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是英国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解构色彩。《染血之室》是其较为重要的一部短篇，重构了蓝胡子童话的文本，女主人公的自述前后矛盾、半隐半现，邀请读者走入叙述的裂缝之中，体悟表层文本之下的丰富内涵。本文即从不可靠叙述的角度分析《染血之室》的文本，细究主人公的真实形象、卡特所展现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她对两性关系的理解。
　　一、不可靠叙述的界定
　　不可靠叙述是西方叙事理论的重要课题，体现了现代小说对传统小说话语形式的拆解与反叛，表达作者“不再用一种声音说话”的价值理念。这一概念由韦恩·布思提出，发展至今，衍生出修辞性方法与认知方法两个分支。韦恩·布思从修辞角度考察叙述者的不可靠，将不可靠叙述定义为叙述者与“隐指作者”（作品中人物、情节、技巧等各种成分所体现出来的文本的统一）的冲突。布思将其初步区分为事实层面的不可靠和价值层面的不可靠，他的学生费伦增添了知识/感知层面，扩充成事实、价值、感知三大轴，提出了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六种不可靠叙述类型。
　　修辞性方法以隐指作者为价值判定的锚点，而认知方法则从个体读者出发，探究读者在遇到文本冲突时如何运用自身的协调机制进行处理。对不可靠叙述的关注揭示了文本的内在叙述张力，丰富了隐指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主体声音，聚焦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多边互动。本文将试图还原《染血之室》被不可靠叙述遮蔽的真实文本，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对主题表达的意义。
　　二、不可靠叙述中的真实人格
　　《染血之室》中的“我”以不可靠叙述为手段，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纯真无辜的女学生，掩盖了自身虚荣、傲慢、重欲、控制欲极强的真实人格。“我”的自述中，贫穷的女音乐生与富可敌国、三度丧妻的侯爵结为连理，出于好奇心偷入地下室，发现侯爵残忍地虐杀了自己的所有妻子，将尸首藏于其中。在侯爵识破“我”违背了命令、要将“我”斩首时，“我”被城堡中的调音师和母亲联手救出。女主人公似乎全篇都保持着懵懂被动的状态，然而细细读来，会发现对事实的隐瞒和对价值的歪曲判断缠绕在一起，使得身为叙述者的“我”遮蔽了“我”原本的人物形象。
　　首先是虚荣心。“我”强调“我发誓，认识他之前我从不虚荣”，将自己的物欲伪饰成贫寒少女对华丽之物的天然神往。“我”把新娘礼服比作圣诞节收到的蜜渍水果礼物，火蛋白石的戒指是吉卜赛人的水晶球，有意地选择了一系列华丽却廉价的事物作为比喻，弱化对金钱本身的贪求。叙述者在事实轴的报道是相当不充分的，“我”略去了与侯爵相识相恋的过程，暗示读者两人结婚是感情升温的结果。然而，“我”与侯爵是在公主的沙龙晚会上初遇的，后来侯爵拜访时，“我”能提前闻到他的皮革香味，但为了讨侯爵的欢心，总是假装被吓一跳。可以想见，如果“我”在沙龙上只专注弹琴，地位悬殊的两个人很难产生后续交集，而相处时俯下身段、小意温存，也体现“我”确实别有动机。当女主人公第一次来到城堡，打量其金碧辉煌的摆设时，故作天真的比喻句消失了，“我”志得意满地想：“而我就是这座暖暖含光、喃喃细语的城堡的女主人。”由此可以看出，女主人公有意接近侯爵是出于物欲上的虚荣。
　　其次是自我意识。在“我”的叙述中，“我”是一个贫穷自卑的女学生，多次强调“我一直有点想不通，经过那些妻子之后他怎会选上我”。然而，观及“我”对他人不尽客观的价值判断，女主人公的傲慢和野心一览无余。一方面，她对侯爵三任前妻的描述似褒实贬，暗示第一任妻子红颜薄命，假装无意地提及第二任妻子靠做裸模出名，形容第三任妻子是“鼻嘴尖尖、淘气伶俐的猴子”，对前妻的评头论足中充满了优越感。另一方面，“我”抱着敌意对待侯爵的下人，试图获得他们的敬畏和顺从。女主人公暗暗谋划要换掉女管家、掌握话语权，在打量管家时，叙述短暂地抛却了不可靠的外衣，暴露出“我”的真实野心：“我忖道，我在这里不会有多少权威可言的！”
　　最后是自我欲望。女主人公看似是被侯爵诱导着面对情欲，但叙述初始，“我”对侯爵外貌的描述就暗示了女主人公的欲望。“我”将侯爵比喻为百合：“我知道拿花比喻男人很怪，但有时我觉得他像百合。是的，百合。”百合花瓣肉感、纯白无瑕，在西方一直被视为纯洁、忠贞的处子象征。侯爵在新房中摆放了大量的百合，这种花其实是为“我”陈设的，“我”却也将侯爵比作百合。这种形容体现的是反物化、反客体化的女性目光，“我”弱化了侯爵的雄性气质，带着情欲留意侯爵身上的香味、百合式的面庞和赤裸的红唇。女主人公清醒于侯爵的打量，将自己描述为一块赤裸的小羊排。尽管她强调自己的手足无措，但这种兴致盎然、游刃有余的比喻，却恰恰体现出“我”的乐在其中。叙述者刻意给出了自身心理的错误解读，以掩盖自己追求欲望的真实本性。
　　三、不可靠叙述中的内在立场
　　经由分析可以看出，《染血之室》中的“我”是以不可靠叙述为手段，掩盖了自身的真实性格。布思指出，当读者发现叙述者的叙述不尽可靠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反讽效果：隐含作者是反讽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反讽效果的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反讽的对象。此处卡特正是对“我”所采用的话语体系发出了反讽，展现作者自身的女性主义立场。
　　“我”并没有如实地进行叙述，是因为“我”深知像侯爵一样的男性喜好乖巧无辜的女性，“他之所以受我吸引，一定是因为我少不更事”。为了迎合男性，“我”遮蔽了自身的意识和欲望，戴上面具，将自己打造为男性理想中天真顺从的“房中天使”形象。卡特通过叙述的前后矛盾塑造了一个明明野心勃勃、欲望浓厚，却不自觉采用被驯化的语言体式的女性。作为隐含作者，她肯定“我”的真实欲望，揭示女性在乖巧外表下的反叛，批判了男性千百年来对女性真实声音的歪曲和忽视。
　　除了隐含作者，读者的参与也使得文本延展出丰富的阐释路径。对真实读者而言，由于其立场、价值观、身份与经历各不相同，对女性生存现状的认识不同，在解读卡特的不可靠叙述时也会持赞同/否定/无意识的不同状态。有人无法意识到这种反讽，有人会认为大快人心，也有人会对这种鲜明大胆的女性欲望颇有微词。这让《染血之室》具有了社会文化层面上更加宽阔的讨论空间。
　　四、不可靠叙述中的两性关系
　　由于一处重要的感觉不充分叙述，“我”的人物形象出现了割裂：自我意识极强的“我”，在发现了侯爵的残暴后，竟一下子变得软弱无能，只能被人营救。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形象割裂，是由于“我”从头至尾都隐瞒了自己对侯爵的真正态度。
　　在文本中，多次提到了《崔斯坦》中《爱之死》这一歌剧唱段。《爱之死》是伊索尔德为死去的情人所唱的歌，两人由于家国伦理的隔阂，无奈双双殉情。这个华彩唱段象征着两人爱情的升华，性、爱与死亡缠绕一处。侯爵几度杀妻是为了追求爱与死融合在一处的至高情感体验，而“我”对他的这种渴望其实早有预感。在发现侯爵虐殺几位前妻后，女主人公并不震惊，而是想：“在心底深处，我一直知道这座城堡的主人会置我于死地。”后半段行动上的迟疑正证明了“我”对侯爵的矛盾感情：既有徘徊不定的爱意，又有求生的恐惧，在生死抉择中陷入迟疑。侯爵死后，“我”与调音师结婚，在最后一句，“我”终于披露心迹：“无论多厚的油彩、多白的粉，都无法掩盖我前额那红色印记。我庆幸他看不见它，不是怕他对我反感，因为我知道他的心把我看得通透，而是因为，如此可稍减我的羞愧。”这种羞愧是无法全然忠诚于丈夫的羞愧，因为她的一部分情感和受虐的欲望已经寄托给了侯爵。
　　这种对立中又存在感情的关系设置，体现了安吉拉·卡特对两性关系的理解。作为女性主义者，她并不认为男女关系是一种纯然的对立，而是可以达成和谐的平衡。卡特通过弱化男性人物气质、增强女性人物的主动性（包括“我”熟习枪法的母亲）、建立女性亲密关系等手段来增加两方的平等性，但她并不否认两性之间存在着深沉而复杂的情感联系。隐含作者的立场折射到叙述中，使得小说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战斗性，情感意涵更加动人深沉。
　　总体而言，《染血之室》以女主人公的第一视角展开叙述，起先主人公出于对父权的迎合掩饰自身重欲傲慢的真实形象，而叙述进程中由于受到剧烈的心理冲击、面临艰难的生死抉择，不可靠叙述逐渐向可靠靠近，展现了主人公之间复杂深刻的情感关系。卡特借不可靠叙述增添了作品的叙述张力，表达了自身女性主义的立场，呼吁解构父权中心主义、构建两性的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