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国有圣人”，在对方未察之际就下手

　　秦穆公任用贤才，有史记载的就是从著名的“五投大夫”百里奚开始的。百里奚流落楚国，却被当作奸细被抓住。楚人问他能干什么，他说会养牛。于是就让他养牛，结果他养的牛又肥又壮。楚成王听说了，觉得其饲牛之道与养马相通，便让百里奚为自己养马。看来，非贤君是很难识大才的，如楚成王也就只有看到饲牛之道与养马相通的眼光。楚成王就这样与百里奚失之交臂。
　　秦穆公听说了百里奚之贤，便想用重金赎回。估计这是人的正常思维，但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年代，秦穆公这样做就等于是直接告诉人家百里奚是千里马了。所幸秦穆公当时的谋臣就说：楚成王让他养马，是因为不知道他的才能，不如以逃跑之罪而赎之，当初管仲就是这样从鲁国脱身的。在古代，得贤人必也工于心计，每每若是。
　　于是，穆公就派人对楚国说：秦国陪嫁的奴仆百里奚逃到了你们这里，想用五张黑羊皮赎回他。楚国一听，估计也没上心，便爽快地答应了。等到知道百里奚之贤，只怕追悔莫及了。
　　如此波澜不惊地就把大事办了，正是雄主的功夫。

“筑黄金台”，创造“唯贤必重用”的口碑

　　燕昭王在燕国纷乱不断之时即位，虽胸有雄略强国之志，而难有所为。而于穷困之时，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终使国强，燕国就是一个例子。
　　燕昭王问郭隗：齐国乘我们内乱，而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弱，不足以报仇，“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如果你看到合适的人才，我一定亲自服侍他。人云“国乱则思良相”，此之谓也。
　　郭隗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这个重贤招士的办法，其实是给天下贤能之人立了一个比较低的标杆，使其认为一个不怎么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我比他强肯定比他更能受重用，不能不說此法简单而又高妙。于是燕昭王为郭隗翻建府第，尊他为老师。同时，还在易水之旁，筑起高台，积黄金于台上，以奉四方贤士，名曰招贤台，亦名黄金台。
　　燕王如此大动作以招贤，即以好士闻名而传布远近。这一招，便招来数位贤能。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昭王奉乐毅为亚卿，开始了燕国由弱到强的剧变过程。

量才录用，绝不给外界“任人唯亲”的印象

　　在用人策略上，刘邦更胜项羽不知几筹。在大宴群臣时，刘邦就发表过一番著名的宏论。即《史记》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臣，原是韩国人，自韩被秦灭后，张良还在博浪沙袭击过秦始皇以报韩仇。后来，机缘巧合，得了黄石公《太公兵法》，便习诵于心，完成了从一个勇士向谋士的人生角色转变。及陈涉起兵，张良也纠聚人马反秦，本想投奔景驹的，不料半道上遇到了刘邦。此时，刘邦还只是让张良给他当管马的官。可以说，张良最初也只是个“弼马温”。
　　而后，张良屡出奇谋大智，数救刘邦于水火，协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终被封为留侯。这说明刘邦量才为用的用人观，是在结合实际灵活运用。面对萧何等知根知底的人，可以及时根据其才能与功绩而任用。但在面对如张良等半道加盟的人才，则有一个根据实践检验再擢用的过程。对于刘邦来说，在你没有显出大才之前，他是不会把你放到高位的，但又不会轻易让人才流失，颇有点为自己储备人才的意思。要得高位，还得靠人才用真本事去取得。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