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些年来，我连身边的人都无法改变，谈何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何家弘似有感触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专业教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痴醒斋”斋主。痴醒斋既是他的博客的名称，也是他家书房的名字。
“人生之道，当痴则痴，当醒则醒；只有亦痴亦醒，方能一痴一醒。”他在博客上这样注解，旁边配了一张看上去有些滑稽的视频截图——何家弘正穿着清朝的官服在一档法制节目中担任主持嘉宾“指点江山”。
玄妙的人生哲语与嬉笑的人物图片相映成趣，“我喜欢这样轻松的、超然的略带点调侃的人生态度，人生不能过得太沉重呵。”
那，什么时候该痴？什么时候该醒？
“这些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退。”
这张照片也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他很少做电视节目嘉宾，也比较少接受媒体采访，因为他不喜欢命题作文，不喜欢照本宣科，不喜欢说应景的话，于是不少媒体碰了软钉子回来。
不想说，宁可不说。
“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不再努力去改变不能改变的世界了，那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深具使命感？一直以公共知识分子自许。现在，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走南闯北多了，突然发现，这些年来，我连身边的人都无法改变，谈何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何家弘似有感触。
所以，对于之前热衷的很多，比如给报纸写杂文（他曾一度给北京晚报撰写《法苑杂谈》专栏并结集出版），比如参加各种公开活动，比如上网开个微博发表一下“高见”——之前网易、新浪给他开通的微博都被他“荒废”掉了。2009年在友人劝说下开通的法律博客也不怎么更新，只是前一阵子突然冒出来的“美国线人”事件让他有些恼火，不得不在博客上公开声明。
他在声明里说，“这个‘美国线人’名单对我还是有伤害的，那就是侵害了我的名誉权。一些网友痛骂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汉奸’、‘卖国贼’，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如果相关的网站和个人不采取积极行动替我恢复名誉，我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起诉的手段来维护我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玩笑开过了。之前，我对网友一直很宽容，网络功能不可替代，是民意的积聚与疏泄，即使语言有些偏激，仍极力维护，并积极与网友们联谊，参加各种活动。但现在越发觉得，部分网友或者说是一些人完全把网络当成了工具。观点的批判，我可以接受；但不能沦为人身攻击。”
气愤极了，怎么办？
“能怎么办？我不愿意陷入或者纠缠于任何不愉快之中，性格使然。面对令人气恼的事情，我基本保持理性，会去思考应该做什么？怎么样去做？” 停顿了一下，何家弘说，“这些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退，退回到一个普通高校教授的位置。”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是改变了表达的方式。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我最大的爱好或者说享受就是写小说。”
目前，何家弘还在给本科生上课，讲的是“证据调查”。同时每年带1-2个博士生，1-2个硕士研究生，4-5个法律硕士，还有今年新带了与检察机关联合培养的侧重实务研究的博士后。这已经占据了自己70%的精力，还要兼顾科研。
采访中获悉，他的代表作《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刚刚出版。“一个法学家，没有自己的代表作，怎么行？如果非要选一本书来了解我的学术研究，看这一本即可。”
不过，与他的小说相比，他又认为，小说的寿命应该比学术书更长一些。“也许十年以后，我的学术观点已经落伍了，但是，蕴含在我的小说里的关于这个时代的人性的思考仍然熠熠生辉。”
纯粹为了圆一场文学梦
何家弘说，喜欢文学的人多半是敏感的，感性的，就连写作法学论文时都会想着用不一样的表达，比如，1999年，他曾经给《法学研究》杂志写过一篇很学术的证据学研究论文，标题却是《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文字富有感染力充溢了情绪。
“文学就是人学，它会让我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高层面上观照人与事，这大概让我不由自主地超脱了法学思维的一些局限，条条框框。”起初是业余爱好，纯粹为了圆一场文学梦。
1953年，他出生在北京，满族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北大荒”务农，身份是“下乡知识青年”。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突发的“林彪事件”使他陷入了信仰的迷茫。激情燃烧过后，剩余的就是“人往高处走”的欲望。
何家弘用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那时的自己——“ambitious”，“中文会被翻译为野心勃勃，似乎带有贬义的味道，但是，至少是准确表达了强烈的上进心，浑身充满了激情。”不过，家庭出身的因素影响了他入党、提干、上大学，这些理想都与他渐行渐远。
“幻灭的心情如何形容？就好像《牛虻》中亚瑟·勃尔顿得知蒙太尼里神父原来是他的生身父亲，而他最崇仰尊敬的人居然欺骗了他，茫然，沮丧，总之，无所适从的感觉。”
幸运的是，连续的挫折却使那个原本朦胧的“文学梦”明晰。他利用业余时间趴在农舍的土炕上写作两年，完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也就是《X之罪》的初稿。
在那段艰辛的创作过程中，支撑他的力量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梦想——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他的名字！后来，这个梦想被搁置了，因为爱情的力量把他送进了法学院。
上大学后，他一心求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了本科又读硕士，后来又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苦读，终于“大头朝下”地戴上了博士帽。回国后，他继续在人民大学任教。法学路上求索15年之后，蛰伏于心底的文学梦突然苏醒了。从1994年底开始，何家弘教学之余，5年内创作了5部小说（即《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并被陆续翻译到海外。
“有人说我的小说就是写给外国人的。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写作时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小说能走出门。”何家弘说。
一切源于机缘巧合。1998年，何家弘在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他把小说送给了为他做翻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一位法国女士——玛丽娅·克劳德的来信，在一个朋友那里，玛丽娅看到了何家弘的小说《神秘的古画》，很喜欢，决定随后希望把他的小说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并开始翻译何家弘的小说。那时，她正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并已学习中文多年。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专业教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痴醒斋”斋主。痴醒斋既是他的博客的名称，也是他家书房的名字。
“人生之道，当痴则痴，当醒则醒；只有亦痴亦醒，方能一痴一醒。”他在博客上这样注解，旁边配了一张看上去有些滑稽的视频截图——何家弘正穿着清朝的官服在一档法制节目中担任主持嘉宾“指点江山”。
玄妙的人生哲语与嬉笑的人物图片相映成趣，“我喜欢这样轻松的、超然的略带点调侃的人生态度，人生不能过得太沉重呵。”
那，什么时候该痴？什么时候该醒？
“这些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退。”
这张照片也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他很少做电视节目嘉宾，也比较少接受媒体采访，因为他不喜欢命题作文，不喜欢照本宣科，不喜欢说应景的话，于是不少媒体碰了软钉子回来。
不想说，宁可不说。
“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不再努力去改变不能改变的世界了，那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深具使命感？一直以公共知识分子自许。现在，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走南闯北多了，突然发现，这些年来，我连身边的人都无法改变，谈何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何家弘似有感触。
所以，对于之前热衷的很多，比如给报纸写杂文（他曾一度给北京晚报撰写《法苑杂谈》专栏并结集出版），比如参加各种公开活动，比如上网开个微博发表一下“高见”——之前网易、新浪给他开通的微博都被他“荒废”掉了。2009年在友人劝说下开通的法律博客也不怎么更新，只是前一阵子突然冒出来的“美国线人”事件让他有些恼火，不得不在博客上公开声明。
他在声明里说，“这个‘美国线人’名单对我还是有伤害的，那就是侵害了我的名誉权。一些网友痛骂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汉奸’、‘卖国贼’，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如果相关的网站和个人不采取积极行动替我恢复名誉，我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起诉的手段来维护我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玩笑开过了。之前，我对网友一直很宽容，网络功能不可替代，是民意的积聚与疏泄，即使语言有些偏激，仍极力维护，并积极与网友们联谊，参加各种活动。但现在越发觉得，部分网友或者说是一些人完全把网络当成了工具。观点的批判，我可以接受；但不能沦为人身攻击。”
气愤极了，怎么办？
“能怎么办？我不愿意陷入或者纠缠于任何不愉快之中，性格使然。面对令人气恼的事情，我基本保持理性，会去思考应该做什么？怎么样去做？” 停顿了一下，何家弘说，“这些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退，退回到一个普通高校教授的位置。”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是改变了表达的方式。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我最大的爱好或者说享受就是写小说。”
目前，何家弘还在给本科生上课，讲的是“证据调查”。同时每年带1-2个博士生，1-2个硕士研究生，4-5个法律硕士，还有今年新带了与检察机关联合培养的侧重实务研究的博士后。这已经占据了自己70%的精力，还要兼顾科研。
采访中获悉，他的代表作《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刚刚出版。“一个法学家，没有自己的代表作，怎么行？如果非要选一本书来了解我的学术研究，看这一本即可。”
不过，与他的小说相比，他又认为，小说的寿命应该比学术书更长一些。“也许十年以后，我的学术观点已经落伍了，但是，蕴含在我的小说里的关于这个时代的人性的思考仍然熠熠生辉。”
纯粹为了圆一场文学梦
何家弘说，喜欢文学的人多半是敏感的，感性的，就连写作法学论文时都会想着用不一样的表达，比如，1999年，他曾经给《法学研究》杂志写过一篇很学术的证据学研究论文，标题却是《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文字富有感染力充溢了情绪。
“文学就是人学，它会让我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高层面上观照人与事，这大概让我不由自主地超脱了法学思维的一些局限，条条框框。”起初是业余爱好，纯粹为了圆一场文学梦。
1953年，他出生在北京，满族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北大荒”务农，身份是“下乡知识青年”。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突发的“林彪事件”使他陷入了信仰的迷茫。激情燃烧过后，剩余的就是“人往高处走”的欲望。
何家弘用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那时的自己——“ambitious”，“中文会被翻译为野心勃勃，似乎带有贬义的味道，但是，至少是准确表达了强烈的上进心，浑身充满了激情。”不过，家庭出身的因素影响了他入党、提干、上大学，这些理想都与他渐行渐远。
“幻灭的心情如何形容？就好像《牛虻》中亚瑟·勃尔顿得知蒙太尼里神父原来是他的生身父亲，而他最崇仰尊敬的人居然欺骗了他，茫然，沮丧，总之，无所适从的感觉。”
幸运的是，连续的挫折却使那个原本朦胧的“文学梦”明晰。他利用业余时间趴在农舍的土炕上写作两年，完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也就是《X之罪》的初稿。
在那段艰辛的创作过程中，支撑他的力量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梦想——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他的名字！后来，这个梦想被搁置了，因为爱情的力量把他送进了法学院。
上大学后，他一心求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了本科又读硕士，后来又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苦读，终于“大头朝下”地戴上了博士帽。回国后，他继续在人民大学任教。法学路上求索15年之后，蛰伏于心底的文学梦突然苏醒了。从1994年底开始，何家弘教学之余，5年内创作了5部小说（即《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并被陆续翻译到海外。
“有人说我的小说就是写给外国人的。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写作时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小说能走出门。”何家弘说。
一切源于机缘巧合。1998年，何家弘在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他把小说送给了为他做翻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一位法国女士——玛丽娅·克劳德的来信，在一个朋友那里，玛丽娅看到了何家弘的小说《神秘的古画》，很喜欢，决定随后希望把他的小说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并开始翻译何家弘的小说。那时，她正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并已学习中文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