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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媒体发表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1）》。2010年是我国慈善事业卓有成绩的一年，社会捐赠量达700亿元，比2009年的332亿元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让国人对我国慈善事业有了更多的自信，更多的期望。蓝皮书也介绍了2010年几项令人感佩的事，其中特别引起笔者注目的是《慈善公益捐赠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一项。它指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富人应该回报社会”的观念在中国激起千层浪。让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慈善如何发展，富人应该如何行善。这使笔者联想到《中国社会报》2011年4月22日发表的企业慈善家陈光标先生的文章《我捐的是理念》和《光明日报》2011年4月28日发表的记者对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先生的采访录，读后颇多感慨。
陈光标先生的慈善壮举曾多次让笔者感动不已。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带领其公司职工和设备亲赴灾区捐赠救灾；2011年3月，他组织了慈善团队赴日本地震灾区救援；他是中国响应“裸捐”第一人，等等。我感动的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能像他这样关注人生、关心民瘼、救难济世的人，内心必有一种神圣使命的导引，弘扬慈善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他必然有一种宏大气象的理念。苏东坡说过：“享天下之利者，任（承担）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中华民族有一种优秀传统，人们在积累巨资以后，济世疏财，或急功好义，助困扶危，或兴办义学，以造福桑梓，兼善天下。像陈先生这样“富而思仁”的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影响至少是提倡利他主义而弱化利己主义。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据报刊报道，曾为“中国首善”的陈先生却无缘“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不再是中国首善了。据说是因为有媒体疑他“捐款渗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未见报刊具体说明。不过，笔者注意到，《光明日报》（2011年4月28日）载，陈光标“10年来慈善捐赠累计突破8.1亿元”。而《中国社会报》（2011年4月22日）所刊陈先生的文章中自述“我做企业10多年来，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超过13.57亿元。”这两个统计数字一是指“10年来”，一是指“10多年来”，时限有差别；其次，一是指“捐赠”，一是指“捐赠款物”，也似乎不一样。王振耀先生则认为“这次陈光标遭受质疑，很多与相关的慈善机构没有及时出面说明事实，这很不正常，也很不规范。”笔者赞同王先生所说的，对做善事的企业家，应该“持赞赏、鼓励、宽容的态度”，而非要求“他们是毫无瑕庇的完人”。我國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合作团结，需要宽容的文化和诚信的生活，才能成为慈善事业的依托。倘若我们带着历史的忧患和对现实的思考来看我国慈善事业的环境，会发现社会上有太多的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从而对社会、对别人容易产生一种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处处设防，乃至怀疑他人的善举。其实，在人际间有信任危机时，我们更应该珍惜拳拳的爱心，善良之举，不要让做善事的人感到无奈和寒心。
我国慈善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遗产尚未真正清理和美国的竞争哲学的西风东渐的情况下开始的。许多人信仰丧失，道德滑坡，文化生活低俗平庸。不少人将人的尊严等同于物欲，为了肉体的享受而放弃人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正如《孟子·梁惠王上》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人们都在求利的话，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而慈善是一种优秀的社会文化，一种高尚的价值观，一种哲学，一种“治国之要道”。许多人在学做善事时，尚没有这种思想文化的底蕴，对慈善与生命的存在和价值以及安乐尚未成为本体的思考，尚没有从整个人类大局去考虑，从更高层面来体认，也未视为本体价值观念来学习和训练。尽管如此，有一些觉悟者，如陈光标先生，走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前列。他们知道做善事是利益民众的，有助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就是为什么陈先生能亲赴汶川救灾，亲赴日本救灾，等等。然而，人们，包括陈先生这样的企业慈善家，在慈善实践活动中需要有慈善文化的积累沉淀过程，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比如，王振耀先生说，陈光标先生“这次他去日本发放善款，日本人告诉他，你捐钱要装进信封，不要直接把现金拿到手上，以免伤害民众自尊。”其实，这不能怪罪陈光标先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薪已中断了大约一百年。过去，中国人民普遍地要学《弟子规》和《常礼举要》。这是儒家学说的“根”，教大家做人的道理。而《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四书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的。《常礼举要》讲“旅行”，要“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讲“馈赠”，要“赠人物品，外必用包裹”，“赠人物品必谦必敬”。“礼”的核心是“诚敬”（真诚恭敬）。这一次，陈光标先生说自己“学到了”。一个企业家一旦成为知名的慈善家，必然为大众所注目；一旦成为“中国首善”，必然被人们视为榜样、楷模，人们对之尊敬仰慕之余，也必然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对其一言一行自然会有评说。人身上是善与不善并存的。苏东坡说：“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固可日消，但仍有不能消者。”这警策我们，要经常反省，“格物致知”。一方面，对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对内，有自我警惕的清醒意识。在历史上和当今现实中，我们也见到有些高官或知名人士因一念之差而丧失名节，这告诫我们，一旦成为知名慈善家，需要更多的谨慎和谦卑。我赞成王振耀先生所说的：“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要给慈善家学习的空间和氛围。”在我们社会中，常常把一部分人划分为教育者，另一部分人划为受教育者。其实这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主张：合理的社会和国家应该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强调的是人们“相互教育”。每个人既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对象，也是伦理道德教育的主体。儒家学说批评“好为人师”。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意思是他讲述的是古圣先贤的道理，他自己并无创作。佛教（意为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里，法师在讲经说法时，往往把听众视为老师，自己是向听众作佛经的研习报告。企业慈善家被树为榜样时，更应自觉不断地受教育。
一个知名的慈善家，同知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等一样，会面临赞叹，面临荣誉，也可能面临批评，乃至毁谤。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修养。笔者很欣赏美国NBA的篮球中锋、著名球星奥拉朱旺。他说：“当人们把许多赞誉之词抛过来时，我总觉得他们是在说另外一个人。”他以为霹雳般的欢呼声只是冲着其他队友而发的。这是一种平常心。你赞叹也好，你毁谤也好，与我无关。我只细细思量这件事我该不该做，衡量的标准是同人民大众的福祉、社会安定、和平繁荣这几个条件相应不相应。倘若相应，我甘愿去做；不相应，我决定不做。别人批评我，乃至中伤我，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说：“当有人触犯我的时候，我便设法提高自己的心灵，使之升高到一个那项触犯所达不到的境界。”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人与事当作一面大镜子，用好这面镜子，以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与大家相处，只记别人的好处，只记别人的恩德，绝无一丝抱怨的念头。对中伤的话，也要感谢，因为这是对我的警策。相信《劝学篇》所说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样，今后就能如《荀子·非相》中所说：“君子之于善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坚持行善，心中自会有永恒的春光。
在社会上，我们在看到别人做善事，乃至慈善壮举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呢？佛陀教导人们，凡是利益一切众生、帮助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这是善的。“见修善者，心无嫉妒。”我们对之要生“礼敬”、“称赞”、“随喜”，就是随顺一切善心、善行，生恭敬心、欢喜心、赞叹心。我们有力量，还要全心全意帮助他，成就他，成人之美，没有嫉妒。佛教《楞严经》讲“发意圆成，圆满功德”。意思是，不要说是拿财物去救济别人，只要动了这个念头，或随喜他人善举的念头，你的功德就圆满了，因为你是真心、你是诚意。西方思想家也有这样的智慧。比如西班牙思想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在《智慧书》中写道：“一个人总能在某一处胜过别人，而在这一处上又总会有更强的人胜过他。学会欣赏每一个人会让你受益无穷。智者尊重每个人，因为他知道各有其长，也明白成事不易。”英国大诗人济慈也说：“人们应该彼此容忍，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他薄弱的方面，每个人都能被切割捣碎。”当然，另一方面，笔者赞同王振耀先生说的：“毫无疑问要守住底线——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慈善招摇撞骗、沽名钓誉。但我们必须走现代慈善语境下的监管道路。”为人一世，提升心灵境界的高度，远比提升身份或荣誉的高度更为重要，因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是以心灵的境界的高度来衡量的。在纷繁喧嚣的社会，保持心灵境界的高度，远比保持身份、地位和荣誉的高度要艰难。愿企业慈善家的心灵仰之弥高。《大学》一书的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以后落实，落实在“亲民”，亲民就是为民作师作范。达到什么程度呢？“止于善者”，就是做到究竟圆满。改变别人往往是事倍功半，改变自己是事半功倍。一味要求别人，倒不如更多地反躬自己。自尊，必得到别人的尊重。律己严，责人宽，他人自然会有所感受。古圣先贤讲“境随心转”。我们的心态调整好了，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往往也跟着改变。笔者非常珍惜走在我国慈善事业前列的企业慈善家。他们是觉悟的人。他们觉悟了什么？人性中的一些最优秀的品质是与正确使用金钱密切相关的，例如慷慨、诚实、公平、节俭、助人为乐和奉献精神，等等。与这些美德对立的，是诸如贪婪、欺诈、不公平和自私自利以及滥用和误用金钱所产生的浪费、铺张、挥霍和奢侈等恶俗。换言之，金钱或“利”，用之以自为，则私；用之以济世，则公矣。金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力量，但正确使用金钱的智慧、热心公益慈善的精神也是一种力量，并且是比金钱要高尚得多的力量。儒家认为，一个人的财要同大众共享。范蠡和范仲淹就是这样的榜样。佛家认为，财不要积，财要散，愈散愈多，愈多愈要散。决定不能积，一积就成病了，就成了罪。钱放在那里，不给需要的人用，就是罪过。企业慈善家就是因为觉悟了，才会以俭戒奢，让财产造福人类，有益社会。这是一种高境界，一种高品质，一种远见。这也是他们在天灾人祸面前表现出刚毅果敢的救援的精神基础。
陈光标先生曾在《中国社会报》上著文说：“我捐的不仅是钱，而是一种理念。通过这种理念来唤醒人们的灵魂与良知，并且是在呼唤这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笔者赞赏他是一位有理念的企业慈善家。东西方的哲人都讲过，真正的道德要求和慈善理念是思考以后得来的，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在深思之后获得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中倘若愈来愈多的人经过个体内心思考这个过程，人们就会自觉地团结合作。这个理念的核心是什么？是仁爱，是博爱，是大慈大悲。而仁爱、博爱、大慈大悲的根是什么？儒家、道家、基督教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万化同体、宇宙同源的观念。其中，儒家修学的基础是“孝亲尊师”，并扩大为“仁爱”，就是现代人说的“博爱”。“博爱”这个名词是来源于佛经。这可参见《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儒家讲“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又比如庄子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并生。”佛家更深入地指出，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体，从这种同体的意境中自然流淌出大慈大悲。人们有慈悲心的推动，就会有做慈善壮举的强烈理念。目前，在我们企业界，觉悟的企业家在逐渐增多，全国人民中觉悟的人在逐渐增多，到最后，多数人觉悟了，我们的和谐社會的建立就指日可待了。
陈光标先生的慈善壮举曾多次让笔者感动不已。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带领其公司职工和设备亲赴灾区捐赠救灾；2011年3月，他组织了慈善团队赴日本地震灾区救援；他是中国响应“裸捐”第一人，等等。我感动的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能像他这样关注人生、关心民瘼、救难济世的人，内心必有一种神圣使命的导引，弘扬慈善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他必然有一种宏大气象的理念。苏东坡说过：“享天下之利者，任（承担）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中华民族有一种优秀传统，人们在积累巨资以后，济世疏财，或急功好义，助困扶危，或兴办义学，以造福桑梓，兼善天下。像陈先生这样“富而思仁”的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影响至少是提倡利他主义而弱化利己主义。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据报刊报道，曾为“中国首善”的陈先生却无缘“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不再是中国首善了。据说是因为有媒体疑他“捐款渗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未见报刊具体说明。不过，笔者注意到，《光明日报》（2011年4月28日）载，陈光标“10年来慈善捐赠累计突破8.1亿元”。而《中国社会报》（2011年4月22日）所刊陈先生的文章中自述“我做企业10多年来，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超过13.57亿元。”这两个统计数字一是指“10年来”，一是指“10多年来”，时限有差别；其次，一是指“捐赠”，一是指“捐赠款物”，也似乎不一样。王振耀先生则认为“这次陈光标遭受质疑，很多与相关的慈善机构没有及时出面说明事实，这很不正常，也很不规范。”笔者赞同王先生所说的，对做善事的企业家，应该“持赞赏、鼓励、宽容的态度”，而非要求“他们是毫无瑕庇的完人”。我國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合作团结，需要宽容的文化和诚信的生活，才能成为慈善事业的依托。倘若我们带着历史的忧患和对现实的思考来看我国慈善事业的环境，会发现社会上有太多的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从而对社会、对别人容易产生一种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处处设防，乃至怀疑他人的善举。其实，在人际间有信任危机时，我们更应该珍惜拳拳的爱心，善良之举，不要让做善事的人感到无奈和寒心。
我国慈善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遗产尚未真正清理和美国的竞争哲学的西风东渐的情况下开始的。许多人信仰丧失，道德滑坡，文化生活低俗平庸。不少人将人的尊严等同于物欲，为了肉体的享受而放弃人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正如《孟子·梁惠王上》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人们都在求利的话，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而慈善是一种优秀的社会文化，一种高尚的价值观，一种哲学，一种“治国之要道”。许多人在学做善事时，尚没有这种思想文化的底蕴，对慈善与生命的存在和价值以及安乐尚未成为本体的思考，尚没有从整个人类大局去考虑，从更高层面来体认，也未视为本体价值观念来学习和训练。尽管如此，有一些觉悟者，如陈光标先生，走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前列。他们知道做善事是利益民众的，有助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就是为什么陈先生能亲赴汶川救灾，亲赴日本救灾，等等。然而，人们，包括陈先生这样的企业慈善家，在慈善实践活动中需要有慈善文化的积累沉淀过程，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比如，王振耀先生说，陈光标先生“这次他去日本发放善款，日本人告诉他，你捐钱要装进信封，不要直接把现金拿到手上，以免伤害民众自尊。”其实，这不能怪罪陈光标先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薪已中断了大约一百年。过去，中国人民普遍地要学《弟子规》和《常礼举要》。这是儒家学说的“根”，教大家做人的道理。而《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四书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的。《常礼举要》讲“旅行”，要“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讲“馈赠”，要“赠人物品，外必用包裹”，“赠人物品必谦必敬”。“礼”的核心是“诚敬”（真诚恭敬）。这一次，陈光标先生说自己“学到了”。一个企业家一旦成为知名的慈善家，必然为大众所注目；一旦成为“中国首善”，必然被人们视为榜样、楷模，人们对之尊敬仰慕之余，也必然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对其一言一行自然会有评说。人身上是善与不善并存的。苏东坡说：“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固可日消，但仍有不能消者。”这警策我们，要经常反省，“格物致知”。一方面，对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对内，有自我警惕的清醒意识。在历史上和当今现实中，我们也见到有些高官或知名人士因一念之差而丧失名节，这告诫我们，一旦成为知名慈善家，需要更多的谨慎和谦卑。我赞成王振耀先生所说的：“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要给慈善家学习的空间和氛围。”在我们社会中，常常把一部分人划分为教育者，另一部分人划为受教育者。其实这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主张：合理的社会和国家应该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强调的是人们“相互教育”。每个人既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对象，也是伦理道德教育的主体。儒家学说批评“好为人师”。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意思是他讲述的是古圣先贤的道理，他自己并无创作。佛教（意为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里，法师在讲经说法时，往往把听众视为老师，自己是向听众作佛经的研习报告。企业慈善家被树为榜样时，更应自觉不断地受教育。
一个知名的慈善家，同知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等一样，会面临赞叹，面临荣誉，也可能面临批评，乃至毁谤。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修养。笔者很欣赏美国NBA的篮球中锋、著名球星奥拉朱旺。他说：“当人们把许多赞誉之词抛过来时，我总觉得他们是在说另外一个人。”他以为霹雳般的欢呼声只是冲着其他队友而发的。这是一种平常心。你赞叹也好，你毁谤也好，与我无关。我只细细思量这件事我该不该做，衡量的标准是同人民大众的福祉、社会安定、和平繁荣这几个条件相应不相应。倘若相应，我甘愿去做；不相应，我决定不做。别人批评我，乃至中伤我，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说：“当有人触犯我的时候，我便设法提高自己的心灵，使之升高到一个那项触犯所达不到的境界。”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人与事当作一面大镜子，用好这面镜子，以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与大家相处，只记别人的好处，只记别人的恩德，绝无一丝抱怨的念头。对中伤的话，也要感谢，因为这是对我的警策。相信《劝学篇》所说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样，今后就能如《荀子·非相》中所说：“君子之于善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坚持行善，心中自会有永恒的春光。
在社会上，我们在看到别人做善事，乃至慈善壮举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呢？佛陀教导人们，凡是利益一切众生、帮助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这是善的。“见修善者，心无嫉妒。”我们对之要生“礼敬”、“称赞”、“随喜”，就是随顺一切善心、善行，生恭敬心、欢喜心、赞叹心。我们有力量，还要全心全意帮助他，成就他，成人之美，没有嫉妒。佛教《楞严经》讲“发意圆成，圆满功德”。意思是，不要说是拿财物去救济别人，只要动了这个念头，或随喜他人善举的念头，你的功德就圆满了，因为你是真心、你是诚意。西方思想家也有这样的智慧。比如西班牙思想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在《智慧书》中写道：“一个人总能在某一处胜过别人，而在这一处上又总会有更强的人胜过他。学会欣赏每一个人会让你受益无穷。智者尊重每个人，因为他知道各有其长，也明白成事不易。”英国大诗人济慈也说：“人们应该彼此容忍，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他薄弱的方面，每个人都能被切割捣碎。”当然，另一方面，笔者赞同王振耀先生说的：“毫无疑问要守住底线——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慈善招摇撞骗、沽名钓誉。但我们必须走现代慈善语境下的监管道路。”为人一世，提升心灵境界的高度，远比提升身份或荣誉的高度更为重要，因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是以心灵的境界的高度来衡量的。在纷繁喧嚣的社会，保持心灵境界的高度，远比保持身份、地位和荣誉的高度要艰难。愿企业慈善家的心灵仰之弥高。《大学》一书的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以后落实，落实在“亲民”，亲民就是为民作师作范。达到什么程度呢？“止于善者”，就是做到究竟圆满。改变别人往往是事倍功半，改变自己是事半功倍。一味要求别人，倒不如更多地反躬自己。自尊，必得到别人的尊重。律己严，责人宽，他人自然会有所感受。古圣先贤讲“境随心转”。我们的心态调整好了，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往往也跟着改变。笔者非常珍惜走在我国慈善事业前列的企业慈善家。他们是觉悟的人。他们觉悟了什么？人性中的一些最优秀的品质是与正确使用金钱密切相关的，例如慷慨、诚实、公平、节俭、助人为乐和奉献精神，等等。与这些美德对立的，是诸如贪婪、欺诈、不公平和自私自利以及滥用和误用金钱所产生的浪费、铺张、挥霍和奢侈等恶俗。换言之，金钱或“利”，用之以自为，则私；用之以济世，则公矣。金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力量，但正确使用金钱的智慧、热心公益慈善的精神也是一种力量，并且是比金钱要高尚得多的力量。儒家认为，一个人的财要同大众共享。范蠡和范仲淹就是这样的榜样。佛家认为，财不要积，财要散，愈散愈多，愈多愈要散。决定不能积，一积就成病了，就成了罪。钱放在那里，不给需要的人用，就是罪过。企业慈善家就是因为觉悟了，才会以俭戒奢，让财产造福人类，有益社会。这是一种高境界，一种高品质，一种远见。这也是他们在天灾人祸面前表现出刚毅果敢的救援的精神基础。
陈光标先生曾在《中国社会报》上著文说：“我捐的不仅是钱，而是一种理念。通过这种理念来唤醒人们的灵魂与良知，并且是在呼唤这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笔者赞赏他是一位有理念的企业慈善家。东西方的哲人都讲过，真正的道德要求和慈善理念是思考以后得来的，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在深思之后获得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中倘若愈来愈多的人经过个体内心思考这个过程，人们就会自觉地团结合作。这个理念的核心是什么？是仁爱，是博爱，是大慈大悲。而仁爱、博爱、大慈大悲的根是什么？儒家、道家、基督教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万化同体、宇宙同源的观念。其中，儒家修学的基础是“孝亲尊师”，并扩大为“仁爱”，就是现代人说的“博爱”。“博爱”这个名词是来源于佛经。这可参见《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儒家讲“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又比如庄子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并生。”佛家更深入地指出，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体，从这种同体的意境中自然流淌出大慈大悲。人们有慈悲心的推动，就会有做慈善壮举的强烈理念。目前，在我们企业界，觉悟的企业家在逐渐增多，全国人民中觉悟的人在逐渐增多，到最后，多数人觉悟了，我们的和谐社會的建立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