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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历代关于诗的作品、诗话、诗论层出不穷，由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诗学话语、范畴和思维方式。进入20世纪后，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首先将革新的矛头指向了传统诗歌，凭借着西方的诗学理论向代表着传统文学精神的中国古代诗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西方的诗学理论与文化资源是通过何种途径浸入中国新诗的内里？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又是如何“辐射出一道强烈，阴森，庄严，凄美或澄净的光芒，在我们的灵魂里散布一阵新的颤栗”（梁宗岱语）？
《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谭桂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一书中，谭桂林先生通过对诗学中的生命、神秘、反讽、象征、漂泊、都市、语言、形式等一些重要的命题进行中西文化的对照分析，厘清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转变的艰难历程以及西方诗学资源对构建现代中国新诗的突出贡献。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突破与扬弃，在中西现代诗学理论的对比以及渊源关系的深入探讨中，将中国现代诗学纳入东西方广阔的文学背景之中，阐发了它的世界意义和对当前诗歌的引导作用。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诗）是否具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论题。有人从新诗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对泛神论的膜拜和对歌德、泰戈尔、惠特曼等更接近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精神诗人的崇拜出发，认为中国新诗呈现的是一种近代性而非现代性的特点，也有学者虽然承认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但以为此种现代性晚清时代即已出现。该书考察了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本质区别，指出了两个不同阶段文学的根本差异：“维新派的文学观念是以民为本”，“其目的是开通民智”，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观念是以人为本，其思想基础正如周作人所言是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准确地把握住了五四文学（新诗）与晚清文学（诗歌）的区分标准；进而，谭桂林先生如此概括五四新诗的特质：“人的觉醒与人的解放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文化口号，以现代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与生活，严肃认真地探索人生问题，抒发觉醒后的个人的自然情感，肯定人的基于生理需求的正当欲望，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流行主题，诉说自我内心的欲求与冲动是这个时期一切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现代诗学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自由原则、知性原则、戏剧化原则、反讽性原则，并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比附性、感受性、拟古性特点进行了对比，认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到西方现代诗学中寻找到的最重要的养料就是逻辑性与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用一种文明演进的历史眼光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眼光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断言中国现代诗学的精神内核恰恰是最具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形态”，从而找到了理解中国诗学真正实现内涵与形式的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从宏观角度界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内涵之后，该书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梳理了20世纪中国诗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与西方现代诗学的内在联系，并从西方诗学与中国生命诗学、神秘主义诗学、象征诗学、现代形式诗论、左翼诗学、现代都市诗、反讽诗学、漂泊诗学、现代语言论诗学、女性主义诗学等十个命题的关系入手，详尽地描述了西方文化资源进入中国新诗的方式和经过，再现了中国诗人在本土文化滋润和大变革时代氛围下，所产生的与西方诗学的精神共鸣。谭桂林先生在描述现代诗学的重要命题时，往往能独出机杼，发人之所未见。在《左翼诗学中的“马雅可夫斯基”》一节中，该书透过20世纪20年代俄苏文学界中连续的诗人自杀事件（如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等）入手，分析了他们之所以走上极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果说叶赛宁的自杀是由于他来自旧营垒、参加革命的诗人，而导致了内心的分裂、矛盾的话，那么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则富有更深层的原因。周扬从阶级立场出发，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在死之前所写的悲痛的诗句（‘恋爱的船在生活上面破碎了’）隐隐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诗人，这位过去十五年间的最光辉灿烂的人物内心的悲剧。他是被他所深恶痛绝的旧世界的势力压倒了”。而戴望舒则从理想与现实、个人艺术思想与集体艺术原则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十月革命以后，革命的英雄时代已经终结，平庸的、持久的、琐屑的建设生活已经开始，这种昔日的轰轰烈烈与现实的平凡导致了诗人的失望，最后造成了诗人的自杀。在分析了诗人之死的不同说法之后，该书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革命队伍里，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诗人能否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如果诗人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但这种个性一旦与革命事业相背离时怎么办？如果诗人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那诗人又如何才能成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诗人能以他自己的标准去实现他所认为伟大的决定吗？”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诗学方面，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想界都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二难抉择。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最终走向了死亡。但是，反观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诗人、作家，他们又何曾逃脱过马雅可夫斯基的类似境遇？
谭桂林先生作为现当代文学学者，但行文着笔并不呆板、枯燥，也不刻意强调理性精神，而能从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经验出发，凭借敏锐文学直觉，在严谨的行文中不经意间把握住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和精神内核。在论述冯至的诗歌创作时，作者从“遗忘”与“回忆”的角度阐述了经验之于诗歌的极端重要性，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诗人创作的关键：“将经验化成自己的血肉生命，必须要学会遗忘，遗忘往往成为一种再组织，凝合更广大的意义，扩大、加深意义。所以，在遗忘之后，意象会忽然从深渊中跃出，支持了诗的自足的完整意义，又在这意义的基础上吸取又放射各种各样外在的光影，真正的诗歌就是从这种血肉生命中喷薄而出的”，这既是对生活于诗歌意义的强调，也是诗人创作积聚期的生动描绘。在这个基础上，作者突出了“回忆”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价值：“要将生命转化为诗，则要学会回忆”，“‘回忆’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它通过时间的距离阻断了浪漫主义者的随感而发式的主观抒情方式”。通过对冯至的诗歌与经验关系的爬梳，作者对原来学界认为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转向的创造社是在向中年文化转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转向依然具有青年文化所特有的热情、冲动、狂躁和偏锋的特点，只是追求的目标和反对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而已。因此，就心灵的自由和认知的深刻而言，直到冯至的《十四行集》的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才真正开始由浪漫冲动的青年时代进入了沉思智慧的中年时代”，这样另辟蹊径的解读令人读后难以忘怀。
马勇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中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海绵性”，总是以自我为主导而同化、征服、吸收、容纳其它的文化因素，并以此构建起自己的新的文化体系。而在五四以降的启蒙语境中，科学与民主思想取得了极大传播，“使得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中国新文化思想建设中彻底地驱逐了玄学主义与信仰主义”。原本分属于真和善两大价值体系的思想文化，被强势的科学主义、启蒙主义所裹挟，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该书在表述了这个文学史实之后，通过对文本的挖掘，努力还原出一个尽可能原生态的文学现场。作者对处于发散和开放状态的神秘主义诗学进行了溯源，从自然神秘论、生命神秘论、语言神秘论等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天人合一”论、禅宗思想与西方诗学的自然契合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说”，考察了徐志摩、郁达夫、冰心、郭沫若等作家的创作，认为中国现代新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神秘主义与科学精神的互相包容和推敲”，“精神有精神之神秘，科学亦有科学之神秘”。作者不局限于此，而是返归现代新诗的颤栗现场，结合时代语境与文学思潮，发掘出更为内在的文化因子：“向西方文化学习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这本来是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共识，但是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和文化语境使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包容在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神学思想保持着特别的警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尊崇基督，但他们往往是将基督作为一个伟大的人而不作为偶像的神来尊崇的。一旦神圣化的基督和他的思想被宗教势力借现代启蒙运动输入西方文化之机而向国内的文化领域扩张推进，立即就会引起现代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这确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谭桂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一书中，谭桂林先生通过对诗学中的生命、神秘、反讽、象征、漂泊、都市、语言、形式等一些重要的命题进行中西文化的对照分析，厘清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转变的艰难历程以及西方诗学资源对构建现代中国新诗的突出贡献。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突破与扬弃，在中西现代诗学理论的对比以及渊源关系的深入探讨中，将中国现代诗学纳入东西方广阔的文学背景之中，阐发了它的世界意义和对当前诗歌的引导作用。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诗）是否具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论题。有人从新诗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对泛神论的膜拜和对歌德、泰戈尔、惠特曼等更接近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精神诗人的崇拜出发，认为中国新诗呈现的是一种近代性而非现代性的特点，也有学者虽然承认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但以为此种现代性晚清时代即已出现。该书考察了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本质区别，指出了两个不同阶段文学的根本差异：“维新派的文学观念是以民为本”，“其目的是开通民智”，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观念是以人为本，其思想基础正如周作人所言是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准确地把握住了五四文学（新诗）与晚清文学（诗歌）的区分标准；进而，谭桂林先生如此概括五四新诗的特质：“人的觉醒与人的解放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文化口号，以现代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与生活，严肃认真地探索人生问题，抒发觉醒后的个人的自然情感，肯定人的基于生理需求的正当欲望，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流行主题，诉说自我内心的欲求与冲动是这个时期一切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现代诗学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自由原则、知性原则、戏剧化原则、反讽性原则，并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比附性、感受性、拟古性特点进行了对比，认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到西方现代诗学中寻找到的最重要的养料就是逻辑性与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用一种文明演进的历史眼光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眼光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断言中国现代诗学的精神内核恰恰是最具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形态”，从而找到了理解中国诗学真正实现内涵与形式的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从宏观角度界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内涵之后，该书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梳理了20世纪中国诗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与西方现代诗学的内在联系，并从西方诗学与中国生命诗学、神秘主义诗学、象征诗学、现代形式诗论、左翼诗学、现代都市诗、反讽诗学、漂泊诗学、现代语言论诗学、女性主义诗学等十个命题的关系入手，详尽地描述了西方文化资源进入中国新诗的方式和经过，再现了中国诗人在本土文化滋润和大变革时代氛围下，所产生的与西方诗学的精神共鸣。谭桂林先生在描述现代诗学的重要命题时，往往能独出机杼，发人之所未见。在《左翼诗学中的“马雅可夫斯基”》一节中，该书透过20世纪20年代俄苏文学界中连续的诗人自杀事件（如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等）入手，分析了他们之所以走上极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果说叶赛宁的自杀是由于他来自旧营垒、参加革命的诗人，而导致了内心的分裂、矛盾的话，那么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则富有更深层的原因。周扬从阶级立场出发，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在死之前所写的悲痛的诗句（‘恋爱的船在生活上面破碎了’）隐隐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诗人，这位过去十五年间的最光辉灿烂的人物内心的悲剧。他是被他所深恶痛绝的旧世界的势力压倒了”。而戴望舒则从理想与现实、个人艺术思想与集体艺术原则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十月革命以后，革命的英雄时代已经终结，平庸的、持久的、琐屑的建设生活已经开始，这种昔日的轰轰烈烈与现实的平凡导致了诗人的失望，最后造成了诗人的自杀。在分析了诗人之死的不同说法之后，该书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革命队伍里，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诗人能否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如果诗人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但这种个性一旦与革命事业相背离时怎么办？如果诗人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那诗人又如何才能成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诗人能以他自己的标准去实现他所认为伟大的决定吗？”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诗学方面，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想界都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二难抉择。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最终走向了死亡。但是，反观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诗人、作家，他们又何曾逃脱过马雅可夫斯基的类似境遇？
谭桂林先生作为现当代文学学者，但行文着笔并不呆板、枯燥，也不刻意强调理性精神，而能从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经验出发，凭借敏锐文学直觉，在严谨的行文中不经意间把握住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和精神内核。在论述冯至的诗歌创作时，作者从“遗忘”与“回忆”的角度阐述了经验之于诗歌的极端重要性，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诗人创作的关键：“将经验化成自己的血肉生命，必须要学会遗忘，遗忘往往成为一种再组织，凝合更广大的意义，扩大、加深意义。所以，在遗忘之后，意象会忽然从深渊中跃出，支持了诗的自足的完整意义，又在这意义的基础上吸取又放射各种各样外在的光影，真正的诗歌就是从这种血肉生命中喷薄而出的”，这既是对生活于诗歌意义的强调，也是诗人创作积聚期的生动描绘。在这个基础上，作者突出了“回忆”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价值：“要将生命转化为诗，则要学会回忆”，“‘回忆’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它通过时间的距离阻断了浪漫主义者的随感而发式的主观抒情方式”。通过对冯至的诗歌与经验关系的爬梳，作者对原来学界认为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转向的创造社是在向中年文化转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转向依然具有青年文化所特有的热情、冲动、狂躁和偏锋的特点，只是追求的目标和反对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而已。因此，就心灵的自由和认知的深刻而言，直到冯至的《十四行集》的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才真正开始由浪漫冲动的青年时代进入了沉思智慧的中年时代”，这样另辟蹊径的解读令人读后难以忘怀。
马勇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中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海绵性”，总是以自我为主导而同化、征服、吸收、容纳其它的文化因素，并以此构建起自己的新的文化体系。而在五四以降的启蒙语境中，科学与民主思想取得了极大传播，“使得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中国新文化思想建设中彻底地驱逐了玄学主义与信仰主义”。原本分属于真和善两大价值体系的思想文化，被强势的科学主义、启蒙主义所裹挟，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该书在表述了这个文学史实之后，通过对文本的挖掘，努力还原出一个尽可能原生态的文学现场。作者对处于发散和开放状态的神秘主义诗学进行了溯源，从自然神秘论、生命神秘论、语言神秘论等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天人合一”论、禅宗思想与西方诗学的自然契合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说”，考察了徐志摩、郁达夫、冰心、郭沫若等作家的创作，认为中国现代新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神秘主义与科学精神的互相包容和推敲”，“精神有精神之神秘，科学亦有科学之神秘”。作者不局限于此，而是返归现代新诗的颤栗现场，结合时代语境与文学思潮，发掘出更为内在的文化因子：“向西方文化学习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这本来是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共识，但是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和文化语境使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包容在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神学思想保持着特别的警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尊崇基督，但他们往往是将基督作为一个伟大的人而不作为偶像的神来尊崇的。一旦神圣化的基督和他的思想被宗教势力借现代启蒙运动输入西方文化之机而向国内的文化领域扩张推进，立即就会引起现代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这确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