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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豫章诗社成员主要是通过写诗“唱和“的方式进行交游、集会。除此主要方式之外，诗社成员还通过标榜、品诗画会、同游会等雅集方式和政治交游方式进行交游。本文从《全宋诗》中辑录所有豫章诗社成员之间的交游诗，试图将除了“唱和”交游方式之外，对其他“标榜”、“品诗画会”、“同游会”、“政治交游”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豫章诗社；政治交游；唱和；同游；品诗画
纵观豫章诗社的交游诗，其中“唱和”诗作占有了绝大部分，因此，诗社成员之间的交游也自然以“写诗唱和”为主，由于唱和的交游方式较为普遍，且前人研究颇为细致，因此本文不再赘述。除此主要方式之外，社员之间的交游还有政治交游、互相标榜、酒宴品诗会、同游会等方式。
（一）政治交游
豫章诗社是一个文学性质的诗社，但诗社成员无疑都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交游不可能只是见面谈诗而其余皆不论。这便决定了社员之间的交往中还有政治交游方式。据《宋史》记载：“胡直孺在经筵，汪藻在翰苑，迭荐之，遂以俯为右谏议大夫。”可见，徐俯曾受到汪藻的提拔。《四库全书》记载：（汪藻）公在江西……一日，师川见公诗于僧壁，叹曰：“此吾辈人也！”率二洪谒舍，上谒既去。公曰：“骚人墨客，撚须琢句，以鸣其不平耳。”此条点出了汪藻的才学地位之高，为徐俯、二洪所景仰。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句“鸣其不平”，本为唐代韩愈的古文理论，更说明了豫章诗社有着自己政治性的一面。
考《全宋诗》的社员生平可知：“（吕本中）绍兴六年，诏为起居舍人，赐进士出身。八年，擢中书舍人，兼侍读，權直学士院；（张元幹）绍兴元年以右朝奉郎致仕；（汪藻）绍兴元年，兼侍读，拜翰林学士，出知湖州；（徐俯）绍兴二年，除右谏议大夫，并赐同进士出身。三年，兼侍读，迁翰林学士，俄擢端明殿学士，兼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权参知政事。”从以上豫章诗人的生平职官情况来看，社员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密相联。在绍兴元年（1130年）前后，吕本中、汪藻、徐俯均做翰林学士，兼侍读。而张元幹为右朝奉郎与徐俯为兼签书枢密院院士均为谏官。因此，社员之间的官职紧密联系也为其交游奠定了政治交游的基础。
（二）标榜
《京口耆旧传》中提到豫章社员苏庠“雅游故人皆一时名士，东湖徐俯尤相厚善。曾慥跋其文曰：‘旧闻宗匠推诗匠，亲见东湖说后湖。’著其实云。”由此可见，豫章诗人在交游过程中进行品诗标榜。
在这类诗中标榜的成分显而易见。李彭《题洪驹父徐师川诗后》李彭把徐俯的诗说成“虎豹雄牙须，侪流甘辟易。”水平完全超出当时同辈的诗人，又将徐诗的平淡比作周鼎无款识之声；又说“洪语自奇险，余子伤剽贼。大似樊绍述，文字各识职。”在当下作诗剽窃成风的氛围中，只有洪刍的诗可以看做是出奇出险，别具一格。现在看来，这样的溢美之词实在有失夸张。
谢薖《读吕居仁诗》：“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在《谢幼槃文集》中，吕本中也同样标榜谢薖：“本中窃以为无逸诗似康乐，幼槃诗似元晖，此平等之论也。”由此可见社员之间的标榜往往是双向的，社员之间互相标榜。谢薖主要写出了读吕诗之后的审美感受，意犹未尽，回味无穷。居仁也从宏观的角度来称颂幼槃诗气格“似元晖”。笔者看来，这并不是毫无节制地夸张赞颂。
通上述标榜诗发现，称诩、夸耀的成分固然有，但此类诗并不是全然如此。吕本中在《紫微诗话》中提到：“江西诸人如谢无逸，富赡饶，德操萧散皆不减潘邠老大临精苦也。然德操为僧，后诗更高妙，殆不可及。”可见，吕本中的评价是相当客观公正的；《宋史翼·谢逸》中写道“李商老谓其文步趋刘向韩愈。”此二处都对社员的文学成就作较为公正的评价，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标榜都是溢美之词。
（三）酒宴品诗会
《宋史翼·李彭》中提到“集中多与苏轼、黄庭坚、吕本中、陈师道、张耒、何颉、徐俯、韩驹、苏庠、谢薖唱和，时苏庠居庐山，以琴书自娱，与彭齐名，时称‘苏李’”。由此可见，豫章社员的交游方式还有酒宴品诗的方式。自古文人多爱酒，酒宴赋诗也一直是文人雅集的主要方式，许多优秀的作品都出自诗酒雅集之中。这与前面提到的豫章诗人的身份地位有关。除此之外，也与豫章诗人多好琴棋饮酒有关。据《赵氏铁网珊瑚》记载.：（苏庠）“平生不事科举，安贫守道，沉耽诗酒，寄傲江湖间，雅游故人皆一时名士，徐师川尤厚善。”《宋史翼·谢薖》记载：“（谢薖）以琴棋诗酒自娱，诗文不亚其兄，时称二谢。”加之前文提到的《宋史翼·李彭》记载可见，豫章诗人都雅好琴棋诗酒，因此雅集必然多以此种方式进行。
豫章诗人雅好饮酒决定着诗人交游的方式必有诗酒品诗会：《全宋文·苏祖可诗引》记载“伯固每称余季之才，养直数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诗数首，人皆惊叹。闻谁所作，则可师也。然后知伯固誉儿而非求癖。”苏祖可即为“释祖可”，为苏坚伯固之子，苏庠养直之弟，当时苏坚大宴文人宾客，拿出儿子的诗作，众宾客全部叹为观止，说明这种酒宴雅集的方式伴随着品诗会，正如张元幹《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其一中回忆雅集盛况：“予既冠矣，亦获攘壁之间，大观庚寅辛卯岁也。九人者，宰木久已拱也，独予华发苍颜，羁寓西湖之上，始及识德友。一日，出示养直翰墨凡六大轴，各索题跋，适连宵雨作春泥，良是中原禁烟天气，篝灯拥火，追记旧游，悄悄不能寐，乘醉为书，且念向来社中人物之盛，予虽有愧群公，尚幸强健云。”诗人在诗酒雅集品诗的同时还伴随着品评书法，索题序跋。
（四）同游会
在《全宋诗》中，豫章社员的交游诗有一个显著特点：社员之间“重题”现象非常明显，除了以上提到的《唐明皇夜游图》之外，还有《滕王阁》（洪朋、洪炎、徐俯、汪藻四人为此题）、“拟岘台”（谢薖、洪刍、谢逸三人为此题）、 “题云居寺诗”（李彭、洪刍二人为此题）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以《颜鲁公祠堂》，李彭、谢薖、谢逸、洪朋、张元幹、徐俯六人为此题。《宋史翼·李彭》记载：“字有钟王之风，自言法右军之赡丽，用鲁公之骨。”《全宋文》记载：“《临川集咏序》：昔王右军颜鲁公为太守，故其（谢薖）俗风流儒雅，喜事而尚气。”由此可见豫章社员对颜真卿无比推崇。据《宋史》记载：绍兴元年，（汪藻）任图龙阁直学士，湖州知州，因颜真卿尽忠唐朝，曾守此地，汪藻上奏乞求表彰，诏赐颜真卿建忠烈庙。因此，极有可能在汪藻奏启建成颜鲁公祠堂的时候，社员进行了一次游览颜鲁公祠堂的同游会。在此次同游会中社员纷纷为颜鲁公祠堂赋诗、画像。
若此，以《滕王阁》为诗题也无不可是一次以登临滕王阁为目的地的同游会，其中汪藻还在诗中写道“只应逢盛会，不觉句还成。”更说明此次登临滕王阁极有可能为一次同游会。
结语
纵观文学发展史，文人结社的现象是一个由分散到聚合，由自发到有组织的过程。通过考察豫章诗社社员的交游方式可知，社员交游具有分散性、不固定性。由于豫章诗社的成员复杂，集会分散，成员参与集会不具备组织纪律性，因此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社。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中说道“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于豫章矣。”因此豫章诗社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了江西诗派的发展，其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柳咏莉.豫章诗社研究[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4）.
[2]曾枣庄.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关键词：豫章诗社；政治交游；唱和；同游；品诗画
纵观豫章诗社的交游诗，其中“唱和”诗作占有了绝大部分，因此，诗社成员之间的交游也自然以“写诗唱和”为主，由于唱和的交游方式较为普遍，且前人研究颇为细致，因此本文不再赘述。除此主要方式之外，社员之间的交游还有政治交游、互相标榜、酒宴品诗会、同游会等方式。
（一）政治交游
豫章诗社是一个文学性质的诗社，但诗社成员无疑都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交游不可能只是见面谈诗而其余皆不论。这便决定了社员之间的交往中还有政治交游方式。据《宋史》记载：“胡直孺在经筵，汪藻在翰苑，迭荐之，遂以俯为右谏议大夫。”可见，徐俯曾受到汪藻的提拔。《四库全书》记载：（汪藻）公在江西……一日，师川见公诗于僧壁，叹曰：“此吾辈人也！”率二洪谒舍，上谒既去。公曰：“骚人墨客，撚须琢句，以鸣其不平耳。”此条点出了汪藻的才学地位之高，为徐俯、二洪所景仰。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句“鸣其不平”，本为唐代韩愈的古文理论，更说明了豫章诗社有着自己政治性的一面。
考《全宋诗》的社员生平可知：“（吕本中）绍兴六年，诏为起居舍人，赐进士出身。八年，擢中书舍人，兼侍读，權直学士院；（张元幹）绍兴元年以右朝奉郎致仕；（汪藻）绍兴元年，兼侍读，拜翰林学士，出知湖州；（徐俯）绍兴二年，除右谏议大夫，并赐同进士出身。三年，兼侍读，迁翰林学士，俄擢端明殿学士，兼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权参知政事。”从以上豫章诗人的生平职官情况来看，社员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密相联。在绍兴元年（1130年）前后，吕本中、汪藻、徐俯均做翰林学士，兼侍读。而张元幹为右朝奉郎与徐俯为兼签书枢密院院士均为谏官。因此，社员之间的官职紧密联系也为其交游奠定了政治交游的基础。
（二）标榜
《京口耆旧传》中提到豫章社员苏庠“雅游故人皆一时名士，东湖徐俯尤相厚善。曾慥跋其文曰：‘旧闻宗匠推诗匠，亲见东湖说后湖。’著其实云。”由此可见，豫章诗人在交游过程中进行品诗标榜。
在这类诗中标榜的成分显而易见。李彭《题洪驹父徐师川诗后》李彭把徐俯的诗说成“虎豹雄牙须，侪流甘辟易。”水平完全超出当时同辈的诗人，又将徐诗的平淡比作周鼎无款识之声；又说“洪语自奇险，余子伤剽贼。大似樊绍述，文字各识职。”在当下作诗剽窃成风的氛围中，只有洪刍的诗可以看做是出奇出险，别具一格。现在看来，这样的溢美之词实在有失夸张。
谢薖《读吕居仁诗》：“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在《谢幼槃文集》中，吕本中也同样标榜谢薖：“本中窃以为无逸诗似康乐，幼槃诗似元晖，此平等之论也。”由此可见社员之间的标榜往往是双向的，社员之间互相标榜。谢薖主要写出了读吕诗之后的审美感受，意犹未尽，回味无穷。居仁也从宏观的角度来称颂幼槃诗气格“似元晖”。笔者看来，这并不是毫无节制地夸张赞颂。
通上述标榜诗发现，称诩、夸耀的成分固然有，但此类诗并不是全然如此。吕本中在《紫微诗话》中提到：“江西诸人如谢无逸，富赡饶，德操萧散皆不减潘邠老大临精苦也。然德操为僧，后诗更高妙，殆不可及。”可见，吕本中的评价是相当客观公正的；《宋史翼·谢逸》中写道“李商老谓其文步趋刘向韩愈。”此二处都对社员的文学成就作较为公正的评价，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标榜都是溢美之词。
（三）酒宴品诗会
《宋史翼·李彭》中提到“集中多与苏轼、黄庭坚、吕本中、陈师道、张耒、何颉、徐俯、韩驹、苏庠、谢薖唱和，时苏庠居庐山，以琴书自娱，与彭齐名，时称‘苏李’”。由此可见，豫章社员的交游方式还有酒宴品诗的方式。自古文人多爱酒，酒宴赋诗也一直是文人雅集的主要方式，许多优秀的作品都出自诗酒雅集之中。这与前面提到的豫章诗人的身份地位有关。除此之外，也与豫章诗人多好琴棋饮酒有关。据《赵氏铁网珊瑚》记载.：（苏庠）“平生不事科举，安贫守道，沉耽诗酒，寄傲江湖间，雅游故人皆一时名士，徐师川尤厚善。”《宋史翼·谢薖》记载：“（谢薖）以琴棋诗酒自娱，诗文不亚其兄，时称二谢。”加之前文提到的《宋史翼·李彭》记载可见，豫章诗人都雅好琴棋诗酒，因此雅集必然多以此种方式进行。
豫章诗人雅好饮酒决定着诗人交游的方式必有诗酒品诗会：《全宋文·苏祖可诗引》记载“伯固每称余季之才，养直数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诗数首，人皆惊叹。闻谁所作，则可师也。然后知伯固誉儿而非求癖。”苏祖可即为“释祖可”，为苏坚伯固之子，苏庠养直之弟，当时苏坚大宴文人宾客，拿出儿子的诗作，众宾客全部叹为观止，说明这种酒宴雅集的方式伴随着品诗会，正如张元幹《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其一中回忆雅集盛况：“予既冠矣，亦获攘壁之间，大观庚寅辛卯岁也。九人者，宰木久已拱也，独予华发苍颜，羁寓西湖之上，始及识德友。一日，出示养直翰墨凡六大轴，各索题跋，适连宵雨作春泥，良是中原禁烟天气，篝灯拥火，追记旧游，悄悄不能寐，乘醉为书，且念向来社中人物之盛，予虽有愧群公，尚幸强健云。”诗人在诗酒雅集品诗的同时还伴随着品评书法，索题序跋。
（四）同游会
在《全宋诗》中，豫章社员的交游诗有一个显著特点：社员之间“重题”现象非常明显，除了以上提到的《唐明皇夜游图》之外，还有《滕王阁》（洪朋、洪炎、徐俯、汪藻四人为此题）、“拟岘台”（谢薖、洪刍、谢逸三人为此题）、 “题云居寺诗”（李彭、洪刍二人为此题）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以《颜鲁公祠堂》，李彭、谢薖、谢逸、洪朋、张元幹、徐俯六人为此题。《宋史翼·李彭》记载：“字有钟王之风，自言法右军之赡丽，用鲁公之骨。”《全宋文》记载：“《临川集咏序》：昔王右军颜鲁公为太守，故其（谢薖）俗风流儒雅，喜事而尚气。”由此可见豫章社员对颜真卿无比推崇。据《宋史》记载：绍兴元年，（汪藻）任图龙阁直学士，湖州知州，因颜真卿尽忠唐朝，曾守此地，汪藻上奏乞求表彰，诏赐颜真卿建忠烈庙。因此，极有可能在汪藻奏启建成颜鲁公祠堂的时候，社员进行了一次游览颜鲁公祠堂的同游会。在此次同游会中社员纷纷为颜鲁公祠堂赋诗、画像。
若此，以《滕王阁》为诗题也无不可是一次以登临滕王阁为目的地的同游会，其中汪藻还在诗中写道“只应逢盛会，不觉句还成。”更说明此次登临滕王阁极有可能为一次同游会。
结语
纵观文学发展史，文人结社的现象是一个由分散到聚合，由自发到有组织的过程。通过考察豫章诗社社员的交游方式可知，社员交游具有分散性、不固定性。由于豫章诗社的成员复杂，集会分散，成员参与集会不具备组织纪律性，因此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社。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中说道“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于豫章矣。”因此豫章诗社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了江西诗派的发展，其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柳咏莉.豫章诗社研究[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4）.
[2]曾枣庄.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