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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赣江的江面很宽，晴好的日子能够见到对岸的隐隐西山。夏天的傍晚在河岸沙滩上散步，望着夕阳余晖浸染的灵秀山峦，不禁默默怀想崝庐——那座戊戌政变中维新派的地方领袖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革职后的隐居别墅。那时候少年晴云，并不十分欢喜陈三立沉郁深奥的诗句，对于崝庐也只是怀想而已，没有去专门探访。
今春有闲，重读《散原精舍诗》，颇有收益。吴宓说自己读陈三立的诗多年，未有心得，后来才深觉其佳，与我心有戚戚焉。或许，在不同的心境与阅历下读同一位诗人的诗作，况味自是不同。既然读诗有味，便起意去西山寻访崝庐。崝庐所在的南昌市新建县青山三房程家自然村算不得深山，道路并不周折。经过村人的指点，我很快就站在了崝庐的遗址上。
是的——遗址，崝庐不在了，不在得异常彻底。我脚下的土地，似乎从来都只有离离荒草，丛丛杂树。
崝庐是个美丽的名字。“崝”字有些古僻，同“峥”字。在被慈禧太后一同革职的陈氏父子的最初设想中，崝庐应当是个事功失败之后心灵退守、父慈子孝的归隐之所。所以，他们精心经营崝庐。前后共有三楹，在墙下杂植梅、竹、桃杏、菊、海棠等花草，养了白鹤、狗、猫等动物。陈宝箴还在崝庐门口题上了“天恩与松菊，人境托蓬瀛”的自撰联。可惜，崝庐建造在清末风雨飘摇中的人间，蓬莱、瀛洲的清净仙境只能在想象中。从陈氏一门卜居西山的1898年到1900年陈宝箴故去，发生在崝庐的日常生活场景，虽也有面对尽赤秋叶的轻轻哦对，有老友易实甫携庐山新泉而来的惊喜，更多的却是深夜孤灯中的父子对话，那些无可奈何的仰屋唏嘘，对数年来废寝忘食所缔造的湖南新政几乎全部被废的各自痛心。1900年，陈宝箴毫无征兆地死于崝庐。关于他的死因，人们各有说法。陈三立说是“忽以微疾卒”；钱基博说“闻拳匪之乱，发愤死”；宗九奇、刘梦溪则依据新史料的刊布，持“慈禧赐死”说，认为是慈禧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后自缢身亡，来人还取了陈宝箴的喉骨向慈禧复命。
陈宝箴葬在崝庐之侧，不仅是归隐西山，更是长眠西山了。陈三立成为古汉语意义上的孤儿。孤儿陈三立终究离开了西山崝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渐渐褪去“与谭浏阳齐名，有两公子之目”的政治光环，成为了自己——“领袖诗坛，名实并茂”的散原老人。然而，无论走到哪儿，陈三立还是和崝庐同在，他自号“散原”——西山，便是《水经注》中“叠嶂四周”的散原山。每到清明、冬至这些祭扫先人陵墓的日子，西山之上，父墓之前，总能见到孤儿陈三立虔诚跪行祭拜的背影。
陈三立一生拜谒西山崝庐十余次，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拜谒诗。在这些诗歌中，他反复自称“孤儿”，如“群山遮我更无言，莽莽孤儿一片魂”、“孤儿更有沧桑泪，依倚东风洒翠微”、“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等。确实，无论陈宝箴之死的历史真相如何，对于他的父亲，陈三立的确有终生愧悔的理由。“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1895到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陈三立是湖南新政的赞画者。陈宝箴父子苦心经营，罗致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才。同时，不断出台改革措施，兴办电信、轮船、矿务、铁路、枪弹厂及制造公司，创设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颇有“营一隅而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的声势。戊戌政变后，陈三立“小试三湘回天之手，终为义熙甲子之民”，政治抱负就此终结。钱仲联曾作“当年党人儿，老作袖手人”一句，表达对陈三立未能施展才华的遗憾和惋惜。于是，在系列《西山述哀诗》的第一首，陈三立写下了“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终天做孤儿，鬼神下为证”这样惨烈的诗句。
樊增祥称赞陈三立崝庐上冢的诗作“语语从国变家移以后自道其平生忠孝之怀，愈朴愈坚，愈深愈痛”。陈三立对西山崝庐的感怀呼唤，是一个因一己之过连累父亲逝去的孤儿“家移”后的子规啼血，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国变”后的精神挣扎，交织着丧父之痛与国家忧患的焦心无奈。崝庐亦真亦幻，现实中的崝庐，父亲已去。见到当年陈宝箴手植的花草容颜正好，陈三立只有“孤儿瞠视眩今昔，掩蔼酸涕增汍澜”的伤心难画和“壁色满斜阳，照照孤儿泣”的刻骨凄凉。想象中的崝庐，依然是父子精神对话之所。因此，在得知各国纷纷向外务部提出订约瓜分中国后，陈三立写出“茫茫五洲间，余此呼吁地”的句子。崝庐超越了生死的界限，成为陈三立“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的心灵依归。
陈三立的旧体诗歌在民国时代影响广泛。1922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通过徐志摩专访陈三立并与之合影，一时传为佳话。近人汪辟疆做《光宣年间诗坛点将录》，把他比作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夸赞他“见一善，常挂口。退而视之无所有。江湖上，归恐后。阅户高谈辟户牖”。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认为汪氏是江西彭泽人，出于乡人私曲而将陈三立推为天魁星，诗歌革命派的黄遵宪才是诗国领袖。但钱氏仍然承认陈三立名动中外，可以排上天机星智多星吴用的交椅。后来的人又驳斥钱氏亦有门户偏私，“宋江一席，自当归三立。钱先生自是虞山诗脉，盖以江浙门户之见，难免降心从俗，或曲为弥缝”。以草莽英雄类比诗人本来有些怪异，所谓点将，就是个文学批评的笔墨娱乐。既是娱乐，也自有能圆其说的类比依据，一笑可也，至于角色纷争，更若浮云。
不过，旧体诗歌创作确实是陈三立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陈三立所处的时代，旧体诗歌地位尴尬。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经历了人们的不屑、怀疑、承认的痛苦心路历程后已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新诗渐渐登上舞台，仿佛有一些灵性根柢，人人都可以提笔为诗人。新诗的先锋作者和理论家胡适痛诋旧体诗为“已死之文学”，试图“以七言五言整齐句式，变为长短随意，得诗体之大解放”。写旧体诗的人越来越少，也越写越不像那个样子。这与此前黄遵宪的诗歌革命有本质的不同。黄遵宪的诗歌革命是时代气脉下旧体诗歌内部“诗亦未尚不笙磬同音”的另途自救，秉持着“风雅不亡由善变”的宗旨，认为只有求新求变，才能保存旧体诗歌。在写作上也是向古人学习，倡导“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另一方面，旧体诗没能跟随时代潮流在自身的框架中得到新的发展。谭嗣同以佛语入诗，天花乱坠，令人费解，“报纸”、“女权”等新名词入诗，受格律的严格限制，也难有太多的伸展余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民国旧诗人们普遍对旧体诗的未来感到焦虑。他们尽力维护保存旧诗的心态，造成了诗歌审美上的趋向古典——分外自苛于对仗格律，偏爱向故纸堆中寻求典故、字词。据《世载堂杂忆》说，陈三立有一个换字秘本，每作一首新诗，他必从秘本中选择相等相似的最新奇字词替换原作字词。 除写诗外，陈三立还乐于为他人评诗。当时的许多诗人以得到他的诗评为荣。这些诗评散见于陈三立自己的诗文集和诗人们各自专集的题识中。陈三立特别注重揣摩各家诗风的承续本源，有着独特的诗歌美学见解，可谓“微言奥旨，妙绪纷披”。陈三立夸赞广东诗人黄节的七律没有刻意模仿古人的痕迹，与宋代著名诗人陈师道颇具意趣的风格有些相近，但诗风上胜过陈师道。陈三立写道：“效古而莫寻辙迹，必欲比类，于后山为近，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他夸赞浙江诗人陈训正的诗风骨健朗，旨趣高远，受到唐代诗人孟郊、李贺的影响而并不一味因袭，评道：“惨辉妙旨，成嵯峨俶诡之观。神血湛湛，殆欲分液郊贺”；陈三立对江西诗人文廷式则给予了“清空华妙”的评价，理由是他的诗句“不挦擆故实”，认为文廷式的诗风独追唐代诗人杜牧。
有心的人会发现，陈三立的诗评大都是推许，尤其是对年轻的后辈，有时甚至迹近过褒。这是“党人儿”从未冷却的热血。汪辟疆有诗：“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情郑海藏。宇内文章公等在，扶舆元气在堂堂。”汪公直是解人。奖掖后进，使旧体诗后继有人，通过诗歌形式的复古保持中华文明的一脉元气，才是陈三立超越诗歌形式的终极目标与此中深意。虽然在诗中标榜自己为“神州袖手人”，从现存的信件电稿来看，陈三立从未做过时代的袖手人。除1905年拟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与开办教育事业之外，周康燮在《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中还根据陈三立与梁鼎芬的密札，分析他参加东南互保的目的是谋求劝张之洞挟持刘坤一以使两湖独立，并利用唐才常自立会以勒令慈禧归政光绪。
然而，这一切都随时代的浪潮远去了，留下的不仅是“胸襟冲淡，志趣高尚，既不役于时，且复敦崇风义”的崝庐孤儿陈三立，更是自命“前儒托命人”的文化孤儿陈三立。书生报国无他物，手中的笔墨就是“有心系伦纪，本不涉颜貌”的工具与武器。在不可选择的时代中维持自己所认为的中华文明的传承，陈三立能够选择的最终手段，也就是“颜貌”，是以诗歌担当使命。佛经有云：“心无挂碍，无有恐怖”，陈三立精研佛义，自然深知作为绮障之一，对诗歌的沉迷正是阻扰他往生极乐的大挂碍心，因此常常自誓不再做诗，但又数次开诗戒——晚年最后两首诗都注明“破戒”二字。对于陈三立而言，这正是以出世之心为入世关怀。真正的挂碍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有情。
在与泰戈尔的会面中，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送给陈三立自己的诗集。陈三立却终究不肯以中国诗人代表的身份回赠泰戈尔诗集，认为自己不能代表中国诗坛。这不仅是自谦，也是自知之明。李维强调《诗经》中十五国风由平民气质而来的质朴美感，认为“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叙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名其美刺，无不恰到好处”。事实正是如此，孔子舍不得删去的《秦风》，虽然不能合韵，却浪漫纯粹，成为千古绝唱。“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方是诗的本意，而“诗以言志”则将诗歌导向了狭窄的轨道，“不学诗，无以言”更将其变异成一种声气相求的交际手段与身份标志。陈三立的诗集中大量“打诗钟”的应酬之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盛唐诗人写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尚余民间生活气息，不失歌唱的初始感觉。中唐之后，则多文人消闲忧政、寄寓情怀之作。诗人逐渐将自己放在了“能诗者”的精英位置上，生命体验的狭窄、格律的日益严格，都使得情感的普遍性终隔一层。张慧剑便认为陈三立的文学成就受到旧体诗歌的体裁和影响力所限。他说：“先生之一生成就为旧诗，旧诗在文艺领域中封疆太窄，且远离一般社会生活……惜陈义过高，不易为一般人了解耳。”日本学者视屈原为中国旧诗的起源，陈三立为殿军，他将旧体诗带入了阳春白雪的顶端，遂成空谷遗音，
世上再无崝庐。站在崝庐遗址，远远望去，清明时节的江南，处处垂柳依依，几枝桃花斜斜。因了曾依附这片土地的那些“悉寓于诗”的“苍茫家国之感”，桃花的嫣红中竟有几分与明媚相疏离的况味。
世上又永有崝庐。麦田青青，昭示着一春又来。崝庐静静矗立在中国文学史的一角，陪伴它的，是陈三立渐行渐远的孤儿背影。
今春有闲，重读《散原精舍诗》，颇有收益。吴宓说自己读陈三立的诗多年，未有心得，后来才深觉其佳，与我心有戚戚焉。或许，在不同的心境与阅历下读同一位诗人的诗作，况味自是不同。既然读诗有味，便起意去西山寻访崝庐。崝庐所在的南昌市新建县青山三房程家自然村算不得深山，道路并不周折。经过村人的指点，我很快就站在了崝庐的遗址上。
是的——遗址，崝庐不在了，不在得异常彻底。我脚下的土地，似乎从来都只有离离荒草，丛丛杂树。
崝庐是个美丽的名字。“崝”字有些古僻，同“峥”字。在被慈禧太后一同革职的陈氏父子的最初设想中，崝庐应当是个事功失败之后心灵退守、父慈子孝的归隐之所。所以，他们精心经营崝庐。前后共有三楹，在墙下杂植梅、竹、桃杏、菊、海棠等花草，养了白鹤、狗、猫等动物。陈宝箴还在崝庐门口题上了“天恩与松菊，人境托蓬瀛”的自撰联。可惜，崝庐建造在清末风雨飘摇中的人间，蓬莱、瀛洲的清净仙境只能在想象中。从陈氏一门卜居西山的1898年到1900年陈宝箴故去，发生在崝庐的日常生活场景，虽也有面对尽赤秋叶的轻轻哦对，有老友易实甫携庐山新泉而来的惊喜，更多的却是深夜孤灯中的父子对话，那些无可奈何的仰屋唏嘘，对数年来废寝忘食所缔造的湖南新政几乎全部被废的各自痛心。1900年，陈宝箴毫无征兆地死于崝庐。关于他的死因，人们各有说法。陈三立说是“忽以微疾卒”；钱基博说“闻拳匪之乱，发愤死”；宗九奇、刘梦溪则依据新史料的刊布，持“慈禧赐死”说，认为是慈禧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后自缢身亡，来人还取了陈宝箴的喉骨向慈禧复命。
陈宝箴葬在崝庐之侧，不仅是归隐西山，更是长眠西山了。陈三立成为古汉语意义上的孤儿。孤儿陈三立终究离开了西山崝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渐渐褪去“与谭浏阳齐名，有两公子之目”的政治光环，成为了自己——“领袖诗坛，名实并茂”的散原老人。然而，无论走到哪儿，陈三立还是和崝庐同在，他自号“散原”——西山，便是《水经注》中“叠嶂四周”的散原山。每到清明、冬至这些祭扫先人陵墓的日子，西山之上，父墓之前，总能见到孤儿陈三立虔诚跪行祭拜的背影。
陈三立一生拜谒西山崝庐十余次，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拜谒诗。在这些诗歌中，他反复自称“孤儿”，如“群山遮我更无言，莽莽孤儿一片魂”、“孤儿更有沧桑泪，依倚东风洒翠微”、“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等。确实，无论陈宝箴之死的历史真相如何，对于他的父亲，陈三立的确有终生愧悔的理由。“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1895到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陈三立是湖南新政的赞画者。陈宝箴父子苦心经营，罗致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才。同时，不断出台改革措施，兴办电信、轮船、矿务、铁路、枪弹厂及制造公司，创设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颇有“营一隅而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的声势。戊戌政变后，陈三立“小试三湘回天之手，终为义熙甲子之民”，政治抱负就此终结。钱仲联曾作“当年党人儿，老作袖手人”一句，表达对陈三立未能施展才华的遗憾和惋惜。于是，在系列《西山述哀诗》的第一首，陈三立写下了“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终天做孤儿，鬼神下为证”这样惨烈的诗句。
樊增祥称赞陈三立崝庐上冢的诗作“语语从国变家移以后自道其平生忠孝之怀，愈朴愈坚，愈深愈痛”。陈三立对西山崝庐的感怀呼唤，是一个因一己之过连累父亲逝去的孤儿“家移”后的子规啼血，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国变”后的精神挣扎，交织着丧父之痛与国家忧患的焦心无奈。崝庐亦真亦幻，现实中的崝庐，父亲已去。见到当年陈宝箴手植的花草容颜正好，陈三立只有“孤儿瞠视眩今昔，掩蔼酸涕增汍澜”的伤心难画和“壁色满斜阳，照照孤儿泣”的刻骨凄凉。想象中的崝庐，依然是父子精神对话之所。因此，在得知各国纷纷向外务部提出订约瓜分中国后，陈三立写出“茫茫五洲间，余此呼吁地”的句子。崝庐超越了生死的界限，成为陈三立“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的心灵依归。
陈三立的旧体诗歌在民国时代影响广泛。1922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通过徐志摩专访陈三立并与之合影，一时传为佳话。近人汪辟疆做《光宣年间诗坛点将录》，把他比作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夸赞他“见一善，常挂口。退而视之无所有。江湖上，归恐后。阅户高谈辟户牖”。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认为汪氏是江西彭泽人，出于乡人私曲而将陈三立推为天魁星，诗歌革命派的黄遵宪才是诗国领袖。但钱氏仍然承认陈三立名动中外，可以排上天机星智多星吴用的交椅。后来的人又驳斥钱氏亦有门户偏私，“宋江一席，自当归三立。钱先生自是虞山诗脉，盖以江浙门户之见，难免降心从俗，或曲为弥缝”。以草莽英雄类比诗人本来有些怪异，所谓点将，就是个文学批评的笔墨娱乐。既是娱乐，也自有能圆其说的类比依据，一笑可也，至于角色纷争，更若浮云。
不过，旧体诗歌创作确实是陈三立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陈三立所处的时代，旧体诗歌地位尴尬。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经历了人们的不屑、怀疑、承认的痛苦心路历程后已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新诗渐渐登上舞台，仿佛有一些灵性根柢，人人都可以提笔为诗人。新诗的先锋作者和理论家胡适痛诋旧体诗为“已死之文学”，试图“以七言五言整齐句式，变为长短随意，得诗体之大解放”。写旧体诗的人越来越少，也越写越不像那个样子。这与此前黄遵宪的诗歌革命有本质的不同。黄遵宪的诗歌革命是时代气脉下旧体诗歌内部“诗亦未尚不笙磬同音”的另途自救，秉持着“风雅不亡由善变”的宗旨，认为只有求新求变，才能保存旧体诗歌。在写作上也是向古人学习，倡导“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另一方面，旧体诗没能跟随时代潮流在自身的框架中得到新的发展。谭嗣同以佛语入诗，天花乱坠，令人费解，“报纸”、“女权”等新名词入诗，受格律的严格限制，也难有太多的伸展余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民国旧诗人们普遍对旧体诗的未来感到焦虑。他们尽力维护保存旧诗的心态，造成了诗歌审美上的趋向古典——分外自苛于对仗格律，偏爱向故纸堆中寻求典故、字词。据《世载堂杂忆》说，陈三立有一个换字秘本，每作一首新诗，他必从秘本中选择相等相似的最新奇字词替换原作字词。 除写诗外，陈三立还乐于为他人评诗。当时的许多诗人以得到他的诗评为荣。这些诗评散见于陈三立自己的诗文集和诗人们各自专集的题识中。陈三立特别注重揣摩各家诗风的承续本源，有着独特的诗歌美学见解，可谓“微言奥旨，妙绪纷披”。陈三立夸赞广东诗人黄节的七律没有刻意模仿古人的痕迹，与宋代著名诗人陈师道颇具意趣的风格有些相近，但诗风上胜过陈师道。陈三立写道：“效古而莫寻辙迹，必欲比类，于后山为近，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他夸赞浙江诗人陈训正的诗风骨健朗，旨趣高远，受到唐代诗人孟郊、李贺的影响而并不一味因袭，评道：“惨辉妙旨，成嵯峨俶诡之观。神血湛湛，殆欲分液郊贺”；陈三立对江西诗人文廷式则给予了“清空华妙”的评价，理由是他的诗句“不挦擆故实”，认为文廷式的诗风独追唐代诗人杜牧。
有心的人会发现，陈三立的诗评大都是推许，尤其是对年轻的后辈，有时甚至迹近过褒。这是“党人儿”从未冷却的热血。汪辟疆有诗：“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情郑海藏。宇内文章公等在，扶舆元气在堂堂。”汪公直是解人。奖掖后进，使旧体诗后继有人，通过诗歌形式的复古保持中华文明的一脉元气，才是陈三立超越诗歌形式的终极目标与此中深意。虽然在诗中标榜自己为“神州袖手人”，从现存的信件电稿来看，陈三立从未做过时代的袖手人。除1905年拟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与开办教育事业之外，周康燮在《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中还根据陈三立与梁鼎芬的密札，分析他参加东南互保的目的是谋求劝张之洞挟持刘坤一以使两湖独立，并利用唐才常自立会以勒令慈禧归政光绪。
然而，这一切都随时代的浪潮远去了，留下的不仅是“胸襟冲淡，志趣高尚，既不役于时，且复敦崇风义”的崝庐孤儿陈三立，更是自命“前儒托命人”的文化孤儿陈三立。书生报国无他物，手中的笔墨就是“有心系伦纪，本不涉颜貌”的工具与武器。在不可选择的时代中维持自己所认为的中华文明的传承，陈三立能够选择的最终手段，也就是“颜貌”，是以诗歌担当使命。佛经有云：“心无挂碍，无有恐怖”，陈三立精研佛义，自然深知作为绮障之一，对诗歌的沉迷正是阻扰他往生极乐的大挂碍心，因此常常自誓不再做诗，但又数次开诗戒——晚年最后两首诗都注明“破戒”二字。对于陈三立而言，这正是以出世之心为入世关怀。真正的挂碍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有情。
在与泰戈尔的会面中，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送给陈三立自己的诗集。陈三立却终究不肯以中国诗人代表的身份回赠泰戈尔诗集，认为自己不能代表中国诗坛。这不仅是自谦，也是自知之明。李维强调《诗经》中十五国风由平民气质而来的质朴美感，认为“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叙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名其美刺，无不恰到好处”。事实正是如此，孔子舍不得删去的《秦风》，虽然不能合韵，却浪漫纯粹，成为千古绝唱。“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方是诗的本意，而“诗以言志”则将诗歌导向了狭窄的轨道，“不学诗，无以言”更将其变异成一种声气相求的交际手段与身份标志。陈三立的诗集中大量“打诗钟”的应酬之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盛唐诗人写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尚余民间生活气息，不失歌唱的初始感觉。中唐之后，则多文人消闲忧政、寄寓情怀之作。诗人逐渐将自己放在了“能诗者”的精英位置上，生命体验的狭窄、格律的日益严格，都使得情感的普遍性终隔一层。张慧剑便认为陈三立的文学成就受到旧体诗歌的体裁和影响力所限。他说：“先生之一生成就为旧诗，旧诗在文艺领域中封疆太窄，且远离一般社会生活……惜陈义过高，不易为一般人了解耳。”日本学者视屈原为中国旧诗的起源，陈三立为殿军，他将旧体诗带入了阳春白雪的顶端，遂成空谷遗音，
世上再无崝庐。站在崝庐遗址，远远望去，清明时节的江南，处处垂柳依依，几枝桃花斜斜。因了曾依附这片土地的那些“悉寓于诗”的“苍茫家国之感”，桃花的嫣红中竟有几分与明媚相疏离的况味。
世上又永有崝庐。麦田青青，昭示着一春又来。崝庐静静矗立在中国文学史的一角，陪伴它的，是陈三立渐行渐远的孤儿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