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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师陀的散文集《上海手札》与散文诗集《夏侯杞》分别以“新闻通讯”的体式和散文诗的形式，共同构成了师陀在上海的战争时期的生命史与灵魂史，是作者这一时期精神历程和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传递了师陀与上海同呼吸共命运的战斗激情与生命体验，表达了对战争中的社会与历史的臧否，深入反思了战乱年代中生命的存在。在自觉的生命意识指引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对战争中的人性、生命价值与历史宿命的冥思中实现对上述散文情调的理性穿透，完成了对战争世界的冷静呈现与深入反思。
关键词：师陀 《上海手札》 《夏侯杞》 战争荒原 生命反思
师陀的散文集《上海手札》[1]与散文诗集《夏侯杞》[2]在文体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二者收录的作品却均为师陀被连年战争围困上海时所作，而且在写作时间上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前者所收作品写于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间，而后者中的大多数作品写于1940年至1947年之间，二者共同构成了师陀上海时期的生命史与灵魂史，是师陀这一时期精神历程和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尽管师陀在《上海手札·后记》中一再声明“当初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驱除瞌睡”[3]，强调写作那些手札的无聊与无意义，但是，不论是《上海手札》对于战时上海物质匮乏与知识者精神游离状态的表现，还是《夏侯杞》中所呈现的战争背景下，知识者对于日常现实和生命存在的质疑与辩难，穿透战争世界匮乏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实现对健全完善的理想生命状态的观照等方面，都超越了一般沦陷区文学那种仅止于发现与呈现“日常生活”，并试图从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所谓的“永久人性”，而对于隐藏在战争的苦难与物质的贫乏之后的灵魂的颓唐乃至堕落，却缺乏理性的审视与批判的创作趋向。
如果说，《上海手札》用类似于“新聞通讯”的体式，表现了知识者师陀同“孤岛”上海同呼吸共命运的战斗激情与生命体验，呈现了战时上海日常生活中物质的匮乏与民众精神的游离，那么，其散文诗集《夏侯杞》则借助散文诗这种文体形式，在自我灵魂的辩难中，表达了对战争中的社会与历史的臧否，深入反思战乱年代中生命的存在，在自觉的生命意识指引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对战争中的人性、生命价值与历史宿命的冥思中实现对上述散文情调的理性穿透，完成了对战争世界的冷静呈现与深入反思。
一.战争的荒原与游荡的灵魂
师陀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在表现一种与战争中的上海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激情中，表现出师陀直面战争的勇气与决心：“我们有一个决心，一个主要目的：利用一切方法返回上海”，“我们竟以为如果不回上海我们便似乎和世界隔开了。”[4]但是“在一种寂寞，一种紧张的静寂”笼罩的行旅中，师陀开始触摸到真实的世界，战争毁灭了原有的一切，造成物质的极度匮乏，使得眼前满目疮疾。
《上海手札》中有十三篇散文从衣食住行的每一个视角，展示了战争中的上海日常生活的混乱与匮乏。《巢覆》中真实记录到，“上海能够住人的有房子的区域，因为战事大约骤然缩小了一倍”[5]，人们象暴风雨过后的飞禽般遭遇着“巢覆”后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遗孑》则再现了战争中被丢弃的孤儿的命运，“他们褴褛的，有的完全裸着体在街头巷口出现，在他们身上最大最丰满的是一双眼睛。他们每天饥饿地在垃圾箱中搜寻骨头或烂了的水果。接着他们病倒了，然后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6]战争毁灭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人们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是“车站上是象倒闭的银行前面一样拥挤。有许多人冒着飞机的轰炸已经在那里等候两天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车票。”[7]所有角落都被战争的阴影笼罩，人们被物质的匮乏与混乱的秩序包围。师陀用冷酷但真实的笔触再现了战争世界的荒凉与无奈，再现了战争中的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困境，刻画了一幅幅战争阴影笼罩中的浮世绘，没有悲壮的战争场面，没有壮烈色彩的飞扬人生，甚至没有张爱玲散文中所呈现的苍凉感，而是顺势进一步呈现了身处战争困境中的人们人性的失落与灵魂的游离，表达关于战争最深刻的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与人性的双重毁灭性打击。
《遗孑》中繁华的上海只能陷入“深沉的沉默”，甚至连那些“遗孑”的哭声也渐渐隐没在黑夜深处。“世界上没有不爱自己子女的父母”，然而，残酷的战争逼迫他们只能做出自私的选择，放弃孩子，保全自己。战争吞噬了父母的人性，也剥夺了孩子的生命。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流落在街头，“他们身上最大最丰富的是一双眼睛。他们每天饥饿，在垃圾箱中搜寻骨头或烂的水果，接着他们就病倒了”，“人们便象垃圾一样将他们扫除”[8]，战争剥夺了他们自由生长的权利，更残害了人类的本性，掠夺了人类保存善良本性的可能，“假如他们的生命不会象衰枯了的树木上的果实一样渐次脱落，上海有的是流氓和骗子”。在战争的摧残下，这些孩子的命运无从选择，不是死亡就是沦落为流氓和骗子。战争剥夺了孩子的童年，更使人性迷失，最终导致生命和人性的双重毁灭。
《巢覆》、《马食余》、《骑士》则进一步呈现失掉了人性的人们，灵魂的四处游离。“他们无事可做”，“在街头徘徊了一个星期，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面站着，人们在他背后走过来又走过去，他忽然从袖筒里弄出一石头，他打碎了他已经看了好久的橱窗，再不然就抢劫了一个太太的皮包，他希望用坐牢来解决自己的贫困。”[9]在物质匮乏的围困中，人在正常的生活秩序内，以正当的生存方式已经不能再维持生命，只有靠破坏正常秩序才能赢得生存的基本需要。人的道德自守能力被基本的生存欲望消磨，最后的道德防线也被攻破。
在揭示战争世界的物质匮乏造成人性失落与道德陷落的残酷现实的同时，师陀在《鼹鼠》、《风波》、《淑女》、《召顶》、《住了》中，进一步揭露了战争中一群物质财富丰裕却丧失基本道德感的人的糜烂生活，“他们不再提什么民族和国家”[10]，而是如“鼹鼠”般囤积聚积着战争所急需的日用品，渴望在“黄金烚赤猛涨，冲破两千五百元大关”时，大捞一笔国难财;他们在趁火打劫，哄抬房租;她们将战争置之度外，执著地做着“买一瓶香水”、“买一只钻石戒指”的“淑女”梦想。作者在看似冷漠却饱醮愤怒的笔调中，讽刺了这些丧失基本的爱国热情与道德感的“绅士”与“淑女们”，揭示了战争中的人们精神的麻木与灵魂的委琐，并在其中寄予了关于战争的最深沉的的反思。战争不仅吞噬了人类善良的本性，更使本有的“人性恶”恣意膨胀。 师陀在《上海手札》中，不但刻画了战争中的上海人的日常生存的浮世绘，而且为战争中的上海人的灵魂塑了一座“浮雕”，这座浮雕中的灵魂浮躁、麻木、空虚，四处游荡甚至开始迷失。进而通过这座浮雕渲染出战争阴影笼罩下的荒原氛围，外在世界的荒原与人类心灵的荒原交织成一曲沉郁凄惶的悲鸣曲。
战争来了，富翁，乞丐，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失去了“用武之地”。有钱的“钱经图”先生“犹如动物”般不断地奔波在路上;曾经有工作的“徐吉甫先生”、“周金贵先生”或“张懋勤先生”“现在自然没有事情，他们的公司或工厂是在战区里，因此，这些徐吉甫先生，周金贵先生或张懋勤先生便出来，走到马路上了”。“张懋勤先生已经在街头徘徊了一个星期”[11]。乞丐也失业了，“收容所里早已额满了，没人肯收留他们”[12]，只能流落街头。“战争起来了”，那位失去杂志的编辑，而又无法写文章的作家马食余更加空虚了，除了一天二十个饺子的追求，“只能不住地在深夜的顶楼徘徊”，在冷清的战争的夜晚游荡。
如果拉长镜头来映照《上海手札》中所描写的战时上海人，频率加快，在快慢镜头切换之间留下的影象，就只不过是些不断徘徊、流浪、游荡的灵魂的重影，而徘徊、游荡正是师陀对战争荒原的存在状态的发现与定格。战争不仅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秩序，也摧毁了他们精神的壁垒，他们在混乱的社会中迷失了一切精神的方向，灵魂失去了依傍，没有任何高于动物的诉求，“人们抱着类似世界末日的思想，说不清楚是狂欢是悲哀”[13]。师陀在对战争中的上海人徘徊游荡的浮雕塑造中，营造一种动态的浮躁的荒原氛围。相较戈多所站立的那片荒原，师陀《上海手札》中所呈现的那游荡徘徊的人群所耸立的荒原，弥漫着焦虑的迷雾，人们不断的游荡，没有原由，没有方向，呈现在眼前的是无比的丑恶和苍凉。从面向现实的冷静揭示，到采取契诃夫讽刺小说式的暴露与批判，师陀完成了对战争荒原的理性观照，但是，他并不象与他同时羁留在上海的陆蠡那样耽溺于对黑暗现实的诅咒，仅仅在《囚绿记》与《竹刀》中表达了围困在上海的精神困惑与情感迷失，而是在从战争荒原归来的彻悟中寻找希望，将对战争现实的反思深入至对普遍人性与生命价值的深沉思考，将他的战争题材散文思考上升到对更深入与宽泛的文学母题的观照。
二.战争荒原归来的彻悟与冥思
战争中人们的日常生存困境以及灵魂的游离状态，使得师陀的《上海手札》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重的悲愤与焦虑情绪。然而，师陀并没有被黑暗完全所淹没，其灵魂深处所固有的理性和智慧，使得他开始穿越茫茫战争荒原去寻找仅存的希望。这种隐埋在其意识深处的愿望，在其被围困上海时所写的《最后的旗》这篇散文所描写的爱国情绪中得以婉转的表现。虽然在其散文集《上海手札》于1941年5月出版时，因为此文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情绪，而被接受严格政治审查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删除，但是，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情绪，却无疑为师陀在“孤岛”时期的散文中，透出了一丝光明：“因为中国军队自闸北撤退时，一部分掩护撤退的兵士就被围困在仓库里”，“一个老太太试图向苏州河对岸的四型仓库递送日用品”[14]。师陀的本意固然在于经由描写这种爱国行为如何成为精神空虚的“张懋勤先生”、“周金贵先生”们的谈资与笑柄，来审视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荒原中人们的愚昧与灵魂的麻木，但由其对“张懋勤先生”、“周金贵先生”们的嘲讽和针砭中，何尝没有透露出其内心深处的希望呢？
可以说，《最后的旗》这篇散文预示出战争结束后师陀散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趋向，即渐渐由对战争荒原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描摹，转向对人性与生命进行理性审视与深刻的反思。于是，那种从荒原归来的喜悦与激动便自然呈现在其散文中：“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发现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11]——然而“我们”活着，但“我们呼吸着的空气似乎与先前不同，我们已经很有时间想到过去，我们从过去中拾得一点友情”[12]。在对战争荒原的日常呈现和精神的针砭中，惊异地发现了从战争的洪荒归来的生命的韧性。《祝福》中经历了战争的“风波”的汪先生“重新看到世界的时候”，“象一个疯子一樣”的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朋友，狂欢似的发出呼喊，拥抱他们，直到“他”渐渐地习惯战争中的生活。是灾难赋予他一双惊喜的眼睛重新体悟人世的温情与美好，是残酷的战争使“不幸的人从不幸中得到幸福”，而“我们从别人的幸福中得到的比他得到的更多”。当师陀重新检视战争带来的祸福喜悲时，便惊喜地发现，战争在摧毁人类的物质生存和善良本性的同时，也激发了人类强大的生命力和追求幸福的执著力量，“人们是为生命尽着力，将来也许有什么不测，但那是命运，反正人是已经为了生命尽过力了”，猛然悟得“生命容易消灭，生命也有抵抗死亡的惊人力量。”[13]师陀没有一味消沉在战争带来的荒原感中，而是以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由对战争荒原的叙写转向对生命力量的发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之火。
当沦陷区那些感性较强的作家继续在作品中无病呻吟时，师陀却由《上海手札》那种对于战争荒原及人们精神愚昧与麻木的针砭，转向对战争中的人性与生命的形而上思考，以回顾的姿态重新审视与追问本真的生命，揭示人性、爱、死亡与生命的有限性，批判人性的狭隘、生命与历史的虚无。这种精神旨向在其创作于1940年至1947年之间的散文诗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出版于1941年的散文集《上海手札》，除《后记》外，收录师陀写于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间，包括《倦游》、《鲁宾逊的风》、《行旅》、《断片》、《上海》、《巢覆》、《插画》、《座谈》、《马食余》、《祝福》、《最后的旗》、《遗孑》、《骑士》、《鼹鼠》、《风波》、《淑女》、《召顶》、《住了》等十八篇札记。
[2]最初署名康了斋的《夏侯杞（四章）》，发表于1944年3月上海版的《万象》月刊的第3年第9期上，后收入1944年10月出版的《文艺春秋丛刊》之四《朝雾》。后在1981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芦焚散文选集》中，师陀生前首次以“夏侯杞”为题，将篇幅短小而意韵丰富的散文诗编定为一个作品单元，收录了共17篇散文诗，包括《灯下》、《座右铭》、《健全》、《纸花》、《那本老书》、《作家先生》、《卑下的人》、《投机家》、《慈善家》、《一个自私的人》、《善恶》、《笔录》、《醉语》、《镜子》、《戒言》、《笑与泪》、《苦柳》。后刘增杰先生在《师陀全集》第5卷中，经过师陀生前编定，再次重新结集《夏侯杞》，并在《芦焚散文选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作家第二章》、《生命》、《童心》、《爱》、《人性》、《死》、《死》、《坟》、《哀荣》、《老营》、《天鹅》。本论文所论述的对象则是以刘增杰先生在《师陀全集》中收录的《夏侯杞》为准。
[3]师陀《师陀全集5》[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52页。
[4]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8页。
[5]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34页。
[6]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79页。
[7]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47页。
[8]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82页。
[9]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37页。
[10]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93页。
[11]钱理群主编《中国感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M]，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9页。
[12]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60页。
[13]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81页。
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重点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高职校园文化的跨文化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SITKY201807）的阶段性成果;系2019年度“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精品项目：文化生活指南――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基因式植入”的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江红，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教育）
关键词：师陀 《上海手札》 《夏侯杞》 战争荒原 生命反思
师陀的散文集《上海手札》[1]与散文诗集《夏侯杞》[2]在文体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二者收录的作品却均为师陀被连年战争围困上海时所作，而且在写作时间上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前者所收作品写于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间，而后者中的大多数作品写于1940年至1947年之间，二者共同构成了师陀上海时期的生命史与灵魂史，是师陀这一时期精神历程和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尽管师陀在《上海手札·后记》中一再声明“当初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驱除瞌睡”[3]，强调写作那些手札的无聊与无意义，但是，不论是《上海手札》对于战时上海物质匮乏与知识者精神游离状态的表现，还是《夏侯杞》中所呈现的战争背景下，知识者对于日常现实和生命存在的质疑与辩难，穿透战争世界匮乏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实现对健全完善的理想生命状态的观照等方面，都超越了一般沦陷区文学那种仅止于发现与呈现“日常生活”，并试图从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所谓的“永久人性”，而对于隐藏在战争的苦难与物质的贫乏之后的灵魂的颓唐乃至堕落，却缺乏理性的审视与批判的创作趋向。
如果说，《上海手札》用类似于“新聞通讯”的体式，表现了知识者师陀同“孤岛”上海同呼吸共命运的战斗激情与生命体验，呈现了战时上海日常生活中物质的匮乏与民众精神的游离，那么，其散文诗集《夏侯杞》则借助散文诗这种文体形式，在自我灵魂的辩难中，表达了对战争中的社会与历史的臧否，深入反思战乱年代中生命的存在，在自觉的生命意识指引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对战争中的人性、生命价值与历史宿命的冥思中实现对上述散文情调的理性穿透，完成了对战争世界的冷静呈现与深入反思。
一.战争的荒原与游荡的灵魂
师陀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在表现一种与战争中的上海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激情中，表现出师陀直面战争的勇气与决心：“我们有一个决心，一个主要目的：利用一切方法返回上海”，“我们竟以为如果不回上海我们便似乎和世界隔开了。”[4]但是“在一种寂寞，一种紧张的静寂”笼罩的行旅中，师陀开始触摸到真实的世界，战争毁灭了原有的一切，造成物质的极度匮乏，使得眼前满目疮疾。
《上海手札》中有十三篇散文从衣食住行的每一个视角，展示了战争中的上海日常生活的混乱与匮乏。《巢覆》中真实记录到，“上海能够住人的有房子的区域，因为战事大约骤然缩小了一倍”[5]，人们象暴风雨过后的飞禽般遭遇着“巢覆”后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遗孑》则再现了战争中被丢弃的孤儿的命运，“他们褴褛的，有的完全裸着体在街头巷口出现，在他们身上最大最丰满的是一双眼睛。他们每天饥饿地在垃圾箱中搜寻骨头或烂了的水果。接着他们病倒了，然后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6]战争毁灭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人们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是“车站上是象倒闭的银行前面一样拥挤。有许多人冒着飞机的轰炸已经在那里等候两天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车票。”[7]所有角落都被战争的阴影笼罩，人们被物质的匮乏与混乱的秩序包围。师陀用冷酷但真实的笔触再现了战争世界的荒凉与无奈，再现了战争中的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困境，刻画了一幅幅战争阴影笼罩中的浮世绘，没有悲壮的战争场面，没有壮烈色彩的飞扬人生，甚至没有张爱玲散文中所呈现的苍凉感，而是顺势进一步呈现了身处战争困境中的人们人性的失落与灵魂的游离，表达关于战争最深刻的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与人性的双重毁灭性打击。
《遗孑》中繁华的上海只能陷入“深沉的沉默”，甚至连那些“遗孑”的哭声也渐渐隐没在黑夜深处。“世界上没有不爱自己子女的父母”，然而，残酷的战争逼迫他们只能做出自私的选择，放弃孩子，保全自己。战争吞噬了父母的人性，也剥夺了孩子的生命。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流落在街头，“他们身上最大最丰富的是一双眼睛。他们每天饥饿，在垃圾箱中搜寻骨头或烂的水果，接着他们就病倒了”，“人们便象垃圾一样将他们扫除”[8]，战争剥夺了他们自由生长的权利，更残害了人类的本性，掠夺了人类保存善良本性的可能，“假如他们的生命不会象衰枯了的树木上的果实一样渐次脱落，上海有的是流氓和骗子”。在战争的摧残下，这些孩子的命运无从选择，不是死亡就是沦落为流氓和骗子。战争剥夺了孩子的童年，更使人性迷失，最终导致生命和人性的双重毁灭。
《巢覆》、《马食余》、《骑士》则进一步呈现失掉了人性的人们，灵魂的四处游离。“他们无事可做”，“在街头徘徊了一个星期，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面站着，人们在他背后走过来又走过去，他忽然从袖筒里弄出一石头，他打碎了他已经看了好久的橱窗，再不然就抢劫了一个太太的皮包，他希望用坐牢来解决自己的贫困。”[9]在物质匮乏的围困中，人在正常的生活秩序内，以正当的生存方式已经不能再维持生命，只有靠破坏正常秩序才能赢得生存的基本需要。人的道德自守能力被基本的生存欲望消磨，最后的道德防线也被攻破。
在揭示战争世界的物质匮乏造成人性失落与道德陷落的残酷现实的同时，师陀在《鼹鼠》、《风波》、《淑女》、《召顶》、《住了》中，进一步揭露了战争中一群物质财富丰裕却丧失基本道德感的人的糜烂生活，“他们不再提什么民族和国家”[10]，而是如“鼹鼠”般囤积聚积着战争所急需的日用品，渴望在“黄金烚赤猛涨，冲破两千五百元大关”时，大捞一笔国难财;他们在趁火打劫，哄抬房租;她们将战争置之度外，执著地做着“买一瓶香水”、“买一只钻石戒指”的“淑女”梦想。作者在看似冷漠却饱醮愤怒的笔调中，讽刺了这些丧失基本的爱国热情与道德感的“绅士”与“淑女们”，揭示了战争中的人们精神的麻木与灵魂的委琐，并在其中寄予了关于战争的最深沉的的反思。战争不仅吞噬了人类善良的本性，更使本有的“人性恶”恣意膨胀。 师陀在《上海手札》中，不但刻画了战争中的上海人的日常生存的浮世绘，而且为战争中的上海人的灵魂塑了一座“浮雕”，这座浮雕中的灵魂浮躁、麻木、空虚，四处游荡甚至开始迷失。进而通过这座浮雕渲染出战争阴影笼罩下的荒原氛围，外在世界的荒原与人类心灵的荒原交织成一曲沉郁凄惶的悲鸣曲。
战争来了，富翁，乞丐，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失去了“用武之地”。有钱的“钱经图”先生“犹如动物”般不断地奔波在路上;曾经有工作的“徐吉甫先生”、“周金贵先生”或“张懋勤先生”“现在自然没有事情，他们的公司或工厂是在战区里，因此，这些徐吉甫先生，周金贵先生或张懋勤先生便出来，走到马路上了”。“张懋勤先生已经在街头徘徊了一个星期”[11]。乞丐也失业了，“收容所里早已额满了，没人肯收留他们”[12]，只能流落街头。“战争起来了”，那位失去杂志的编辑，而又无法写文章的作家马食余更加空虚了，除了一天二十个饺子的追求，“只能不住地在深夜的顶楼徘徊”，在冷清的战争的夜晚游荡。
如果拉长镜头来映照《上海手札》中所描写的战时上海人，频率加快，在快慢镜头切换之间留下的影象，就只不过是些不断徘徊、流浪、游荡的灵魂的重影，而徘徊、游荡正是师陀对战争荒原的存在状态的发现与定格。战争不仅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秩序，也摧毁了他们精神的壁垒，他们在混乱的社会中迷失了一切精神的方向，灵魂失去了依傍，没有任何高于动物的诉求，“人们抱着类似世界末日的思想，说不清楚是狂欢是悲哀”[13]。师陀在对战争中的上海人徘徊游荡的浮雕塑造中，营造一种动态的浮躁的荒原氛围。相较戈多所站立的那片荒原，师陀《上海手札》中所呈现的那游荡徘徊的人群所耸立的荒原，弥漫着焦虑的迷雾，人们不断的游荡，没有原由，没有方向，呈现在眼前的是无比的丑恶和苍凉。从面向现实的冷静揭示，到采取契诃夫讽刺小说式的暴露与批判，师陀完成了对战争荒原的理性观照，但是，他并不象与他同时羁留在上海的陆蠡那样耽溺于对黑暗现实的诅咒，仅仅在《囚绿记》与《竹刀》中表达了围困在上海的精神困惑与情感迷失，而是在从战争荒原归来的彻悟中寻找希望，将对战争现实的反思深入至对普遍人性与生命价值的深沉思考，将他的战争题材散文思考上升到对更深入与宽泛的文学母题的观照。
二.战争荒原归来的彻悟与冥思
战争中人们的日常生存困境以及灵魂的游离状态，使得师陀的《上海手札》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重的悲愤与焦虑情绪。然而，师陀并没有被黑暗完全所淹没，其灵魂深处所固有的理性和智慧，使得他开始穿越茫茫战争荒原去寻找仅存的希望。这种隐埋在其意识深处的愿望，在其被围困上海时所写的《最后的旗》这篇散文所描写的爱国情绪中得以婉转的表现。虽然在其散文集《上海手札》于1941年5月出版时，因为此文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情绪，而被接受严格政治审查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删除，但是，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情绪，却无疑为师陀在“孤岛”时期的散文中，透出了一丝光明：“因为中国军队自闸北撤退时，一部分掩护撤退的兵士就被围困在仓库里”，“一个老太太试图向苏州河对岸的四型仓库递送日用品”[14]。师陀的本意固然在于经由描写这种爱国行为如何成为精神空虚的“张懋勤先生”、“周金贵先生”们的谈资与笑柄，来审视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荒原中人们的愚昧与灵魂的麻木，但由其对“张懋勤先生”、“周金贵先生”们的嘲讽和针砭中，何尝没有透露出其内心深处的希望呢？
可以说，《最后的旗》这篇散文预示出战争结束后师陀散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趋向，即渐渐由对战争荒原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描摹，转向对人性与生命进行理性审视与深刻的反思。于是，那种从荒原归来的喜悦与激动便自然呈现在其散文中：“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发现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11]——然而“我们”活着，但“我们呼吸着的空气似乎与先前不同，我们已经很有时间想到过去，我们从过去中拾得一点友情”[12]。在对战争荒原的日常呈现和精神的针砭中，惊异地发现了从战争的洪荒归来的生命的韧性。《祝福》中经历了战争的“风波”的汪先生“重新看到世界的时候”，“象一个疯子一樣”的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朋友，狂欢似的发出呼喊，拥抱他们，直到“他”渐渐地习惯战争中的生活。是灾难赋予他一双惊喜的眼睛重新体悟人世的温情与美好，是残酷的战争使“不幸的人从不幸中得到幸福”，而“我们从别人的幸福中得到的比他得到的更多”。当师陀重新检视战争带来的祸福喜悲时，便惊喜地发现，战争在摧毁人类的物质生存和善良本性的同时，也激发了人类强大的生命力和追求幸福的执著力量，“人们是为生命尽着力，将来也许有什么不测，但那是命运，反正人是已经为了生命尽过力了”，猛然悟得“生命容易消灭，生命也有抵抗死亡的惊人力量。”[13]师陀没有一味消沉在战争带来的荒原感中，而是以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由对战争荒原的叙写转向对生命力量的发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之火。
当沦陷区那些感性较强的作家继续在作品中无病呻吟时，师陀却由《上海手札》那种对于战争荒原及人们精神愚昧与麻木的针砭，转向对战争中的人性与生命的形而上思考，以回顾的姿态重新审视与追问本真的生命，揭示人性、爱、死亡与生命的有限性，批判人性的狭隘、生命与历史的虚无。这种精神旨向在其创作于1940年至1947年之间的散文诗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出版于1941年的散文集《上海手札》，除《后记》外，收录师陀写于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间，包括《倦游》、《鲁宾逊的风》、《行旅》、《断片》、《上海》、《巢覆》、《插画》、《座谈》、《马食余》、《祝福》、《最后的旗》、《遗孑》、《骑士》、《鼹鼠》、《风波》、《淑女》、《召顶》、《住了》等十八篇札记。
[2]最初署名康了斋的《夏侯杞（四章）》，发表于1944年3月上海版的《万象》月刊的第3年第9期上，后收入1944年10月出版的《文艺春秋丛刊》之四《朝雾》。后在1981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芦焚散文选集》中，师陀生前首次以“夏侯杞”为题，将篇幅短小而意韵丰富的散文诗编定为一个作品单元，收录了共17篇散文诗，包括《灯下》、《座右铭》、《健全》、《纸花》、《那本老书》、《作家先生》、《卑下的人》、《投机家》、《慈善家》、《一个自私的人》、《善恶》、《笔录》、《醉语》、《镜子》、《戒言》、《笑与泪》、《苦柳》。后刘增杰先生在《师陀全集》第5卷中，经过师陀生前编定，再次重新结集《夏侯杞》，并在《芦焚散文选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作家第二章》、《生命》、《童心》、《爱》、《人性》、《死》、《死》、《坟》、《哀荣》、《老营》、《天鹅》。本论文所论述的对象则是以刘增杰先生在《师陀全集》中收录的《夏侯杞》为准。
[3]师陀《师陀全集5》[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52页。
[4]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8页。
[5]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34页。
[6]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79页。
[7]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47页。
[8]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82页。
[9]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37页。
[10]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93页。
[11]钱理群主编《中国感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M]，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9页。
[12]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60页。
[13]芦焚《上海手札》[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第1版，第81页。
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重点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高职校园文化的跨文化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SITKY201807）的阶段性成果;系2019年度“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精品项目：文化生活指南――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基因式植入”的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江红，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