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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中国和古希腊作为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代表,在很多的层面上存在着相异之处。西方古代重冥想和逻辑;中国古代文化重实际和归纳。哲学本身源自神话,而神话则又是从更为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因此对神话体系进行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哲学母体的相关信息。就神话发展而言,东西方显示出某些具有地域特点的区别:一、造神的顺序;二、谱系化。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哲学;神话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作为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代表,在很多的层面上存在着相异之处。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始,其明显的特征即是对“真理”意义的探索和论述中严密的逻辑求证;反观中国古代文化,人们的焦点聚集在对日常知识的归纳,对政治具体方法的运用以及对人生目的的界定。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西方古代重冥想和逻辑;中国古代文化重实际和归纳。
诞生哲学的时期是神话进化的中后期即半人神向神人的过渡阶段。之所以会有神话,是人类认识到自己不行,能够发现自然物的长处,并幻想通过某种仪式活动把自然物的长处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人已开始不断幻想,不断的创造下去。这种创造过程发展到哲学诞生前时,先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造物神与诸神的神秘色彩不可避免地开始褪色。但在这个时候先民仍然处在氏族社会,其氏族领袖都是氏族中最伟大的人物,他们都以氏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氏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对自然神、半人半神的宗教崇拜逐渐减弱,而对氏族领袖的崇拜逐渐兴起,并认为氏族领袖就是祖先崇拜的自然神,或者就是他们自身,这样神祗就逐步变成了神人。
神话进展到此,在这一步变更过程中,东西方逐渐显示出某些明显的具有地域特点的区别:
一、造神的顺序
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河流孕育了原始的耕种农业,在此上承载了农业人口的繁衍和壮大。然而季风气候和第四纪冰川的融化,使的发源自西部高原的大河定期泛滥,对沿河农业发展和居民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对河流的治理中,离散的部落被召集起来,人群需要一个领袖来统一指挥和组织人们行动。这一领袖不是摆在祭坛上的偶像而是真实的由众人从众人中选出的自然人,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异常艰苦,所以在治理完成后人们有理由庆祝,庆祝之一就是对领袖的感谢,这种感谢随着时间推移又变成了崇拜。
这个模式的内涵是领导民众的集体活动,给集体带来福利,使人们生活的更好。中国古代神话在向神人阶段演变的时候,没有已经存在的神人也不是由原有的自然神或半人神变化而来,而是确实的通过了一个新的造神过程。因战胜原始无知,开拓文明,因治灾而被人由“人”上升为“神”,这是中华古文明的地域特色,即一种“自下而上”的造神运动。
而在古代希腊,相比之下,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明显的自下而上的造神运动。希腊文明本身并不是爱琴海地区的原著文化,在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利斯大迁移而进入希腊国的居民,其实也是阿开亚的同一种族人,他们拥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宗教观念。由米诺斯宗教变迁而来的古希腊宗教也是一种自然宗教,他们表现在源泉和林间,被分别称为海洋女神、水泽女神、森林女神等。但在早期,由于希腊地处的山地丘陵地形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的聚居,人口分群散布在半岛沿岸,因此形成了具有地区格局的不同的神崇拜,神话含义也因地不同而存在区别。各地各自信奉不同的神灵,即使存在相同或相近的神灵,也存在着神话故事及神的形象的差异。这个时候古希腊并没有出现一个具有统一共识神的概念。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归于赫西俄德和荷马。正如希罗多德(Ⅱ.53.1~2)写道:“可以这么说,只是在前天,希腊人才逐渐懂得诸神源自何处,他们是否全都永存,他们可见的型相是什么样子。因为,我认为,赫西俄德和荷马生活的年代不过400年前。正是他们为希腊人创造了神的谱系,给诸神以名号,划分他们影响和活动的范围,并指明他们可见的型像。”
古希腊在由自然神或半人神向神人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地域的分割并没有像大河文明一样由一种同一的原始氏族文化自上而下发展出“神人”,而是靠具体的特定的下定义规范使之达成某种共识。这一情况,由特定的人而非处于某种文化共识带来的转变,就出现了不同于同时期中国神话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神即是已经存在而忽略神来自何处的回答,没有一个造神运动来支撑,缺乏对神最本质的认识。早期希腊人这样解释关于神灵的更替,在五世代的神话(《工作与时日》,109~201行),“神从前如何创造了一个黄金种族,他们生活在富足和安逸中,这一代人死后取代他们的是白银种族,但由于彼此不相敬也不敬神,因此是短命的,这两代后成为了精灵的两个等级。第三代人是强有力的青铜种族,为战争所打击,毁在自己的手上,他们被一个更公正的、神一般的英雄种族、半神们所取代……”这样自我定义的解释具有很大局限性,即如果把问题追问到首行诗开头的“神”是谁,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这个模式将在神话进一步发展的时候遇到权威性和可信度的质疑。这种质疑在后来就逐步变成了希腊人在询问本源时的思考和向上追溯的动力,并最终由此开始了早期哲学的冥想思维。
二、谱系化
所谓谱系化,一般是指对原始的零星的神话进行再创造,梳理出明显的条理,对不同的神的特点加以区分,找出神之间的关系所在,使其成为一个有体系的神话。神话的谱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作,它不同与简单的类比和归纳,它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人用人类社会的概念思考神时必然出现的事物,它的出现将有助于增进先民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有学者把神话谱系时期称为“前逻辑时代”。
在这个问题上中西方之间,显示出的差异更为明显。古希腊神话在公元2世纪完成了谱系化工作,而中国最早完成的谱系化的藏民族神话直到17世纪才被谱系化。
把零星神话谱系化,是野蛮时代末期和文明时代早期的先民所做的发展神话的工作,其先决条件是,他们对神话的真实性坚信不够。同时由于对本源的回答不够,导致了早期希腊人出现对了一种矛盾:对神存在的坚定信仰和神真正面目为何的疑惑。正是由于迫切需要坚信神及其一切内容,使得的希腊人比其它民族更不能允许关于神的任何不实存在。出于对神的真相的好奇和求答,他们开始了通过现有资料的谱系以进一步了解什么是神和神是怎样活动的。
华夏神话的谱系化工作为何没有进行或者进行的极缓慢呢?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这样分析原因:中华民族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大自然的恩赐不丰,很早便以农耕为业,生活勤苦,所以重实际,轻玄想;不能把往古的传说集合起来熔铸成鸿篇巨制。另外,远古人神不分,神鬼不分,这种原始的信仰长期被保存下来,新的传说又不断出现,旧传说受到排挤僵死了,新传说因其“新”出生也不光彩,所以两败惧伤。
吴天明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补充了两个原因:一是华夏诸族的原始神话人物,多有自然神品格,不一定很好谱系化。二是与华夏族诗歌的特征有关。古希腊和中国藏族史诗都有万余行,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不改造为诗歌就无法记诵,而华夏的诗歌不是以叙事为天职,主要作用是抒情,所以中国神话谱系化工作就很难继续下去。
我在此提出另一个解释中国神话未谱系化的观点。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造神运动给予了民族一种完善的、权威的、具有普遍理解和接受性的神之信仰。人们自己创造的神,是他们的祖先和群落中的勇士,这些都是易于被接受的,因此这种自信力使得我们的先民对神灵只崇拜而几乎不存在怀疑。而且神话中的人物关系及来源交代的很清晰,是一种家庭加部落的形式,所以人们只需要传承而不需要再质疑再考察。
参考文献:
[1]《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张岩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版第171~172页。
[3]《中国神话研究》,吴天明著,2003年1月版。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哲学;神话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作为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代表,在很多的层面上存在着相异之处。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始,其明显的特征即是对“真理”意义的探索和论述中严密的逻辑求证;反观中国古代文化,人们的焦点聚集在对日常知识的归纳,对政治具体方法的运用以及对人生目的的界定。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西方古代重冥想和逻辑;中国古代文化重实际和归纳。
诞生哲学的时期是神话进化的中后期即半人神向神人的过渡阶段。之所以会有神话,是人类认识到自己不行,能够发现自然物的长处,并幻想通过某种仪式活动把自然物的长处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人已开始不断幻想,不断的创造下去。这种创造过程发展到哲学诞生前时,先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造物神与诸神的神秘色彩不可避免地开始褪色。但在这个时候先民仍然处在氏族社会,其氏族领袖都是氏族中最伟大的人物,他们都以氏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氏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对自然神、半人半神的宗教崇拜逐渐减弱,而对氏族领袖的崇拜逐渐兴起,并认为氏族领袖就是祖先崇拜的自然神,或者就是他们自身,这样神祗就逐步变成了神人。
神话进展到此,在这一步变更过程中,东西方逐渐显示出某些明显的具有地域特点的区别:
一、造神的顺序
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河流孕育了原始的耕种农业,在此上承载了农业人口的繁衍和壮大。然而季风气候和第四纪冰川的融化,使的发源自西部高原的大河定期泛滥,对沿河农业发展和居民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对河流的治理中,离散的部落被召集起来,人群需要一个领袖来统一指挥和组织人们行动。这一领袖不是摆在祭坛上的偶像而是真实的由众人从众人中选出的自然人,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异常艰苦,所以在治理完成后人们有理由庆祝,庆祝之一就是对领袖的感谢,这种感谢随着时间推移又变成了崇拜。
这个模式的内涵是领导民众的集体活动,给集体带来福利,使人们生活的更好。中国古代神话在向神人阶段演变的时候,没有已经存在的神人也不是由原有的自然神或半人神变化而来,而是确实的通过了一个新的造神过程。因战胜原始无知,开拓文明,因治灾而被人由“人”上升为“神”,这是中华古文明的地域特色,即一种“自下而上”的造神运动。
而在古代希腊,相比之下,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明显的自下而上的造神运动。希腊文明本身并不是爱琴海地区的原著文化,在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利斯大迁移而进入希腊国的居民,其实也是阿开亚的同一种族人,他们拥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宗教观念。由米诺斯宗教变迁而来的古希腊宗教也是一种自然宗教,他们表现在源泉和林间,被分别称为海洋女神、水泽女神、森林女神等。但在早期,由于希腊地处的山地丘陵地形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的聚居,人口分群散布在半岛沿岸,因此形成了具有地区格局的不同的神崇拜,神话含义也因地不同而存在区别。各地各自信奉不同的神灵,即使存在相同或相近的神灵,也存在着神话故事及神的形象的差异。这个时候古希腊并没有出现一个具有统一共识神的概念。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归于赫西俄德和荷马。正如希罗多德(Ⅱ.53.1~2)写道:“可以这么说,只是在前天,希腊人才逐渐懂得诸神源自何处,他们是否全都永存,他们可见的型相是什么样子。因为,我认为,赫西俄德和荷马生活的年代不过400年前。正是他们为希腊人创造了神的谱系,给诸神以名号,划分他们影响和活动的范围,并指明他们可见的型像。”
古希腊在由自然神或半人神向神人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地域的分割并没有像大河文明一样由一种同一的原始氏族文化自上而下发展出“神人”,而是靠具体的特定的下定义规范使之达成某种共识。这一情况,由特定的人而非处于某种文化共识带来的转变,就出现了不同于同时期中国神话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神即是已经存在而忽略神来自何处的回答,没有一个造神运动来支撑,缺乏对神最本质的认识。早期希腊人这样解释关于神灵的更替,在五世代的神话(《工作与时日》,109~201行),“神从前如何创造了一个黄金种族,他们生活在富足和安逸中,这一代人死后取代他们的是白银种族,但由于彼此不相敬也不敬神,因此是短命的,这两代后成为了精灵的两个等级。第三代人是强有力的青铜种族,为战争所打击,毁在自己的手上,他们被一个更公正的、神一般的英雄种族、半神们所取代……”这样自我定义的解释具有很大局限性,即如果把问题追问到首行诗开头的“神”是谁,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这个模式将在神话进一步发展的时候遇到权威性和可信度的质疑。这种质疑在后来就逐步变成了希腊人在询问本源时的思考和向上追溯的动力,并最终由此开始了早期哲学的冥想思维。
二、谱系化
所谓谱系化,一般是指对原始的零星的神话进行再创造,梳理出明显的条理,对不同的神的特点加以区分,找出神之间的关系所在,使其成为一个有体系的神话。神话的谱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作,它不同与简单的类比和归纳,它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人用人类社会的概念思考神时必然出现的事物,它的出现将有助于增进先民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有学者把神话谱系时期称为“前逻辑时代”。
在这个问题上中西方之间,显示出的差异更为明显。古希腊神话在公元2世纪完成了谱系化工作,而中国最早完成的谱系化的藏民族神话直到17世纪才被谱系化。
把零星神话谱系化,是野蛮时代末期和文明时代早期的先民所做的发展神话的工作,其先决条件是,他们对神话的真实性坚信不够。同时由于对本源的回答不够,导致了早期希腊人出现对了一种矛盾:对神存在的坚定信仰和神真正面目为何的疑惑。正是由于迫切需要坚信神及其一切内容,使得的希腊人比其它民族更不能允许关于神的任何不实存在。出于对神的真相的好奇和求答,他们开始了通过现有资料的谱系以进一步了解什么是神和神是怎样活动的。
华夏神话的谱系化工作为何没有进行或者进行的极缓慢呢?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这样分析原因:中华民族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大自然的恩赐不丰,很早便以农耕为业,生活勤苦,所以重实际,轻玄想;不能把往古的传说集合起来熔铸成鸿篇巨制。另外,远古人神不分,神鬼不分,这种原始的信仰长期被保存下来,新的传说又不断出现,旧传说受到排挤僵死了,新传说因其“新”出生也不光彩,所以两败惧伤。
吴天明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补充了两个原因:一是华夏诸族的原始神话人物,多有自然神品格,不一定很好谱系化。二是与华夏族诗歌的特征有关。古希腊和中国藏族史诗都有万余行,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不改造为诗歌就无法记诵,而华夏的诗歌不是以叙事为天职,主要作用是抒情,所以中国神话谱系化工作就很难继续下去。
我在此提出另一个解释中国神话未谱系化的观点。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造神运动给予了民族一种完善的、权威的、具有普遍理解和接受性的神之信仰。人们自己创造的神,是他们的祖先和群落中的勇士,这些都是易于被接受的,因此这种自信力使得我们的先民对神灵只崇拜而几乎不存在怀疑。而且神话中的人物关系及来源交代的很清晰,是一种家庭加部落的形式,所以人们只需要传承而不需要再质疑再考察。
参考文献:
[1]《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张岩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版第171~172页。
[3]《中国神话研究》,吴天明著,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