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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对大龄单身男女青年各有一个“可爱”的称呼——剩男、剩女。其实,早在1000年前的宋朝,就早已是剩男铺天盖地、剩女漫山遍野了,全国各地的单身男女比比皆是,即使没有朝廷的大力号召,他们都很自觉地晚婚晚育,而且不搞同居,堪称一大历史奇观。
都是科举惹的祸
宋朝为什么会盛产剩男剩女?难道那时的独身主义已经十分盛行?
当然不是,说到底这都是科举惹的祸。如果说唐朝是婚外恋者的天堂,明朝是文痞的天堂,那么宋朝就是读书人的天堂。宋真宗有首诗写得明明白白: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意思——最有前途的职业不是地产商,也不是钱庄老板,而是读书人!
宋真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宋朝是建立在换皇帝比女人换发型还频繁的五代十国的废墟上,许多皇帝还没把龙椅坐热乎就被武人们给“咔嚓”了,而且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所以老赵打心底里就对习武之人十分抗拒。相反的,读书之人整天跟没有标点的文字打交道,浑身上下只有一根舌头最有杀伤力,再怎么折腾也只能溅出点唾沫星子淹死两个心脏病,万万没有能力威胁老赵家的江山。
于是,老赵大量地重用文人。首先,宋朝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把公务员的工资拉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最高点,而且逢年过节大发福利,碰上三伏数九还有额外的劳保。那时的官员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爽!其次,宋朝有了高薪待遇,却没有严厉的监督惩罚体系,事实上宋朝的国策还对官员的腐化持纵容态度,即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官员犯了法也不会有过重的刑罚。再次,宋朝的官员数量异常庞大,常常一个官位有两三个人同时担任,这样就为更多的读书人进入官场提供了便利。最后,宋朝为官员升迁制定了一套便利措施,就拿地方官来说,一般做个几年就可以申请调往中央,比申请转学还方便。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朝的文官比武官地位高,就如同今天的教授比副教授高一样。
宋朝官员的生活如此安逸,天下的男人自然不能错过,于是耕田的啃书本,磨豆腐的啃书本,开茶馆的也啃书本。一时间,四书,五书,盗版书,书书畅销;文人,粗人,老年人,人人科举。男人们都把中科举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那时的口号是“先立业,后成家”,只要考中了进士,面包便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但是,宋朝的乌纱帽就算再多,也经不起全天下的男人去抢,成功的还是极少数。由于男人们都在忙考试,看见书比看见杨贵妃还美,这就造成了许多男子“壮年未娶”,一个个都成了剩男。
富了女婿,穷了丈人
男人们“壮年未娶”,自然就害苦了大宋的女人们。
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的标志,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女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嫁错郎。做官的那么吃香,当然挤破了头也要做官太太。这就造成了宋朝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榜下捉婿”。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发榜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官僚地主们一家人手拉手,大清早就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争相挑选新科进士做女婿。说是挑选,实际上就是抢,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之九”。
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一大奇观。《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说明宋时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指望金榜题名封官进爵,还能当富绅的乘龙快婿,何乐而不为乎!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嫁给他续弦,时人称这些人为“天子门生宰相婿”。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稀罕做“宰相婿”,宋高宗时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大为不快。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多少读书人熬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来“捉婿”,他并不回绝,还写了首诗奉上“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原来该士子已高龄73岁了!
可见当时“捉婿”市场与乌纱帽市场一样,供不应求、货源奇缺,能抢到好女婿者极少。抢到的自然欢天喜地,抢不到的怎么办呢?等!为了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不在乎多等两年。就这样,去年等,今年等,长此以往,终于等出了一批剩女来。
除了眼光高,当时婚嫁费高涨也是剩女高产的原因之一。宋朝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整个社会呈现一派崇尚奢华的不良风气,“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娶妻嫁女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加上宋朝女子再婚要被判罚入狱,所以从一而终的婚姻比唐朝要多很多,这就迫使婚嫁费一路高涨。其中,仅酒宴费一项就价格不菲。此外,“榜下捉婿”的盛行造成了一个强势的卖方市场,进士们纷纷“娶妻论财”。如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顿时“化穷薄为富豪”。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都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料钱。至于那些不是皇亲国戚的人,为了招到一个好女婿,很多都是举债办婚,真是“富了一个女婿,穷了一帮丈人”。
都是科举惹的祸
宋朝为什么会盛产剩男剩女?难道那时的独身主义已经十分盛行?
当然不是,说到底这都是科举惹的祸。如果说唐朝是婚外恋者的天堂,明朝是文痞的天堂,那么宋朝就是读书人的天堂。宋真宗有首诗写得明明白白: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意思——最有前途的职业不是地产商,也不是钱庄老板,而是读书人!
宋真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宋朝是建立在换皇帝比女人换发型还频繁的五代十国的废墟上,许多皇帝还没把龙椅坐热乎就被武人们给“咔嚓”了,而且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所以老赵打心底里就对习武之人十分抗拒。相反的,读书之人整天跟没有标点的文字打交道,浑身上下只有一根舌头最有杀伤力,再怎么折腾也只能溅出点唾沫星子淹死两个心脏病,万万没有能力威胁老赵家的江山。
于是,老赵大量地重用文人。首先,宋朝实行了高薪养廉政策,把公务员的工资拉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最高点,而且逢年过节大发福利,碰上三伏数九还有额外的劳保。那时的官员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爽!其次,宋朝有了高薪待遇,却没有严厉的监督惩罚体系,事实上宋朝的国策还对官员的腐化持纵容态度,即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官员犯了法也不会有过重的刑罚。再次,宋朝的官员数量异常庞大,常常一个官位有两三个人同时担任,这样就为更多的读书人进入官场提供了便利。最后,宋朝为官员升迁制定了一套便利措施,就拿地方官来说,一般做个几年就可以申请调往中央,比申请转学还方便。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朝的文官比武官地位高,就如同今天的教授比副教授高一样。
宋朝官员的生活如此安逸,天下的男人自然不能错过,于是耕田的啃书本,磨豆腐的啃书本,开茶馆的也啃书本。一时间,四书,五书,盗版书,书书畅销;文人,粗人,老年人,人人科举。男人们都把中科举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那时的口号是“先立业,后成家”,只要考中了进士,面包便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但是,宋朝的乌纱帽就算再多,也经不起全天下的男人去抢,成功的还是极少数。由于男人们都在忙考试,看见书比看见杨贵妃还美,这就造成了许多男子“壮年未娶”,一个个都成了剩男。
富了女婿,穷了丈人
男人们“壮年未娶”,自然就害苦了大宋的女人们。
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的标志,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女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嫁错郎。做官的那么吃香,当然挤破了头也要做官太太。这就造成了宋朝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榜下捉婿”。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发榜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官僚地主们一家人手拉手,大清早就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争相挑选新科进士做女婿。说是挑选,实际上就是抢,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之九”。
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一大奇观。《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说明宋时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指望金榜题名封官进爵,还能当富绅的乘龙快婿,何乐而不为乎!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嫁给他续弦,时人称这些人为“天子门生宰相婿”。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稀罕做“宰相婿”,宋高宗时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大为不快。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多少读书人熬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来“捉婿”,他并不回绝,还写了首诗奉上“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原来该士子已高龄73岁了!
可见当时“捉婿”市场与乌纱帽市场一样,供不应求、货源奇缺,能抢到好女婿者极少。抢到的自然欢天喜地,抢不到的怎么办呢?等!为了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不在乎多等两年。就这样,去年等,今年等,长此以往,终于等出了一批剩女来。
除了眼光高,当时婚嫁费高涨也是剩女高产的原因之一。宋朝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整个社会呈现一派崇尚奢华的不良风气,“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娶妻嫁女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加上宋朝女子再婚要被判罚入狱,所以从一而终的婚姻比唐朝要多很多,这就迫使婚嫁费一路高涨。其中,仅酒宴费一项就价格不菲。此外,“榜下捉婿”的盛行造成了一个强势的卖方市场,进士们纷纷“娶妻论财”。如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顿时“化穷薄为富豪”。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都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料钱。至于那些不是皇亲国戚的人,为了招到一个好女婿,很多都是举债办婚,真是“富了一个女婿,穷了一帮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