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我是班级里的“难题大王”。如果老师给出了一道数学题,而我解不出来,那就基本等于宣告此题“全班无解”。
　　那时候,老师们一周至少要有两到三个下午集中进行“政治学习”,而每逢这样的下午,我们的班主任于老师就会安排全班进行自习。自习的内容除了日常作业之外,一般都会有一道数学“参考题”。老师规定,只有完成了全部作业,而且解出了那道“参考题”,才可以到外面的操场上去玩。而在这样的自习课上,最后往往是只有我一个人能获得离开教室的权利,而全班其余的四十多个人都会被那道难题“困”在教室里,直到于老师“学习”完了,回到教室里宣布放学。
　　一开始,我还挺得意,但几堂自习课下来,我就放弃了这种“特权”,主动回到教室里。你想想,全班都在教室里,你一个人跑到操场上去玩,能玩什么呢?玩什么也没意思呀!
　　后来情况有了改变。五年级上半学期,班里先后转来了两个新生,一男一女。男生叫王猛,女生叫于云涛。这两个人的解题水平与我不相上下。从此,虽然我的“难题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但是自习课上至少有人可以陪我在操场上一起玩了。我和王猛也因此很快成了“铁哥们”。当大多数同学都在教室里苦思冥想的时候,我们俩却在外面玩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很快,班里就有男生忍不住了,他们照抄了我和王猛的答案,然后也跑出教室去玩了。这种情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一个传一个,很快全班大多数同学都通过传抄我们三个人的答案,获得了离开教室的权利。对于这种情况,于老师肯定有所察觉,但她好像并不急于追究似的。
　　一个周三下午,于老师照例去参加政治学习,照例在黑板上留下了一道“参考题”。那道题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大概记得是一道求出阴影面积之类的题,颇有些刁钻古怪,挺折磨人的。
　　像往常一样,我和王猛、于云涛三个人脚前脚后完成作业,解出了那道难题。习惯性的,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把答案对照了一下。我和王猛的答案完全一致,而于云涛的答案却跟我们俩不一样。我和王猛相视一笑,收起作业本,就离开了教室。于云涛则皱着眉毛重新进行演算。
　　自习课还剩下最后一节的时候,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冲出教室,跑到操场上玩去了。于云涛也出来了。她一本正经地找到我和王猛,口口声声地说,是我们算错了,她的答案才是正确的。我和王猛不以为然。怎么可能呢?正确的答案肯定会是一样的,错误的答案又怎么会一模一样呢?那也太巧了吧?
　　第二天下午,于老师专门用一节课的时间,总结了前一天的作业,重点就是那道参考题。于老师宣布,这道题全班共有四种答案。其中第一种答案只属于于云涛一个人。第二种答案只属于另外一个叫洪晓苹的女生。第三种答案,是属于全班超过三十个同学的。另外还有六名同学没有答案。于老师看了看全班同学,然后说,单纯从解题的角度上讲,全班只有于云涛的答案是正确的。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有三种,包括于云涛的,洪晓苹的,还有那六名没有解出答案的同学。真正做错了的,是那三十多个同学。于老师说完这些话,全班鸦雀无声。包括我和王猛在内的许多同学都不由地低下了头。
　　从那以后,班级里再没有出现全班同学传抄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事情。而通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这其中就包括:错误的答案,有时候也是会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