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宠物食品中国区总经理蔡晓东。
　　孔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同样有一句话与之异曲同工：
　　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一个民族道德是否进步，可以从动物所受的待遇来评判。
　　可以说，对待流浪犬猫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明水平的刻度尺。国内流浪犬猫保护的发展见证了这些年来的社会进步，也体现了某些维度的不足。

单打独斗

　　北京市西半壁店村不是一个好找的地方。这个位于西北五环的地方比很多南方小县城还要破。一栋栋上世纪90年代修起的低矮房屋写满了沧桑，旁边的挖掘机、瓦砾废墟分明告诉人们，这地方即将迎来拆迁。
　　晚上11点驱车进入西半壁店村会发现，二三十只流浪猫在车灯下低声嚎叫。喇叭一摁，这些猫眼睛泛着绿光四散逃开。
　　90后书店老板杨肖可能是少数这些流浪猫不畏惧的人。因为他每次晚上11点从位于北京西四环的王四营图书批发市场绕五环驱车一个多小时回家后，总会买十几根火腿肠，捏碎了撒在这些流浪猫面前，有时还会端些水出来。
　　大胆的猫甚至会用尾巴蹭他的裤腿，他心情好的时候会摸摸猫脑袋，龇牙咧嘴学猫叫和猫聊会儿天。
　　他很骄傲地对记者说，“这片的猫都归我罩着。”
　　杨肖今年年初刚搬进西半壁店村的时候，这里只有不到10只流浪猫。后来村子拆迁，不少人家的猫被遗弃，短短四五个月“猫口”就到了二三十只。
　　一些猫甚至拖家帶口，他对一只脑袋上有个黑斑的大白猫印象深刻。这只母猫生了五只小猫，躲在一个户外被遗弃的灶台下面。母猫骨瘦如柴，每天还要和其他猫抢食。
　　西半壁店村有些留守老人偶尔会把家里剩饭剩菜倒出来给猫吃。每周也有热心肠的女生拿着猫粮来这里喂猫，猫粮撒了一地，猫吃饱喝足之后，第二天一阵雨就把猫粮全泡化了。大多数猫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靠这样零散投食过活。
　　虽然吃的问题看似解决了，这群流浪猫的健康问题却完全无法保证。不管是剩饭剩菜还是火腿肠里面都含有大量盐，对猫来说长期食用盐会导致肾衰。
　　今年6月，杨肖帮一个男生救了一只名为“六六”的加菲猫。杨肖印象中，这只猫在这里流浪3了个月。今年6月，有人发现这只小猫后发布了求助微博。网络上有人开玩笑道，“大几千人民币在外面跑。”
　　6月底，一个男生把“六六”收养回家。不过，不到两周便就发现“六六”下体流脓，送去动物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严重蓄脓。
　　医生说，再这样在野外生存两三个月或许就没命了。要知道“六六”是一只不到一岁的小猫。如果不是被收养后得到手术医治，大概率不到一岁就死在野外。
　　被杨肖救助过的猫不少，他能做的事情仅仅只是喂养，偶尔帮助领养人捉猫。但作为个体，他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他甚至在救助时被猫抓伤不得不自己掏钱打昂贵的防疫针，生意也耽误了不少。
　　杨肖希望有猫狗保护组织能来这里帮这些猫彻底解决生活问题。他知道，在西半壁店村，流浪猫只能一时吃饱，却得不到猫粮、绝育、驱虫、免疫这些科学救助。流浪“猫口”越来越多，他一人单打独斗不是个办法。

心灰意懒

　　杨肖一样，徐波曾经也是一名个人救助者，为流浪猫救助倾注了心血。
　　个人救助者势单力薄，最终往往容易心灰意懒。从徐波的身上似乎隐隐可以看到很多个人救助者的未来。
　　今年37岁的徐波退出救助圈已经有四五年了。
　　2006年，徐波的妻子在读研期间认识了北京某高校一位养猫的李姓女老师。李老师当时热心救助，见不得猫猫狗狗动物流浪，把徐波的妻子和徐波拖入救助这个“大坑” 。
　　当时，刚大学毕业的徐波从半地下室搬家住进北京魏公村一幢80年代的老楼房，家里就成了“为公客栈”。转救助回来经过免疫、驱虫、绝育后的流浪猫，全都被塞进了他家里。徐波家里陆陆续续最多时有十几只猫。
　　每天小猫们都在徐波家吵吵闹闹，爬纱窗、上灯管荡秋千，每天都得擦地收拾猫毛。每天晚上徐波躺下后，小猫还在桌子上扒拉笔、涂改液、夹子这些小东西，发出“悉悉嗦嗦”的声音，他也就伴着这些声音打呼噜。
　　参与救助本是件开心的事情，但闹心的事情往往在领养环节——徐波只是个中转站，需要找“下家”领养。然而领养人往往一腔热血带走小猫，在不久后又因为各种原因退养。
　　徐波现在家里一共有四只猫，其中除了第一只猫是自己大学毕业后自愿带回家的，其他三只都是因为救助“砸手里的”—送出去后因为发情、乱尿或者领养人所谓的“考研”、“怀孕”理由遭嫌弃退养塞回来的。
　　令他失望的是，一只名为“糯米”的小白猫原本清清秀秀，结果连续遭遇两个家庭的退养，第二次退养而且是在养了两年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因为当时那家女主人怀孕。实际上怀孕和养猫这件事情从医学角度上看并不冲突。
　　“糯米”原本乖巧听话、清清秀秀，从女主人那里回来时，徐波发现它已经成了只好吃懒做、爱抠纱窗、一身毛病的大肥猫，甚至还患有抑郁症，15斤的体重（正常成年猫体重在8-10斤左右）不得不吃减肥猫粮。
　　几年救助下来，他发现救助圈子太乱，常有所谓的猫狗救助组织打着有爱心的旗号做着卖猫的勾当。他面对的领养人又太奇葩，总是各种理由退养。他觉得太累，对人性感到失望，从此淡出江湖。
　　他曾经的一位猫友同样让他备受打击。这位猫友原本养了四只猫，后来生了二胎后，生活重心全在小女儿身上，对四只超过15岁的老猫已经没了任何心思，四只老猫全扔到朋友家里。徐波听说，那家老猫生病，现在那位猫友已经对它不闻不问、放弃治疗。 　　徐波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待家里四只超过10岁的老猫，给它们“养老送终”。

人民战争

　　流浪动物管理和救助这一社会问题，显然不是救助个人单枪匹马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个人、义工团队、公益组织、企业以及政府合力来完成。
　　周京是北京市保护小动物协会一名志愿者，身兼协会副会长职务。本职工作是在IT行业做技术咨询，2003年就开始涉足流浪动物救助领域。当时刚刚30岁的他，工作之余的时间多是用来和朋友们去参与流浪犬猫救助活动。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刚参与救助时，朋友们多凭着一腔热情，每餐后都会打包剩饭、剩菜去喂流浪猫狗。甚至有想拿巧克力给猫补充热量的奇葩想法。显然这些做法缺乏科学救助理念和对动物习性常识了解，后来才有所改变。
　　他们也曾尝试过救助基地模式，结果发现这种方式不光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基地小院虽然已进行必要的免疫和分区管理，但实际运作起来，上百只猫狗聚集在一起，还是会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有时一场小规模突发性疾病，会使基地陷入窘境。
　　加之有人会刻意把猫狗遗弃在院门口，新救助的猫狗本已怀孕而产崽等情况的不时发生。原本基地可接收数量在实际操作时难以控制，加剧了基地整体情况的恶化。
　　事实上，随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城市功能定位愈加明晰，救助小院往往被认定为养殖用地。“养殖用地”面积在整体城市规划中只会越来越少，不得不面临外迁问题。
　　后来他发现“人民战争”模式似乎才是救助之路的更优之选，具体方法是救助者在本社区做好宣传，并对其所在社区的流浪猫狗进行捕捉、绝育、放归，加上日常免疫、驱虫，借助小区公告栏及时发布领养启示，在社区当地寻找有意向的领养人。登门考察、养护交流和后期回访都可以就近实现，本社区的流浪动物可以在本社区內消化。
　　他算了笔账，北京约有2500个社区，一个社区的设置应已有3000户以上的家庭存在。以会养宠物的家庭占10%来计算，流浪猫犬完全有可能在本小区内就地消化。只有把每个潜在养宠的家庭都占住了，才能有效抑制现有的宠物购买市场，减少无序繁殖导致的宠物流浪源头。
　　十多年从事救助下来，周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流浪动物救助的专业性、主动性都有了很大提升，“早些年生计都是问题，顾不上这些，现在大家生活水平、公民意识都提高了，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其中。”

生态链条

　　社会各界对流浪犬猫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开始参与到流浪猫狗救助行动中来，皇家这类企业同样正在参与。一条动物救助的生态链条正在国内形成。
　　自2015年起，皇家连续四年都举办了“为流浪猫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集合行业相关组织，共同探讨如何改善流浪犬猫生存环境。
　　周京说，过去个人、草根救助者做流浪动物保护往往是“今天高兴了就做，明天没空就不做”。企业介入其中会经过深思熟虑，要考虑入产出比例，和实行的功效性，会让流浪猫狗保护更系统、更持久、更专业，“这恰恰是目前国内流浪猫狗较好的发展方向。”
　　流浪猫狗的生存寿命正在缓慢提升。一组数据显示，2006年流浪猫的生存周期是两年左右。不过到了2015年，流浪猫的生存周期延长到了近5年。
　　不过，周京认为，流浪猫犬救助并非是“开粥厂”，单纯在当地撒猫粮、狗粮喂饱它们，只会吸引更多猫犬过来滞留，进而繁育、争斗。把本来对城市鼠害有效抑制的良性效果，推到破坏城市动物多样性另一极端，部分城市鸟类、松鼠、蛇等动物也被捕杀殆尽。
　　要在源头控制地区的种群数量，投喂数量要做好监控，绝育和领养工作也要并举。这样会减少扰民纠纷，还可以保证现有流浪猫狗群体的稳定和有益性。
　　在中国，这些年来流浪猫狗救助事业虽然有所进展，却和发达社会存在巨大差距。在香港，流浪猫狗可以得到完整的动物保护生态链服务。
　　8月24日，在皇家宠物食品召开的 “科学关爱流浪猫狗论坛”上，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教育经理兼深圳兽医主管王润东介绍了流浪猫狗救助的“香港模式” ——这是一个以法律为核心，以社区和公益组织为主体，以当地政府为支撑展开的长期救助行动。
　　他们把香港分成22个不同的区域，在全香港找到了1000多个散布在各个小区的志愿者，在每一个小区给猫做绝育、驱虫、免疫工作。每只流浪猫体内还会被注入芯片，被救助过的猫耳朵还会被剪去一个小缺口。日后救助者可以很清晰地分辨到底哪些猫被救助过，那些猫从未接受救助。
　　猫狗在救助过后，香港爱护动物协会还会事先检查评估是不是真的适合领养，如果适合，会帮忙找到收养人，不适合则会放归自然——但即使如此，在小区内依旧还是会有固定喂养人负责。在香港收养一只猫狗之前甚至会有严格的养前教育，通过上课的方式劝退一部分冲动养宠的人，在事前减少遗弃的可能。
　　相比来说，内地更多是杨肖、徐波这类个人救助者单打独斗，即使是动物保护组织参与到社区之中，也没办法做到像香港爱护动物协会这样有完整的救助领养体系。

呼吁立法

　　这恰恰是双方法律、法规差距的结果。在成熟社会，往往有成熟的法律、法规、机制。流浪动物保护容易形成体系。但法律体系不完善，很容易处处受限。
　　相比于香港等发达地区，内地在流浪动物保护机制上还不够成熟。不管是社区教育、领养教育、救助流程等维度看，都显得稚嫩很多。
　　如果说香港从法律、政府、公益组织、企业、社区、个人等维度形成了完整的救助体系，那么内地则更像是公益组织、企业、个人散兵游勇，自发救助。
　　王润东过去18年都在为流浪动物立法进行游说。在他看来，所有动物保护项目离了政府、法律都无法开展下去。事实上，在香港虐待动物最高的刑罚是5年监禁和罚款20万港币。而在挪威等国家，虐待动物的刑罚甚至是比人际纠纷还要高。
　　1822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法在英国颁布。目前世界上一共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有关反虐待动物的法案，德国甚至把对动物的关怀写进了宪法。
　　不过目前中国在流浪动物保护的法律建设层面还是一纸空白，目前国内没有专门针对流浪动物保护的法律。
　　皇家宠物食品中国区总经理蔡晓东举例，国内已有犬只免疫、犬只管理相关条例，大城市养犬往往需要登记、免疫。但没有针对猫的登记，也没有针对流浪猫狗的登记。民政部门对动物保护协会也没有过多审核，很难判定是否为单纯的NGO，还是具有营利性质。这些漏洞都需要法律、法规补上。
　　事实上，皇家在说服政府立法和规范标准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比如说，今年4月27日，农业农村部颁布了《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卫生规定》、《宠物饲料标签规定》等6个规范性文件，加强了对宠物食品的生产、卫生和标签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针对宠物食品制定专门法规的国家之一。这是农村农业部、饲料工业协会、玛氏、皇家与其他企业历经 8 年时间推动的成果。此外，皇家在去年开启“关爱粮仓”，发了近万吨免费的粮食帮助流浪猫。
　　皇家还在围绕高校开展流浪猫狗救助工作。因为大学生群体最适合传播动物救助理念。他们观念开放，易于接受动物保护理念，救助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也够强。
　　不过，蔡晓东依旧认为，企业在猫犬保护这件事情上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这需要国家立法、社会组织力量共同來推动。他希望呼吁社会各界能够推动国内流浪动物保护立法进程。“希望有一天，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动物福祉保护法，打造属于中国的‘宠物友好型社区、校园’，乃至‘宠物友好型城市’”。
　　国内流浪猫狗保护依旧任重而道远。杨肖、徐波们就像是精卫填海一般参与救助，但他们面临的问题，终究还是需要政府法律、社会群体，以及更多像皇家这样的企业共同出力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