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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公司（Accenture）的发家史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一出正牌的美国梦。现如今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咨询公司年收入超过百亿美元，但就在上世纪50年代，它还只是安达信会计事务所旗下的一个小部门而已。
让埃森哲逐渐成长并脱离母体的第一个大项目来源于其客户通用电气：当时它为帮这家公司提高薪资处理效率，提议安装了美国第一台商用电脑，从此开创了数据处理时代。当时的项目领导人乔·格里卡夫之后被称为电脑和高科技咨询之父，为商业咨询开创了使用电脑和高科技解决问题的先河。
这个项目标志着安达信咨询业务的开始，随着咨询业务的利润最终超过了审计部分，膨胀的咨询部门已经不甘寄人篱下。到1989年，安达信最终分拆为主营审计业务的安达信和主营咨询业的安盛咨询。2001年起，安盛咨询启用“埃森哲”作为公司的新名字。
但与此同时，它又甚至算不上一家真正的美国企业。这倒不是因为它遍布全球各地、从墨西哥到日本拥有多个分公司网络——国际扩张是美国企业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它根本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籍归属。对这家公司而言，哪里的税收更少、政策更优、人力成本更低，哪里就是它的家。
从2001年完全脱离瑞士安盛母体并改名埃森哲以来，它就注册到了著名的“避税天堂”百慕大群岛去；到2009年，它又把总部迁到爱尔兰——另一个低税收的国度。
今天，埃森哲的37万名雇员分散在超过55个国家的200座城市里。它的咨询师们通常以“空降”方式到各地展开业务（意即只派人员，不设办公室），而将业务和收入汇报给就近的区域总部。这些区域总部的选址也颇具考量：诸如布拉格和迪拜这样的城市虽然不是区域内最顶级的，却一定是税率最低的。
埃森哲的崛起意味着“后跨国公司时代”的到来，这种跨国公司祛除总部国籍，进入真正意义上“有奶就是娘”的交互式国际化的阶段。从今往后，越来越少的跨国企业会标榜自己是一家来自某国的企业，像“可口可乐=美国、宜家=瑞典以及诺基亚=芬兰”这样的故事将会走进历史。
上世纪50年代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所谓“美国好就是通用汽车好”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对跨国公司来讲，哪里能盈利，哪里才是祖国。
埃克森美孚、联合利华、黑石、汇丰银行、DHL和Visa——这些知名企业都已经把总部和分部（包括工厂、行政办公室和银行账户）迁移到了政策最优的国家和地区。聪明的交互式跨国企业通常会把注册地放在一个国家，实际运营放在另一个国家，金融资产则放在第三个国家。
诸如通用电气、IBM和微软在内的“美国企业”都已经在低税收的离岸账户（瑞士、卢森堡、开曼群岛等）里存入了超过万亿级别的财产。一些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将这些天文数字般的财富称为“无国界收入”，美国总统奥巴马则痛批称这些被转移的财富“不公平且有损美国的利益”。
这种趋势并不令人感到惊讶。逐利毕竟是企业的本性。但交互式跨国企业的崛起却不仅仅是“赚钱的新手段而已”，它还从另一方面定义了“全球实体”这个概念——随着这些企业的实力越来越走向巨无霸模式，它们中的许多从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来看已经并不逊于一个中等国家。
许多年以来，全球观察人士都习惯性地聚焦到国家间的竞争，尤其是有关那些新崛起国家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发起的挑战。2015年6月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来自近40个国家的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将要超过美国的国际地位。
但皮尤或许应该把选项扩大一点，那就是实际上有很多超级跨国企业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极不可忽视的地步。
以苹果为例，它手里的现金流已经超过世界上三分之二国家各自的GDP总量。在政治领域，超级跨国企业们和监管者们展开斗争，大玩“猫鼠游戏”。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限制华尔街银行往无限规模扩张，以免它们一旦倒闭后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但最后的结果则是，原本中小型的金融机构被限制住了步伐的同时，本来就很巨型的银行开始向海外多国扩张，美国越来越难以控制。
今天，全球最大的十家银行控制了将近半数的人类财富。以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尔为代表的政治家正在加紧推行加强监管超级企业的法案，但即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这些巨无霸也不会有太多损失——它们直接将总部撤出欧洲（这不代表它们损失了欧洲市场）就是了。
当下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国籍、地域通通模糊的时代。在没有祖国的交互式跨国企业崛起之后，全球商業模式的下一代又将是什么？有些人提出，企业终将去掉实体化的外壳而完全虚拟化。风投资本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巴拉吉·斯里尼瓦桑指出，硅谷正在变得比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更加强大。他形容硅谷将是“商业模式乃至美国社会的终极出口”，最终的社会将完全靠科技来运作。
实际上，这种设想已经有部分得到实现：越来越多的商业运作正在用在线模式进行操作，越来越多的商业数据存储则被转移到“云”之上。如果现在这种国籍和地域模糊的商业运作模式就已经让监管者们感到头疼的话，斯里尼瓦桑的“云企业”构想则更会让传统的政客们惊讶到合不拢嘴。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趋势似乎更加不可避免。
让埃森哲逐渐成长并脱离母体的第一个大项目来源于其客户通用电气：当时它为帮这家公司提高薪资处理效率，提议安装了美国第一台商用电脑，从此开创了数据处理时代。当时的项目领导人乔·格里卡夫之后被称为电脑和高科技咨询之父，为商业咨询开创了使用电脑和高科技解决问题的先河。
这个项目标志着安达信咨询业务的开始，随着咨询业务的利润最终超过了审计部分，膨胀的咨询部门已经不甘寄人篱下。到1989年，安达信最终分拆为主营审计业务的安达信和主营咨询业的安盛咨询。2001年起，安盛咨询启用“埃森哲”作为公司的新名字。
但与此同时，它又甚至算不上一家真正的美国企业。这倒不是因为它遍布全球各地、从墨西哥到日本拥有多个分公司网络——国际扩张是美国企业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它根本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籍归属。对这家公司而言，哪里的税收更少、政策更优、人力成本更低，哪里就是它的家。
从2001年完全脱离瑞士安盛母体并改名埃森哲以来，它就注册到了著名的“避税天堂”百慕大群岛去；到2009年，它又把总部迁到爱尔兰——另一个低税收的国度。
今天，埃森哲的37万名雇员分散在超过55个国家的200座城市里。它的咨询师们通常以“空降”方式到各地展开业务（意即只派人员，不设办公室），而将业务和收入汇报给就近的区域总部。这些区域总部的选址也颇具考量：诸如布拉格和迪拜这样的城市虽然不是区域内最顶级的，却一定是税率最低的。
埃森哲的崛起意味着“后跨国公司时代”的到来，这种跨国公司祛除总部国籍，进入真正意义上“有奶就是娘”的交互式国际化的阶段。从今往后，越来越少的跨国企业会标榜自己是一家来自某国的企业，像“可口可乐=美国、宜家=瑞典以及诺基亚=芬兰”这样的故事将会走进历史。
上世纪50年代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所谓“美国好就是通用汽车好”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对跨国公司来讲，哪里能盈利，哪里才是祖国。
埃克森美孚、联合利华、黑石、汇丰银行、DHL和Visa——这些知名企业都已经把总部和分部（包括工厂、行政办公室和银行账户）迁移到了政策最优的国家和地区。聪明的交互式跨国企业通常会把注册地放在一个国家，实际运营放在另一个国家，金融资产则放在第三个国家。
诸如通用电气、IBM和微软在内的“美国企业”都已经在低税收的离岸账户（瑞士、卢森堡、开曼群岛等）里存入了超过万亿级别的财产。一些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将这些天文数字般的财富称为“无国界收入”，美国总统奥巴马则痛批称这些被转移的财富“不公平且有损美国的利益”。
这种趋势并不令人感到惊讶。逐利毕竟是企业的本性。但交互式跨国企业的崛起却不仅仅是“赚钱的新手段而已”，它还从另一方面定义了“全球实体”这个概念——随着这些企业的实力越来越走向巨无霸模式，它们中的许多从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来看已经并不逊于一个中等国家。
许多年以来，全球观察人士都习惯性地聚焦到国家间的竞争，尤其是有关那些新崛起国家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发起的挑战。2015年6月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来自近40个国家的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将要超过美国的国际地位。
但皮尤或许应该把选项扩大一点，那就是实际上有很多超级跨国企业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极不可忽视的地步。
以苹果为例，它手里的现金流已经超过世界上三分之二国家各自的GDP总量。在政治领域，超级跨国企业们和监管者们展开斗争，大玩“猫鼠游戏”。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限制华尔街银行往无限规模扩张，以免它们一旦倒闭后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但最后的结果则是，原本中小型的金融机构被限制住了步伐的同时，本来就很巨型的银行开始向海外多国扩张，美国越来越难以控制。
今天，全球最大的十家银行控制了将近半数的人类财富。以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尔为代表的政治家正在加紧推行加强监管超级企业的法案，但即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这些巨无霸也不会有太多损失——它们直接将总部撤出欧洲（这不代表它们损失了欧洲市场）就是了。
当下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国籍、地域通通模糊的时代。在没有祖国的交互式跨国企业崛起之后，全球商業模式的下一代又将是什么？有些人提出，企业终将去掉实体化的外壳而完全虚拟化。风投资本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巴拉吉·斯里尼瓦桑指出，硅谷正在变得比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更加强大。他形容硅谷将是“商业模式乃至美国社会的终极出口”，最终的社会将完全靠科技来运作。
实际上，这种设想已经有部分得到实现：越来越多的商业运作正在用在线模式进行操作，越来越多的商业数据存储则被转移到“云”之上。如果现在这种国籍和地域模糊的商业运作模式就已经让监管者们感到头疼的话，斯里尼瓦桑的“云企业”构想则更会让传统的政客们惊讶到合不拢嘴。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趋势似乎更加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