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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角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酝酿异动
公元1911年的1月13日。按中国当时的农历记时，此时还没过完宣统二年的最后几天。这一天清政府宣布，因东三省瘟疫流行，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毋任传染内地。
这是一场中国大地上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已经爆发了三个月。幸而有伍连德这样的中国最早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来支撑危局，才没有酿成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灾难。即使这样，它也夺走了6万条生命。
这是对1911年中国将发生大变局的一种预示吗？
1911年初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角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酝酿异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继续在鼓吹革命，组织暴动；情绪越来越高涨的士绅阶层为推动立宪已经急不可待，念了新学的青年学子们满脑子变法图强的新思潮，而西太后死后清王朝继续推行的“新政”历经年的努力，此时已开始见出成效……有谁能预料到，这将是大清朝数百年江山的最后一年？
4月27日，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准备最久也最充分的一次起义。以往的历次起义，常常依靠发动会党等各界群众为其主力，而这一次，组织者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精英骨干，共数百人，其中不少是留日学生。这里包括了后来以一封凄美绝命书《与妻书》感动无数后人的林觉民，也包括了另一位著名的参与者喻培伦，他是革命党的炸弹专家，曾参与了与汪精卫一起刺杀摄政王载沣，从那里逃生出来后，他又以赴死的决心投入这场起义。结果真的是求仁得仁。
这场起义的现场指挥是黄兴。起义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消息泄露，清军早有准备，黄兴一边劝别人离开，一边决心拼个人一死，而其他参与者也都抱了必死的决心。这一场以卵击石的自杀式起义，革命党人死伤累累，黄兴在断了两指之后侥幸逃出，而后来人们在现场收敛到了72具牺牲者的遗体，葬于黄花岗。
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0月的镇南关起义……从1895年陆皓东牺牲，到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清兵凌迟而死，又牵连秋瑾被捕，慨然就义。孙中山经历过的失败与牺牲，可谓多矣。但此次的黄花冈起义牺牲犹为惨烈，孙中山以“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来形容他心中的巨大悲痛。
尽管革命党人英勇悲壮，不惜以血醒民，但大清朝的统治却依然固若金汤。至少在1911年4月时的孙中山看来，还看不出清王朝会在数月后全面崩盘的迹象。
在北京紫禁城，刚刚坐上摄政王位子不足三年的载沣，此时对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并不很担心。否则他不至于在刚上台之际就把清廷中最具军事实力的悍将袁世凯开缺掉，换上自家从未打过仗的亲兄弟去执掌军权。
载沣此时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宪运动上，全国各地的士绅们已经三次进京大请愿吁请速开国会。民心舆情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一再承诺将立宪的预备期缩短，在5月8日这天，公布了一个内阁组成人员的名单，13名国务大臣中，满人占9席，其中有7人为皇族成员，它被讥为“皇族内阁”。载沣们做出这个名单自有他们内在的苦衷，摆平各方利益集团、维护台上的各方平衡已经是耗尽心血之事——但此时他们并不自知，大清朝的寿命已不足半年，而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若干根稻草，有一根就来自这份名单。
全国的舆论对此一片哗然，各家报纸上尽是痛责之声。革命派对“皇族内阁”的反对自不待言，而被这份名单打击最重的，却是曾对清廷抱以厚望的立宪派。远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当即激烈批判：“如曰大臣惟对于君主而负责任也，则是取立宪政体之原则翻根柢以破坏之，而复返于专制。”
新内阁在成立的次日，即签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由此，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缘由一言难以概括，但有一点很清楚，反对这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最激烈省份是在四川，抗议的核心人物，是川省的士绅们及地方官员。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股东大会，会场气氛本来一直相当沉闷。突然，场下一人长叹一声说：“四川亡矣！”引得全场一片哭声相和，连监督现场的警员也扔了手中的警棍，伏案而泣。会后，与会者前往省府请愿，走在最前面的，是年逾八十的老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及一大批上了年纪的士绅：罗纶（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刘声元、郑孝可……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迎接他们的川省总督王人文竟当场表态支持。
后来发生的事让冲突急剧升级。朝廷态度强硬毫不退让，而王人文被撤职后的接替者赵尔丰，他所面对的抗议者已经越来越情绪化而难以控制——在成都的大街上，他们大批地跪在那里手举光绪皇帝的牌位痛哭。9月7日，血案爆发，蒲殿俊（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罗纶、邓孝可、张澜等士绅被捕，士兵向衙署前的群众开枪造成30多人惨死。
这一事变等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至此，人心已经全面倒向革命党一边。为平定动乱，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川，导致武昌兵力空虚，也助成武昌起义的最终成功。
9月14日和23日，武汉新军里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举行联席秘密会议，讨论起义布署。此时，1万5千人的武汉新军中，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了4000人。10月9日，因革命党人不慎引燃炸药，引起清军大搜捕，新军士兵们仓促举事。次日清晨，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与战友们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
当武昌起义打响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正为反清革命筹款。10月11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检出密码，译出黄兴的一封电报，称湖北“新军必动，请急汇款应急”。第二天（12日）中午，他上街到饭店吃饭，购得一份报纸，见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喜出望外。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回到祖国，抵达上海时，受到他的战友们及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4天之后，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而此时的袁世凯，被清廷紧急重新启用已经两月有余，身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手握重兵，正在盘算着利用手中的权势可以得到怎样的位置。在“南北议和”中，他利用东南巨绅张謇——这位立宪运动中坚人物频频传话，暗地里与革命党要价，要“以共和国大总统为条件”，逼迫清廷退位。
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定在了1912年元旦于南京举行。而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袁世凯心里已经有了底：他已收到了孙中山的电报。孙中山在电文中说，自己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暂时担任，“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1年就这样过去了。
公元1911年的1月13日。按中国当时的农历记时，此时还没过完宣统二年的最后几天。这一天清政府宣布，因东三省瘟疫流行，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毋任传染内地。
这是一场中国大地上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已经爆发了三个月。幸而有伍连德这样的中国最早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来支撑危局，才没有酿成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灾难。即使这样，它也夺走了6万条生命。
这是对1911年中国将发生大变局的一种预示吗？
1911年初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角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酝酿异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继续在鼓吹革命，组织暴动；情绪越来越高涨的士绅阶层为推动立宪已经急不可待，念了新学的青年学子们满脑子变法图强的新思潮，而西太后死后清王朝继续推行的“新政”历经年的努力，此时已开始见出成效……有谁能预料到，这将是大清朝数百年江山的最后一年？
4月27日，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准备最久也最充分的一次起义。以往的历次起义，常常依靠发动会党等各界群众为其主力，而这一次，组织者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精英骨干，共数百人，其中不少是留日学生。这里包括了后来以一封凄美绝命书《与妻书》感动无数后人的林觉民，也包括了另一位著名的参与者喻培伦，他是革命党的炸弹专家，曾参与了与汪精卫一起刺杀摄政王载沣，从那里逃生出来后，他又以赴死的决心投入这场起义。结果真的是求仁得仁。
这场起义的现场指挥是黄兴。起义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消息泄露，清军早有准备，黄兴一边劝别人离开，一边决心拼个人一死，而其他参与者也都抱了必死的决心。这一场以卵击石的自杀式起义，革命党人死伤累累，黄兴在断了两指之后侥幸逃出，而后来人们在现场收敛到了72具牺牲者的遗体，葬于黄花岗。
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0月的镇南关起义……从1895年陆皓东牺牲，到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清兵凌迟而死，又牵连秋瑾被捕，慨然就义。孙中山经历过的失败与牺牲，可谓多矣。但此次的黄花冈起义牺牲犹为惨烈，孙中山以“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来形容他心中的巨大悲痛。
尽管革命党人英勇悲壮，不惜以血醒民，但大清朝的统治却依然固若金汤。至少在1911年4月时的孙中山看来，还看不出清王朝会在数月后全面崩盘的迹象。
在北京紫禁城，刚刚坐上摄政王位子不足三年的载沣，此时对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并不很担心。否则他不至于在刚上台之际就把清廷中最具军事实力的悍将袁世凯开缺掉，换上自家从未打过仗的亲兄弟去执掌军权。
载沣此时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宪运动上，全国各地的士绅们已经三次进京大请愿吁请速开国会。民心舆情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一再承诺将立宪的预备期缩短，在5月8日这天，公布了一个内阁组成人员的名单，13名国务大臣中，满人占9席，其中有7人为皇族成员，它被讥为“皇族内阁”。载沣们做出这个名单自有他们内在的苦衷，摆平各方利益集团、维护台上的各方平衡已经是耗尽心血之事——但此时他们并不自知，大清朝的寿命已不足半年，而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若干根稻草，有一根就来自这份名单。
全国的舆论对此一片哗然，各家报纸上尽是痛责之声。革命派对“皇族内阁”的反对自不待言，而被这份名单打击最重的，却是曾对清廷抱以厚望的立宪派。远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当即激烈批判：“如曰大臣惟对于君主而负责任也，则是取立宪政体之原则翻根柢以破坏之，而复返于专制。”
新内阁在成立的次日，即签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由此，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缘由一言难以概括，但有一点很清楚，反对这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最激烈省份是在四川，抗议的核心人物，是川省的士绅们及地方官员。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股东大会，会场气氛本来一直相当沉闷。突然，场下一人长叹一声说：“四川亡矣！”引得全场一片哭声相和，连监督现场的警员也扔了手中的警棍，伏案而泣。会后，与会者前往省府请愿，走在最前面的，是年逾八十的老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及一大批上了年纪的士绅：罗纶（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刘声元、郑孝可……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迎接他们的川省总督王人文竟当场表态支持。
后来发生的事让冲突急剧升级。朝廷态度强硬毫不退让，而王人文被撤职后的接替者赵尔丰，他所面对的抗议者已经越来越情绪化而难以控制——在成都的大街上，他们大批地跪在那里手举光绪皇帝的牌位痛哭。9月7日，血案爆发，蒲殿俊（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罗纶、邓孝可、张澜等士绅被捕，士兵向衙署前的群众开枪造成30多人惨死。
这一事变等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至此，人心已经全面倒向革命党一边。为平定动乱，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川，导致武昌兵力空虚，也助成武昌起义的最终成功。
9月14日和23日，武汉新军里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举行联席秘密会议，讨论起义布署。此时，1万5千人的武汉新军中，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了4000人。10月9日，因革命党人不慎引燃炸药，引起清军大搜捕，新军士兵们仓促举事。次日清晨，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与战友们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
当武昌起义打响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正为反清革命筹款。10月11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检出密码，译出黄兴的一封电报，称湖北“新军必动，请急汇款应急”。第二天（12日）中午，他上街到饭店吃饭，购得一份报纸，见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喜出望外。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回到祖国，抵达上海时，受到他的战友们及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4天之后，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而此时的袁世凯，被清廷紧急重新启用已经两月有余，身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手握重兵，正在盘算着利用手中的权势可以得到怎样的位置。在“南北议和”中，他利用东南巨绅张謇——这位立宪运动中坚人物频频传话，暗地里与革命党要价，要“以共和国大总统为条件”，逼迫清廷退位。
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定在了1912年元旦于南京举行。而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袁世凯心里已经有了底：他已收到了孙中山的电报。孙中山在电文中说，自己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暂时担任，“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1年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