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青岛这边的重症患者救治工作基本结束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这次的工作都是按既定方案在推进的。”10月29日，刚从医院回到酒店的康焰告诉记者。10月11日，青岛疫情发生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于10月14日前往青岛参加国家卫健委抗疫指导专家组工作。
新冠疫情期间，“重症八仙”的名声不胫而走，康焰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全国有名的重症医学专家都在武汉参与救援，最后撤离的国家重症专家组8名成员中正好有一位女教授，国家卫健委的一名同志便称他们为“重症八仙”。
从2月7日驰援武汉开始，康焰辗转湖北、黑龙江、新疆、山东四地，始終奔走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直到10月29日，康焰累计救援时长达157天。有人说，“康焰在，患者的希望就在”。
从“战时”状态过渡到常规状态
在武汉驰援的60天，康焰认为是打了一场“遭遇战”，不过在奔赴“战场”之前还遇到小插曲。
原定于2月2日前往武汉的行程在飞机即将起飞前被中止，康焰接到通知在成都待命。他把行李拖回家，但始终没打开，因为他知道一定会去。
“虽然去武汉是迟早的事，但在那时，还是希望能尽快过去。”康焰说，在焦急等待4天后，他终于接到通知，他将作为第三批华西医疗队队长出征武汉，与他同行的还有华西医院130名医务人员。
“说武汉是‘遭遇战’，因为那时不管是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是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的准备都还不足，有点措手不及。”康焰说，作为重症救治的专业队伍，医疗队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后，当务之急是区分出高风险病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当时医疗队接管的病区已有77名危重病人，按照往常1名重症病人配置3名护士的需求，130人的医疗队力量不够。紧急关头，康焰提出了分区分级的治疗方案，把病区分为绿、黄、红三区，把绿区轻症患者快速治好，集中医护力量救治红区危重病人，降低死亡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患者活下来。”康焰说。
在武汉期间，康焰带领这支医疗队救治了200多名重症、危重症患者，死亡率低于当时武汉的平均水平。
武汉“遭遇战”中积累的经验很快被运用于黑龙江绥芬河。和上一次130多人的医疗队一起出征不同，这一次康焰是一人前往参加专家组团队，指导救援，他把这场“战役”称为“阻击战”。
“和才去武汉不一样，我们到绥芬河时对基本情况比较了解，知道重症病例数量、物资储备、救援力量等等，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形势，给出恰当的治疗方案。”康焰说。在专家团队和当地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409例经绥芬河口岸入境的输入病例全部治愈出院。
在绥芬河工作的第15天，恰好是康焰的生日。那天早上，当看到专家保障组工作人员给他准备的长寿面时，他才反应过来。“这是一次特别的生日，很难忘。”康焰说。
5月16日，康焰返回成都，夫人和女儿在机场翘首以盼，终于等到了阔别一个多月的康焰。康焰的妻子王晓也是医生，特别理解丈夫的工作，她只希望，这一次能让他好好休息，下一次道别晚一点来。不过仅两个月后，康焰再次离开妻女，前往新疆投入抗疫救援工作。
“在新疆的46天，可以说是一场‘歼灭战’。”康焰告诉记者，短时间内，医务人员和物资设备都到位了，国内专家组的人数也多。“他们笑称说，‘重症八仙’有‘五仙’都过去了，集中了全国重症领域最精锐的专家团队。国家重拳出击，40多天就把疫情控制住了，体现出‘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突击的优势。”
这次参加青岛抗疫救援，康焰最明显的感受是，“已经从之前的‘战时’状态过渡到常规状态。救治已经常规化，医院里重症患者单独治疗，其他科室正常工作，老百姓看病不受影响。城市居民生活也完全不受影响，上下班时路上照样车水马龙。”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康焰获得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项国家级荣誉。康焰告诉记者：“这是我心中最高的荣誉，既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团队的肯定。”
把“战场”当课堂
谈起走上重症医学这条路，康焰笑了笑，说：“我学医本来是想当外科医生，1991年面对这样的职业转换时，内心还是纠结过。”
1965年出生的康焰从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毕业后，成为医学系唯一一名留校的外科医生。1991年，华西医院开始筹备成立ICU病房（重症加强护理病房）。1年后，华西医院第一代ICU病房建成。“成立之初病房只有9张配置了监护仪和呼吸机的病床。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开始从事重症行业，并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喜欢这个专业，越喜欢就会越有兴趣，这样才能做得更好。”康焰告诉记者，走到今天，华西重症医学科已经有220多张ICU床位，“就一个科室建制来说，这个ICU床位数在全国是最多的。”
在不少人眼中，康焰不仅是一名医术高明的好医生，也是一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尹万红曾是康焰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华西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建立重症监护病房。当初选择专业时，尹万红犯难了，重症医学接触的都是危重症患者，工作难度和强度之大可想而知。康焰看出尹万红的犹豫，拿出多张自己和病人合影的照片对他说：“没有重症医学的医生，这些人早就不在了。”尹万红最终走上了重症医学之路。
在传授医术上，康焰也不遗余力，甚至把“战场”当课堂。基鹏是康焰的博士生，也是援鄂医疗队成员。“我为一个患者做气管切开，师傅在一旁指导。但我有些紧张，师傅觉得我的动作达不到要求，就亲自上阵很快弄好。”基鹏说，康焰后来给了她一个课件，并叮嘱道：“这个课件好好学，你现在的水平不能代表华西水平。”
严归严，关键时候康焰都会身先士卒。医疗队的第一例床旁气管插管、第一例深静脉置管、第一例拔管、第一例俯卧位通气等，都是由康焰亲自操刀完成，他以实际行动让团队凝心聚气。 在日常教学中，康焰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他还牵头开创华西重症医学夏令营，在本科生中宣传重症医学。无论工作多忙，多门课程的开学第一课他都亲自授课，源源不断地为重症医学输入新鲜血液。
重症专业不会丢
“在大灾大难面前，医生责无旁贷，尤其是重症医生。”这是康焰的职业信仰。
同为医生的妻子王晓也有同样的信仰。“2003年非典发生时，我俩同时报名，回到家后才知道都报的第一梯队。但那次非典最后都没被抽调出去，有点遗憾。”康焰说。
“5·12汶川特大地震”时，康焰冲锋在救援一线。在华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7个伤势最重的孩子，他们都有肢体残缺，治疗时每天都有病危通知书。康焰和来自北京、南京等地的其他6名重症医学科专家投入到这批孩子的救治中，最终全部救治成功，7个孩子就此与7名专家结缘。
把孩子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后，康焰开始担忧：“孩子们有肢体残缺，都特别年轻，万一他们心理受影响，性格慢慢封闭怎么办？”其他几名专家也有类似担忧，于是，他们决定每年春节前和孩子们聚会，关注他们的成长情况。这些年来聚会从未间断，有了专家们的关心和陪伴，7个孩子中5个大学毕业，1个拿到法学硕士学位，都能够自食其力。“我们一直在微信上有沟通，今年年底应该还会聚一聚，和孩子们好好聊一聊。”康焰说。
“从1992年到现在的多次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也好，自然灾害也好，华西医院重症医学接受了一系列考验，在这样的危机中不断成长。”康焰介绍道，汶川特大地震后，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又经历了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的考验，两次都实现了零死亡率。
“通过这次新冠救治，大家越来越体会到重症医学的重要性，相关部门也在呼吁加强重症医学建设，重症资源前移。”康焰继续介绍，李克强总理近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需要推进的学科中就包括重症学科。这也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在不断引导重症医学的发展。
最近，康焰又有了一个新职务：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当记者问及这是否意味着工作重心不再是重症医学时，康焰说：“不会。重症医学是我的专业，我不会丢。在本院，科室里的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整个梯队搭建得比较完善了。在即将开院的华西天府医院，也会有一個庞大的重症医学科，配备了60张床位。对于华西重症来说，它的精气神不会丢，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
新冠疫情期间，“重症八仙”的名声不胫而走，康焰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全国有名的重症医学专家都在武汉参与救援，最后撤离的国家重症专家组8名成员中正好有一位女教授，国家卫健委的一名同志便称他们为“重症八仙”。
从2月7日驰援武汉开始，康焰辗转湖北、黑龙江、新疆、山东四地，始終奔走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直到10月29日，康焰累计救援时长达157天。有人说，“康焰在，患者的希望就在”。
从“战时”状态过渡到常规状态
在武汉驰援的60天，康焰认为是打了一场“遭遇战”，不过在奔赴“战场”之前还遇到小插曲。
原定于2月2日前往武汉的行程在飞机即将起飞前被中止，康焰接到通知在成都待命。他把行李拖回家，但始终没打开，因为他知道一定会去。
“虽然去武汉是迟早的事，但在那时，还是希望能尽快过去。”康焰说，在焦急等待4天后，他终于接到通知，他将作为第三批华西医疗队队长出征武汉，与他同行的还有华西医院130名医务人员。
“说武汉是‘遭遇战’，因为那时不管是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是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的准备都还不足，有点措手不及。”康焰说，作为重症救治的专业队伍，医疗队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后，当务之急是区分出高风险病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当时医疗队接管的病区已有77名危重病人，按照往常1名重症病人配置3名护士的需求，130人的医疗队力量不够。紧急关头，康焰提出了分区分级的治疗方案，把病区分为绿、黄、红三区，把绿区轻症患者快速治好，集中医护力量救治红区危重病人，降低死亡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患者活下来。”康焰说。
在武汉期间，康焰带领这支医疗队救治了200多名重症、危重症患者，死亡率低于当时武汉的平均水平。
武汉“遭遇战”中积累的经验很快被运用于黑龙江绥芬河。和上一次130多人的医疗队一起出征不同，这一次康焰是一人前往参加专家组团队，指导救援，他把这场“战役”称为“阻击战”。
“和才去武汉不一样，我们到绥芬河时对基本情况比较了解，知道重症病例数量、物资储备、救援力量等等，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形势，给出恰当的治疗方案。”康焰说。在专家团队和当地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409例经绥芬河口岸入境的输入病例全部治愈出院。
在绥芬河工作的第15天，恰好是康焰的生日。那天早上，当看到专家保障组工作人员给他准备的长寿面时，他才反应过来。“这是一次特别的生日，很难忘。”康焰说。
5月16日，康焰返回成都，夫人和女儿在机场翘首以盼，终于等到了阔别一个多月的康焰。康焰的妻子王晓也是医生，特别理解丈夫的工作，她只希望，这一次能让他好好休息，下一次道别晚一点来。不过仅两个月后，康焰再次离开妻女，前往新疆投入抗疫救援工作。
“在新疆的46天，可以说是一场‘歼灭战’。”康焰告诉记者，短时间内，医务人员和物资设备都到位了，国内专家组的人数也多。“他们笑称说，‘重症八仙’有‘五仙’都过去了，集中了全国重症领域最精锐的专家团队。国家重拳出击，40多天就把疫情控制住了，体现出‘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突击的优势。”
这次参加青岛抗疫救援，康焰最明显的感受是，“已经从之前的‘战时’状态过渡到常规状态。救治已经常规化，医院里重症患者单独治疗，其他科室正常工作，老百姓看病不受影响。城市居民生活也完全不受影响，上下班时路上照样车水马龙。”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康焰获得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项国家级荣誉。康焰告诉记者：“这是我心中最高的荣誉，既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团队的肯定。”
把“战场”当课堂
谈起走上重症医学这条路，康焰笑了笑，说：“我学医本来是想当外科医生，1991年面对这样的职业转换时，内心还是纠结过。”
1965年出生的康焰从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毕业后，成为医学系唯一一名留校的外科医生。1991年，华西医院开始筹备成立ICU病房（重症加强护理病房）。1年后，华西医院第一代ICU病房建成。“成立之初病房只有9张配置了监护仪和呼吸机的病床。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开始从事重症行业，并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喜欢这个专业，越喜欢就会越有兴趣，这样才能做得更好。”康焰告诉记者，走到今天，华西重症医学科已经有220多张ICU床位，“就一个科室建制来说，这个ICU床位数在全国是最多的。”
在不少人眼中，康焰不仅是一名医术高明的好医生，也是一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尹万红曾是康焰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华西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建立重症监护病房。当初选择专业时，尹万红犯难了，重症医学接触的都是危重症患者，工作难度和强度之大可想而知。康焰看出尹万红的犹豫，拿出多张自己和病人合影的照片对他说：“没有重症医学的医生，这些人早就不在了。”尹万红最终走上了重症医学之路。
在传授医术上，康焰也不遗余力，甚至把“战场”当课堂。基鹏是康焰的博士生，也是援鄂医疗队成员。“我为一个患者做气管切开，师傅在一旁指导。但我有些紧张，师傅觉得我的动作达不到要求，就亲自上阵很快弄好。”基鹏说，康焰后来给了她一个课件，并叮嘱道：“这个课件好好学，你现在的水平不能代表华西水平。”
严归严，关键时候康焰都会身先士卒。医疗队的第一例床旁气管插管、第一例深静脉置管、第一例拔管、第一例俯卧位通气等，都是由康焰亲自操刀完成，他以实际行动让团队凝心聚气。 在日常教学中，康焰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他还牵头开创华西重症医学夏令营，在本科生中宣传重症医学。无论工作多忙，多门课程的开学第一课他都亲自授课，源源不断地为重症医学输入新鲜血液。
重症专业不会丢
“在大灾大难面前，医生责无旁贷，尤其是重症医生。”这是康焰的职业信仰。
同为医生的妻子王晓也有同样的信仰。“2003年非典发生时，我俩同时报名，回到家后才知道都报的第一梯队。但那次非典最后都没被抽调出去，有点遗憾。”康焰说。
“5·12汶川特大地震”时，康焰冲锋在救援一线。在华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7个伤势最重的孩子，他们都有肢体残缺，治疗时每天都有病危通知书。康焰和来自北京、南京等地的其他6名重症医学科专家投入到这批孩子的救治中，最终全部救治成功，7个孩子就此与7名专家结缘。
把孩子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后，康焰开始担忧：“孩子们有肢体残缺，都特别年轻，万一他们心理受影响，性格慢慢封闭怎么办？”其他几名专家也有类似担忧，于是，他们决定每年春节前和孩子们聚会，关注他们的成长情况。这些年来聚会从未间断，有了专家们的关心和陪伴，7个孩子中5个大学毕业，1个拿到法学硕士学位，都能够自食其力。“我们一直在微信上有沟通，今年年底应该还会聚一聚，和孩子们好好聊一聊。”康焰说。
“从1992年到现在的多次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也好，自然灾害也好，华西医院重症医学接受了一系列考验，在这样的危机中不断成长。”康焰介绍道，汶川特大地震后，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又经历了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的考验，两次都实现了零死亡率。
“通过这次新冠救治，大家越来越体会到重症医学的重要性，相关部门也在呼吁加强重症医学建设，重症资源前移。”康焰继续介绍，李克强总理近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需要推进的学科中就包括重症学科。这也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在不断引导重症医学的发展。
最近，康焰又有了一个新职务：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当记者问及这是否意味着工作重心不再是重症医学时，康焰说：“不会。重症医学是我的专业，我不会丢。在本院，科室里的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整个梯队搭建得比较完善了。在即将开院的华西天府医院，也会有一個庞大的重症医学科，配备了60张床位。对于华西重症来说，它的精气神不会丢，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