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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他一度为舆论包围，只是人们没有太多热情和心理空间去解读真正的车延高。
圣诞节这一天，是周六，武汉雪后初霁。10点钟过后，车延高动身前往他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这一天多半时间他将在办公室度过。关上门，一个人处理处理公务，或者看看书，上上网，写写画画。
屋子已经收拾了一遍，打开电脑，他开始浏览自己的博客。手边备着纸笔，以便灵感造访时能将蹿人脑海的一些绝妙词句迅速捕获。这也是多年习惯。走到哪里，兜里差不多都得揣着个纸笔。有时诗意突降，口占一诀，仓促之间纸笔未备，只好由身边的人代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54岁的车延高同样如此。如果不写诗，他是武汉市委的纪委书记。
“很不幸，他被声名所累，被身份所累。”车延高的朋友余熙说，“我们整个社会过于浮躁，人们普遍地不能沉下心来写诗、读诗，也没有太多热情和心理空间去解读真正的车延高。”
命犯诗瘾
浓厚的文学热情，注定会成为车延高的一种成长的烦恼。多年以前，有人问过他，作为一个官员跑出来写诗，怕不怕有一天别人对此说三道四?车延高彼时慷慨作答：既然热爱文学艺术，就要有敢于为其上十字架的勇气。
一言成谶。
入闱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他一度为舆论包围。因其私人事务而被举国狂炒，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搞不好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在一瞬间被放大了的明星效应之下。车延高放弃了他的微博，他发现那是一个完全难以操控的东西。他也不再频密更新他的博客。有一些诗歌，觉得实在有必要与大家分享，他就悄悄贴到匿名开设的另一个博客上。
“想想挺痛苦的，本来我真真实实写点东西，挺好的，现在看起来不行了，一写就有人说，我毕竟是个官员，我怕炒作。”
“一旦陷入那样一种网络的所谓人民战争的大洋中，你很难脱身，怎么解释都不行。不解释也不行。”余熙说，“到时候会弄得你很受伤。”
最初，余熙曾建议他采取一些措施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舆论影响，但车延高好像并没有采纳。有关他自己所能控制的博客和贴吧里面，针对他的过激性表达也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他也没有真正接受旁人规劝，当机立断终止给他带来难堪的写作。
“在写作上，我就属于一种瘾，有瘾。如果把写作拿掉，我在生活中会很不习惯，就少了可以产生兴奋的东西了……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一些。如果没有，确实是行尸走肉。”
这种瘾，发作起来极富特色。1980年代末，还在江汉区任职。那时候，单位距家有八九里路程，每天骑车上下班，途中遇有文思触发，当即就紧急刹车，一只脚踏在地上，一只脚蹬在车上，摸出纸笔来匆匆记下。骑回家里，还没完，得赶紧写下来。写作、工作，经年累月“两班倒”。身中其毒，现在是每晨5点必起，写上一个多小时。熟悉的人都说他勤快，他却说并非如此，而是一种顽固的生物钟在作祟。
诗兴进发，并没有一定之规。夜里看书，可以看任何东西，唯独禁忌读诗集，否则会激动。一激动，脑子里就不断有句子往外蹦，就得爬起来往下写，这一折腾就睡不成觉。出门，不管走到哪里，东张西顾心有所动，随时随地可以一屁股坐下作起诗来。到最后，搞得他妻子也成功养成习惯，但凡出门逛街，包里一定带着纸笔。
“这个人简直就是个写作狂，太刻苦了，天天写。”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益善说，“有人把当官用于吃喝玩乐，去联络各方面的关系，他除了工作，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家里，去读书去思考去写作，这种生命还是有质量的。”
写作冲动逐日递增，时间又不够用。有一段儿他甚至萌生了卸去实职，改任其他虚衔的念头。然而几次和家里人商量，无一例外遭到驳回。
“车延高跟我谈了好多计划。他作为文学的挚爱者，有志于文学的追求。”刘益善说，“我们搞文学，心目中希望将来能写出一些经典，成为一个大家，写出来的东西能流传后世。我们也知道难以达到这个目标，但我们做了，至少总能舒服些。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样的。”
刘益善身兼《长江文艺》杂志的社长和总编。2005年，车延高的第一首长诗就是经他审定刊发的。刘对搞文学的官员也存在着某种传统印象。车延高的诗经人介绍到他那儿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领导，必须符合他的选稿标准，否则概不买账。细读之下，发现一个在官场里滚爬的人能写出那种水平，也算难为他了。
“我们刊物诗歌版面很少。我看比较长，一下就给了他两三个版面，属于比较破例了。”
熟了以后，每逢全国各地有投缘的诗人到武汉来，车延高知道了就会打电话把刘益善叫上，聚一聚。一些重大的诗歌活动，车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参加。了解慢慢深入，劉益善知道这是个认真和坚执的人。
“不过是议论而已，他自己于自己的嘛。他会继续写下去，不要偷偷地写。”
本我生存
车延高所奉守的人生信条之一，是要把真实的本我展现给别人，他以为这是为人所必备的诚信。但人们对于他透过作品进行的元所隐瞒的性情暴露，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无端陷入一场困境。
生活中的车延高，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人物，情绪容易外露，直通通来直通通去，有着一种完全不被外部符号化干扰的鲜明的性格特征。
“比较阳光，他反正成天高高兴兴的，跟我们在一起，没看到他忧愁过。”刘益善说，“我说怎么样也是50来岁的人啊……比较可爱。”
让人惊讶之处也恰在于此。在这个人身上，并没有太多世故和圆滑，甚至举手投足之间谈不上有什么高超技巧。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印象毫无二致，都说不像个当官儿的。他对自己也没有一个很了不得的评估。
“我这个官儿，在武汉也就一般，到了北京就是个骑自行车的(级别)，算什么官儿?不过就是一种职业身份。现在有权力，别人把你当回事儿，没这个权力以后，你看，别人不是对你点头哈腰，不是真心抬你，而是抬你手中的权力。人应该有这点清醒，没有这点清醒是可悲的。”
简明直自的角色意识，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市井生活圈子。公务、写作之余，这些年一得空闲车延高就一头钻进书画市场，去了随时可以躲在别人的画室里铺个宣纸画起来。午饭当口，他就和人跑到街边点点儿饭菜，吃完了继续返回海阔天空。从中他也没少积攒素材，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打算以这些市井人物作原型。
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市井朋友能够一直结交到家门口，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两年前，向涛在车延高所住的小区对面开了一个小茶馆。有一天车延高路过，发现里面挂着几幅字画，这立刻将他吸引住了，一聊就聊成了朋友，以后没事儿就去泡泡茶馆。
车延高居住的小区，是一座砖混结构的旧公务员家属区，建于1998年，住在里面的公务员大多数陆续换房搬离了，唯有他延沓至今，成了住在里面的最高级别的 官员。
“进进出出10几年了，小区百分之八九十的业主我都认识，感觉和他挺熟的。”在那里开小商店的小涂说，“他家在7楼，我给他送过米上去……也向他反映一些民生问题。”
小涂是个下岗工人，商店就开在小区门口。小区用于业主通行的铁门每天傍晚5点半就上锁了，只能利用他的商店出入。车延高也是他的路人之一，有时下班路过还停下来看几分钟电视。
“我这门面不好经营，他讲我们做生意都挺难的，出主意叫我改善一下。”
为这事儿，车延高还挺上心，把他叫到向涛的茶馆里，3个人聊到夜间1点多钟，连说带画，提了种种方案。碍于资金不够，难以行事，车延高表示可以借点钱给他，先把事情做起来。一来二去的，小涂心里就有了对比，“不像有些当官的，对平民百姓看不上眼。”
“本来就是邻居嘛，他们生话当中有什么难处，或有些没想到的事情，我可以提醒他们，能帮就帮他们一点，这也算是增加社会的一种温暖程度吧。”车延高说，“和他们在一起，挺真实的，没有什么面具，不需要应酬，有什么说什么，谁也不提防谁。都是人，都一样。”
这种性情，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世事无常中能够得到不断强化和保全，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16岁时，车延高在陕西一个军工厂里当喷漆工，厂里给他挑了一个师父，此人不哼不哈，从不多说一句话。每天一早起来，就把水壶一提，去开水房打水。喜欢睡懒觉的车延高，起来后总会发现，师父已经替他准备好了洗漱用水。时问一久，他觉得不能再让师父这样做，于是每天早晨就自己爬起来去打水。
师父很有人缘，在食堂打饭，厨子们主动招呼他去插队。师父拿着个碗，总是笑着婉拒。车延高跟在他身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点，就是如何把自己放低。我发现他越是这样，别人越是尊重他，其实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当你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不会降低自己。我由此想到包括写作，我总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去写东西，尽量让自己真实一些，力求让自己把身份彻底忘掉，写得纯粹一点，写得真实一点儿。”
人生修习
获奖风波对他的人生信条构成了威胁。
长于微末的人，在时移事易之后，如何确保不丧失自己一贯的生活态度，而换上一张权宜机变的面孔?这是一个普遍命题。在这方面，车延高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否则他将不能有意识地成为他自己。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车延高有着一个不够幸运的青少年时代。他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11岁那年，“文革”运动拉开，他们家也随之倒了霉，父亲被人打断了3根肋骨，母亲则被迫自杀，此举近乎叛党，抢救过来后即遭严厉处分。
这种命运，一开始就决定了他必然比别人早熟，并易于在后天的人生修习中随着环境推移逐渐自我养成。
1970年代在青海当兵，条件极其恶劣。高原地区，水烧到80度就开了，食物蒸煮不透，天天吃生东西，经常生病，提拔成了泡影。部队让他去养猪，这也是一项危险工作。粉碎猪食的时候，有几次，粉碎机的螺丝不知何故脱离，“啪”一声射出来，将门打出一个坑。若非命大，早已不测。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称职的喂猪人。每天，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猪喂肥。嫌干草吃得太多了，又跑到山上去割猪爱吃的新鲜野菜。顾了猪就顾不上人，中午没有吃的，就在农民的地里摘几个西红柿充饥。
这时候他已经沾染上文学，虽然没有什么基础，但就是爱写。周末，怕战友找来聊天写不成，他就从窗户里跳出去，从外面把门一锁，然后又翻身进来，把窗子插上，躲在屋子里一写写一天。
“就是想写，写各种东西。那个年代很过瘾的，人很纯的。”他不无感慨地说，“生活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不要怕难，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再难你也可以走过来。”
退伍复员，找到的第一份差事是在江岸区二七街道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当临时干事，帮着办办墙报，抄抄写写，搞点宣教工作。人家看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挺会办事，就让他一般性地负责组织青年活动，再后来又让他当了团委副书记。
1980年代，知识改变命運的口号兴起，基础教育尚不完整的车延高不甘心，又去读电大。那时候，他们在解放公园自发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几个人相互帮扶。夏日午后，一人一张席子铺在地上，学累了就地休息。像是被逼疯了一样，临考时，车延高能把4本书从头到尾一气背下来。当年的课文，至今还烙在脑子里。
“这个人很向上，很自重，身上看不到那种俗气的陋习。”余熙说，“我看过很多官员，甚至职位比他高的，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人生中一些不堪，就是人格的卑劣，但我没有发现过车延高身上有这些痕迹。”
余熙是当年的学习小组成员之一，最近一次和车延高在一起吃饭，加强了他对老朋友的认识。以前同在电大学习的一个朋友，想请已是市委常委的车延高吃饭。原来大家同在一个层面，现在变化不小，他却还在一个企业的小科长位置上停留，担心请不动，托余熙居中周旋。余熙也不大有把握，心想一请就来还好，万一有事不能抽身，就是自寻烦恼。但碍于情面，还是勉为其难了一把。车延高没有拒绝，也不要什么大场面，提议就在单位后面的小馆子里坐一坐。
“不露痕迹，我觉得他处理得蛮好，不拒绝，但又不愿意让人破费太多，这样处理就很够朋友，够哥们儿。”
生活的常态，大致如此，没有什么宏大主旨，而往往只表现为一些细枝末节的设置。人生，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极尽琐碎的垒砌过程。身在其中的人们，具备了什么样的参悟能力，这决定着他的生命有可能进入到怎样一种位置。
“要不是因为一种特定的机遇走上领导岗位，那么你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要用际遇带来的工作环境的不一样，去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狭小的办公室里，车延高背窗而坐，稳稳地翘着一条左腿，那件穿了一个星期的深灰色及膝风衣，襟前残存着一点汤汁痕迹。他深深地啜上一口茶，“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对很多社会现象越来越接近于看透、悟透，如何沿着一种比较正确的规律朝前走，这就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圣诞节这一天，是周六，武汉雪后初霁。10点钟过后，车延高动身前往他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这一天多半时间他将在办公室度过。关上门，一个人处理处理公务，或者看看书，上上网，写写画画。
屋子已经收拾了一遍，打开电脑，他开始浏览自己的博客。手边备着纸笔，以便灵感造访时能将蹿人脑海的一些绝妙词句迅速捕获。这也是多年习惯。走到哪里，兜里差不多都得揣着个纸笔。有时诗意突降，口占一诀，仓促之间纸笔未备，只好由身边的人代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54岁的车延高同样如此。如果不写诗，他是武汉市委的纪委书记。
“很不幸，他被声名所累，被身份所累。”车延高的朋友余熙说，“我们整个社会过于浮躁，人们普遍地不能沉下心来写诗、读诗，也没有太多热情和心理空间去解读真正的车延高。”
命犯诗瘾
浓厚的文学热情，注定会成为车延高的一种成长的烦恼。多年以前，有人问过他，作为一个官员跑出来写诗，怕不怕有一天别人对此说三道四?车延高彼时慷慨作答：既然热爱文学艺术，就要有敢于为其上十字架的勇气。
一言成谶。
入闱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他一度为舆论包围。因其私人事务而被举国狂炒，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搞不好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在一瞬间被放大了的明星效应之下。车延高放弃了他的微博，他发现那是一个完全难以操控的东西。他也不再频密更新他的博客。有一些诗歌，觉得实在有必要与大家分享，他就悄悄贴到匿名开设的另一个博客上。
“想想挺痛苦的，本来我真真实实写点东西，挺好的，现在看起来不行了，一写就有人说，我毕竟是个官员，我怕炒作。”
“一旦陷入那样一种网络的所谓人民战争的大洋中，你很难脱身，怎么解释都不行。不解释也不行。”余熙说，“到时候会弄得你很受伤。”
最初，余熙曾建议他采取一些措施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舆论影响，但车延高好像并没有采纳。有关他自己所能控制的博客和贴吧里面，针对他的过激性表达也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他也没有真正接受旁人规劝，当机立断终止给他带来难堪的写作。
“在写作上，我就属于一种瘾，有瘾。如果把写作拿掉，我在生活中会很不习惯，就少了可以产生兴奋的东西了……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一些。如果没有，确实是行尸走肉。”
这种瘾，发作起来极富特色。1980年代末，还在江汉区任职。那时候，单位距家有八九里路程，每天骑车上下班，途中遇有文思触发，当即就紧急刹车，一只脚踏在地上，一只脚蹬在车上，摸出纸笔来匆匆记下。骑回家里，还没完，得赶紧写下来。写作、工作，经年累月“两班倒”。身中其毒，现在是每晨5点必起，写上一个多小时。熟悉的人都说他勤快，他却说并非如此，而是一种顽固的生物钟在作祟。
诗兴进发，并没有一定之规。夜里看书，可以看任何东西，唯独禁忌读诗集，否则会激动。一激动，脑子里就不断有句子往外蹦，就得爬起来往下写，这一折腾就睡不成觉。出门，不管走到哪里，东张西顾心有所动，随时随地可以一屁股坐下作起诗来。到最后，搞得他妻子也成功养成习惯，但凡出门逛街，包里一定带着纸笔。
“这个人简直就是个写作狂，太刻苦了，天天写。”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益善说，“有人把当官用于吃喝玩乐，去联络各方面的关系，他除了工作，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家里，去读书去思考去写作，这种生命还是有质量的。”
写作冲动逐日递增，时间又不够用。有一段儿他甚至萌生了卸去实职，改任其他虚衔的念头。然而几次和家里人商量，无一例外遭到驳回。
“车延高跟我谈了好多计划。他作为文学的挚爱者，有志于文学的追求。”刘益善说，“我们搞文学，心目中希望将来能写出一些经典，成为一个大家，写出来的东西能流传后世。我们也知道难以达到这个目标，但我们做了，至少总能舒服些。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样的。”
刘益善身兼《长江文艺》杂志的社长和总编。2005年，车延高的第一首长诗就是经他审定刊发的。刘对搞文学的官员也存在着某种传统印象。车延高的诗经人介绍到他那儿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领导，必须符合他的选稿标准，否则概不买账。细读之下，发现一个在官场里滚爬的人能写出那种水平，也算难为他了。
“我们刊物诗歌版面很少。我看比较长，一下就给了他两三个版面，属于比较破例了。”
熟了以后，每逢全国各地有投缘的诗人到武汉来，车延高知道了就会打电话把刘益善叫上，聚一聚。一些重大的诗歌活动，车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参加。了解慢慢深入，劉益善知道这是个认真和坚执的人。
“不过是议论而已，他自己于自己的嘛。他会继续写下去，不要偷偷地写。”
本我生存
车延高所奉守的人生信条之一，是要把真实的本我展现给别人，他以为这是为人所必备的诚信。但人们对于他透过作品进行的元所隐瞒的性情暴露，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无端陷入一场困境。
生活中的车延高，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人物，情绪容易外露，直通通来直通通去，有着一种完全不被外部符号化干扰的鲜明的性格特征。
“比较阳光，他反正成天高高兴兴的，跟我们在一起，没看到他忧愁过。”刘益善说，“我说怎么样也是50来岁的人啊……比较可爱。”
让人惊讶之处也恰在于此。在这个人身上，并没有太多世故和圆滑，甚至举手投足之间谈不上有什么高超技巧。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印象毫无二致，都说不像个当官儿的。他对自己也没有一个很了不得的评估。
“我这个官儿，在武汉也就一般，到了北京就是个骑自行车的(级别)，算什么官儿?不过就是一种职业身份。现在有权力，别人把你当回事儿，没这个权力以后，你看，别人不是对你点头哈腰，不是真心抬你，而是抬你手中的权力。人应该有这点清醒，没有这点清醒是可悲的。”
简明直自的角色意识，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市井生活圈子。公务、写作之余，这些年一得空闲车延高就一头钻进书画市场，去了随时可以躲在别人的画室里铺个宣纸画起来。午饭当口，他就和人跑到街边点点儿饭菜，吃完了继续返回海阔天空。从中他也没少积攒素材，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打算以这些市井人物作原型。
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市井朋友能够一直结交到家门口，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两年前，向涛在车延高所住的小区对面开了一个小茶馆。有一天车延高路过，发现里面挂着几幅字画，这立刻将他吸引住了，一聊就聊成了朋友，以后没事儿就去泡泡茶馆。
车延高居住的小区，是一座砖混结构的旧公务员家属区，建于1998年，住在里面的公务员大多数陆续换房搬离了，唯有他延沓至今，成了住在里面的最高级别的 官员。
“进进出出10几年了，小区百分之八九十的业主我都认识，感觉和他挺熟的。”在那里开小商店的小涂说，“他家在7楼，我给他送过米上去……也向他反映一些民生问题。”
小涂是个下岗工人，商店就开在小区门口。小区用于业主通行的铁门每天傍晚5点半就上锁了，只能利用他的商店出入。车延高也是他的路人之一，有时下班路过还停下来看几分钟电视。
“我这门面不好经营，他讲我们做生意都挺难的，出主意叫我改善一下。”
为这事儿，车延高还挺上心，把他叫到向涛的茶馆里，3个人聊到夜间1点多钟，连说带画，提了种种方案。碍于资金不够，难以行事，车延高表示可以借点钱给他，先把事情做起来。一来二去的，小涂心里就有了对比，“不像有些当官的，对平民百姓看不上眼。”
“本来就是邻居嘛，他们生话当中有什么难处，或有些没想到的事情，我可以提醒他们，能帮就帮他们一点，这也算是增加社会的一种温暖程度吧。”车延高说，“和他们在一起，挺真实的，没有什么面具，不需要应酬，有什么说什么，谁也不提防谁。都是人，都一样。”
这种性情，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世事无常中能够得到不断强化和保全，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16岁时，车延高在陕西一个军工厂里当喷漆工，厂里给他挑了一个师父，此人不哼不哈，从不多说一句话。每天一早起来，就把水壶一提，去开水房打水。喜欢睡懒觉的车延高，起来后总会发现，师父已经替他准备好了洗漱用水。时问一久，他觉得不能再让师父这样做，于是每天早晨就自己爬起来去打水。
师父很有人缘，在食堂打饭，厨子们主动招呼他去插队。师父拿着个碗，总是笑着婉拒。车延高跟在他身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点，就是如何把自己放低。我发现他越是这样，别人越是尊重他，其实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当你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不会降低自己。我由此想到包括写作，我总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去写东西，尽量让自己真实一些，力求让自己把身份彻底忘掉，写得纯粹一点，写得真实一点儿。”
人生修习
获奖风波对他的人生信条构成了威胁。
长于微末的人，在时移事易之后，如何确保不丧失自己一贯的生活态度，而换上一张权宜机变的面孔?这是一个普遍命题。在这方面，车延高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否则他将不能有意识地成为他自己。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车延高有着一个不够幸运的青少年时代。他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11岁那年，“文革”运动拉开，他们家也随之倒了霉，父亲被人打断了3根肋骨，母亲则被迫自杀，此举近乎叛党，抢救过来后即遭严厉处分。
这种命运，一开始就决定了他必然比别人早熟，并易于在后天的人生修习中随着环境推移逐渐自我养成。
1970年代在青海当兵，条件极其恶劣。高原地区，水烧到80度就开了，食物蒸煮不透，天天吃生东西，经常生病，提拔成了泡影。部队让他去养猪，这也是一项危险工作。粉碎猪食的时候，有几次，粉碎机的螺丝不知何故脱离，“啪”一声射出来，将门打出一个坑。若非命大，早已不测。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称职的喂猪人。每天，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猪喂肥。嫌干草吃得太多了，又跑到山上去割猪爱吃的新鲜野菜。顾了猪就顾不上人，中午没有吃的，就在农民的地里摘几个西红柿充饥。
这时候他已经沾染上文学，虽然没有什么基础，但就是爱写。周末，怕战友找来聊天写不成，他就从窗户里跳出去，从外面把门一锁，然后又翻身进来，把窗子插上，躲在屋子里一写写一天。
“就是想写，写各种东西。那个年代很过瘾的，人很纯的。”他不无感慨地说，“生活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不要怕难，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再难你也可以走过来。”
退伍复员，找到的第一份差事是在江岸区二七街道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当临时干事，帮着办办墙报，抄抄写写，搞点宣教工作。人家看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挺会办事，就让他一般性地负责组织青年活动，再后来又让他当了团委副书记。
1980年代，知识改变命運的口号兴起，基础教育尚不完整的车延高不甘心，又去读电大。那时候，他们在解放公园自发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几个人相互帮扶。夏日午后，一人一张席子铺在地上，学累了就地休息。像是被逼疯了一样，临考时，车延高能把4本书从头到尾一气背下来。当年的课文，至今还烙在脑子里。
“这个人很向上，很自重，身上看不到那种俗气的陋习。”余熙说，“我看过很多官员，甚至职位比他高的，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人生中一些不堪，就是人格的卑劣，但我没有发现过车延高身上有这些痕迹。”
余熙是当年的学习小组成员之一，最近一次和车延高在一起吃饭，加强了他对老朋友的认识。以前同在电大学习的一个朋友，想请已是市委常委的车延高吃饭。原来大家同在一个层面，现在变化不小，他却还在一个企业的小科长位置上停留，担心请不动，托余熙居中周旋。余熙也不大有把握，心想一请就来还好，万一有事不能抽身，就是自寻烦恼。但碍于情面，还是勉为其难了一把。车延高没有拒绝，也不要什么大场面，提议就在单位后面的小馆子里坐一坐。
“不露痕迹，我觉得他处理得蛮好，不拒绝，但又不愿意让人破费太多，这样处理就很够朋友，够哥们儿。”
生活的常态，大致如此，没有什么宏大主旨，而往往只表现为一些细枝末节的设置。人生，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极尽琐碎的垒砌过程。身在其中的人们，具备了什么样的参悟能力，这决定着他的生命有可能进入到怎样一种位置。
“要不是因为一种特定的机遇走上领导岗位，那么你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要用际遇带来的工作环境的不一样，去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狭小的办公室里，车延高背窗而坐，稳稳地翘着一条左腿，那件穿了一个星期的深灰色及膝风衣，襟前残存着一点汤汁痕迹。他深深地啜上一口茶，“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对很多社会现象越来越接近于看透、悟透，如何沿着一种比较正确的规律朝前走，这就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