就是那种介于院内院外的半拉子女生,她几乎要走出去了,结果又回转,它兼具上海女生的绵细,又不失大院的豪迈,她会说“触气、册那”,也不怵蹦出一句“丫挺”。《一步之遥》几乎把她定格为标准传说版的“上海丈母娘”了,但影片最后汽车追逐戏里的重机枪扫射马走日,又让她变身喜感的夜叉。姜文对这半个上海女人的塑造,随心所欲,步调失当,不如王天王人格稳定。
脚高脚低,深深浅浅地行路,容易踏空扭到脚踝。李宗盛年届六旬推出《山丘》,深刻表达了一个绕到山丘背后发现一脚踏空的老男人的自诩。老男孩姜文距宗盛大哥一步之遥,盘桓青春期不愿归去的心思却不遑多让。他老了,沉浸在大院的世界无法自拔。他搞不清爽墙外“海”的世界,但这不妨碍他拿“海”说事扒分(上海话谓之“赚钱”)。
一个全国人们爱恨交加的地方,没点人尽可那啥的气质,如何撑得起海纳百川的名头呢。上海百多年来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意淫者的乐园,来没来过的上没上过的,谁都可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上海从来不是一个常量,它对误读胸怀愤懑又无计可施,久而久之安之若素,任何腹诽最后皆化为补药。这是上海化悲愤为力量的气度。
一步之遥,不仅是一个大院与院外距离的阐释,更是一种哲学意味的悲天悯人——一步这么近,又那么远。犹如我们和美领馆的距离,我从高墙外经过,门口武警威武。从法理上,墙内与我一步之遥,却是他国之飞地。我欲乘风飞跃,无奈肉身沉重,动弹不得。这是我们的宿命。
世界纷繁多变,大院却依然高墙森森。院子里有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他青春期绵长到令人绝望。今天,他拍了一部以墙外的世界为标签的电影,像赴一场蓄谋已久的艺考。他带了一张抄满密密麻麻蝇头小楷的小抄,他频繁致敬到近乎变态地cosplay。监考老师搜出了那张小抄,小抄居然还有标题,叫: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