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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印尼华侨。上世纪50年代,他从印尼回到祖国立志为国争光的时候,新中国的羽毛球运动还是空白。
他从上世纪60年代起执教羽毛球队,所带出的羽坛名将贯穿着中国羽毛球发展半个世纪的年表,汤仙虎、侯家昌、韩健、杨阳、赵剑华、熊国宝以及现任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都是他的弟子。在他的总教练生涯中,共获得过56个世界单项冠军,9个世界团体冠军,他也因此在1985年被国家体委授予“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
他叫王文教。
北京南城龙潭湖畔,体委宿舍4号院中王文教的家,静谧而凌乱。这位已退休经年的老人,每天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满,不是去开会、视察,就是应邀到各地出席各种与羽毛球有关的活动。只是,硕大的一个家中就他一人生活,闲下来不会觉得孤独么?
没事,我都习惯了。再说,我现在正申请去美国探亲,爱人孩子都在那……
探完亲您还回来吗?
回来!怎么不回来?王文教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客厅。他拿出一叠照片和明信片,从中抽出一张精美的信卡,不无幸福地笑道:女儿最了解我,好多年前就给我“定性”了……
女儿10多年前从美国寄来的信卡中写有这样的话——
亲爱的爸爸:
5月6日,是你值得纪念的回国的日子……回顾这30多年的路程,你的感触一定很深。
多少振奋人心的时刻,多少幸福难忘的回忆,又有多少难以言诉的痛楚,像自然界的七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我想你没有后悔吧?因为这经历造就了一个人。这个人受到了许多人的尊敬和赞许。事业、荣誉、壮志掩盖了心灵的创伤……
人们都羡慕我有个好爸爸,是你的爱国心带来了我的诞生,带给了我许多引以自豪和快慰的时刻,使我感受到了爱国之心的跃动,懂得了国家的富强是一个中国人立足的根基,从而增强了信念,决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以报答养育之恩和前辈的期望……你爱事业远远超过爱惜自己,这和你的爱国心一起构成了你的人格……
——非常想念你的海尼
回国的路:偶然中有太多的必然
王文教193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梭罗市,1941年起,8岁的他便开始打羽毛球,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已经成为印尼羽毛球界的明星。
1953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准备在天津举办一次全国四项球类(篮、排、网、羽毛)运动会,就是这次运动会,成为王文教等人决心回国的缘起。
原来,就在这次运动会开幕前,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推动与协助,通过印尼体育界侨领方定埙先生出面,组织了一个50人的体育观摩团,准备回国参加上述比赛,其中羽毛球队员就是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苏添瑞。由于印尼政府的刁难,办手续的复杂,加上交通如此不便——要坐船在海上走一星期,还要在香港上岸,过罗湖桥入境,再坐上火车走两天。等他们到天津时,运动会已经结束了。于是乎,他们便和运动会的优胜者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双方一交手问题就来了,王文教惊讶地发现,中国羽毛球的技战术水平,和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当时中国羽毛球的水平就这么低?没错,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的真实水平,和国际上高水平的羽毛球运动没法相比。中国有些羽毛球运动员一身二任,还兼着网球运动员的身份。那位刚刚获得全国冠军的运动员被王文教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几乎找不到北,第一局就被切了个15比0,第二局眼看又要磋出个相同的结果,王文教不忍心了,这是怎么了?这是在祖国,是和娘家人较量呀,干嘛非要赶尽杀绝,把自家人的面子剥个一干二净?手底下一松,赶紧送了几分,才算留了点面子,陈福寿也是手下留情,不好意思零封对手。之后,体育观光团就只好自己搞表演和献技。
运动会后,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们去各地参观游览。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新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青春飞扬的激情,建设的热流不停地撞击着海外游子的心。王文教与陈福寿这对好搭档好兄弟的心也炽热了,他俩私下商量,当时就想留下来不回印尼了。
印尼政府也真有“预见”——给他们发的是集体护照,50人一张,一人不回去,别人回去就麻烦了。王文教无奈,只能跟着大伙儿一起走。先回到印尼再想办法返回祖国。
在20世纪50年代,回国是印度尼西亚许多华侨青年学生的共同理想。然而,对于王文教和陈福寿来说,回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他们当时已是印尼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回国就意味着要放弃已有的荣誉和地位,一切从头开始;而由于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那么回国后的王文教也好,陈福寿也好,都没机会参加正式国际比赛,这对他们所孜孜追求的羽毛球事业来说简直就是残酷;还有,他们的离去也将会使印尼的羽毛球实力受损,也必然会遭到印尼羽毛球界的反对,那么,此一来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会受到影响,他们能同意吗?
王文教痴心不改。他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回国,帮助祖国提高羽毛球运动水平!他一面与陈福寿反复商讨,一面继续联系其他有志回国的华侨青年。经过半年多的筹划准备,在雅加达的黄世明决定和他俩一起回国,原为印尼羽毛球队的苏添瑞则因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印尼。
接下来终于到了最后关节——瞒着印尼羽毛球队到移民厅办理离境签证。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他们在护照上均没有使用为人熟知的用闽南话发音的姓名,而只使用汉语普通话发音的拼写。在移民厅,他们被告知:你们可以去,但必须在护照上写上:“永远不再回印尼”。这意味着要和印尼的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1954年5月6日,王文教和陈福寿等启程,乘坐一艘巨轮,驶出了雅加达港,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创业的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还有不久也归来的施宁安,他们四人给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最初的火种。国家体委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立即在刚建立一年的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前身)竞技指导科成立了羽毛球班,以他们四人为主组建了一支“准”国家队,并请他们开始训练高水平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考虑到当时羽毛球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和训练场地等因素,国家体委决定暂时将天津市作为球类运动训练基地,羽毛球班便被放在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馆里惟一的一块羽毛球场地开展训练。
在天津,王文教他们开始了我国羽毛球运动最初的普及和专业筹建,逐渐制订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羽毛球班的任务除了安排队员本身的训练以外,还要负责在社会上推广羽毛球运动,因为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这项新的体育运动才有可能有坚实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景。这一时期,王文教带着羽毛球班的成员经常在京津两地的一些工厂、学校等单位举行表演赛,并为羽毛球爱好者进行技术辅导。
1955年底,羽毛球班从天津迁回到北京。不久,位于崇文门外的北京体育馆建成,羽毛球班在北京终于第一次拥有了室内的训练场地。尽管这样,训练条件的艰苦,还有生活上的困难,对王文教他们来说仍然是巨大的考验。他们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平房里,每月领着20多元的工资,暑天挥汗如雨,冬天靠烧煤球取暖。北京的寒冬,让王文教这些出生在赤道附近的“海归”真是吃尽了苦头,可他们仍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努力拓荒,他们似乎只有一种生活,练,练,练啊!似乎只有一个思想:把祖国的羽毛球事业尽快搞上去! 1956年夏,为了更好地推动羽毛球运动,国家体委决定在这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福建和上海分别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并将王文教他们四人分配到这两个集训队里,以便让他们继续发挥“火种”作用,带领一批年轻队员专心致志地训练。于是,王文教来到了福建。
从这一时期到1960年间,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第一次快速发展时期。王文教等人的归来,带回了先进的打法和理念,他们的“火种”开始向更大层面上“燎原”,除福建、上海的羽毛球集训队外,广州、武汉、青岛、南京等城市也快步赶上,相继成立了羽毛球集训队。到1958年,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训练也逐渐走上正轨。这些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训练方法(后结集成书名为《羽毛球》)为蓝本刻苦训练。国家体委顺势而为,在此期间连续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羽毛球比赛,尽管每次比赛总是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施宁安囊括单打前四名、王文教和陈福寿包揽双打冠军,但这些全国性比赛的密集举行,使得这项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参赛的运动员成几何级增多,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1959年开始在全国出现的大饥荒,使羽毛球运动的发展遭到挫折,一些省市的集训队被迫解散,王文教等四名大将所在的及一些基础较好的福建、广东、上海、湖北等省成为硕果仅存的几支羽毛球队伍,而此时,王文教和陈福寿等人由于多年征战,伤病缠身,生活物资包括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开始逐渐淡出运动员比赛生涯,而转为专心做教练。所幸的是,此时又有一批生龙活虎的归侨运动员如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傅汉洵、吴俊盛,还有女运动员陈玉娘、梁小牧、梁秋霞等人相继回国,他们分别被选入了福建和广东的羽毛球集训队,这也意味着,中国羽毛球运动光明的前景必将为期不远了。
三年困难时期,改做教练的王文教有了汤仙虎、侯加昌等几员生猛大将,他卧薪尝胆,悉心指导,使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羽毛球的新生主力军。随着中国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各省、市的羽毛球队相继恢复了正常,与此同时,与羽球王国印尼、丹麦、瑞典等之间的国际交流也开始恢复。1963年7月,印尼羽毛球队来访,作为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年轻选手代表中国出战,首场比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结果年轻的中国羽毛球队以四比一战胜了拥有曾夺得汤姆斯杯的陈友福、杨金美等赫赫名将在内的印尼队。
这以后,王文教率领这支“青年军”,回访印尼,出征北欧,所到之处连战皆捷,凯歌高奏,创造了一段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辉煌。
奋进的路:虽九死而不悔
“文革”,是中国人的一场梦魇。
尽管王文教并非什么政治人物,只是一个打羽毛球的运动员,且又是多次为国争了光添了彩的运动员,可他那要命的“海外背景”,仍然令他吃了不少苦头。更何况,体育系统本就是重灾区,“极左”思潮泛滥,“乱”得够可以了。还幸亏王文教不在北京那政治风暴的中心,不然,谁能保证类似从香港回来的“乒坛三英”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那样的悲剧不会在他这里上演?
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运动员,大多背上了“特嫌”的罪名,王文教也不例外。那时,他的伤病已很严重,腰椎已经骨裂,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好搭档陈福寿同样未能幸免,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
命运转折发生在1972年初。那时“副统帅”跑了,周恩来受命收拾残局,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些“海归”们,一纸调令,直接把王文教还有陈福寿从农村调到了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王文教将身体上心灵上所有的伤痛统统扔进那偏僻的山村,一头重新扎进洁白的羽毛世界,将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兼男队主教练的千钧重担,义无反顾地扛在了自己肩上,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就从那时开始一直到退休,王文教从真正意义上开始扮演中国羽毛球运动“通天教主”的角色,一气干了21年,直接创造并亲历见证了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崛起与辉煌!
21年,真是一段峥嵘岁月。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他,每每谈起他的弟子,仍然豪气如云,如数家珍,“汤仙虎、侯加昌、韩健、熊国宝、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他在任期间,猛将如云。但真正让中国羽毛球叱咤国际羽坛,还是1981年,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成为国际羽联的成员国以后,世界羽坛的广阔舞台,才徐徐向中国打开。
虽然在此之前,王文教通过认真总结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的经验,紧紧追踪国际羽坛的新变化,着力确立自己的风格,为补偿因“文革”耽误了6年宝贵时间而下足了功夫,也曾带队遍访欧洲、日本及东南亚,几乎打遍天下,但年龄不饶人,当年叱咤风云的“汤(仙虎)侯(家昌)时代”已不复存在了,今后进军国际羽坛的重任,只能放在加紧培养接班人,让小将去挑大梁了。所以,1982年5月,作为主教练的王文教率中国队第一次有资格征战汤姆斯杯,就成为了王文教此生永恒的记忆。
那是第12届汤姆斯杯比赛,比赛地点在英国伦敦。此时,昔日猛将侯加昌已是王文教的助理教练。王文教手下,是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选手。尽管这样,就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最后进入决赛的,果然就是中国和印尼队。
作为多次斩获汤姆斯杯的羽坛霸主印尼队不敢丝毫怠慢,以往那些并非正规的比赛中,被中国队曾打得满地找眼镜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们知道,这才是真正检验中国和印尼在羽毛球项目上实力和水平的时候。为打赢这场战役,印尼羽总可谓是调兵遣将,谋划万全,早早做足了准备。一是让如日中天、风头正劲有“天皇巨星”之称的林水镜打头阵,他曾是三届全英男单冠军得主,典型的进攻型选手,打法多变,积极凶猛,步法动作灵敏熟练。二是专门召回已经退役的32岁球王梁海量重出江湖,披挂上阵做第三单打。他曾获得八届全英男单冠军。再加上全英双打冠军卡托诺/哈里扬托,全然是摆出一副非我莫属的来头。
在众人的关注下,一场龙虎斗终于在伦敦皇家艾伯特的大厅内上演了。这场决战采取九盘制、分两天进行。第一天赛4场,印尼人果然出手不凡,一上来就给中国队来了个下马威,以3:1暂时领先,打了个中国队措手不及,中方只有韩健得了一分,这与赛前预计2:2的结果差距不小。心情沉重的中国运动员回到驻地后连晚饭都没吃好,巨大的压力面前,王文教表现出大将风度,他紧急召集教练班子开会讨论,认真总结失利原因,研究明天比赛对策,而后又精心安排布置,由王文教亲自带着给每个运动员做工作,细心调整他们的心态,忙了个不亦乐乎,一直忙到凌晨。
第二天还没上场比赛呢,印尼人已经开始自我陶醉了,嘻嘻哈哈的这个和汤杯合个影,那个和汤杯合个影,就好像汤杯已经是自家桌上的物品了。印尼人的现场表现激起了中国运动员的斗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中国的队员在沉默中走进赛场,而他们的眼中似乎已经喷出了火!看到这些,王文教忽觉浑身来了劲,他预感到,昨夜的忙活有效果,今天可能有好戏看了。
当天第一个上场的是栾劲,对方派出的就是声名显赫的一代“球王”梁海量,双方各施展本事和绝技,在网前展开了激烈、凶猛的搏杀。比赛中,为避免还没上场的队员受场内的影响,王文教和其他教练们在休息室里陪伴他们,只听外边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惊叹声、鼓掌声、跺脚声传来,一会有人报:栾劲胜了!一会又报,韩健也胜了……栾劲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勇,2:1力克大名鼎鼎、经验老道的梁海量,完成了扭转乾坤的一盘;韩健以天罗地网式的防守大法,再次以2:1战胜此次汤杯开赛以来一直怀揣不败记录的林水镜;陈昌杰则根本不给对手刘邦高任何机会,一鼓作气2:0拿下;孙志安/姚喜明激情加神勇,2:1战胜略显紧张的对手。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5:4实现大逆转,将印尼队打翻在地,首夺汤姆斯杯!
赛后英国队领队评论说,这是汤杯举办四十年来水平最高、最扣人心弦的比赛,能在1: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4分,中国队创造了奇迹。最后,英国女皇也亲自出面为中国队授奖。
自此,在王文教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后来又相继获得了第14、15、16届汤姆斯杯,实现了历史上的“三连冠”!但给王文教留下深刻印象的,仍然是那次首夺汤杯……
46年前,当那艘驶向祖国的巨轮拉响汽笛徐徐离开雅加达港时,王文教就开始怀揣着有一天让中国的羽毛球扬威世界的梦想。其实,这梦想早已在他手里实现,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只不过,只是换了他的弟子们在延续着他的梦想。他说:“我当总教练时,中国羽毛球没拿过奥运会和苏迪曼杯的冠军,这两项冠军在李永波在任时实现了,填补了中国羽毛球队的空白。”
喜也羽球,忧也羽球。眼前的王文教,萧萧白发,豁达开朗,洁白羽球依然是他魂牵梦萦之所在。
他从上世纪60年代起执教羽毛球队,所带出的羽坛名将贯穿着中国羽毛球发展半个世纪的年表,汤仙虎、侯家昌、韩健、杨阳、赵剑华、熊国宝以及现任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都是他的弟子。在他的总教练生涯中,共获得过56个世界单项冠军,9个世界团体冠军,他也因此在1985年被国家体委授予“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
他叫王文教。
北京南城龙潭湖畔,体委宿舍4号院中王文教的家,静谧而凌乱。这位已退休经年的老人,每天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满,不是去开会、视察,就是应邀到各地出席各种与羽毛球有关的活动。只是,硕大的一个家中就他一人生活,闲下来不会觉得孤独么?
没事,我都习惯了。再说,我现在正申请去美国探亲,爱人孩子都在那……
探完亲您还回来吗?
回来!怎么不回来?王文教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客厅。他拿出一叠照片和明信片,从中抽出一张精美的信卡,不无幸福地笑道:女儿最了解我,好多年前就给我“定性”了……
女儿10多年前从美国寄来的信卡中写有这样的话——
亲爱的爸爸:
5月6日,是你值得纪念的回国的日子……回顾这30多年的路程,你的感触一定很深。
多少振奋人心的时刻,多少幸福难忘的回忆,又有多少难以言诉的痛楚,像自然界的七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我想你没有后悔吧?因为这经历造就了一个人。这个人受到了许多人的尊敬和赞许。事业、荣誉、壮志掩盖了心灵的创伤……
人们都羡慕我有个好爸爸,是你的爱国心带来了我的诞生,带给了我许多引以自豪和快慰的时刻,使我感受到了爱国之心的跃动,懂得了国家的富强是一个中国人立足的根基,从而增强了信念,决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以报答养育之恩和前辈的期望……你爱事业远远超过爱惜自己,这和你的爱国心一起构成了你的人格……
——非常想念你的海尼
回国的路:偶然中有太多的必然
王文教193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梭罗市,1941年起,8岁的他便开始打羽毛球,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已经成为印尼羽毛球界的明星。
1953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准备在天津举办一次全国四项球类(篮、排、网、羽毛)运动会,就是这次运动会,成为王文教等人决心回国的缘起。
原来,就在这次运动会开幕前,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推动与协助,通过印尼体育界侨领方定埙先生出面,组织了一个50人的体育观摩团,准备回国参加上述比赛,其中羽毛球队员就是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苏添瑞。由于印尼政府的刁难,办手续的复杂,加上交通如此不便——要坐船在海上走一星期,还要在香港上岸,过罗湖桥入境,再坐上火车走两天。等他们到天津时,运动会已经结束了。于是乎,他们便和运动会的优胜者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双方一交手问题就来了,王文教惊讶地发现,中国羽毛球的技战术水平,和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当时中国羽毛球的水平就这么低?没错,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的真实水平,和国际上高水平的羽毛球运动没法相比。中国有些羽毛球运动员一身二任,还兼着网球运动员的身份。那位刚刚获得全国冠军的运动员被王文教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几乎找不到北,第一局就被切了个15比0,第二局眼看又要磋出个相同的结果,王文教不忍心了,这是怎么了?这是在祖国,是和娘家人较量呀,干嘛非要赶尽杀绝,把自家人的面子剥个一干二净?手底下一松,赶紧送了几分,才算留了点面子,陈福寿也是手下留情,不好意思零封对手。之后,体育观光团就只好自己搞表演和献技。
运动会后,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们去各地参观游览。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新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青春飞扬的激情,建设的热流不停地撞击着海外游子的心。王文教与陈福寿这对好搭档好兄弟的心也炽热了,他俩私下商量,当时就想留下来不回印尼了。
印尼政府也真有“预见”——给他们发的是集体护照,50人一张,一人不回去,别人回去就麻烦了。王文教无奈,只能跟着大伙儿一起走。先回到印尼再想办法返回祖国。
在20世纪50年代,回国是印度尼西亚许多华侨青年学生的共同理想。然而,对于王文教和陈福寿来说,回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他们当时已是印尼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回国就意味着要放弃已有的荣誉和地位,一切从头开始;而由于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那么回国后的王文教也好,陈福寿也好,都没机会参加正式国际比赛,这对他们所孜孜追求的羽毛球事业来说简直就是残酷;还有,他们的离去也将会使印尼的羽毛球实力受损,也必然会遭到印尼羽毛球界的反对,那么,此一来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会受到影响,他们能同意吗?
王文教痴心不改。他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回国,帮助祖国提高羽毛球运动水平!他一面与陈福寿反复商讨,一面继续联系其他有志回国的华侨青年。经过半年多的筹划准备,在雅加达的黄世明决定和他俩一起回国,原为印尼羽毛球队的苏添瑞则因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印尼。
接下来终于到了最后关节——瞒着印尼羽毛球队到移民厅办理离境签证。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他们在护照上均没有使用为人熟知的用闽南话发音的姓名,而只使用汉语普通话发音的拼写。在移民厅,他们被告知:你们可以去,但必须在护照上写上:“永远不再回印尼”。这意味着要和印尼的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1954年5月6日,王文教和陈福寿等启程,乘坐一艘巨轮,驶出了雅加达港,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创业的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还有不久也归来的施宁安,他们四人给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最初的火种。国家体委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立即在刚建立一年的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前身)竞技指导科成立了羽毛球班,以他们四人为主组建了一支“准”国家队,并请他们开始训练高水平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考虑到当时羽毛球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和训练场地等因素,国家体委决定暂时将天津市作为球类运动训练基地,羽毛球班便被放在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馆里惟一的一块羽毛球场地开展训练。
在天津,王文教他们开始了我国羽毛球运动最初的普及和专业筹建,逐渐制订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羽毛球班的任务除了安排队员本身的训练以外,还要负责在社会上推广羽毛球运动,因为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这项新的体育运动才有可能有坚实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景。这一时期,王文教带着羽毛球班的成员经常在京津两地的一些工厂、学校等单位举行表演赛,并为羽毛球爱好者进行技术辅导。
1955年底,羽毛球班从天津迁回到北京。不久,位于崇文门外的北京体育馆建成,羽毛球班在北京终于第一次拥有了室内的训练场地。尽管这样,训练条件的艰苦,还有生活上的困难,对王文教他们来说仍然是巨大的考验。他们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平房里,每月领着20多元的工资,暑天挥汗如雨,冬天靠烧煤球取暖。北京的寒冬,让王文教这些出生在赤道附近的“海归”真是吃尽了苦头,可他们仍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努力拓荒,他们似乎只有一种生活,练,练,练啊!似乎只有一个思想:把祖国的羽毛球事业尽快搞上去! 1956年夏,为了更好地推动羽毛球运动,国家体委决定在这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福建和上海分别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并将王文教他们四人分配到这两个集训队里,以便让他们继续发挥“火种”作用,带领一批年轻队员专心致志地训练。于是,王文教来到了福建。
从这一时期到1960年间,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第一次快速发展时期。王文教等人的归来,带回了先进的打法和理念,他们的“火种”开始向更大层面上“燎原”,除福建、上海的羽毛球集训队外,广州、武汉、青岛、南京等城市也快步赶上,相继成立了羽毛球集训队。到1958年,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训练也逐渐走上正轨。这些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训练方法(后结集成书名为《羽毛球》)为蓝本刻苦训练。国家体委顺势而为,在此期间连续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羽毛球比赛,尽管每次比赛总是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施宁安囊括单打前四名、王文教和陈福寿包揽双打冠军,但这些全国性比赛的密集举行,使得这项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参赛的运动员成几何级增多,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1959年开始在全国出现的大饥荒,使羽毛球运动的发展遭到挫折,一些省市的集训队被迫解散,王文教等四名大将所在的及一些基础较好的福建、广东、上海、湖北等省成为硕果仅存的几支羽毛球队伍,而此时,王文教和陈福寿等人由于多年征战,伤病缠身,生活物资包括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开始逐渐淡出运动员比赛生涯,而转为专心做教练。所幸的是,此时又有一批生龙活虎的归侨运动员如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傅汉洵、吴俊盛,还有女运动员陈玉娘、梁小牧、梁秋霞等人相继回国,他们分别被选入了福建和广东的羽毛球集训队,这也意味着,中国羽毛球运动光明的前景必将为期不远了。
三年困难时期,改做教练的王文教有了汤仙虎、侯加昌等几员生猛大将,他卧薪尝胆,悉心指导,使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羽毛球的新生主力军。随着中国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各省、市的羽毛球队相继恢复了正常,与此同时,与羽球王国印尼、丹麦、瑞典等之间的国际交流也开始恢复。1963年7月,印尼羽毛球队来访,作为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年轻选手代表中国出战,首场比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结果年轻的中国羽毛球队以四比一战胜了拥有曾夺得汤姆斯杯的陈友福、杨金美等赫赫名将在内的印尼队。
这以后,王文教率领这支“青年军”,回访印尼,出征北欧,所到之处连战皆捷,凯歌高奏,创造了一段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辉煌。
奋进的路:虽九死而不悔
“文革”,是中国人的一场梦魇。
尽管王文教并非什么政治人物,只是一个打羽毛球的运动员,且又是多次为国争了光添了彩的运动员,可他那要命的“海外背景”,仍然令他吃了不少苦头。更何况,体育系统本就是重灾区,“极左”思潮泛滥,“乱”得够可以了。还幸亏王文教不在北京那政治风暴的中心,不然,谁能保证类似从香港回来的“乒坛三英”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那样的悲剧不会在他这里上演?
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运动员,大多背上了“特嫌”的罪名,王文教也不例外。那时,他的伤病已很严重,腰椎已经骨裂,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好搭档陈福寿同样未能幸免,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
命运转折发生在1972年初。那时“副统帅”跑了,周恩来受命收拾残局,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些“海归”们,一纸调令,直接把王文教还有陈福寿从农村调到了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王文教将身体上心灵上所有的伤痛统统扔进那偏僻的山村,一头重新扎进洁白的羽毛世界,将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兼男队主教练的千钧重担,义无反顾地扛在了自己肩上,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就从那时开始一直到退休,王文教从真正意义上开始扮演中国羽毛球运动“通天教主”的角色,一气干了21年,直接创造并亲历见证了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崛起与辉煌!
21年,真是一段峥嵘岁月。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他,每每谈起他的弟子,仍然豪气如云,如数家珍,“汤仙虎、侯加昌、韩健、熊国宝、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他在任期间,猛将如云。但真正让中国羽毛球叱咤国际羽坛,还是1981年,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成为国际羽联的成员国以后,世界羽坛的广阔舞台,才徐徐向中国打开。
虽然在此之前,王文教通过认真总结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的经验,紧紧追踪国际羽坛的新变化,着力确立自己的风格,为补偿因“文革”耽误了6年宝贵时间而下足了功夫,也曾带队遍访欧洲、日本及东南亚,几乎打遍天下,但年龄不饶人,当年叱咤风云的“汤(仙虎)侯(家昌)时代”已不复存在了,今后进军国际羽坛的重任,只能放在加紧培养接班人,让小将去挑大梁了。所以,1982年5月,作为主教练的王文教率中国队第一次有资格征战汤姆斯杯,就成为了王文教此生永恒的记忆。
那是第12届汤姆斯杯比赛,比赛地点在英国伦敦。此时,昔日猛将侯加昌已是王文教的助理教练。王文教手下,是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选手。尽管这样,就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最后进入决赛的,果然就是中国和印尼队。
作为多次斩获汤姆斯杯的羽坛霸主印尼队不敢丝毫怠慢,以往那些并非正规的比赛中,被中国队曾打得满地找眼镜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们知道,这才是真正检验中国和印尼在羽毛球项目上实力和水平的时候。为打赢这场战役,印尼羽总可谓是调兵遣将,谋划万全,早早做足了准备。一是让如日中天、风头正劲有“天皇巨星”之称的林水镜打头阵,他曾是三届全英男单冠军得主,典型的进攻型选手,打法多变,积极凶猛,步法动作灵敏熟练。二是专门召回已经退役的32岁球王梁海量重出江湖,披挂上阵做第三单打。他曾获得八届全英男单冠军。再加上全英双打冠军卡托诺/哈里扬托,全然是摆出一副非我莫属的来头。
在众人的关注下,一场龙虎斗终于在伦敦皇家艾伯特的大厅内上演了。这场决战采取九盘制、分两天进行。第一天赛4场,印尼人果然出手不凡,一上来就给中国队来了个下马威,以3:1暂时领先,打了个中国队措手不及,中方只有韩健得了一分,这与赛前预计2:2的结果差距不小。心情沉重的中国运动员回到驻地后连晚饭都没吃好,巨大的压力面前,王文教表现出大将风度,他紧急召集教练班子开会讨论,认真总结失利原因,研究明天比赛对策,而后又精心安排布置,由王文教亲自带着给每个运动员做工作,细心调整他们的心态,忙了个不亦乐乎,一直忙到凌晨。
第二天还没上场比赛呢,印尼人已经开始自我陶醉了,嘻嘻哈哈的这个和汤杯合个影,那个和汤杯合个影,就好像汤杯已经是自家桌上的物品了。印尼人的现场表现激起了中国运动员的斗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中国的队员在沉默中走进赛场,而他们的眼中似乎已经喷出了火!看到这些,王文教忽觉浑身来了劲,他预感到,昨夜的忙活有效果,今天可能有好戏看了。
当天第一个上场的是栾劲,对方派出的就是声名显赫的一代“球王”梁海量,双方各施展本事和绝技,在网前展开了激烈、凶猛的搏杀。比赛中,为避免还没上场的队员受场内的影响,王文教和其他教练们在休息室里陪伴他们,只听外边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惊叹声、鼓掌声、跺脚声传来,一会有人报:栾劲胜了!一会又报,韩健也胜了……栾劲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勇,2:1力克大名鼎鼎、经验老道的梁海量,完成了扭转乾坤的一盘;韩健以天罗地网式的防守大法,再次以2:1战胜此次汤杯开赛以来一直怀揣不败记录的林水镜;陈昌杰则根本不给对手刘邦高任何机会,一鼓作气2:0拿下;孙志安/姚喜明激情加神勇,2:1战胜略显紧张的对手。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5:4实现大逆转,将印尼队打翻在地,首夺汤姆斯杯!
赛后英国队领队评论说,这是汤杯举办四十年来水平最高、最扣人心弦的比赛,能在1: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4分,中国队创造了奇迹。最后,英国女皇也亲自出面为中国队授奖。
自此,在王文教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后来又相继获得了第14、15、16届汤姆斯杯,实现了历史上的“三连冠”!但给王文教留下深刻印象的,仍然是那次首夺汤杯……
46年前,当那艘驶向祖国的巨轮拉响汽笛徐徐离开雅加达港时,王文教就开始怀揣着有一天让中国的羽毛球扬威世界的梦想。其实,这梦想早已在他手里实现,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只不过,只是换了他的弟子们在延续着他的梦想。他说:“我当总教练时,中国羽毛球没拿过奥运会和苏迪曼杯的冠军,这两项冠军在李永波在任时实现了,填补了中国羽毛球队的空白。”
喜也羽球,忧也羽球。眼前的王文教,萧萧白发,豁达开朗,洁白羽球依然是他魂牵梦萦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