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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医生形象污名化，已有研究表明专业媒体在医患新闻中存在失衡报道。随着用户生产的内容（UGC）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由于其没有专业新闻把关限制，受众可从各个角度了解事件，那么UGC是否可以改变媒体一边倒地口诛笔伐医院的报道现状？本文发现用户生产的内容（UGC）改善了医生形象，但由于受众依然存在刻板印象以及用户生产还存在一些不足，UGC还不能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
关键词：UGC ;刻板印象 ;医生形象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79-03
UGC在2005年首次被提出，使用最多的定义出自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Participative Web and User-Created Content Web2.0，Wikis and Social Networking》（2007）。报告指出用户生成内容具有创新性，在網上可公开使用，由非专业人员或权威人士创作的特征。
综合现有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形象目前存在污名化的现象。医生态度冷漠、责任心差、字迹潦草、非法行医、吃回扣、拿红包，侵害患者信息知晓权、道德丧失、唯利是图、管理不善、责任心差[1，2，3]。医患关系报道中医生掌握绝对话语权，而患者处于完全被动、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人们一般同情患方指责医方[4]。
美国著名学者休梅克和瑞斯曾指出，新闻生产遵循着特定 “路线（Beat）”。媒介本身的属性和编辑记者的双重把关使得很多有价值的消息远离公众视线。于是有学者提出，相较于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用户生产的内容（UGC）由于没有各种新闻标准的把关，可以更迅速地传达，一些在媒体把关规则之外的新闻可以出现在互联网中。
本文以此为研究假设的起点，试图回答UGC是否可以作为新闻媒介产品的一个补充，改变社会一边倒地口诛笔伐医院和医生的传播怪象。基于前人研究的新闻产品中的医生形象，本文分析腾讯视频平台中用户上传的“医生被打”的暴力视频中的医生形象，从而阐释用户生产内容的现状，回答用户生产的内容是否可以弥补新闻媒体的报道失衡。
一、研究设计与假设
研究样本是从腾讯视频平台中随机抽取的34个用户生产的“医生被打”视频。研究采用格伯纳的暴力定义从暴力冲突视频和暴力冲突，参与者两大类目进行内容分析。选取腾讯视频是因为其作为国内较早的自媒体平台之一，支持用户上传、分享、收看、转载视频，样本库相对更大。
格伯纳对暴力是这样表述的，显著地表达出对自己，或对他人的暴力倾向或者其他强迫性的意愿，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格伯纳的阐述中不包括心理、语言伤害等。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暴力冲突限定为可视化的肢体冲突，量化为暴力情景（暴力的起因、表现、结果），参与暴力的施暴者与受害者人口特征，暴力行为类型和暴力手段等，提出以下问题：
问题1：“医生被打”冲突的暴力（起因、过程和结果）有何特点？
问题2：“医生被打”冲突中医生、患者双方有何特点？
问题3：“医生被打”过程中医生和患者双方攻击行为的形式和手段有何特点？
问题4：“医生被打”视频的传播与内容的呈现之间是否有相关关系？
本文主要采用抽样方法和内容分析法。在腾讯视频中输入关键词“医生被打”，检索结果共288条。样本抽取标准共两个，一是视频来自于用户的拍摄或者事发地的监控视频。二是抽取的视频必须包含暴力行为，需同时满足：①参与暴力的人数在两个或多个以上;②以伤害为目的;③肢体接触;④限制人身自由。抽取时，从每一页中第二个视频开始，选取第二个和第八个。若不符，则向后依次抽样，如果在往后的六项中还没找到适合的，则同理往前找。若无，则降低标准为专业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但医生被打的视频必须来源于用户的拍摄或者事发地的监控视频。若还是不符合抽取标准，则此页跳过。最终，共34个研究样本。
样本主要分析暴力冲突视频以及其中的暴力冲突场景（起因、过程、结果、影响、参与者、暴力手段和类型）。
暴力冲突视频包含视频发布时间，视频时长，暴力时长。其中暴力时长从可观察到的肢体暴力开始，到肢体暴力完全结束为止。如果双方中途身份改变，则看作新的暴力。
暴力冲突起因：即医患冲突中挑起冲突的人。分别为：①医生主动挑起患者知情;②医生主动挑起患者不知情;③患者主动挑起医生知情;④患者主动挑起医生不知情;⑤无法判断，即视频不包括冲突的起因和无法观察两种。
暴力冲突过程：主要考察在暴力过程中哪一方占主要优势。分别为：①医生为主要施暴者，患者为主要受害者;②患者为主要施暴者，医生为主要受害者;③无法判断，即无法明确判断谁占绝对优势。
暴力冲突结果：本文只记录可观察的结果，非单选。分别为：①遭受身体攻击，没有可观察外伤;②器官受损，有明显流血特征（头部脑震荡轻微中度中度、五官受损、四肢受伤、牙齿脱落）;③打出后遗症、昏厥、倒地不起;④限制人身自由;⑤死亡。
暴力造成的影响：①医生：住院、辞职、抗议、报警、刑事诉讼;②患者：道歉、判刑。
关于暴力冲突参与者，需从数量、身份、性别、年龄四个方面统计施暴者和受害者人口特征。其中数量记为可观察到的施暴人数，身份分为①医生;②患者;③无法判断。性别记为①男;②女;多种性别时，以出现最多的性别为准。年龄分为①儿童;②青少年;③成年;④老年;⑤无法判断。多个年龄段时，以出现最多的年龄为准。
此外施暴者还需要观察暴力类型和暴力手段。暴力类型分为①肢体推搡;②肢体攻击（踢、打、抓、咬）;③财物破坏。暴力类型非单选，用“0”代表无，用“1”代表有，用“2”代表无法判断。暴力手段分为①徒手;②危险器械;③随机工具（如桌椅、文件、沙发、医疗器械等）。暴力手段非单选，用“0”代表无，用“1”代表有，用“2”指无法判断。 受害者需要考察是否有老年人、未成年人、女性、残疾人受伤。用“1”代表是，“0”代表否。
二、数据分析
（一）暴力冲突视频特点
研究有效视频34个，时间从2012年11月2日到2017年2月15日。最早的腾讯视频为“患者家属用沙发堵医院大门，医生被打不省人事”，最近的是“网曝济南军区总医院，急诊医生被打”。60%的视频在一年之内发布，也就是说近一年内“医生被打”视频呈增长趋势，而且视频绝大多数来自医院内部的监控设备，少部分是路人手机拍摄。
（二）暴力冲突情景特点
在“医生被打”的冲突中，医生发起1例，患者及家属发起33例，占97.1%。 且患者及家属主导的占97%。也就是说医患冲突往往是患者及家属先动手，而且患者处于主导地位。从结果看，医生身体只受到攻击，无可观察的创伤（身体接触）有23.5%，流血特征明显，如脑震荡、四肢受伤、牙齿脱落、脸部挫伤、骨折、五官受损（流血）占58.8%，昏厥、倒地不起、打出后遗症占17.7%，死亡无。我们还发现，在医生出手或者还手的视频中医生一般只将冲突控制在阻止对方身体攻击的范围内，暴力仅仅限于第一层面。如样本“醉汉医院就医，医生竟被打”，医生在被打后反击将患者控制住，扬起手却未打患者。相反，患者主导冲突时，后果更严重，58.8%的医生会有明显的流血特征，17.7%的医生倒地不起或者打出后遗症。其中涉及成年女医生8例，占23.5%。
（三）被打涉事双方特点
在34例医生被打事件中，患者≥医生人数的，共31例，占91.2%。这表明患者大多数会在人数对等或者占优势的情况下挑起冲突。
大多数冲突在成年人之间发生。参与冲突的患者97.1%为成年男性，1例是青少年，2例包含成年女性。而被打的医生中八成为男性，女医生占两成。流血和倒地不起的情况发生在成年男性间，女性、青少年参与的暴力冲突处于身体攻击阶段。
1.施害者的暴力類型有何特点？
暴力结果中肢体推搡和肢体攻击占79.4%，财务破坏20.1%。其中肢体推搡和肢体攻击占到绝大部分且比例相同，也就是一旦患者出手打了医生，会从肢体推搡发展到肢体攻击，带给医生更大的伤害，如流血特征明显，脑震荡、四肢受伤、牙齿脱落、脸部挫伤、骨折、五官受损。
2.施害者的暴力手段有何特点？
在34例医生被打的报道中，患者徒手打医生的共33例，使用随机器械，如沙发、桌椅、笔、文件、医疗器械的共12例。这表明患者打医生时都会从徒手攻击开始，发展态势具有随机性和不可控性。
3.用户上传的内容呈现与传播有无联系？
在样本视频里，视频时长10～240秒，平均时长为114.2秒;暴力冲突时长3～105秒，平均时长为25.1秒，暴力时长方差为24.9。暴力时长占视频时长的比1/50～1。这表明用户不像专业媒体工作者一样去挑选、剪辑，具有很大随意性。在大量UGC中，只有很少数视频被关注、转发、评论。真正引起受众关注的不是视频本身的内容，而是由其它因素决定，如发布时间、媒体名人转发、网站关注等。可以说，“医生被打”视频的暴力内容并没有对内容的访问、传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研究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用户生产的内容（UGC）其实和专业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传达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媒体内容传达出医生都是强势的，素质差的。病人处于弱势，打医生是因为求助无门。
那受众为什么呈现这样的刻板认知呢？
1.媒体对现实的反映并非是镜子式的。媒体选择性地反映现实一是受特定的新闻生产标准限制，二是因为追求经济效益。
2.用户在媒介塑造的环境中也偏好于传播冲突性的新闻。在腾讯网中，用户上传的有关于医生的视频，大多是负面的。所以尽管UGC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记者之外的视野，但是个体很难突破媒体对其塑造的媒介环境影响。
3.在认知时，人们往往会借鉴曾经的认知经验，由此对医生群体形成了刻板印象。即使用户生产内容传达出的医生不是白衣恶魔，人们也会在负面新闻中先入为主，加强这一印象。而那些有关医生的正面、中性的报道，也会被受众忽略。
因而，本文通过分析UGC视频中的医生形象，发现用户生产的内容（UGC）原本可以对医生形象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众依然存在刻板印象以及用户生产很难突破媒体对其塑造的媒介环境影响，不能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振领，黄芳.媒体视野中医生形象变化与医患关系研究[J].湘南学院学报，2008（1）：114-118.
[2]彭曼.我国近期报纸医生的传媒形象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3]茹倩倩.我国医疗事故纠纷报道中的医生媒介形象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4]吴波.医患关系报道中医生形象呈现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
[5]Axel Bruns.Produsage：Towards a Broader Framework for User-Led Content Creation. Media & Communication Creative Industries Facult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reative Ind.2007.
[6]LUKE GOODE，Social news，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Z.2009.
[7]庞慧敏.论媒体在平衡社会身份与社会公正中的作用——以“医患报道”为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4）：151-152.
[8]闫娜，李博林.UGC媒体发展趋势：建构共享媒体模式[J].新闻世界，2018（2）：59-61.
关键词：UGC ;刻板印象 ;医生形象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79-03
UGC在2005年首次被提出，使用最多的定义出自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Participative Web and User-Created Content Web2.0，Wikis and Social Networking》（2007）。报告指出用户生成内容具有创新性，在網上可公开使用，由非专业人员或权威人士创作的特征。
综合现有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形象目前存在污名化的现象。医生态度冷漠、责任心差、字迹潦草、非法行医、吃回扣、拿红包，侵害患者信息知晓权、道德丧失、唯利是图、管理不善、责任心差[1，2，3]。医患关系报道中医生掌握绝对话语权，而患者处于完全被动、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人们一般同情患方指责医方[4]。
美国著名学者休梅克和瑞斯曾指出，新闻生产遵循着特定 “路线（Beat）”。媒介本身的属性和编辑记者的双重把关使得很多有价值的消息远离公众视线。于是有学者提出，相较于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用户生产的内容（UGC）由于没有各种新闻标准的把关，可以更迅速地传达，一些在媒体把关规则之外的新闻可以出现在互联网中。
本文以此为研究假设的起点，试图回答UGC是否可以作为新闻媒介产品的一个补充，改变社会一边倒地口诛笔伐医院和医生的传播怪象。基于前人研究的新闻产品中的医生形象，本文分析腾讯视频平台中用户上传的“医生被打”的暴力视频中的医生形象，从而阐释用户生产内容的现状，回答用户生产的内容是否可以弥补新闻媒体的报道失衡。
一、研究设计与假设
研究样本是从腾讯视频平台中随机抽取的34个用户生产的“医生被打”视频。研究采用格伯纳的暴力定义从暴力冲突视频和暴力冲突，参与者两大类目进行内容分析。选取腾讯视频是因为其作为国内较早的自媒体平台之一，支持用户上传、分享、收看、转载视频，样本库相对更大。
格伯纳对暴力是这样表述的，显著地表达出对自己，或对他人的暴力倾向或者其他强迫性的意愿，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格伯纳的阐述中不包括心理、语言伤害等。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暴力冲突限定为可视化的肢体冲突，量化为暴力情景（暴力的起因、表现、结果），参与暴力的施暴者与受害者人口特征，暴力行为类型和暴力手段等，提出以下问题：
问题1：“医生被打”冲突的暴力（起因、过程和结果）有何特点？
问题2：“医生被打”冲突中医生、患者双方有何特点？
问题3：“医生被打”过程中医生和患者双方攻击行为的形式和手段有何特点？
问题4：“医生被打”视频的传播与内容的呈现之间是否有相关关系？
本文主要采用抽样方法和内容分析法。在腾讯视频中输入关键词“医生被打”，检索结果共288条。样本抽取标准共两个，一是视频来自于用户的拍摄或者事发地的监控视频。二是抽取的视频必须包含暴力行为，需同时满足：①参与暴力的人数在两个或多个以上;②以伤害为目的;③肢体接触;④限制人身自由。抽取时，从每一页中第二个视频开始，选取第二个和第八个。若不符，则向后依次抽样，如果在往后的六项中还没找到适合的，则同理往前找。若无，则降低标准为专业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但医生被打的视频必须来源于用户的拍摄或者事发地的监控视频。若还是不符合抽取标准，则此页跳过。最终，共34个研究样本。
样本主要分析暴力冲突视频以及其中的暴力冲突场景（起因、过程、结果、影响、参与者、暴力手段和类型）。
暴力冲突视频包含视频发布时间，视频时长，暴力时长。其中暴力时长从可观察到的肢体暴力开始，到肢体暴力完全结束为止。如果双方中途身份改变，则看作新的暴力。
暴力冲突起因：即医患冲突中挑起冲突的人。分别为：①医生主动挑起患者知情;②医生主动挑起患者不知情;③患者主动挑起医生知情;④患者主动挑起医生不知情;⑤无法判断，即视频不包括冲突的起因和无法观察两种。
暴力冲突过程：主要考察在暴力过程中哪一方占主要优势。分别为：①医生为主要施暴者，患者为主要受害者;②患者为主要施暴者，医生为主要受害者;③无法判断，即无法明确判断谁占绝对优势。
暴力冲突结果：本文只记录可观察的结果，非单选。分别为：①遭受身体攻击，没有可观察外伤;②器官受损，有明显流血特征（头部脑震荡轻微中度中度、五官受损、四肢受伤、牙齿脱落）;③打出后遗症、昏厥、倒地不起;④限制人身自由;⑤死亡。
暴力造成的影响：①医生：住院、辞职、抗议、报警、刑事诉讼;②患者：道歉、判刑。
关于暴力冲突参与者，需从数量、身份、性别、年龄四个方面统计施暴者和受害者人口特征。其中数量记为可观察到的施暴人数，身份分为①医生;②患者;③无法判断。性别记为①男;②女;多种性别时，以出现最多的性别为准。年龄分为①儿童;②青少年;③成年;④老年;⑤无法判断。多个年龄段时，以出现最多的年龄为准。
此外施暴者还需要观察暴力类型和暴力手段。暴力类型分为①肢体推搡;②肢体攻击（踢、打、抓、咬）;③财物破坏。暴力类型非单选，用“0”代表无，用“1”代表有，用“2”代表无法判断。暴力手段分为①徒手;②危险器械;③随机工具（如桌椅、文件、沙发、医疗器械等）。暴力手段非单选，用“0”代表无，用“1”代表有，用“2”指无法判断。 受害者需要考察是否有老年人、未成年人、女性、残疾人受伤。用“1”代表是，“0”代表否。
二、数据分析
（一）暴力冲突视频特点
研究有效视频34个，时间从2012年11月2日到2017年2月15日。最早的腾讯视频为“患者家属用沙发堵医院大门，医生被打不省人事”，最近的是“网曝济南军区总医院，急诊医生被打”。60%的视频在一年之内发布，也就是说近一年内“医生被打”视频呈增长趋势，而且视频绝大多数来自医院内部的监控设备，少部分是路人手机拍摄。
（二）暴力冲突情景特点
在“医生被打”的冲突中，医生发起1例，患者及家属发起33例，占97.1%。 且患者及家属主导的占97%。也就是说医患冲突往往是患者及家属先动手，而且患者处于主导地位。从结果看，医生身体只受到攻击，无可观察的创伤（身体接触）有23.5%，流血特征明显，如脑震荡、四肢受伤、牙齿脱落、脸部挫伤、骨折、五官受损（流血）占58.8%，昏厥、倒地不起、打出后遗症占17.7%，死亡无。我们还发现，在医生出手或者还手的视频中医生一般只将冲突控制在阻止对方身体攻击的范围内，暴力仅仅限于第一层面。如样本“醉汉医院就医，医生竟被打”，医生在被打后反击将患者控制住，扬起手却未打患者。相反，患者主导冲突时，后果更严重，58.8%的医生会有明显的流血特征，17.7%的医生倒地不起或者打出后遗症。其中涉及成年女医生8例，占23.5%。
（三）被打涉事双方特点
在34例医生被打事件中，患者≥医生人数的，共31例，占91.2%。这表明患者大多数会在人数对等或者占优势的情况下挑起冲突。
大多数冲突在成年人之间发生。参与冲突的患者97.1%为成年男性，1例是青少年，2例包含成年女性。而被打的医生中八成为男性，女医生占两成。流血和倒地不起的情况发生在成年男性间，女性、青少年参与的暴力冲突处于身体攻击阶段。
1.施害者的暴力類型有何特点？
暴力结果中肢体推搡和肢体攻击占79.4%，财务破坏20.1%。其中肢体推搡和肢体攻击占到绝大部分且比例相同，也就是一旦患者出手打了医生，会从肢体推搡发展到肢体攻击，带给医生更大的伤害，如流血特征明显，脑震荡、四肢受伤、牙齿脱落、脸部挫伤、骨折、五官受损。
2.施害者的暴力手段有何特点？
在34例医生被打的报道中，患者徒手打医生的共33例，使用随机器械，如沙发、桌椅、笔、文件、医疗器械的共12例。这表明患者打医生时都会从徒手攻击开始，发展态势具有随机性和不可控性。
3.用户上传的内容呈现与传播有无联系？
在样本视频里，视频时长10～240秒，平均时长为114.2秒;暴力冲突时长3～105秒，平均时长为25.1秒，暴力时长方差为24.9。暴力时长占视频时长的比1/50～1。这表明用户不像专业媒体工作者一样去挑选、剪辑，具有很大随意性。在大量UGC中，只有很少数视频被关注、转发、评论。真正引起受众关注的不是视频本身的内容，而是由其它因素决定，如发布时间、媒体名人转发、网站关注等。可以说，“医生被打”视频的暴力内容并没有对内容的访问、传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研究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用户生产的内容（UGC）其实和专业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传达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媒体内容传达出医生都是强势的，素质差的。病人处于弱势，打医生是因为求助无门。
那受众为什么呈现这样的刻板认知呢？
1.媒体对现实的反映并非是镜子式的。媒体选择性地反映现实一是受特定的新闻生产标准限制，二是因为追求经济效益。
2.用户在媒介塑造的环境中也偏好于传播冲突性的新闻。在腾讯网中，用户上传的有关于医生的视频，大多是负面的。所以尽管UGC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记者之外的视野，但是个体很难突破媒体对其塑造的媒介环境影响。
3.在认知时，人们往往会借鉴曾经的认知经验，由此对医生群体形成了刻板印象。即使用户生产内容传达出的医生不是白衣恶魔，人们也会在负面新闻中先入为主，加强这一印象。而那些有关医生的正面、中性的报道，也会被受众忽略。
因而，本文通过分析UGC视频中的医生形象，发现用户生产的内容（UGC）原本可以对医生形象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众依然存在刻板印象以及用户生产很难突破媒体对其塑造的媒介环境影响，不能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振领，黄芳.媒体视野中医生形象变化与医患关系研究[J].湘南学院学报，2008（1）：114-118.
[2]彭曼.我国近期报纸医生的传媒形象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3]茹倩倩.我国医疗事故纠纷报道中的医生媒介形象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4]吴波.医患关系报道中医生形象呈现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
[5]Axel Bruns.Produsage：Towards a Broader Framework for User-Led Content Creation. Media & Communication Creative Industries Facult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reative Ind.2007.
[6]LUKE GOODE，Social news，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Z.2009.
[7]庞慧敏.论媒体在平衡社会身份与社会公正中的作用——以“医患报道”为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4）：151-152.
[8]闫娜，李博林.UGC媒体发展趋势：建构共享媒体模式[J].新闻世界，2018（2）：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