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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墙上悬挂的外公书写的行草条幅《春日》（南宋朱熹），想到他离世已近5周年了。2014年春节后，我从莱芜回京之前去看他，攥着手话别，希望他身体能一如既往地硬朗。可两个多月后，当我被父亲的电话急召而回时，他却成了堂屋椅子上安放的一堆灰。我跪在地上，无语凝噎，沾满泥土的手上，觉得还有他的余温。
他走得很决然，农历甲午年2月28日凌晨，他用一根细绳，在院子西南角的门框上结束了自己87岁的生命。外人看来，外公的晚景很幸福，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算孝顺，每月5000元的退休金足够他和老伴的花销，乡邻们对他这种孤绝弃世的方式感到不解，有人用迷信的方式来解读，说他是夜里犯了魔障。亲人们觉得悲痛，背负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深深感到自责。起初我也觉得茫然，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呢？他走后，每每想起他，我都努力试图走进他的内心，想知道那段时间他想了些什么，走的时候内心有没有挣扎？虽然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外公1928年5月生于莱芜一个乡绅家庭，50年代莱芜县通过考试招录了一批教师，他考取了第一名，从此走上了教师岗位，在多所中小学从教。40年来桃李天下，于上世纪90年代办理了离休手续，之后赋闲在家。他晚年生活简朴，散淡自然，平日里，会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一些国内外新闻，写写书法，打打太极，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菊花，通过这些方式怡养性情。自己的退休金，他从不储蓄，我和我的表兄弟们在学业和工作上取得了成绩，他会给我们奖励，一些贫穷的远亲上门求助，他会力所能及地给他们周济。在外人看来，尤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看来，如此天伦之乐不好好享受，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觉得，他有他的苦楚，他有他对人生独特的思量。
首先是身体病痛之苦。人老了，身体总会出问题，外公没有危及生命的大病，但一些老年疾病依然是有的。前几年先是腿脚麻木，走路不太灵便。后来又有了便秘的毛病，如厕时常常感到痛苦。另外，可能是因为一生从教累坏了嗓子，近两三年来，他说话越来越沙哑，加之有些耳背，与人交流就有了障碍。这些病痛集于一身，也会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经不住折磨。
其次是内心寂寥之悲。外公当了一辈子老师，是个文化人，可外婆不识字，他的子女也都不从事文化工作，和他在精神上交流很少，更难产生共鸣。他这一生，不管是作为父亲还是祖父，都是严多于慈，这是性格和职业决定的，他对后代的教诲有时不免古板教条，儿辈和孙辈在他面前都有畏惧心，缺乏亲切感，甚至是敬而远之。在村里，他又不像其他的老人，可以在墙根下晒着太阳打打牌、下下棋，借以打发无聊的光阴。我总觉得他内心有一种孤高的坚守，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坚守，离休后的这二十多年，他除了赶集和看病，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自家院子里看书读报写书法，极少与人来往。但我又能感觉到他想与人交流的强烈愿望。以前嗓子好的时候，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跟我讲讲自己经历的沧桑往事，问问我工作和学习的近况。后来嗓子沙哑了，随心所欲的表达变得很困难，但有一次我把自己出版的新书送到他面前时，他竟从书桌上拿出纸和笔，把想对我说的鼓励的话写了满满一页纸，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还有一次，我跟外婆聊到社会上一些缺乏诚信的事情，外公隐约听到了，他又在纸上给我写了一段他的人生经历——年轻时因为家贫，曾跟一位教师同事借款30元，后来因工作调动失去了联系，但借钱的事一直挂在外公心上，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偶然打听到当年那位同事的地址，却已经都是古稀老人了，外公连忙写了一封信，附上300元钱，表达当年得到救济的感谢以及无法还债的不安，只有如此方可释怀。他的讲述让我满怀感动。晚年的外公，内心深处是非常寂寞的，他也想与谈得来的人交流，但是没人和他聊他所关心的国家大事，更没人和他聊文学与历史，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文化匮乏的乡野的宿命，对此他或许有大悲哀。
最后是参透生命之悟。我觉得，他作出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定，肯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思考了良久，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他深知即使活得再久，未来的日子依然不免天天重复，不会有任何新鲜感。而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差，孤独感只会越来越强，与其有一日病倒在床上给子女增加负担，给自己增加痛苦，不如在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时候绝塵而去。有人说他想不开才走了这条路，而我觉得正相反，他想得太开，外公是个文化人，正因为有文化，才活得太清醒太明白，悟得太透，把世间的万事万物，甚至亲情也看淡了。哀莫大于心死，心里没有了任何期待，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没有回程的旅行。
外公走了5年了，关于他的离世，乡人已经不再有兴趣谈论，只有80多岁的外婆，每当想起来，还会哭着说，他活着的时候关心他太少。老家有些书画店，还有他的书法作品挂在墙上出售，记录着曾有一位文化老人，在这个小镇上存在过。
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内心非常冷静，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吃惊。想起他，就使我想起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一个孤绝的生命，一个高贵的灵魂。
责任编辑 师力斌
他走得很决然，农历甲午年2月28日凌晨，他用一根细绳，在院子西南角的门框上结束了自己87岁的生命。外人看来，外公的晚景很幸福，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算孝顺，每月5000元的退休金足够他和老伴的花销，乡邻们对他这种孤绝弃世的方式感到不解，有人用迷信的方式来解读，说他是夜里犯了魔障。亲人们觉得悲痛，背负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深深感到自责。起初我也觉得茫然，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呢？他走后，每每想起他，我都努力试图走进他的内心，想知道那段时间他想了些什么，走的时候内心有没有挣扎？虽然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外公1928年5月生于莱芜一个乡绅家庭，50年代莱芜县通过考试招录了一批教师，他考取了第一名，从此走上了教师岗位，在多所中小学从教。40年来桃李天下，于上世纪90年代办理了离休手续，之后赋闲在家。他晚年生活简朴，散淡自然，平日里，会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一些国内外新闻，写写书法，打打太极，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菊花，通过这些方式怡养性情。自己的退休金，他从不储蓄，我和我的表兄弟们在学业和工作上取得了成绩，他会给我们奖励，一些贫穷的远亲上门求助，他会力所能及地给他们周济。在外人看来，尤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看来，如此天伦之乐不好好享受，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觉得，他有他的苦楚，他有他对人生独特的思量。
首先是身体病痛之苦。人老了，身体总会出问题，外公没有危及生命的大病，但一些老年疾病依然是有的。前几年先是腿脚麻木，走路不太灵便。后来又有了便秘的毛病，如厕时常常感到痛苦。另外，可能是因为一生从教累坏了嗓子，近两三年来，他说话越来越沙哑，加之有些耳背，与人交流就有了障碍。这些病痛集于一身，也会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经不住折磨。
其次是内心寂寥之悲。外公当了一辈子老师，是个文化人，可外婆不识字，他的子女也都不从事文化工作，和他在精神上交流很少，更难产生共鸣。他这一生，不管是作为父亲还是祖父，都是严多于慈，这是性格和职业决定的，他对后代的教诲有时不免古板教条，儿辈和孙辈在他面前都有畏惧心，缺乏亲切感，甚至是敬而远之。在村里，他又不像其他的老人，可以在墙根下晒着太阳打打牌、下下棋，借以打发无聊的光阴。我总觉得他内心有一种孤高的坚守，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坚守，离休后的这二十多年，他除了赶集和看病，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自家院子里看书读报写书法，极少与人来往。但我又能感觉到他想与人交流的强烈愿望。以前嗓子好的时候，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跟我讲讲自己经历的沧桑往事，问问我工作和学习的近况。后来嗓子沙哑了，随心所欲的表达变得很困难，但有一次我把自己出版的新书送到他面前时，他竟从书桌上拿出纸和笔，把想对我说的鼓励的话写了满满一页纸，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还有一次，我跟外婆聊到社会上一些缺乏诚信的事情，外公隐约听到了，他又在纸上给我写了一段他的人生经历——年轻时因为家贫，曾跟一位教师同事借款30元，后来因工作调动失去了联系，但借钱的事一直挂在外公心上，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偶然打听到当年那位同事的地址，却已经都是古稀老人了，外公连忙写了一封信，附上300元钱，表达当年得到救济的感谢以及无法还债的不安，只有如此方可释怀。他的讲述让我满怀感动。晚年的外公，内心深处是非常寂寞的，他也想与谈得来的人交流，但是没人和他聊他所关心的国家大事，更没人和他聊文学与历史，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文化匮乏的乡野的宿命，对此他或许有大悲哀。
最后是参透生命之悟。我觉得，他作出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定，肯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思考了良久，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他深知即使活得再久，未来的日子依然不免天天重复，不会有任何新鲜感。而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差，孤独感只会越来越强，与其有一日病倒在床上给子女增加负担，给自己增加痛苦，不如在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时候绝塵而去。有人说他想不开才走了这条路，而我觉得正相反，他想得太开，外公是个文化人，正因为有文化，才活得太清醒太明白，悟得太透，把世间的万事万物，甚至亲情也看淡了。哀莫大于心死，心里没有了任何期待，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没有回程的旅行。
外公走了5年了，关于他的离世，乡人已经不再有兴趣谈论，只有80多岁的外婆，每当想起来，还会哭着说，他活着的时候关心他太少。老家有些书画店，还有他的书法作品挂在墙上出售，记录着曾有一位文化老人，在这个小镇上存在过。
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内心非常冷静，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吃惊。想起他，就使我想起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一个孤绝的生命，一个高贵的灵魂。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