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13岁开始写剧本，梦想着当作家。她常在报上看到埃德加·斯诺关于中国的报道，被斯诺的文采打动，为他笔下的神秘中国所吸引。
　　1931年8月1日，海伦以美国报业联合会驻华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上海。当天，她就约见了斯诺。那时，斯诺刚从东南亚回来，得了疟疾，又因为写同情中国人民的文章，被上海的西方人污蔑为“白人的叛徒”，处处不如意，正打算回国。海伦拿出署名斯诺的剪报，动情地鼓励他，最终打动了他。斯诺后来回忆说：“多亏海伦的挽留，我才继续待在中国。”两人一年后结婚，定居北平。
　　1936年斯诺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采访时，朱德的队伍还没到陕北。他只采访了认识朱德的人，拿到的是第二、三手的资料。第二年，海伦到延安采访朱德，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和照片，补充进《西行漫记》。斯诺后来认为，《西行漫记》一书应署上海伦的名字。
　　1936年10月，海伦在西安专访了张学良，了解了他支持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立场。她发表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一文，最早“预报”了西安事变。
　　次年，海伦到达延安，住了4个月，向毛泽东、朱德等61位红军将领提出上千个问题，整理了27本采访笔记，拍了20多卷胶卷。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她全靠从美国带来的一支沃特曼牌钢笔，笔尖磨秃了，手指写肿了，右手也落下永久性痉挛的毛病。她的延安之行，成就了《续西行漫记》，作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这本书成了记录中國革命的名著之一，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海伦不只是记录者，还是活跃的、充满激情的活动家。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战，她和一些中外人士，共同发起了工业合作社运动，号召战时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生产自救，得到毛泽东、宋庆龄等人的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因此被称为“工合之母”。
　　1940年12月，在一个寒风料峭的早晨，海伦乘坐“塔夫脱总统号”轮船回国。1949年，海伦和斯诺离婚了。这一年，新中国成立。她兴奋地穿上在中国买的旗袍，坐在打字机前拍了张照片，并飞快地敲下一句话：“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我如释重负。”
　　在漫长的岁月里，海伦孤身一人，住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郊的一间农舍里。她没有子女，身体不好，床头常放着氧气瓶。但她一直惦记着中国。她写了近50部著作和手稿，很多是关于中国的，但很多书稿没能出版。她只能靠领取社会救助金和替人查家谱为生。中国朋友多次提出要资助她，她都婉言谢绝。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海伦迫不及待想重访中国。为筹集旅费，她卖掉从中国带回的红木家具和字画。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她的好友黄华提出，中国政府为她解决费用。她开玩笑说：“路费我自己掏，吃饭租房的钱我就不掏了。尼克松也没掏嘛。”
　　当时，还有中国朋友提出，希望海伦像另一位美国作家斯特朗一样定居中国，得到更好的照顾。她感动地回绝：“我有自己的归宿和使命，就是把我在中国的见闻，告诉我的美国同胞。”两次重访中国后，她写下了《重返中国》等多部著作。
　　海伦在垂暮之年住进养老院。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躺在床上还对中国念念不忘。黄华等中国朋友去看望她，问她有什么愿望，她说：“我喜欢黄玫瑰，还有中国的好消息。”她的好朋友雪莲女士告诉我，海伦的遗言是：“我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国！”
　　1997年1月11日，海伦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享年90岁。有媒体称，“她是那一代人中，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里，最后谢世的一位。”
　　暮年时，海伦意识到很多年轻人不了解美中人民友好的历史，打算把他和斯诺在中国的共同经历拍成电影，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支持。但当时毛泽东已经病重，是否看到这封信不得而知。海伦的愿望至死没有实现。
　　值得欣慰的是，关于海伦和斯诺个人的影片已经出现了。200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了《西行漫记》，拍成影片《毛泽东与斯诺》。2001年，美国几家电影公司联合拍了纪录片《海伦·斯诺——见证革命》，讲述海伦在中国的非凡经历。这些影像资料成了青年一代了解中美历史的窗口。
　　（本文选自：百姓生活 2018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