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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沟通和对话看似简单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的讨论，实则是依托于现实的诠释，其中蕴含了各自的文化内涵和本土话语。讨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方法论旨在获得对当下问题的总体性视野和方法。
关键词：中哲；西哲；马哲；思考
中哲、西哲与马哲之间的对话是学术界一直所关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在特定的思想语境和历史环境下，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足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在学术体制改革和反思的热潮下，学术界便已经注意到了哲学学科划分在逻辑上的相悖性，不同的逻辑学学说受到哲学学科性质的影响很难进行学科划分，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对话，从而将哲学升华为批判意识的智慧学，彰显哲学的本性。同时，三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又是中国在发展壮大中必须强化的文化和学术领域，是实现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必要因素。相较于过去三个学科壁垒明显的情况不同的是，当前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不仅加深了学科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产生了具有一定内涵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对话效果。在开展对话和研究之前，必不可少的要找到话语体系建立的目的，想清楚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在相对较高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整合。
一、比较与对话：前提、意义及局限性
在讨论中哲、马哲与西哲之间的对话问题时，首先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当前的学术界能够同时精通这三门学科的人才较少，绝大多数的学者或研究者往往只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家或只擅长某一领域的研究。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考虑，这种分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该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研究，符合现代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特点，但是却明显的有碍于我们从宏观角度把握哲学学科的整体特性。想要打破这一尴尬的学科壁垒局面，需要多进行多学科的对话与比较，迈出学科限制这一步。
不同学科间的真正对话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前提，包括每门学科的成熟性、理解每门学科思想与历史情境的联系、比较与对话缺一不可。
首先，学科研究的成熟性。主要是指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整体上，整体由许多方面构成，每门学科中对所要追问的问题都必须有着较为清晰和透彻的解答与剖析，每一门哲学都要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根本精神，不同学科在各自的思想逻辑方面要有十足的把握。
其次，要理解每一种思想与历史情境的特定联系。哲学思想尽管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但是常常被追问以解决根本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每一种追问大都会具有浓厚的历史印记，带有特殊时代的特征。例如，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说：“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从逻辑的角度来讲，这里所说的内容涉及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实用价值二重性概念，尽管亚里士多德提及了“价值”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方面并没有包括抽象的劳动概念，仅仅只有交换中的量关系。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思想，价值大都是建立在抽象化的劳动基础上的，而劳动普遍化又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平等的维度上。但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情境中，一切人并不处在同等的地位上，奴隶和主人之间存在生来的不平等。因此，当时的亚里士多德无法理解到“价值”与“交换价值”深层关系的一大原因便是受到了生活环境和历史情境的影响。在研究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等问题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不同思想间对话的历史条件重要性。
第三，在对话与比较中得到不同学科间的沟通途径和最终理解。通过对话与比较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思想的异同，从而将所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对于不同的文化对象和文化理念来说，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同时也存在数不尽的不同之处，因此，比较多话工作需要无限期的进行下去。为了在知性思维上实现比较与对话的明显效果，必须先共同澄清一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创造理论转换，从而实现对话成效。
二、从对话到整合：问题域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往往需要注重两个侧面，其一是对前人思想的描述，力求通过所有的研究细节准确的揭示内涵；其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挖掘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后者的作用更为重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思想史问题的转换大都表现为思想逻辑的转变，而思想逻辑的转变又会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对学术研究来讲，如何通过历史中学术与情境的特殊关系，将历史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对照研究，从而确定新的学术架构和问题域是一个重点环节。很多思想史上的伟人大都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架构了新的学术阶段，从而推进思想史的发展。对特定时代历史问题的划界、提炼和转变，是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
例如，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研究时，我们能够从其思想逻辑中看到其学术的意义，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无法对其历史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从当时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出来，以国家理性作为当时的最高标准，既是当时哲学逻辑的体现，也是他对德国历史问题的批判与诊断，更是他力求寻找出路的过程。黑格尔的理论以自由为前提，但是又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自由的基础上，并不是简单地个体自由，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共同体的自由。在这样的原则下，黑格尔看到，当时的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人们增加财富和谋求发展，但是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很难让自由成为普通人的福利。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理性，必须从市民社会的规则入手，实现了法的理想与原则，在与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基础上结合了历史课题的思考。黑格爾的哲学不仅仅止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探索，更有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并在求同存异、整合统一的过程中找到历史的答案，在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中找到了统一。
黑格尔的时代学科分化程度远不及现代，因此还能够出现百科全书式的伟人和学者，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学科分化日益加剧，即使在人文学科的内部，都难以有学者能够精通所有内容，进行学科间的对话就更加困难了。这种情况下，确立所要研究的历史课题变得更为重要，学术架构的融合大都是在新的历史性课题中形成的。在特定的问题域内，学者通过对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学术理念重构，实现学科的对话与沟通，整合与构建成为了对话关系的延伸。 从历史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恰恰是思想家通过思想史中的历史课题重新规划得来的学术发展，构建起了思想史的关键环节。学术分化和整合在历史课题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三、中国问题：在现代性的视野中
学术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必不可少的结合历史课题，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利用理论去论证或解释问题，而是在思想史的帮助下实现对历史真实情景的透视。当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宗旨也是判断和解释中国情境的问题。
资本逻辑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所在，在商品交换与生产普遍化之后得到了支配社会生活的地位，生产的原则变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逻辑的确立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和日常生活，造成了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一般物质生活被资本生产占据，资本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资本主义同民族国家的概念存在内在制约关系，后者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自主独立，更包括了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形式，是对外对内的不同表现层面。
与资本逻辑、民族-国家相一致的，就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上的变化，这就是现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世纪的上帝合乎自然经济的理念，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就需要重新确立人们的思想坐标。近代以来的哲学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并以此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我们过去常讲经验论与唯理论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都是对资本逻辑合法性的确证。
而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要认识这个整体，所以形而上学的奠基也就不断地被提出。这种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国家学说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学者需要透过表象找到更为深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整合研究才能够得到真正适应实际情况的结论和答案。
现代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离不开民族国家概念、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三者的共同架构，不同的国家中三者呈现的关系不同，也正是这些不同使得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向和样式，使得各自在发展中颇具特色。尤其是一些后发展国家受到先发展国家的影响，发展时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突出重围之后才能够走向富强之路，实现强国理想。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适当、适时、适度的对三者的概念建立了参考系。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中国的特性问题和关键环节。在面对中国特色的问题时，不能够简单的照搬或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和解决方法，要将中国特色纳入到研究的重点之中，透视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探索找到真正适合国情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总体性：面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
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以西方为参照系，可将西方视为一个线性的进程，虽然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而中国的当下则可看成一个复杂性的过程，这种复杂性就是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多重社会形态叠加的发展状态。这决定了审视中国当下发展的过程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与方法，我们今天的对话、沟通与整合，实际上也是想获得面对哲学问题时的“总体性”视野与方法。
强调总体性的方法首先是因为当下中国问题的结构复杂性。当下的中国是长期历史问题的集合，也是几千年中华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结果。在中国，经济问题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发展，政治问题又不简单地是单纯的政治管理，文化问题同样不具有完全独立的特征，它们都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问题往往都是与其他问题联系着，或者一些不同的问题浓缩在同一个构架中，就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压缩的“梦”一样。问题的这种复杂性与整合性，要求我们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总体。问题的总体性要求我们具有总体性的意识，即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单个学科就能完成的，这正是总体性方法的第二个层面。比如中国的经济问题常常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常常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学科之间的整合。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一方面虽然是就事论事，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意识都必须以中国面临的总问题为根据。这才是运用总体性方法的根本要求。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要真正实现总体性的方法，就需要一個真正的学术团体，以团体的力量真正地推动理论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围绕中哲、马哲、西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方向进行，提出了从学科对话到学科整合再到问题域确立的方法论，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为有关学术问题的发展提供有可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李承贵.“中哲”“马哲化”过程及其蕴含的问题——以唯物认知范式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为案例的讨论[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2-8.
[2]张永泽.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当代德育意义解读[D].河北师范大学，2013.
[3]郝立忠.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研究[D].武汉大学，2012.
[4]仰海峰.从学科对话、学术整合到问题域的确立——关于中哲、西哲、马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2（01）：4-8.
[5]吴海燕.黑格尔哲学中的“承认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1.
[6]景海峰.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J].文史哲，2009（05）：13-19.
[7]金春峰.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J].孔子研究，2007（02）：4-14.
[8]解丽霞.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生——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J].现代哲学，2005（04）：87-92.
[9]贺来.马哲、中哲、西哲的“功能统一性”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02）：17-20.
[10]彭永捷.中哲、西哲、马哲互动与建立中国新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01）：120-123+207.
关键词：中哲；西哲；马哲；思考
中哲、西哲与马哲之间的对话是学术界一直所关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在特定的思想语境和历史环境下，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足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在学术体制改革和反思的热潮下，学术界便已经注意到了哲学学科划分在逻辑上的相悖性，不同的逻辑学学说受到哲学学科性质的影响很难进行学科划分，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对话，从而将哲学升华为批判意识的智慧学，彰显哲学的本性。同时，三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又是中国在发展壮大中必须强化的文化和学术领域，是实现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必要因素。相较于过去三个学科壁垒明显的情况不同的是，当前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不仅加深了学科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产生了具有一定内涵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对话效果。在开展对话和研究之前，必不可少的要找到话语体系建立的目的，想清楚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在相对较高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整合。
一、比较与对话：前提、意义及局限性
在讨论中哲、马哲与西哲之间的对话问题时，首先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当前的学术界能够同时精通这三门学科的人才较少，绝大多数的学者或研究者往往只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家或只擅长某一领域的研究。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考虑，这种分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该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研究，符合现代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特点，但是却明显的有碍于我们从宏观角度把握哲学学科的整体特性。想要打破这一尴尬的学科壁垒局面，需要多进行多学科的对话与比较，迈出学科限制这一步。
不同学科间的真正对话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前提，包括每门学科的成熟性、理解每门学科思想与历史情境的联系、比较与对话缺一不可。
首先，学科研究的成熟性。主要是指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整体上，整体由许多方面构成，每门学科中对所要追问的问题都必须有着较为清晰和透彻的解答与剖析，每一门哲学都要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根本精神，不同学科在各自的思想逻辑方面要有十足的把握。
其次，要理解每一种思想与历史情境的特定联系。哲学思想尽管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但是常常被追问以解决根本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每一种追问大都会具有浓厚的历史印记，带有特殊时代的特征。例如，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说：“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从逻辑的角度来讲，这里所说的内容涉及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实用价值二重性概念，尽管亚里士多德提及了“价值”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方面并没有包括抽象的劳动概念，仅仅只有交换中的量关系。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思想，价值大都是建立在抽象化的劳动基础上的，而劳动普遍化又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平等的维度上。但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情境中，一切人并不处在同等的地位上，奴隶和主人之间存在生来的不平等。因此，当时的亚里士多德无法理解到“价值”与“交换价值”深层关系的一大原因便是受到了生活环境和历史情境的影响。在研究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等问题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不同思想间对话的历史条件重要性。
第三，在对话与比较中得到不同学科间的沟通途径和最终理解。通过对话与比较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思想的异同，从而将所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对于不同的文化对象和文化理念来说，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同时也存在数不尽的不同之处，因此，比较多话工作需要无限期的进行下去。为了在知性思维上实现比较与对话的明显效果，必须先共同澄清一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创造理论转换，从而实现对话成效。
二、从对话到整合：问题域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往往需要注重两个侧面，其一是对前人思想的描述，力求通过所有的研究细节准确的揭示内涵；其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挖掘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后者的作用更为重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思想史问题的转换大都表现为思想逻辑的转变，而思想逻辑的转变又会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对学术研究来讲，如何通过历史中学术与情境的特殊关系，将历史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对照研究，从而确定新的学术架构和问题域是一个重点环节。很多思想史上的伟人大都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架构了新的学术阶段，从而推进思想史的发展。对特定时代历史问题的划界、提炼和转变，是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
例如，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研究时，我们能够从其思想逻辑中看到其学术的意义，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无法对其历史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从当时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出来，以国家理性作为当时的最高标准，既是当时哲学逻辑的体现，也是他对德国历史问题的批判与诊断，更是他力求寻找出路的过程。黑格尔的理论以自由为前提，但是又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自由的基础上，并不是简单地个体自由，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共同体的自由。在这样的原则下，黑格尔看到，当时的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人们增加财富和谋求发展，但是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很难让自由成为普通人的福利。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理性，必须从市民社会的规则入手，实现了法的理想与原则，在与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基础上结合了历史课题的思考。黑格爾的哲学不仅仅止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探索，更有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并在求同存异、整合统一的过程中找到历史的答案，在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中找到了统一。
黑格尔的时代学科分化程度远不及现代，因此还能够出现百科全书式的伟人和学者，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学科分化日益加剧，即使在人文学科的内部，都难以有学者能够精通所有内容，进行学科间的对话就更加困难了。这种情况下，确立所要研究的历史课题变得更为重要，学术架构的融合大都是在新的历史性课题中形成的。在特定的问题域内，学者通过对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学术理念重构，实现学科的对话与沟通，整合与构建成为了对话关系的延伸。 从历史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恰恰是思想家通过思想史中的历史课题重新规划得来的学术发展，构建起了思想史的关键环节。学术分化和整合在历史课题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三、中国问题：在现代性的视野中
学术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必不可少的结合历史课题，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利用理论去论证或解释问题，而是在思想史的帮助下实现对历史真实情景的透视。当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宗旨也是判断和解释中国情境的问题。
资本逻辑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所在，在商品交换与生产普遍化之后得到了支配社会生活的地位，生产的原则变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逻辑的确立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和日常生活，造成了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一般物质生活被资本生产占据，资本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资本主义同民族国家的概念存在内在制约关系，后者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自主独立，更包括了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形式，是对外对内的不同表现层面。
与资本逻辑、民族-国家相一致的，就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上的变化，这就是现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世纪的上帝合乎自然经济的理念，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就需要重新确立人们的思想坐标。近代以来的哲学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并以此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我们过去常讲经验论与唯理论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都是对资本逻辑合法性的确证。
而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要认识这个整体，所以形而上学的奠基也就不断地被提出。这种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国家学说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学者需要透过表象找到更为深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整合研究才能够得到真正适应实际情况的结论和答案。
现代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离不开民族国家概念、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三者的共同架构，不同的国家中三者呈现的关系不同，也正是这些不同使得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向和样式，使得各自在发展中颇具特色。尤其是一些后发展国家受到先发展国家的影响，发展时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突出重围之后才能够走向富强之路，实现强国理想。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适当、适时、适度的对三者的概念建立了参考系。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中国的特性问题和关键环节。在面对中国特色的问题时，不能够简单的照搬或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和解决方法，要将中国特色纳入到研究的重点之中，透视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探索找到真正适合国情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总体性：面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
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以西方为参照系，可将西方视为一个线性的进程，虽然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而中国的当下则可看成一个复杂性的过程，这种复杂性就是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多重社会形态叠加的发展状态。这决定了审视中国当下发展的过程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与方法，我们今天的对话、沟通与整合，实际上也是想获得面对哲学问题时的“总体性”视野与方法。
强调总体性的方法首先是因为当下中国问题的结构复杂性。当下的中国是长期历史问题的集合，也是几千年中华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结果。在中国，经济问题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发展，政治问题又不简单地是单纯的政治管理，文化问题同样不具有完全独立的特征，它们都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问题往往都是与其他问题联系着，或者一些不同的问题浓缩在同一个构架中，就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压缩的“梦”一样。问题的这种复杂性与整合性，要求我们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总体。问题的总体性要求我们具有总体性的意识，即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单个学科就能完成的，这正是总体性方法的第二个层面。比如中国的经济问题常常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常常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学科之间的整合。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一方面虽然是就事论事，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意识都必须以中国面临的总问题为根据。这才是运用总体性方法的根本要求。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要真正实现总体性的方法，就需要一個真正的学术团体，以团体的力量真正地推动理论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围绕中哲、马哲、西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方向进行，提出了从学科对话到学科整合再到问题域确立的方法论，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为有关学术问题的发展提供有可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李承贵.“中哲”“马哲化”过程及其蕴含的问题——以唯物认知范式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为案例的讨论[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2-8.
[2]张永泽.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当代德育意义解读[D].河北师范大学，2013.
[3]郝立忠.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研究[D].武汉大学，2012.
[4]仰海峰.从学科对话、学术整合到问题域的确立——关于中哲、西哲、马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2（01）：4-8.
[5]吴海燕.黑格尔哲学中的“承认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1.
[6]景海峰.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J].文史哲，2009（05）：13-19.
[7]金春峰.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J].孔子研究，2007（02）：4-14.
[8]解丽霞.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生——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J].现代哲学，2005（04）：87-92.
[9]贺来.马哲、中哲、西哲的“功能统一性”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02）：17-20.
[10]彭永捷.中哲、西哲、马哲互动与建立中国新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01）：120-12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