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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仅给了她光明，更给予她勇气，让她在世间即使跌跌撞撞也不至于颓丧失望。他是她颠沛流离生活里最坚定的勇气，颠扑不破。
1
2013年冬季，甄娴曾回去过柏林，回去那个曾经的小书店 ，无奈被追随者认出。甄娴还未来得及离去便被赶来的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人问她为何这些年一直独身一人。
她微笑答道：“我只是在等待。”
人们恍然大悟，以为甄娴是在等待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们不知道，她等的是给过她永恒的人。
是，她曾经得到过永恒。
故事开始于柏林，那个被称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
詹笔锋二十二岁那年背着行囊来了一次环球旅行 ，他模样生得好，背着双肩包挂一架单反的样子引得许多年轻女孩驻足，笑着请他帮忙拍一张照。詹笔锋无一例外统统拒绝，他说自己的镜头只拍风景，不拍人物。
女孩们撇撇嘴，觉得既然是人家的原则那便无可厚非，姑娘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够特别，不够让詹笔锋眼前一亮。詹笔锋所谓的不拍人物的规则，在甄娴面前化为齑粉。
詹笔锋相机里有不少甄娴的照片，第一张便是摄于柏林墙边，甄娴穿一件半旧驼色风衣，走在一众女人面前大喊标语。游行示威的标语宣传牌被举得上上下下，詹笔锋看了好多天才反应过来这是女工在反抗公司对于男女职工的差别待遇。
黑头发黄皮肤的甄娴在一群欧洲面孔里显得尤为明显。
她们一路走，他也一路跟，在一家咖啡店落地窗前久久凝望甄娴的背影，他偷拍了许多张她的照片，每一张都神采飞扬，活力充沛。
咖啡见底，外面下起了雨，同行的其他女人都嚷着要回家收衣服、接孩子，只有甄娴留了下来，一个人拖着标语牌冲进雨里。
雨势凶猛，虽然詹笔锋急急忙忙抽出伞赶上去，可在甄娴头顶撑开伞骨的一刻，她还是湿透了。
她额发湿淋淋地滴着水，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说谢谢。
詹笔锋的心像是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他注意到她瞳仁的颜色，比普通人深了两个色度，好似有秋水涌动。
“你是中国人？”甄娴脸上带着探究的表情。
“恩，出来散心的。”
他们举着伞在湿冷的柏林街头走了三条街，甄娴钻进电话亭说：“你先走吧，我在这里等雨停了再走。”
詹笔锋知道甄娴是不想麻烦自己，按照他平时的个性也必然会一走了之，可那天他不知怎么，见到甄娴淋雨后浑身发抖的样子，脚下的步子怎么也迈不开。
可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半垂着眼睛举着伞站在雨里，两人间的空气好似涂了胶水，一寸寸凝结。最后甄娴沉不住气，笑着钻入他的伞底问：“你有什么事吗？”
他的脸红得发烫，支吾着说：“我……我送你回家吧。”
2
詹笔锋原本的计划是在柏林稍作停留，可却一留再留，逗留了一个月后依旧没走。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迟迟不离开，这个谜底在他重逢甄娴时揭晓了答案。
见到她时，他突然觉得庆幸，还好自己没走。
那时詹笔锋正好碰上柏林一年一度的同性恋游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同性恋游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蓦然炸出枪声，是偏激的反对者在抗议。
人群作鸟兽散，硝烟熏得他睁不开眼睛，趴在一旁的栏杆上揉眼睛。 感觉到拍在肩膀上的重量后回过头，是甄娴。
正午阳光暴烈，将她的皮肤照得半透明。甄娴笑着说：“真的是你啊。”然后顺手从包里掏出一管牙膏，挤出来后抹在詹笔锋的眉毛上 ，边抹边说，“这样眼睛就不会难受了。”
牙膏涂在皮肤上凉凉的，像年少时期的一片摇曳树荫。一阵风吹过，将甄娴黑色长发吹起，他闻到了些若有似无的清香。
因为游行暴动，政府方面封锁交通，詹笔锋和甄娴都被困在广场回不去。夜幕渐渐降临，甄娴提议去广场右侧的商店吃点东西，詹笔锋这次出门没带现金，甄娴身上也只有一点儿零钱。
两人买了两个汉堡捧出来，还没开始吃便被路边的爷孙二人吸引了注意力。看样子是流浪汉，但两人都捧着书在看，男孩似乎是饿极了，哭着求爷爷给自己买点吃的。老人家一臉无奈，只是凑到男孩耳边轻声安慰。
詹笔锋红着脸问甄娴：“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德语说得很不好，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汉堡送给那个男孩。”
甄娴觉得他红着脸嗫嚅的样子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她想起自己年少时曾经喜欢的男孩，那个男孩碰到收废品的老婆婆会很大口地喝完矿泉水，好把空瓶子交给老人。甄娴觉得他们很像，都一样的善良青涩，有一颗水晶般剔透的心。
几分钟后甄娴手里转着个毛线帽走回来，她用两个汉堡换回一顶破烂的毛线帽子。甄娴很高兴，兴高采烈地向詹笔锋解释：“喏，这个是正宗的弗吉尼亚帽，是自由的象征。中世纪时，在希腊和罗马被解放的奴隶都带着这种帽子。德拉克罗瓦那幅流芳百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里，女神也带着这顶帽子。”
詹笔锋依旧不说话，他脸上的红潮未褪，与甄娴视线相接时总是落荒而逃般侧过视线。
“喂，你是不是很怕我？”她看向他的眼睛，“难道你看了本地的报纸？虽然上面把我写成疯狂的女权主义者，但其实我并没有笔者写的那么夸张。”
那天晚上，他们两人并肩坐在广场台阶上说了许多话，大部分时候是甄娴在说。说她的过去，她的经历，最多的便是她的梦想。
“虽然法律规定男女工人一律同工同酬，但是许多工厂并没有真正实施。而且女工人的工作环境很差，那个房间进去待一个小时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她说得激动，好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是她自己。
甄娴三年前从名校毕业，在一家颇有威望的报社做记者，无意中接触到女工人受到不公平待遇事件。此后她便一直追踪调差，最后甚至去世界各地的这类工厂动员女性，发起抗议，帮助女工获取应有的权益。
3
其实报纸上称甄娴是偏激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无道理，她总是三句话不离女权主义，但谁能想到这样强势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个冒失鬼，做事总是毛手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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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冬季，甄娴曾回去过柏林，回去那个曾经的小书店 ，无奈被追随者认出。甄娴还未来得及离去便被赶来的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人问她为何这些年一直独身一人。
她微笑答道：“我只是在等待。”
人们恍然大悟，以为甄娴是在等待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们不知道，她等的是给过她永恒的人。
是，她曾经得到过永恒。
故事开始于柏林，那个被称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
詹笔锋二十二岁那年背着行囊来了一次环球旅行 ，他模样生得好，背着双肩包挂一架单反的样子引得许多年轻女孩驻足，笑着请他帮忙拍一张照。詹笔锋无一例外统统拒绝，他说自己的镜头只拍风景，不拍人物。
女孩们撇撇嘴，觉得既然是人家的原则那便无可厚非，姑娘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够特别，不够让詹笔锋眼前一亮。詹笔锋所谓的不拍人物的规则，在甄娴面前化为齑粉。
詹笔锋相机里有不少甄娴的照片，第一张便是摄于柏林墙边，甄娴穿一件半旧驼色风衣，走在一众女人面前大喊标语。游行示威的标语宣传牌被举得上上下下，詹笔锋看了好多天才反应过来这是女工在反抗公司对于男女职工的差别待遇。
黑头发黄皮肤的甄娴在一群欧洲面孔里显得尤为明显。
她们一路走，他也一路跟，在一家咖啡店落地窗前久久凝望甄娴的背影，他偷拍了许多张她的照片，每一张都神采飞扬，活力充沛。
咖啡见底，外面下起了雨，同行的其他女人都嚷着要回家收衣服、接孩子，只有甄娴留了下来，一个人拖着标语牌冲进雨里。
雨势凶猛，虽然詹笔锋急急忙忙抽出伞赶上去，可在甄娴头顶撑开伞骨的一刻，她还是湿透了。
她额发湿淋淋地滴着水，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说谢谢。
詹笔锋的心像是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他注意到她瞳仁的颜色，比普通人深了两个色度，好似有秋水涌动。
“你是中国人？”甄娴脸上带着探究的表情。
“恩，出来散心的。”
他们举着伞在湿冷的柏林街头走了三条街，甄娴钻进电话亭说：“你先走吧，我在这里等雨停了再走。”
詹笔锋知道甄娴是不想麻烦自己，按照他平时的个性也必然会一走了之，可那天他不知怎么，见到甄娴淋雨后浑身发抖的样子，脚下的步子怎么也迈不开。
可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半垂着眼睛举着伞站在雨里，两人间的空气好似涂了胶水，一寸寸凝结。最后甄娴沉不住气，笑着钻入他的伞底问：“你有什么事吗？”
他的脸红得发烫，支吾着说：“我……我送你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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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笔锋原本的计划是在柏林稍作停留，可却一留再留，逗留了一个月后依旧没走。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迟迟不离开，这个谜底在他重逢甄娴时揭晓了答案。
见到她时，他突然觉得庆幸，还好自己没走。
那时詹笔锋正好碰上柏林一年一度的同性恋游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同性恋游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蓦然炸出枪声，是偏激的反对者在抗议。
人群作鸟兽散，硝烟熏得他睁不开眼睛，趴在一旁的栏杆上揉眼睛。 感觉到拍在肩膀上的重量后回过头，是甄娴。
正午阳光暴烈，将她的皮肤照得半透明。甄娴笑着说：“真的是你啊。”然后顺手从包里掏出一管牙膏，挤出来后抹在詹笔锋的眉毛上 ，边抹边说，“这样眼睛就不会难受了。”
牙膏涂在皮肤上凉凉的，像年少时期的一片摇曳树荫。一阵风吹过，将甄娴黑色长发吹起，他闻到了些若有似无的清香。
因为游行暴动，政府方面封锁交通，詹笔锋和甄娴都被困在广场回不去。夜幕渐渐降临，甄娴提议去广场右侧的商店吃点东西，詹笔锋这次出门没带现金，甄娴身上也只有一点儿零钱。
两人买了两个汉堡捧出来，还没开始吃便被路边的爷孙二人吸引了注意力。看样子是流浪汉，但两人都捧着书在看，男孩似乎是饿极了，哭着求爷爷给自己买点吃的。老人家一臉无奈，只是凑到男孩耳边轻声安慰。
詹笔锋红着脸问甄娴：“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德语说得很不好，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汉堡送给那个男孩。”
甄娴觉得他红着脸嗫嚅的样子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她想起自己年少时曾经喜欢的男孩，那个男孩碰到收废品的老婆婆会很大口地喝完矿泉水，好把空瓶子交给老人。甄娴觉得他们很像，都一样的善良青涩，有一颗水晶般剔透的心。
几分钟后甄娴手里转着个毛线帽走回来，她用两个汉堡换回一顶破烂的毛线帽子。甄娴很高兴，兴高采烈地向詹笔锋解释：“喏，这个是正宗的弗吉尼亚帽，是自由的象征。中世纪时，在希腊和罗马被解放的奴隶都带着这种帽子。德拉克罗瓦那幅流芳百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里，女神也带着这顶帽子。”
詹笔锋依旧不说话，他脸上的红潮未褪，与甄娴视线相接时总是落荒而逃般侧过视线。
“喂，你是不是很怕我？”她看向他的眼睛，“难道你看了本地的报纸？虽然上面把我写成疯狂的女权主义者，但其实我并没有笔者写的那么夸张。”
那天晚上，他们两人并肩坐在广场台阶上说了许多话，大部分时候是甄娴在说。说她的过去，她的经历，最多的便是她的梦想。
“虽然法律规定男女工人一律同工同酬，但是许多工厂并没有真正实施。而且女工人的工作环境很差，那个房间进去待一个小时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她说得激动，好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是她自己。
甄娴三年前从名校毕业，在一家颇有威望的报社做记者，无意中接触到女工人受到不公平待遇事件。此后她便一直追踪调差，最后甚至去世界各地的这类工厂动员女性，发起抗议，帮助女工获取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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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报纸上称甄娴是偏激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无道理，她总是三句话不离女权主义，但谁能想到这样强势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个冒失鬼，做事总是毛手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