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俄罗斯人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到了一本文集——《俄罗斯思想》。这本文集是由现今俄罗斯哲学史家M.A.马斯林主编的，汇辑了从伊拉里昂大主教(他在十一世纪中期对神惠所作的哲学解释被认为是“俄罗斯思想”的最早起源)起，经恰达耶夫、斯拉夫主义者、西方主义者、索洛维约夫到洛谢夫、伊林止的二十七位著名哲学家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此书对正深陷在意识形态“空白”之中而又苦于无所适从的今天的俄罗斯人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了“解困”和“启示”的作用。今天的俄罗斯人通过这本书才得知：原来他们的历代先人在他们之前就曾苦苦地求解过同样的问题。“俄罗斯思想”而今已成了各界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点”理论问题，就此问题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多得难以计数。
　　一九九六年七月俄罗斯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提出“制定新民族思想”，把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纯学术”课题一下子变成了迫切的现实“政治任务”。俄罗斯的当权者终于意识到了“思想”在“凝聚”全民方面的重要性。此后成立了好多相关的研究小组，其中包括由总统顾问萨塔洛夫领导下的负责“制定民族思想”的专门小组。
　　且不说“思想”是否可以“制定”和能否给“制定”“限定”期限(总统认为：“用来制定民族思想的基本标准，一年为期，绰绰有余”)，由国家首脑作为一项“任务”来提出，这种作法本身已使俄罗斯理论界感到疑虑和“警惕”，这使他们不由地联想起从前那种至今仍令他们“心有余悸”的“旨令”(俄罗斯人往往用“定货”这个词)和“遵命”的理论工作方式。理论界因感受到俄国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关注“俄罗斯思想”并把它当作“学术课题”来研究，是一回事；由当权者在“竞选”中当作一种“号召”和“任务”来提出，则是另一回事。一九九六年夏以来，俄罗斯理论界对此事的反应，形形色色，观点各异，有的则截然相反。Π.C.李哈乔夫院士甚至说：“把全民族思想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纯属胡说八道”。有人则认为：提倡民族思想无疑是在培植俄罗斯民族主义。还有人认为现在人为地“制定”某种“思想”并试图把它抬升为“国家思想”，不过是从前“意识形态”“专制”的“翻版”，既无必要，实际上也行不通。
　　在俄罗斯，通常认为，在此前的五百年的历史上，俄国曾形成过三个较为明确的“民族思想”即：(1)“莫斯科即第三罗马”；(2)“东正教、君主专制、人民性”；(3)“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俄罗斯思想》文辑讲的是俄国历史上对此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而今天的俄罗斯人对此问题并无明确答案，也不可能有明确答案。也可以这样说：人们因为自己今天所持的立场不同，所属的党派不同，对此问题的看法就不同，对“俄罗斯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和内容的理解就不同。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能够从中看到某些共同的东西，例如都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强调俄罗斯的“救世”历史使命，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强调俄罗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起连接和“桥梁”作用等等。总之，起码都认为有“俄罗斯思想”这种“东西”的存在。
　　(《俄罗斯思想》，M.A.马斯林主编，莫斯科共和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