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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潮商在世界商业领域百舸争流的时候，亦以资本和财富回馈祖地带动乡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则以善举的形式于世界范围内纾贫解困。
大概是在宋元时期的989年，我国沿海私商贸易实现了重要转折，私商贸易活动异常频繁，并超过官方朝贡贸易。从那时候起，潮人便以海贩方式从事贸易活动，经过几百年为自身生存抗争与商海探路，一代代平民从潮汕之地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久而久之，这些因地域与血缘为纽带的潮人形成了“来往东西洋，经营南北行”，长期掌控着“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庞大经商群体。他们以红头船为标志，被世人称为潮商。
顾名思义，潮商即潮州商人，又称潮汕商人。作为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之一，潮商尽管也曾几度沉浮，却始终没有断代，一直活跃于世界商业的大舞台上。
实际上，包括潮商在内的各大商帮，从明清时期起就已经渐具规模，那时候，晋商、徽商、潮商、闽商、粤商、浙商等商帮便以地域、血缘为纽带而逐渐形成各自之商帮。众多商帮的形成，为中国贸易额长期居于世界前列贡献了相当之力。那么，作为中国三大传统商帮之一的潮商，因何得以世代传承，屹立于世界商海？
潮人延续数百年不败的经商史，无疑是商帮史的奇迹。他们骨子里的种种特质，被世人归结出四大基因，分别为冒险家精神、“佳宁娜”情结、极具吃苦特质和求知欲旺盛。在世人眼中，潮商历500余年不败之因由，概源于此。
成功的商人总是相似。总结潮商的特质，既有成功商人共有的吃苦耐劳与冒险精神，也有不忘祖根的家情结。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遍布世界的潮商群体，正在将潮商的特质散播于世。
视——高远
资本主义萌芽在沿海地区的出现和海上贸易的兴起，在客观上使传统的晋商徽商渐趋衰落的同时，也使得天时地利的潮商早早地并具备了现代商业意识。
与晋商、徽商为数众多的红顶商人不同，明代严厉的海禁，使依赖海上贸易的不少潮州商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部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商人铤而走险，走上武装船队对抗朝廷之路。其中几股被朝廷称为“海寇”的海上大型武装势力，就有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等潮汕之人。
明代的谢杰在《虔台倭篹》一书中写道：“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早期的潮商应运而生，并在与官府的对抗与合作中具有了亦商亦盗的特征。在私商海上贸易兴起的背景下，潮汕之地因其交通便利的条件，成为贸易重镇，在清末被迫打开国门后，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就曾指出，汕头是远东“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其贸易地位已可见一斑。
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更孕育出了无数潮人经商的传奇故事。据《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从明朝至今，潮人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例子俯拾即是。以2007年的可查数据来看，前200名华人富商中，每10人中就有一个是潮商。在潮商荣膺的首富头衔中，新加坡首富，加拿大华人首富是潮人、欧洲华人首富、澳洲华人首富……潮人首富已成世界的一个独特风景。
潮人财富积累背后，凸显的是潮人并非小富即安与吃苦耐劳的精神特质。出身潮州教师之家的李嘉诚，从打工仔做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华人首富；泰国著名侨领张锦程，曾为一介寒门子弟，只读过两年书，如今则是泰国著名的米业大王、玉米大王、木薯大王和纸业大王；腾讯控股的马化腾，亦是白手起家，将腾讯打造为全球市值前三的互联网巨头……
有潮水的地方，便有潮州商人。6000万华人华侨中，潮人逾1000万人。海外潮商广泛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海外潮商在各国的主流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注潮商发展史可以发现，潮商属于潮汕，亦属于世界，他们早早便与资本联姻，不服输且不满足。早期的三大商帮中，晋商、徽商较早闻名于世。然而，和晋商、徽商将商业活动和金融经营所取得的利润带回故里大兴土木不同，潮商更多的是把自己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用于发展事业，转化为产业资本。如今潮人生生不息的漂洋过海的创业浪潮和天下潮汕情的特有历史现象。
一定程度上，如果说晋商和徽商是传统小农经济时代客观产物，那么潮商则是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群体。他们所在之地，是最早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开放之地，沿海交通的便利条件，更为他们提供了放眼看世界的窗口。
美国金融历史学家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曾探讨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大不列颠和日本会先后战胜满清中国？根据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史专家麦迪逊的估计，彼时大清国的GDP分别为英国的4倍和日本的5倍。抛却坚船利炮等外部因素不计，一方面清政府将军费挪用修建奢华宫殿，另一方面则是英日资本市场强大的融资能力。
某种程度上，对资本的看重，也是潮商得以发展壮大的客观因素，是其得以成为三大商帮中唯一没有断代的一支的重要缘由。
善——泽世
潮商富者甚众，仁者益多。潮商的富裕之路，同样也是一条福泽当代与后世之路。据北京潮人商会张章笋介绍，2010年，国内富豪榜中潮商占了37个席位，美国福布斯富豪榜前一百名当中有三位是潮商，遍布世界的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潮商团体，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地域上来看，有一千万潮汕人生活于海外，有十多万家潮汕企业分布于深圳、广州等一百多个城市和地区。
潮商热衷慈善的传统其来有自。从最早的“红头船”走出国门开始，潮人潮商在所居之地便广泛建立慈善会馆，以扶弱救困赈济邻里。而到了近代，伴随海外移民潮而形成的庞大海外潮商群体，在忙于经商的同时，亦纷纷为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捐钱捐物，支持国内革命和民族经济发展。
另一个颇为保守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79年以来潮汕地区共接受海外潮商捐赠各种公益事业资金达数百亿元，兴建的校舍就多达2000余所。事实上，潮商善举一直闻名于世，在慈善与教育领域的扶持力度，堪为商界翘首。2008年四川地震中，巨款高则上亿、动辄百万的潮商为数众多。
潮州人从曾经苦于农耕与温饱，到后来下南洋经商谋生，500年的历史传承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潮人商帮。如果说近代潮商是为民族革命事业重要的支持力量的话，那么现代潮商无疑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和民营经济的重要代表。他们的强烈社会关怀情怀与近代潮商一脉相承，热衷慈善，关注公益，关心桑梓，回报社会。他们“小富福泽他人，大富泽被后世”的精神至为感人。
潮人不仅以个人名义行善，而且还以社团名义做了很多社会公益事业。如北京潮人商会设立“京潮助学专项基金”，香港潮州商会和会馆对香港以及祖国各地所发生的灾祸都能尽力捐款赈济。后起商会则以前辈和海外潮商会为榜样，他们不仅在团结各地潮商、增进交流、抱团投资上起着重要作用，更是从商会一创立就大手笔举行善举。
“如果我们都能够仿效潮籍人士刻苦耐劳、勤奋进取、乐善好施的榜样，建设特区的工作，一定可事半功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眼中，潮商在东南亚和国内建设中，作用非凡。
不完全统计，香港首富李嘉诚2006年一次就捐赠相当于24亿港币的股票给予李嘉诚基金会，2008年则捐赠1亿人民币为汶川大地震赈灾；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则以四年捐赠10.887亿而位列2007年胡润中国慈善榜第二位；潮商新一代领袖马化腾初期注资2000万倡立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也开始运作。
“现在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企业和人富了起来，而国家的保障体系还没能跟上发展的步伐。作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潮州商人乐于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在国瑞兴业地产董事长张章笋看来，以富济贫是企业家责无旁贷之事。
同为潮商的香港联邦集团董事长郑通亮，更是以“让中国2/3的人都富裕起来为最高理想”，他的名字则处于“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
家——依归
“佳宁娜”情结，也是潮商的重要基因。字面上看，佳宁娜意为自己人。在潮人之中，异常浓烈的互助、关爱之风，数百年来前后相继，代代传承，成为不同于其他商帮的特殊内涵。身为法国侨领的潮人黄擎天曾言，他这辈子最成功的，不是做了多大的生意，赚了多少的钱，而是成立了法国潮州会馆。而泰国侨领张锦程的一句“在泰国，只要你说你是潮汕人，绝对不会饿死”更见潮人的“家情结”，这种情结经过数百年的发酵，固化为潮商的社会资本。
已故社会学大师科尔曼曾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成本》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带来的社会资源，与物资资本和代表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因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相较人力与物质更显无形，因此常被忽略。
科氏认为，社会资本强调特定人群或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自动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科氏的“社会资本”概念恰可以解释潮商的诚信与相信自己人的特殊情结。
在北京潮人商会现任会长张章笋看来，潮商之间的认同，从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扩大到共同从事海上贩运的地域认同，这种潮商相互之间的信任与依赖，久而久之成为潮商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资本。
潮人的“家”观念，亦体现在“抱团”的形式。遍布世界各地的潮人商会，成为潮商之间缔结乡情和互通有无的重要组织。
2004年，以扩大对外联络，增强与兄弟潮商的友谊为目的的北京潮人商会成立。在几年的时间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北京潮人商会创始人之一、前任商会会长张善德等人的努力下，《世界潮商》丛书与杂志相继出版，弥补了潮商文化构建中的诸多空白。2008年的10月29日，一个历经曲折而不衰的著名商帮首次京城盛会——2008国际潮商论坛和第三届潮商大会由北京潮人商会主办，来自全球各地的800余名潮商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值得载入史册的时刻。据统计，如北京潮人商会这样的社团组织全球共有200多个，国内则有76个，从这些遍布世界的潮人商会便可知潮人看重组织，热衷归属的乡土情结。
实际上，大量的工商业会馆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地域的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最初的工商业会馆是乡土观念与封建势力的某种结合体，但其对特定地域情结的荫护，在当今时代仍以积极的形式得以承续。
在几年的时间里，在张善德、张章笋等人的努力下，北京潮人商会建设了三处潮人会馆，使北京的潮商有了联谊交流互助的固定场所。在北京潮人商会2011年会上，新任会长张章笋透露，由陈才雄副会长负责组建的北京潮商财富基金已经开始启动，第一期募集资金200万，用于奖励和帮助有意在北京发展的潮人中小企业。
据汕头市委副书记邓大荣介绍，早在清朝时期，聚居在北京的潮人就已达20余万人。而在潮人故里的汕头，国际潮商大厦的黄金地块也即将划定，以使海内外潮商在家乡有一个交流的场所，并建立国际研究机构，研究潮商发展奋斗的历史和确定潮商发展的未来方向。
在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看来，潮人之所以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并受到国人的尊重，正是源于爱国、恋家的良好品德和艰苦的作风。在三十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大潮中，潮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十二五”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机遇期，同样需要以潮商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张善德看来，商帮文化的发展无疑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包括诚信、合作、责任、拼搏等内涵的潮商文化，是潮商在数百年中积淀而成的。
潮商关注自己的“小天地”，但却并不偏狭。在国内潮商中，规模以上企业有几千家，有一大批企业市场规模在十亿元以上，以北京为例，潮商企业在房地产、商业、物流、珠宝，房地产、纺织、服装、餐饮等领域，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贡献了相当的力量。
一方面，潮商在世界商业领域百舸争流的时候，亦以资本和财富回馈祖地带动乡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则以善举的形式于世界范围内纾贫解困。诚如李嘉诚所言，“作为一个潮商，不仅要为潮汕人争光，也要为中华民族争光。”
扫完一屋继而扫天下，恰是以地域与血缘为纽带的潮商的特殊气质。
大概是在宋元时期的989年，我国沿海私商贸易实现了重要转折，私商贸易活动异常频繁，并超过官方朝贡贸易。从那时候起，潮人便以海贩方式从事贸易活动，经过几百年为自身生存抗争与商海探路，一代代平民从潮汕之地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久而久之，这些因地域与血缘为纽带的潮人形成了“来往东西洋，经营南北行”，长期掌控着“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庞大经商群体。他们以红头船为标志，被世人称为潮商。
顾名思义，潮商即潮州商人，又称潮汕商人。作为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之一，潮商尽管也曾几度沉浮，却始终没有断代，一直活跃于世界商业的大舞台上。
实际上，包括潮商在内的各大商帮，从明清时期起就已经渐具规模，那时候，晋商、徽商、潮商、闽商、粤商、浙商等商帮便以地域、血缘为纽带而逐渐形成各自之商帮。众多商帮的形成，为中国贸易额长期居于世界前列贡献了相当之力。那么，作为中国三大传统商帮之一的潮商，因何得以世代传承，屹立于世界商海？
潮人延续数百年不败的经商史，无疑是商帮史的奇迹。他们骨子里的种种特质，被世人归结出四大基因，分别为冒险家精神、“佳宁娜”情结、极具吃苦特质和求知欲旺盛。在世人眼中，潮商历500余年不败之因由，概源于此。
成功的商人总是相似。总结潮商的特质，既有成功商人共有的吃苦耐劳与冒险精神，也有不忘祖根的家情结。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遍布世界的潮商群体，正在将潮商的特质散播于世。
视——高远
资本主义萌芽在沿海地区的出现和海上贸易的兴起，在客观上使传统的晋商徽商渐趋衰落的同时，也使得天时地利的潮商早早地并具备了现代商业意识。
与晋商、徽商为数众多的红顶商人不同，明代严厉的海禁，使依赖海上贸易的不少潮州商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部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商人铤而走险，走上武装船队对抗朝廷之路。其中几股被朝廷称为“海寇”的海上大型武装势力，就有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等潮汕之人。
明代的谢杰在《虔台倭篹》一书中写道：“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早期的潮商应运而生，并在与官府的对抗与合作中具有了亦商亦盗的特征。在私商海上贸易兴起的背景下，潮汕之地因其交通便利的条件，成为贸易重镇，在清末被迫打开国门后，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就曾指出，汕头是远东“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其贸易地位已可见一斑。
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更孕育出了无数潮人经商的传奇故事。据《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从明朝至今，潮人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例子俯拾即是。以2007年的可查数据来看，前200名华人富商中，每10人中就有一个是潮商。在潮商荣膺的首富头衔中，新加坡首富，加拿大华人首富是潮人、欧洲华人首富、澳洲华人首富……潮人首富已成世界的一个独特风景。
潮人财富积累背后，凸显的是潮人并非小富即安与吃苦耐劳的精神特质。出身潮州教师之家的李嘉诚，从打工仔做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华人首富；泰国著名侨领张锦程，曾为一介寒门子弟，只读过两年书，如今则是泰国著名的米业大王、玉米大王、木薯大王和纸业大王；腾讯控股的马化腾，亦是白手起家，将腾讯打造为全球市值前三的互联网巨头……
有潮水的地方，便有潮州商人。6000万华人华侨中，潮人逾1000万人。海外潮商广泛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海外潮商在各国的主流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注潮商发展史可以发现，潮商属于潮汕，亦属于世界，他们早早便与资本联姻，不服输且不满足。早期的三大商帮中，晋商、徽商较早闻名于世。然而，和晋商、徽商将商业活动和金融经营所取得的利润带回故里大兴土木不同，潮商更多的是把自己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用于发展事业，转化为产业资本。如今潮人生生不息的漂洋过海的创业浪潮和天下潮汕情的特有历史现象。
一定程度上，如果说晋商和徽商是传统小农经济时代客观产物，那么潮商则是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群体。他们所在之地，是最早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开放之地，沿海交通的便利条件，更为他们提供了放眼看世界的窗口。
美国金融历史学家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曾探讨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大不列颠和日本会先后战胜满清中国？根据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史专家麦迪逊的估计，彼时大清国的GDP分别为英国的4倍和日本的5倍。抛却坚船利炮等外部因素不计，一方面清政府将军费挪用修建奢华宫殿，另一方面则是英日资本市场强大的融资能力。
某种程度上，对资本的看重，也是潮商得以发展壮大的客观因素，是其得以成为三大商帮中唯一没有断代的一支的重要缘由。
善——泽世
潮商富者甚众，仁者益多。潮商的富裕之路，同样也是一条福泽当代与后世之路。据北京潮人商会张章笋介绍，2010年，国内富豪榜中潮商占了37个席位，美国福布斯富豪榜前一百名当中有三位是潮商，遍布世界的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潮商团体，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地域上来看，有一千万潮汕人生活于海外，有十多万家潮汕企业分布于深圳、广州等一百多个城市和地区。
潮商热衷慈善的传统其来有自。从最早的“红头船”走出国门开始，潮人潮商在所居之地便广泛建立慈善会馆，以扶弱救困赈济邻里。而到了近代，伴随海外移民潮而形成的庞大海外潮商群体，在忙于经商的同时，亦纷纷为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捐钱捐物，支持国内革命和民族经济发展。
另一个颇为保守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79年以来潮汕地区共接受海外潮商捐赠各种公益事业资金达数百亿元，兴建的校舍就多达2000余所。事实上，潮商善举一直闻名于世，在慈善与教育领域的扶持力度，堪为商界翘首。2008年四川地震中，巨款高则上亿、动辄百万的潮商为数众多。
潮州人从曾经苦于农耕与温饱，到后来下南洋经商谋生，500年的历史传承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潮人商帮。如果说近代潮商是为民族革命事业重要的支持力量的话，那么现代潮商无疑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和民营经济的重要代表。他们的强烈社会关怀情怀与近代潮商一脉相承，热衷慈善，关注公益，关心桑梓，回报社会。他们“小富福泽他人，大富泽被后世”的精神至为感人。
潮人不仅以个人名义行善，而且还以社团名义做了很多社会公益事业。如北京潮人商会设立“京潮助学专项基金”，香港潮州商会和会馆对香港以及祖国各地所发生的灾祸都能尽力捐款赈济。后起商会则以前辈和海外潮商会为榜样，他们不仅在团结各地潮商、增进交流、抱团投资上起着重要作用，更是从商会一创立就大手笔举行善举。
“如果我们都能够仿效潮籍人士刻苦耐劳、勤奋进取、乐善好施的榜样，建设特区的工作，一定可事半功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眼中，潮商在东南亚和国内建设中，作用非凡。
不完全统计，香港首富李嘉诚2006年一次就捐赠相当于24亿港币的股票给予李嘉诚基金会，2008年则捐赠1亿人民币为汶川大地震赈灾；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则以四年捐赠10.887亿而位列2007年胡润中国慈善榜第二位；潮商新一代领袖马化腾初期注资2000万倡立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也开始运作。
“现在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企业和人富了起来，而国家的保障体系还没能跟上发展的步伐。作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潮州商人乐于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在国瑞兴业地产董事长张章笋看来，以富济贫是企业家责无旁贷之事。
同为潮商的香港联邦集团董事长郑通亮，更是以“让中国2/3的人都富裕起来为最高理想”，他的名字则处于“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
家——依归
“佳宁娜”情结，也是潮商的重要基因。字面上看，佳宁娜意为自己人。在潮人之中，异常浓烈的互助、关爱之风，数百年来前后相继，代代传承，成为不同于其他商帮的特殊内涵。身为法国侨领的潮人黄擎天曾言，他这辈子最成功的，不是做了多大的生意，赚了多少的钱，而是成立了法国潮州会馆。而泰国侨领张锦程的一句“在泰国，只要你说你是潮汕人，绝对不会饿死”更见潮人的“家情结”，这种情结经过数百年的发酵，固化为潮商的社会资本。
已故社会学大师科尔曼曾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成本》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带来的社会资源，与物资资本和代表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因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相较人力与物质更显无形，因此常被忽略。
科氏认为，社会资本强调特定人群或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自动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科氏的“社会资本”概念恰可以解释潮商的诚信与相信自己人的特殊情结。
在北京潮人商会现任会长张章笋看来，潮商之间的认同，从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扩大到共同从事海上贩运的地域认同，这种潮商相互之间的信任与依赖，久而久之成为潮商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资本。
潮人的“家”观念，亦体现在“抱团”的形式。遍布世界各地的潮人商会，成为潮商之间缔结乡情和互通有无的重要组织。
2004年，以扩大对外联络，增强与兄弟潮商的友谊为目的的北京潮人商会成立。在几年的时间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北京潮人商会创始人之一、前任商会会长张善德等人的努力下，《世界潮商》丛书与杂志相继出版，弥补了潮商文化构建中的诸多空白。2008年的10月29日，一个历经曲折而不衰的著名商帮首次京城盛会——2008国际潮商论坛和第三届潮商大会由北京潮人商会主办，来自全球各地的800余名潮商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值得载入史册的时刻。据统计，如北京潮人商会这样的社团组织全球共有200多个，国内则有76个，从这些遍布世界的潮人商会便可知潮人看重组织，热衷归属的乡土情结。
实际上，大量的工商业会馆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地域的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最初的工商业会馆是乡土观念与封建势力的某种结合体，但其对特定地域情结的荫护，在当今时代仍以积极的形式得以承续。
在几年的时间里，在张善德、张章笋等人的努力下，北京潮人商会建设了三处潮人会馆，使北京的潮商有了联谊交流互助的固定场所。在北京潮人商会2011年会上，新任会长张章笋透露，由陈才雄副会长负责组建的北京潮商财富基金已经开始启动，第一期募集资金200万，用于奖励和帮助有意在北京发展的潮人中小企业。
据汕头市委副书记邓大荣介绍，早在清朝时期，聚居在北京的潮人就已达20余万人。而在潮人故里的汕头，国际潮商大厦的黄金地块也即将划定，以使海内外潮商在家乡有一个交流的场所，并建立国际研究机构，研究潮商发展奋斗的历史和确定潮商发展的未来方向。
在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看来，潮人之所以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并受到国人的尊重，正是源于爱国、恋家的良好品德和艰苦的作风。在三十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大潮中，潮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十二五”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机遇期，同样需要以潮商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张善德看来，商帮文化的发展无疑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包括诚信、合作、责任、拼搏等内涵的潮商文化，是潮商在数百年中积淀而成的。
潮商关注自己的“小天地”，但却并不偏狭。在国内潮商中，规模以上企业有几千家，有一大批企业市场规模在十亿元以上，以北京为例，潮商企业在房地产、商业、物流、珠宝，房地产、纺织、服装、餐饮等领域，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贡献了相当的力量。
一方面，潮商在世界商业领域百舸争流的时候，亦以资本和财富回馈祖地带动乡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则以善举的形式于世界范围内纾贫解困。诚如李嘉诚所言，“作为一个潮商，不仅要为潮汕人争光，也要为中华民族争光。”
扫完一屋继而扫天下，恰是以地域与血缘为纽带的潮商的特殊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