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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阵地》像股清新的风，给沉寂的香港带来生气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平津后，全力进攻黄埔江畔的中国大都市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敌。
在弥漫的战争硝烟中，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这4家最大的文学杂志社联合创办了《呐喊》周刊。该刊在启事中称“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
《呐喊》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每一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是这炮火，这血，这痛苦，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段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创刊词的作者就是时在上海的左翼作家茅盾。
战争的炮火震撼着茅盾的心，面对着被侵略者的炮火轰塌的民舍、厂房以及断壁残垣，作为一个文化人，茅盾用自己的武器投入了战斗。他在《炮火的洗礼》一文中，以高昂的笔调鼓舞着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四万万人的热血，在写出东亚历史最伟大的一页了，无所谓悲观或乐观，无所谓沮丧或痛快。我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负起我们应负的十字架！”
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茅盾坚守上海，成为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然而经过80多天的浴血奋战，上海还是沦陷了。
茅盾带着一颗沉重的心与夫人一起离开孤岛上海，前往武汉。
当时武汉的抗战文化宣传氛围浓烈，生活书店正准备创办一种大型抗战文艺刊物。听说茅盾到了武汉，生活书店随即邀请他前来主持创办。利用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茅盾欣然允诺，并即刻着手筹备。
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同时给刊物起个好名字，茅盾邀集了时在汉口的冯乃超、楼适夷、以群、罗荪、锡金等文艺界的朋友们。茅盾对大家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快成立了，那时候要办一个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宣传抗敌的刊物。而现在应该有一个集合左翼作家力量、培养新兵、为抗战作贡献的刊物。”之后，茅盾介绍了生活书店这一设想，在座同人均表示赞成和支持。最后，茅盾集中大家的意见，给刊物取名为《文艺阵地》。
随后，茅盾专程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和董必武。这是茅盾刚到汉口时即拟定的计划。当天，周恩来因有事外出，董必武与茅盾进行了亲切的会晤。第二天，周恩来得知茅盾来访以及他创办抗战文艺刊物的情况后，特派在他身边工作的吴奚如到旅馆回访茅盾。吴奚如告诉茅盾，周恩来已决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将由延安党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转到长江局，也就是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再转寄茅盾。稿件是直接发表，还是作为创作素材，由茅盾定夺。闻此言后，茅盾感到十分温暖，他连忙说：“谢谢周先生。”吴奚如随即又对茅盾说：“胡风主编的《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歌，算是游击战；您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点儿的文章，算是阵地战。两者配合，可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
茅盾决定将《文艺阵地》编辑部置于广州，这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可摆脱一些框框条条，于办刊物有利；另一方面茅盾是想择一安静地方，便于踏实地干些事情。
茅盾举家迁往广州的消息，很快便被时在香港筹备《立报》复刊工作的萨空了得知，他盛情邀请茅盾前往香港兼编该报副刊《言林》。茅盾慨然允诺，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翼文艺阵地是越多越好。于是茅盾全家又搬到香港，住湾仔轩尼诗道。
在香港编《言林》的同时，茅盾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创刊《文艺阵地》上。由于当时香港印刷业的落后，编好的稿子还需送到广州付印。
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终于在香港创刊。该刊作品题材广泛、形式活泼、风格多样。张天翼的著名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即发表于创刊号上。
《文艺阵地》的编辑中心虽然僻处一隅，但它和全国广大文学队伍息息相通。茅盾以他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罗致了当时最广大的作家群，包括陆定一、叶圣陶、萧红、老舍、夏衍、刘白尘、周而复、丰子恺、田间、沙汀、骆宾基、欧阳山、司马文森、邹荻帆、杨朔、袁水拍、郑振铎、臧克家、草明、杜埃、何其芳等著名作家，都成了《文艺阵地》的撰稿人。
《文艺阵地》以它鲜明的特色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它像一股清新的风，给沉寂的香港带来了生气。它将内地的抗战文学作品，包括解放区的抗战文学作品以及内地许多作家的名著和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带到了香港，港澳的读者开始了解新文学在抗战中的作用。
“火焰山”旁奋笔疾书
《文艺阵地》原在香港编辑，广州印刷，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广州连遭空袭，原承印《文艺阵地》的印刷厂设备在空袭中遭损坏。万般无奈中，茅盾只好将编好的稿子秘密送到孤岛上海，通过关系付印。印成后的刊物再用走私的办法装运香港，然后还用多渠道运到内地发行。这样大的工作量，茅盾孤身一人，赤手空拳，并使它正常运行，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更不可思议的是，茅盾还兼编《立报》副刊《言林》。茅盾与《立报》主编萨空了是文坛挚友，助萨空了编《言林》是他到香港的缘起。茅盾一诺千金，以其出色的工作，很快便使原创办于上海的《言林》副刊与香港读者见面。茅盾首先表明《言林》仍将保持原先的“凡对人生社会百般问题，凡是喜欢开口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谈天”的特色。并且声明：“今日我中华民族正在同侵略的恶魔作殊死战，《言林》虽小，不敢自处于战线之外；《言林》虽说不上是什么重兵器，亦不甘自谓在文化战线上它的火力举足轻重，但它将守着它的岗位，沉着射击。”
茅盾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言林》纳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使它肩负起文艺的重责。但为了适应香港地区的特殊环境，他又尽量使它形式显得活泼生动。当时香港有不少报纸的副刊载有武侠、神怪、色情的东西以招徕读者。怎样既保持《言林》的特色，又能吸引读者，颇令茅盾费神。后来，根据萨空了的建议，茅盾决定写一篇通俗长篇小说在副刊上连载。 以前写长篇小说，茅盾总是蕴积于胸，写好详细提纲，然后集中时间一气呵成。而这次却要边写边发表，总觉得不习惯和压力大。
由于原来住的轩尼诗道过于喧闹，不利于编辑和创作，茅盾遂搬到了较清静的太子道居住。新住处虽说环境安静，但却碰到另一个问题。他住的楼房后窗正对着一座劈开的小山，这半面小山赤裸裸地露出红色的岩壁，亚热带的秋天，阳光还相当骄烈，它照在岩壁上又反射到室内来，温度相当高。当时茅盾戏称这座正对着他后窗书桌的山为“火焰山”。为了《言林》的长篇小说，茅盾不得不在“火焰山”旁奋笔疾书。
就这样，茅盾第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通过在《言林》上连载，与读者见面了。作品再现了“八·一三”事变后，各阶层人民支援抗战的情景，谴责了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的狂轰滥炸以及屠杀无辜的疯狂兽行，揭露了阻挠抗日的消极因素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茅盾在香港的编辑、创作活动，得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关注，他派从事文化统战联络工作的杜埃专程拜访茅盾，转达他的关切之情。
随后，杜埃把他带来的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并说这份报纸以后将由他定期转给茅盾。
茅盾如获至宝，兴奋异常。他捧着报纸说：“有了它，就有了‘指路明灯’。”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在香港要得到一份《新华日报》是不容易的，往往一张报纸几十个人轮流阅读。所以，茅盾又有些不安地说：“真是来之不易，该怎样感谢党的关心，我一个人就独占一份啊。”
之后，茅盾在香港经常根据《新华日报》评论的精神，改写成文艺评论，还及时向香港读者介绍解放区的文艺动态。茅盾与鲁迅一样虽然身在党外，然而心却时刻与党紧紧相连。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与广州近在咫尺的香港因之而趋孤立。这时《文艺阵地》因运输困难，致销路不畅。《立报》因政治倾向太明显，受形势的影响，亦难以维持。加因战乱的年代，香港物价昂贵，以卖文为生的茅盾，颇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
茅盾有意离港，却又举棋不定。正在这时，收到友人杜重远自新疆来信，谓新疆督办盛世才有联苏亲共倾向，希望茅盾能去那里开展文化工作。
茅盾颇为心动。他随即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听取廖承志的意见。廖承志认为，既然是茅盾熟悉的朋友杜重远邀他去，还是可以去的，在北方形成一股进步的抗战文艺力量，其作用也很大。廖承志的态度帮助茅盾下定了奔赴新疆的决心。
茅盾随即邀请楼适夷代编《文艺阵地》，并详细交待了保持刊物风格以及加强与作者队伍的联系等具体事项。
一切安排妥当后，茅盾于12月20日携夫人和儿女登上了法国轮船“小广东”号，离开香港，辗转赴新疆。
避开重庆冬天的“寒流”
再度前往香港
1939年春，茅盾抵达目的地新疆。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伪装进步，表示愿与苏联亲善友好，并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为此，中共先后派邓发、陈潭秋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并派毛泽民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盛世才政府工作。新疆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刚抵新疆的茅盾亦为新疆民主、进步的光明前景所鼓舞，他抖落尘埃，充满热情地投入新疆的文化教育工作。
然而，盛世才的反革命面目不久便暴露出来，他开始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势力。茅盾的挚友杜重远被逮捕入狱。情急之中，茅盾一家搭乘苏联总领事馆的飞机逃离虎口。就在茅盾刚离开新疆不久，盛世才彻底撕下伪装，肆无忌惮地迫害革命人士，毛泽民、陈潭秋惨遭杀害。茅盾幸亏早走一步，得以死里逃生。
离开新疆的茅盾，经兰州、西安而抵革命圣地延安。作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在延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还享受了特别的礼遇，即毛泽东请他们全家吃饭。在延安，茅盾感觉自己完全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
然而茅盾到延安时间不长，周恩来即从重庆来电，点名要他到重庆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共中央研究后，认为像茅盾这样的知名作家回到国统区比在延安能起更大作用。当时，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征求茅盾的意见，茅盾表示听从党的安排。这样，茅盾便将两个孩子留在延安，他们夫妇则根据组织的安排前往重庆。
抵达重庆的茅盾，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并兼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
茅盾到重庆的这年冬天，是重庆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浓雾遮住了太阳的光辉，使人感到窒息。而政治上的寒流同样笼罩着重庆大地。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茅盾被现实震惊了，他对国民党表现出深深的失望，同时对国民党战时的陪都重庆也表现出厌恶之情。
面对突变的政治气候，中共中央决定让时在重庆的茅盾和其他一些文化人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去办刊物，开辟“第二战场”。
对反感于重庆自然、政治气候的茅盾来说，中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令他欣慰的。
1941年2月下旬，茅盾经过一番化装后悄悄乘车离开重庆，经贵阳、桂林南下。这其间茅盾写下一首七绝，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意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
茅盾冲破国民党藩篱，南下新天地的兴奋之情溢于其间。
经过1个月的辗转颠沛，茅盾于3月下旬再次来到阔别两年的香港，而这时的香港与两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增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文化生活在香港显得异常的活跃。范长江和夏衍正在筹办《华商报》，邹韬奋主编《大众生活》，张铁生主编《青年知识》，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时代文学》，俞颂华主编《国讯》等。这样的环境一扫茅盾上次抵港时那种孤寂感，他很快就融入到香港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热潮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看不见战争的硝烟，听不到震耳的炮声，市面上一片繁华景象。但，这里又决非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力量都利用香港这块特殊阵地，发挥舆论作用，进行宣传。因此，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即决定在香港建立一个对海外宣传的据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范长江、夏衍、胡绳、胡风、端木蕻良等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分别从重庆、桂林等地转移到香港。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直接领导的，中共在海外的舆论阵地《华商报》亦随之在香港创刊。 茅盾刚抵香港，负责主编《华商报》的范长江和夏衍闻讯后立刻前往拜访。他们向茅盾介绍了《华商报》的创刊宗旨，并且介绍了该报辟有副刊《灯塔》，是“文艺化的综合副刊”，“内容力求真实与公道，素材力求丰富而隽趣”。为此，特向茅盾约稿。
于是，茅盾将他这两年在大后方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组散文，题目为《如是我见我闻》，连载于《华商报》副刊《灯塔》。这是茅盾的散文力作，“意在存真”是茅盾见闻录的核心，他要以此留下战时大后方生活的真实印象。
《如是我见我闻》共18篇，是茅盾抗战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写他从香港到新疆、西安、延安、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的沿途见闻。著名的《白杨礼赞》便是其中之一。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国统区社会腐败的病根，以及国民党政府消灭“异党”的祸心，反映战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同时它又像燃烧着的火炬，带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光明，使广大读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茅盾用他的铮铮铁笔，驰骋在香港的文坛，开辟出一条新的战线，呼唤正义，为抗战呐喊。
应邹韬奋的约请，轰动一时的
长篇小说《腐蚀》问世
与茅盾同时战斗在香港文化战线上的有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其中包括“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邹韬奋是在皖南事变后为了抗议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而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出走香港的。在香港，邹韬奋很快就恢复了被迫在上海停刊的《大众生活》。
《大众生活》顾名思义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刊物。为了办好这个刊物，邹韬奋自任主编，特邀茅盾担任编委，其他几位特邀编委分别为夏衍、胡绳、千家驹、金仲华、乔冠华。
《大众生活》创刊号需要吸引读者，为此决定刊登一部长篇小说连载。而这部长篇小说既要有一定的可读性，还要在一周内先交第一批稿。面对如此仓促的时间，邹韬奋自然将目光放到茅盾身上。
这天，邹韬奋专程至茅盾住处约稿，茅盾既已挂职编委，自然不便推却，但一时又不知写什么好。
邹韬奋说：“南洋、香港一带的读者特别喜欢看惊险小说，你就写一部惊险小说吧。”
写惊险小说倒并不难，可是以什么为素材呢？总不能胡编乱造一些远离现实斗争的荒诞故事吧。茅盾为此煞费苦心。他突然想起刚刚发生的皖南事变，围绕皖南事变前后发生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茅盾不觉眼前一亮。
他开始梳理思路，寻找贯穿小说的主线。
茅盾到香港后曾在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不少关于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迫害进步文化人的事情。由此又使他想起了在重庆时了解到的一些事情。那时在国统区有不少觉醒了的青年欲投奔延安，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嫉恨，就在通往延安的路上布满了军警宪特，抓捕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这些正直的青年一旦被捕捉后即被送到特殊训练班，训练班对他们进行反共教育和间谍技术培训，然后再派遣他们到延安或分配到别处进行特务活动。特别是一些天真烂漫充满热情的少女，一旦落到他们手中免不了先被糟蹋，后再被迫伪装成进步青年去从事美人计。这些少女的良心并没有泯灭，她们不愿意堕落为特务，但又摆脱不了，只有生活在愤怒、忧郁以及痛苦的情绪中不能自拔。这些现实状况触发了茅盾的创作灵感，他决定将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黑暗内幕为小说的主线，并且把背景放在刚刚发生不久的皖南事变前后。这就样，应邹韬奋的约请，茅盾的代表作之一、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腐蚀》于5月开始在《大众生活》上连载。
茅盾以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为背景，描述了女主人公赵惠明，也就是日记的主人怎样从受骗、犯罪到觉醒、自新的过程，揭露了抗战大后方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赵惠明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有典型意义，她事实上是若干被国民党所引诱、迫害的女青年的集中体现，从她身上可窥视到国民党特务血腥恐怖的黑幕。
小说最后有一段情节：
赵惠明以前的丈夫、革命者小昭不幸被捕，她的上级特务机关命令她用色情软化他。她对此极为痛恶，但又不能抗命。这时她萌发了对小昭的爱情，遂决定假戏真做，营救小昭。但由于她的怯懦，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勇气，以致小昭最终被害。
茅盾原本即准备就此结束全篇，却不料他的这篇连载小说吸引了许多读者，他们也深深关注着主人公的命运。当小说快要结束时，读者们不免为女主人公如此结局感到一丝遗憾，于是纷纷给《大众生活》编辑部写信，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
编辑部将一叠读者来信转交给茅盾，并希望茅盾能够考虑读者的意见。
在当时一部小说能够吸引众多读者，而且读者如此参与并深深关注主人公的命运，是不多见的。茅盾深为感动，决定采纳读者意见，重新设计结局。他想既然《腐蚀》是通过赵惠明这个人物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酷、无耻，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不少青年分子是受骗的、被迫的，一旦陷入泥坑而无力自拔。那么，为了分化、瓦解这些胁从者，给赵惠明以自新之路，在宣传政策上是完全可以的。
另外，茅盾当年在重庆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沦为特务的少女找到重庆《新华日报》社，诉说了她经历的人事沧桑以及误入歧途的经过。她痛悔不已，希望共产党能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把她从苦海中挽救出来。这一事情给茅盾的印象很深，因此茅盾觉得给赵惠明自新之路也是有现实根据的。
茅盾终于为《腐蚀》重新设计了结局：赵惠明在良知的感召下，冒着生命危险从魔窟里救出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女青年。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想要救出一个可爱的可怜的无辜者，我只想从老虎的馋吻下抢救出一只羔羊，我又打算救出一个同样的无辜者——我自己！”
《腐蚀》的问世，在香港产生了轰动效应，茅盾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腐蚀》当真是您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本日记吗？”“赵惠明何以会如此粗心，把这么重要的日记遗失掉？”“赵惠明以后的下落如何？”由此可以看出《腐蚀》在读者中产生的感染力。
《腐蚀》脱稿后，茅盾才思奔涌，笔耕不辍。他先后为《华商报》写了《释“谣”》、《谈所谓“暴露”》、《事实是最无情的》、《古与今》等杂文和《纪念高尔基》、《悼许地山先生》、《为祖国珍重》、《一段回忆》等纪念性文字。另外还写了一些戏剧评论，如《为了〈雾重庆〉的演出》、《〈希特勒的杰作〉上演感言》等。 在当时的政治低气压下，茅盾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奋笔疾书，大义凛然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暴政。
可谓多产作家的茅盾，在香港同时还主编了综合性文学刊物《笔谈》。《笔谈》以其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文学品位高、文学切合时事等众多特点而成为当时香港的畅销刊物之一。
茅盾始终没有忘记他作为文艺战士的职责，在香港开辟的第二战场上，他是一个出色的、无畏的冲锋者。
“这是抗战以来最
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底，香港这片游离于战争之外的“世外桃源”终于被裹胁了进来。
12月8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开始进攻九龙。不久，九龙便成了侵略者的囊中之物。九龙沦陷，香港危在旦夕。
瞬息变化的形势，令好多人措手不及，正常的秩序全部被震耳欲聋的轰炸打乱。为安全计，茅盾不得已搬迁到轩尼诗道一所设在三层楼上的“跳舞学校”。所谓“跳舞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低级的舞厅，不过此时已人去楼空，也因此成了茅盾夫妇的临时避难所。
这时的香港几乎没有什么安全之地。日军强行登陆香港的那天，茅盾又一次转移到中环德辅道靠近海边的一家空荡荡的大旅馆。正是在这个大旅馆的楼窗边，茅盾目睹了港英政府挂出的白旗以及日本军队炫耀的入城式。
香港失去了生机，失去了繁华的喧闹，惟有死一般的沉寂。面对黯然失色的“东方明珠”，茅盾心情异常沉重。
香港沦陷后，日军占领者虎视眈眈地搜寻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当他们得知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仍在香港后，便公开登出启事，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出来参加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在港文化人身处危境的情况深深地牵动了中共领导人的心。身在重庆的周恩来迭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等同志，令他们全力营救在港爱国文化人脱险。千钧一发，刻不容缓。香港中共党组织和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风疾雷动，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紧急大营救行动。
此时，香港已经一片混乱。文化人数次搬家，联系中断。因此，当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部门工作的潘柱历经艰难找到茅盾时，彼此均喜出望外。潘柱告诉茅盾，香港沦陷后，日军已在香港、九龙之间布下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岸边岗哨密布，海上有汽艇巡逻，要脱离香港的惟一办法即须先转移到九龙，然后从九龙再转移到大后方。
茅盾知道他们已经做了缜密的考虑，便说：“我完全信赖党的安排。”
当时，香港的中共党组织虽然对营救文化人脱险的行动作了详细的、周密的安排，但由于日本人的封锁，整个行动过程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为防止意外，党组织让潘柱征求茅盾的意见，是否让夫人暂留香港，隐蔽在朋友家，以避免目标太大而导致行动失败。
在这生死悠关的时候，与一直和他相依为伴的夫人分开，这怎么行呢？茅盾似乎没有多想便对潘柱说：“谢谢组织上考虑这样周到，不过，在这样的时刻如果让我们分开，不仅我不能接受，太太也一定不会通过。”
潘柱尊重茅盾的意见，同时也很理解他们的这份感情依念。
他们约定好转移的日期后便分手了。
1942年1月9日，天色阴沉。茅盾扮成一个文具商，他将所有的书籍和文稿全部留下，只带一本伪装用的《新旧约全书》。下午5点左右，交通员来了。在暮色苍茫中，茅盾夫妇离开了住处，随交通员在小巷中穿行。一会儿来到了一处临时集中点，他们领到一个小包袱，这是伪装难民的必需品。随后，茅盾夫妇又被交通员带到铜锣湾避风塘。天黑之时，一条早已准备好的小艇又将他们送到停泊在避风塘中的一条大船上。这时候，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叶以群等已先期到达。战乱相逢，恍如隔世。
第二天，东方泛白，大雾笼罩海面，这对偷渡来说，是最佳天气。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组织的第一批文化人开始了由香港到九龙的偷渡，他们在晨雾的掩护下，过维多利亚海峡，在九龙的红磡登岸。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茅盾一行经惠阳到老隆、曲江等地，最后抵达桂林，时已是1942年3月初。
两个月的经历给茅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想到中共精心组织的这场紧急大营救，履险蹈危，最终获得成功，不禁充满感激、敬佩之情。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真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茅盾虽然离开了香港，但香港的经历一直刺激着他强烈的创作欲望。1942年5月，茅盾的长篇特写《劫后拾遗》脱稿，它从1941年11月下旬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约半个月写起，到香港沦陷后半个月开始逃难时止，描述了战争前后香港的反差，反映了战时香港各阶层的动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给香港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了港英当局在日本闪击战面前表现出的软弱和无能。
《劫后拾遗》同样反映了茅盾对香港所倾注的感情，在香港的生活和经历，成了茅盾一生中非常丰富和难忘的一段历史。文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平津后，全力进攻黄埔江畔的中国大都市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敌。
在弥漫的战争硝烟中，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这4家最大的文学杂志社联合创办了《呐喊》周刊。该刊在启事中称“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
《呐喊》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每一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是这炮火，这血，这痛苦，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段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创刊词的作者就是时在上海的左翼作家茅盾。
战争的炮火震撼着茅盾的心，面对着被侵略者的炮火轰塌的民舍、厂房以及断壁残垣，作为一个文化人，茅盾用自己的武器投入了战斗。他在《炮火的洗礼》一文中，以高昂的笔调鼓舞着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四万万人的热血，在写出东亚历史最伟大的一页了，无所谓悲观或乐观，无所谓沮丧或痛快。我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负起我们应负的十字架！”
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茅盾坚守上海，成为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然而经过80多天的浴血奋战，上海还是沦陷了。
茅盾带着一颗沉重的心与夫人一起离开孤岛上海，前往武汉。
当时武汉的抗战文化宣传氛围浓烈，生活书店正准备创办一种大型抗战文艺刊物。听说茅盾到了武汉，生活书店随即邀请他前来主持创办。利用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茅盾欣然允诺，并即刻着手筹备。
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同时给刊物起个好名字，茅盾邀集了时在汉口的冯乃超、楼适夷、以群、罗荪、锡金等文艺界的朋友们。茅盾对大家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快成立了，那时候要办一个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宣传抗敌的刊物。而现在应该有一个集合左翼作家力量、培养新兵、为抗战作贡献的刊物。”之后，茅盾介绍了生活书店这一设想，在座同人均表示赞成和支持。最后，茅盾集中大家的意见，给刊物取名为《文艺阵地》。
随后，茅盾专程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和董必武。这是茅盾刚到汉口时即拟定的计划。当天，周恩来因有事外出，董必武与茅盾进行了亲切的会晤。第二天，周恩来得知茅盾来访以及他创办抗战文艺刊物的情况后，特派在他身边工作的吴奚如到旅馆回访茅盾。吴奚如告诉茅盾，周恩来已决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将由延安党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转到长江局，也就是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再转寄茅盾。稿件是直接发表，还是作为创作素材，由茅盾定夺。闻此言后，茅盾感到十分温暖，他连忙说：“谢谢周先生。”吴奚如随即又对茅盾说：“胡风主编的《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歌，算是游击战；您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点儿的文章，算是阵地战。两者配合，可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
茅盾决定将《文艺阵地》编辑部置于广州，这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可摆脱一些框框条条，于办刊物有利；另一方面茅盾是想择一安静地方，便于踏实地干些事情。
茅盾举家迁往广州的消息，很快便被时在香港筹备《立报》复刊工作的萨空了得知，他盛情邀请茅盾前往香港兼编该报副刊《言林》。茅盾慨然允诺，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翼文艺阵地是越多越好。于是茅盾全家又搬到香港，住湾仔轩尼诗道。
在香港编《言林》的同时，茅盾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创刊《文艺阵地》上。由于当时香港印刷业的落后，编好的稿子还需送到广州付印。
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终于在香港创刊。该刊作品题材广泛、形式活泼、风格多样。张天翼的著名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即发表于创刊号上。
《文艺阵地》的编辑中心虽然僻处一隅，但它和全国广大文学队伍息息相通。茅盾以他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罗致了当时最广大的作家群，包括陆定一、叶圣陶、萧红、老舍、夏衍、刘白尘、周而复、丰子恺、田间、沙汀、骆宾基、欧阳山、司马文森、邹荻帆、杨朔、袁水拍、郑振铎、臧克家、草明、杜埃、何其芳等著名作家，都成了《文艺阵地》的撰稿人。
《文艺阵地》以它鲜明的特色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它像一股清新的风，给沉寂的香港带来了生气。它将内地的抗战文学作品，包括解放区的抗战文学作品以及内地许多作家的名著和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带到了香港，港澳的读者开始了解新文学在抗战中的作用。
“火焰山”旁奋笔疾书
《文艺阵地》原在香港编辑，广州印刷，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广州连遭空袭，原承印《文艺阵地》的印刷厂设备在空袭中遭损坏。万般无奈中，茅盾只好将编好的稿子秘密送到孤岛上海，通过关系付印。印成后的刊物再用走私的办法装运香港，然后还用多渠道运到内地发行。这样大的工作量，茅盾孤身一人，赤手空拳，并使它正常运行，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更不可思议的是，茅盾还兼编《立报》副刊《言林》。茅盾与《立报》主编萨空了是文坛挚友，助萨空了编《言林》是他到香港的缘起。茅盾一诺千金，以其出色的工作，很快便使原创办于上海的《言林》副刊与香港读者见面。茅盾首先表明《言林》仍将保持原先的“凡对人生社会百般问题，凡是喜欢开口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谈天”的特色。并且声明：“今日我中华民族正在同侵略的恶魔作殊死战，《言林》虽小，不敢自处于战线之外；《言林》虽说不上是什么重兵器，亦不甘自谓在文化战线上它的火力举足轻重，但它将守着它的岗位，沉着射击。”
茅盾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言林》纳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使它肩负起文艺的重责。但为了适应香港地区的特殊环境，他又尽量使它形式显得活泼生动。当时香港有不少报纸的副刊载有武侠、神怪、色情的东西以招徕读者。怎样既保持《言林》的特色，又能吸引读者，颇令茅盾费神。后来，根据萨空了的建议，茅盾决定写一篇通俗长篇小说在副刊上连载。 以前写长篇小说，茅盾总是蕴积于胸，写好详细提纲，然后集中时间一气呵成。而这次却要边写边发表，总觉得不习惯和压力大。
由于原来住的轩尼诗道过于喧闹，不利于编辑和创作，茅盾遂搬到了较清静的太子道居住。新住处虽说环境安静，但却碰到另一个问题。他住的楼房后窗正对着一座劈开的小山，这半面小山赤裸裸地露出红色的岩壁，亚热带的秋天，阳光还相当骄烈，它照在岩壁上又反射到室内来，温度相当高。当时茅盾戏称这座正对着他后窗书桌的山为“火焰山”。为了《言林》的长篇小说，茅盾不得不在“火焰山”旁奋笔疾书。
就这样，茅盾第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通过在《言林》上连载，与读者见面了。作品再现了“八·一三”事变后，各阶层人民支援抗战的情景，谴责了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的狂轰滥炸以及屠杀无辜的疯狂兽行，揭露了阻挠抗日的消极因素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茅盾在香港的编辑、创作活动，得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关注，他派从事文化统战联络工作的杜埃专程拜访茅盾，转达他的关切之情。
随后，杜埃把他带来的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并说这份报纸以后将由他定期转给茅盾。
茅盾如获至宝，兴奋异常。他捧着报纸说：“有了它，就有了‘指路明灯’。”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在香港要得到一份《新华日报》是不容易的，往往一张报纸几十个人轮流阅读。所以，茅盾又有些不安地说：“真是来之不易，该怎样感谢党的关心，我一个人就独占一份啊。”
之后，茅盾在香港经常根据《新华日报》评论的精神，改写成文艺评论，还及时向香港读者介绍解放区的文艺动态。茅盾与鲁迅一样虽然身在党外，然而心却时刻与党紧紧相连。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与广州近在咫尺的香港因之而趋孤立。这时《文艺阵地》因运输困难，致销路不畅。《立报》因政治倾向太明显，受形势的影响，亦难以维持。加因战乱的年代，香港物价昂贵，以卖文为生的茅盾，颇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
茅盾有意离港，却又举棋不定。正在这时，收到友人杜重远自新疆来信，谓新疆督办盛世才有联苏亲共倾向，希望茅盾能去那里开展文化工作。
茅盾颇为心动。他随即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听取廖承志的意见。廖承志认为，既然是茅盾熟悉的朋友杜重远邀他去，还是可以去的，在北方形成一股进步的抗战文艺力量，其作用也很大。廖承志的态度帮助茅盾下定了奔赴新疆的决心。
茅盾随即邀请楼适夷代编《文艺阵地》，并详细交待了保持刊物风格以及加强与作者队伍的联系等具体事项。
一切安排妥当后，茅盾于12月20日携夫人和儿女登上了法国轮船“小广东”号，离开香港，辗转赴新疆。
避开重庆冬天的“寒流”
再度前往香港
1939年春，茅盾抵达目的地新疆。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伪装进步，表示愿与苏联亲善友好，并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为此，中共先后派邓发、陈潭秋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并派毛泽民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盛世才政府工作。新疆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刚抵新疆的茅盾亦为新疆民主、进步的光明前景所鼓舞，他抖落尘埃，充满热情地投入新疆的文化教育工作。
然而，盛世才的反革命面目不久便暴露出来，他开始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势力。茅盾的挚友杜重远被逮捕入狱。情急之中，茅盾一家搭乘苏联总领事馆的飞机逃离虎口。就在茅盾刚离开新疆不久，盛世才彻底撕下伪装，肆无忌惮地迫害革命人士，毛泽民、陈潭秋惨遭杀害。茅盾幸亏早走一步，得以死里逃生。
离开新疆的茅盾，经兰州、西安而抵革命圣地延安。作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在延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还享受了特别的礼遇，即毛泽东请他们全家吃饭。在延安，茅盾感觉自己完全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
然而茅盾到延安时间不长，周恩来即从重庆来电，点名要他到重庆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共中央研究后，认为像茅盾这样的知名作家回到国统区比在延安能起更大作用。当时，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征求茅盾的意见，茅盾表示听从党的安排。这样，茅盾便将两个孩子留在延安，他们夫妇则根据组织的安排前往重庆。
抵达重庆的茅盾，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并兼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
茅盾到重庆的这年冬天，是重庆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浓雾遮住了太阳的光辉，使人感到窒息。而政治上的寒流同样笼罩着重庆大地。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茅盾被现实震惊了，他对国民党表现出深深的失望，同时对国民党战时的陪都重庆也表现出厌恶之情。
面对突变的政治气候，中共中央决定让时在重庆的茅盾和其他一些文化人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去办刊物，开辟“第二战场”。
对反感于重庆自然、政治气候的茅盾来说，中央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令他欣慰的。
1941年2月下旬，茅盾经过一番化装后悄悄乘车离开重庆，经贵阳、桂林南下。这其间茅盾写下一首七绝，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意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
茅盾冲破国民党藩篱，南下新天地的兴奋之情溢于其间。
经过1个月的辗转颠沛，茅盾于3月下旬再次来到阔别两年的香港，而这时的香港与两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增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文化生活在香港显得异常的活跃。范长江和夏衍正在筹办《华商报》，邹韬奋主编《大众生活》，张铁生主编《青年知识》，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时代文学》，俞颂华主编《国讯》等。这样的环境一扫茅盾上次抵港时那种孤寂感，他很快就融入到香港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热潮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看不见战争的硝烟，听不到震耳的炮声，市面上一片繁华景象。但，这里又决非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力量都利用香港这块特殊阵地，发挥舆论作用，进行宣传。因此，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即决定在香港建立一个对海外宣传的据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范长江、夏衍、胡绳、胡风、端木蕻良等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分别从重庆、桂林等地转移到香港。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直接领导的，中共在海外的舆论阵地《华商报》亦随之在香港创刊。 茅盾刚抵香港，负责主编《华商报》的范长江和夏衍闻讯后立刻前往拜访。他们向茅盾介绍了《华商报》的创刊宗旨，并且介绍了该报辟有副刊《灯塔》，是“文艺化的综合副刊”，“内容力求真实与公道，素材力求丰富而隽趣”。为此，特向茅盾约稿。
于是，茅盾将他这两年在大后方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组散文，题目为《如是我见我闻》，连载于《华商报》副刊《灯塔》。这是茅盾的散文力作，“意在存真”是茅盾见闻录的核心，他要以此留下战时大后方生活的真实印象。
《如是我见我闻》共18篇，是茅盾抗战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写他从香港到新疆、西安、延安、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的沿途见闻。著名的《白杨礼赞》便是其中之一。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国统区社会腐败的病根，以及国民党政府消灭“异党”的祸心，反映战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同时它又像燃烧着的火炬，带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光明，使广大读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茅盾用他的铮铮铁笔，驰骋在香港的文坛，开辟出一条新的战线，呼唤正义，为抗战呐喊。
应邹韬奋的约请，轰动一时的
长篇小说《腐蚀》问世
与茅盾同时战斗在香港文化战线上的有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其中包括“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邹韬奋是在皖南事变后为了抗议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而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出走香港的。在香港，邹韬奋很快就恢复了被迫在上海停刊的《大众生活》。
《大众生活》顾名思义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刊物。为了办好这个刊物，邹韬奋自任主编，特邀茅盾担任编委，其他几位特邀编委分别为夏衍、胡绳、千家驹、金仲华、乔冠华。
《大众生活》创刊号需要吸引读者，为此决定刊登一部长篇小说连载。而这部长篇小说既要有一定的可读性，还要在一周内先交第一批稿。面对如此仓促的时间，邹韬奋自然将目光放到茅盾身上。
这天，邹韬奋专程至茅盾住处约稿，茅盾既已挂职编委，自然不便推却，但一时又不知写什么好。
邹韬奋说：“南洋、香港一带的读者特别喜欢看惊险小说，你就写一部惊险小说吧。”
写惊险小说倒并不难，可是以什么为素材呢？总不能胡编乱造一些远离现实斗争的荒诞故事吧。茅盾为此煞费苦心。他突然想起刚刚发生的皖南事变，围绕皖南事变前后发生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茅盾不觉眼前一亮。
他开始梳理思路，寻找贯穿小说的主线。
茅盾到香港后曾在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不少关于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迫害进步文化人的事情。由此又使他想起了在重庆时了解到的一些事情。那时在国统区有不少觉醒了的青年欲投奔延安，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嫉恨，就在通往延安的路上布满了军警宪特，抓捕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这些正直的青年一旦被捕捉后即被送到特殊训练班，训练班对他们进行反共教育和间谍技术培训，然后再派遣他们到延安或分配到别处进行特务活动。特别是一些天真烂漫充满热情的少女，一旦落到他们手中免不了先被糟蹋，后再被迫伪装成进步青年去从事美人计。这些少女的良心并没有泯灭，她们不愿意堕落为特务，但又摆脱不了，只有生活在愤怒、忧郁以及痛苦的情绪中不能自拔。这些现实状况触发了茅盾的创作灵感，他决定将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黑暗内幕为小说的主线，并且把背景放在刚刚发生不久的皖南事变前后。这就样，应邹韬奋的约请，茅盾的代表作之一、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腐蚀》于5月开始在《大众生活》上连载。
茅盾以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为背景，描述了女主人公赵惠明，也就是日记的主人怎样从受骗、犯罪到觉醒、自新的过程，揭露了抗战大后方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赵惠明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有典型意义，她事实上是若干被国民党所引诱、迫害的女青年的集中体现，从她身上可窥视到国民党特务血腥恐怖的黑幕。
小说最后有一段情节：
赵惠明以前的丈夫、革命者小昭不幸被捕，她的上级特务机关命令她用色情软化他。她对此极为痛恶，但又不能抗命。这时她萌发了对小昭的爱情，遂决定假戏真做，营救小昭。但由于她的怯懦，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勇气，以致小昭最终被害。
茅盾原本即准备就此结束全篇，却不料他的这篇连载小说吸引了许多读者，他们也深深关注着主人公的命运。当小说快要结束时，读者们不免为女主人公如此结局感到一丝遗憾，于是纷纷给《大众生活》编辑部写信，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
编辑部将一叠读者来信转交给茅盾，并希望茅盾能够考虑读者的意见。
在当时一部小说能够吸引众多读者，而且读者如此参与并深深关注主人公的命运，是不多见的。茅盾深为感动，决定采纳读者意见，重新设计结局。他想既然《腐蚀》是通过赵惠明这个人物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酷、无耻，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不少青年分子是受骗的、被迫的，一旦陷入泥坑而无力自拔。那么，为了分化、瓦解这些胁从者，给赵惠明以自新之路，在宣传政策上是完全可以的。
另外，茅盾当年在重庆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沦为特务的少女找到重庆《新华日报》社，诉说了她经历的人事沧桑以及误入歧途的经过。她痛悔不已，希望共产党能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把她从苦海中挽救出来。这一事情给茅盾的印象很深，因此茅盾觉得给赵惠明自新之路也是有现实根据的。
茅盾终于为《腐蚀》重新设计了结局：赵惠明在良知的感召下，冒着生命危险从魔窟里救出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女青年。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想要救出一个可爱的可怜的无辜者，我只想从老虎的馋吻下抢救出一只羔羊，我又打算救出一个同样的无辜者——我自己！”
《腐蚀》的问世，在香港产生了轰动效应，茅盾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腐蚀》当真是您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本日记吗？”“赵惠明何以会如此粗心，把这么重要的日记遗失掉？”“赵惠明以后的下落如何？”由此可以看出《腐蚀》在读者中产生的感染力。
《腐蚀》脱稿后，茅盾才思奔涌，笔耕不辍。他先后为《华商报》写了《释“谣”》、《谈所谓“暴露”》、《事实是最无情的》、《古与今》等杂文和《纪念高尔基》、《悼许地山先生》、《为祖国珍重》、《一段回忆》等纪念性文字。另外还写了一些戏剧评论，如《为了〈雾重庆〉的演出》、《〈希特勒的杰作〉上演感言》等。 在当时的政治低气压下，茅盾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奋笔疾书，大义凛然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暴政。
可谓多产作家的茅盾，在香港同时还主编了综合性文学刊物《笔谈》。《笔谈》以其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文学品位高、文学切合时事等众多特点而成为当时香港的畅销刊物之一。
茅盾始终没有忘记他作为文艺战士的职责，在香港开辟的第二战场上，他是一个出色的、无畏的冲锋者。
“这是抗战以来最
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底，香港这片游离于战争之外的“世外桃源”终于被裹胁了进来。
12月8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开始进攻九龙。不久，九龙便成了侵略者的囊中之物。九龙沦陷，香港危在旦夕。
瞬息变化的形势，令好多人措手不及，正常的秩序全部被震耳欲聋的轰炸打乱。为安全计，茅盾不得已搬迁到轩尼诗道一所设在三层楼上的“跳舞学校”。所谓“跳舞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低级的舞厅，不过此时已人去楼空，也因此成了茅盾夫妇的临时避难所。
这时的香港几乎没有什么安全之地。日军强行登陆香港的那天，茅盾又一次转移到中环德辅道靠近海边的一家空荡荡的大旅馆。正是在这个大旅馆的楼窗边，茅盾目睹了港英政府挂出的白旗以及日本军队炫耀的入城式。
香港失去了生机，失去了繁华的喧闹，惟有死一般的沉寂。面对黯然失色的“东方明珠”，茅盾心情异常沉重。
香港沦陷后，日军占领者虎视眈眈地搜寻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当他们得知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仍在香港后，便公开登出启事，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出来参加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在港文化人身处危境的情况深深地牵动了中共领导人的心。身在重庆的周恩来迭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等同志，令他们全力营救在港爱国文化人脱险。千钧一发，刻不容缓。香港中共党组织和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风疾雷动，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紧急大营救行动。
此时，香港已经一片混乱。文化人数次搬家，联系中断。因此，当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部门工作的潘柱历经艰难找到茅盾时，彼此均喜出望外。潘柱告诉茅盾，香港沦陷后，日军已在香港、九龙之间布下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岸边岗哨密布，海上有汽艇巡逻，要脱离香港的惟一办法即须先转移到九龙，然后从九龙再转移到大后方。
茅盾知道他们已经做了缜密的考虑，便说：“我完全信赖党的安排。”
当时，香港的中共党组织虽然对营救文化人脱险的行动作了详细的、周密的安排，但由于日本人的封锁，整个行动过程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为防止意外，党组织让潘柱征求茅盾的意见，是否让夫人暂留香港，隐蔽在朋友家，以避免目标太大而导致行动失败。
在这生死悠关的时候，与一直和他相依为伴的夫人分开，这怎么行呢？茅盾似乎没有多想便对潘柱说：“谢谢组织上考虑这样周到，不过，在这样的时刻如果让我们分开，不仅我不能接受，太太也一定不会通过。”
潘柱尊重茅盾的意见，同时也很理解他们的这份感情依念。
他们约定好转移的日期后便分手了。
1942年1月9日，天色阴沉。茅盾扮成一个文具商，他将所有的书籍和文稿全部留下，只带一本伪装用的《新旧约全书》。下午5点左右，交通员来了。在暮色苍茫中，茅盾夫妇离开了住处，随交通员在小巷中穿行。一会儿来到了一处临时集中点，他们领到一个小包袱，这是伪装难民的必需品。随后，茅盾夫妇又被交通员带到铜锣湾避风塘。天黑之时，一条早已准备好的小艇又将他们送到停泊在避风塘中的一条大船上。这时候，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叶以群等已先期到达。战乱相逢，恍如隔世。
第二天，东方泛白，大雾笼罩海面，这对偷渡来说，是最佳天气。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组织的第一批文化人开始了由香港到九龙的偷渡，他们在晨雾的掩护下，过维多利亚海峡，在九龙的红磡登岸。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茅盾一行经惠阳到老隆、曲江等地，最后抵达桂林，时已是1942年3月初。
两个月的经历给茅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想到中共精心组织的这场紧急大营救，履险蹈危，最终获得成功，不禁充满感激、敬佩之情。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真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茅盾虽然离开了香港，但香港的经历一直刺激着他强烈的创作欲望。1942年5月，茅盾的长篇特写《劫后拾遗》脱稿，它从1941年11月下旬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约半个月写起，到香港沦陷后半个月开始逃难时止，描述了战争前后香港的反差，反映了战时香港各阶层的动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给香港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了港英当局在日本闪击战面前表现出的软弱和无能。
《劫后拾遗》同样反映了茅盾对香港所倾注的感情，在香港的生活和经历，成了茅盾一生中非常丰富和难忘的一段历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