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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墙上悬挂的外公书写的行草条幅《春日》(南宋朱熹),想到他离世已近5周年了。2014年春节后,我从莱芜回京之前去看他,攥着手话别,希望他身体能一如既往地硬朗。可两个多月后,当我被父亲的电话急召而回时,他却成了堂屋椅子上安放的一堆灰。我跪在地上,无语凝噎,沾满泥土的手上,觉得还有他的余温。
他走得很决然,农历甲午年2月28日凌晨,他用一根细绳,在院子西南角的门框上结束了自己87岁的生命。外人看来,外公的晚景很幸福,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算孝顺,每月5000元的退休金足够他和老伴的花销,乡邻们对他这种孤绝弃世的方式感到不解,有人用迷信的方式来解读,说他是夜里犯了魔障。亲人们觉得悲痛,背负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深深感到自责。起初我也觉得茫然,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呢?他走后,每每想起他,我都努力试图走进他的内心,想知道那段时间他想了些什么,走的时候内心有没有挣扎?虽然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外公1928年5月生于莱芜一个乡绅家庭,50年代莱芜县通过考试招录了一批教师,他考取了第一名,从此走上了教师岗位,在多所中小学从教。40年来桃李天下,于上世纪90年代办理了离休手续,之后赋闲在家。他晚年生活简朴,散淡自然,平日里,会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一些国内外新闻,写写书法,打打太极,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菊花,通过这些方式怡养性情。自己的退休金,他从不储蓄,我和我的表兄弟们在学业和工作上取得了成绩,他会给我们奖励,一些贫穷的远亲上门求助,他会力所能及地给他们周济。在外人看来,尤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看来,如此天伦之乐不好好享受,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觉得,他有他的苦楚,他有他对人生独特的思量。
首先是身体病痛之苦。人老了,身体总会出问题,外公没有危及生命的大病,但一些老年疾病依然是有的。前几年先是腿脚麻木,走路不太灵便。后来又有了便秘的毛病,如厕时常常感到痛苦。另外,可能是因为一生从教累坏了嗓子,近两三年来,他说话越来越沙哑,加之有些耳背,与人交流就有了障碍。这些病痛集于一身,也会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经不住折磨。
其次是内心寂寥之悲。外公当了一辈子老师,是个文化人,可外婆不识字,他的子女也都不从事文化工作,和他在精神上交流很少,更难产生共鸣。他这一生,不管是作为父亲还是祖父,都是严多于慈,这是性格和职业决定的,他对后代的教诲有时不免古板教条,儿辈和孙辈在他面前都有畏惧心,缺乏亲切感,甚至是敬而远之。在村里,他又不像其他的老人,可以在墙根下晒着太阳打打牌、下下棋,借以打发无聊的光阴。我总觉得他内心有一种孤高的坚守,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坚守,离休后的这二十多年,他除了赶集和看病,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自家院子里看书读报写书法,极少与人来往。但我又能感觉到他想与人交流的强烈愿望。以前嗓子好的时候,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跟我讲讲自己经历的沧桑往事,问问我工作和学习的近况。后来嗓子沙哑了,随心所欲的表达变得很困难,但有一次我把自己出版的新书送到他面前时,他竟从书桌上拿出纸和笔,把想对我说的鼓励的话写了满满一页纸,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还有一次,我跟外婆聊到社会上一些缺乏诚信的事情,外公隐约听到了,他又在纸上给我写了一段他的人生经历——年轻时因为家贫,曾跟一位教师同事借款30元,后来因工作调动失去了联系,但借钱的事一直挂在外公心上,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偶然打听到当年那位同事的地址,却已经都是古稀老人了,外公连忙写了一封信,附上300元钱,表达当年得到救济的感谢以及无法还债的不安,只有如此方可释怀。他的讲述让我满怀感动。晚年的外公,内心深处是非常寂寞的,他也想与谈得来的人交流,但是没人和他聊他所关心的国家大事,更没人和他聊文学与历史,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文化匮乏的乡野的宿命,对此他或许有大悲哀。
最后是参透生命之悟。我觉得,他作出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定,肯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思考了良久,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他深知即使活得再久,未来的日子依然不免天天重复,不会有任何新鲜感。而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差,孤独感只会越来越强,与其有一日病倒在床上给子女增加负担,给自己增加痛苦,不如在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时候绝塵而去。有人说他想不开才走了这条路,而我觉得正相反,他想得太开,外公是个文化人,正因为有文化,才活得太清醒太明白,悟得太透,把世间的万事万物,甚至亲情也看淡了。哀莫大于心死,心里没有了任何期待,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没有回程的旅行。
外公走了5年了,关于他的离世,乡人已经不再有兴趣谈论,只有80多岁的外婆,每当想起来,还会哭着说,他活着的时候关心他太少。老家有些书画店,还有他的书法作品挂在墙上出售,记录着曾有一位文化老人,在这个小镇上存在过。
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内心非常冷静,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吃惊。想起他,就使我想起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一个孤绝的生命,一个高贵的灵魂。
责任编辑 师力斌
他走得很决然,农历甲午年2月28日凌晨,他用一根细绳,在院子西南角的门框上结束了自己87岁的生命。外人看来,外公的晚景很幸福,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算孝顺,每月5000元的退休金足够他和老伴的花销,乡邻们对他这种孤绝弃世的方式感到不解,有人用迷信的方式来解读,说他是夜里犯了魔障。亲人们觉得悲痛,背负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深深感到自责。起初我也觉得茫然,一个正直善良的老人,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呢?他走后,每每想起他,我都努力试图走进他的内心,想知道那段时间他想了些什么,走的时候内心有没有挣扎?虽然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外公1928年5月生于莱芜一个乡绅家庭,50年代莱芜县通过考试招录了一批教师,他考取了第一名,从此走上了教师岗位,在多所中小学从教。40年来桃李天下,于上世纪90年代办理了离休手续,之后赋闲在家。他晚年生活简朴,散淡自然,平日里,会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一些国内外新闻,写写书法,打打太极,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菊花,通过这些方式怡养性情。自己的退休金,他从不储蓄,我和我的表兄弟们在学业和工作上取得了成绩,他会给我们奖励,一些贫穷的远亲上门求助,他会力所能及地给他们周济。在外人看来,尤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看来,如此天伦之乐不好好享受,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觉得,他有他的苦楚,他有他对人生独特的思量。
首先是身体病痛之苦。人老了,身体总会出问题,外公没有危及生命的大病,但一些老年疾病依然是有的。前几年先是腿脚麻木,走路不太灵便。后来又有了便秘的毛病,如厕时常常感到痛苦。另外,可能是因为一生从教累坏了嗓子,近两三年来,他说话越来越沙哑,加之有些耳背,与人交流就有了障碍。这些病痛集于一身,也会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经不住折磨。
其次是内心寂寥之悲。外公当了一辈子老师,是个文化人,可外婆不识字,他的子女也都不从事文化工作,和他在精神上交流很少,更难产生共鸣。他这一生,不管是作为父亲还是祖父,都是严多于慈,这是性格和职业决定的,他对后代的教诲有时不免古板教条,儿辈和孙辈在他面前都有畏惧心,缺乏亲切感,甚至是敬而远之。在村里,他又不像其他的老人,可以在墙根下晒着太阳打打牌、下下棋,借以打发无聊的光阴。我总觉得他内心有一种孤高的坚守,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坚守,离休后的这二十多年,他除了赶集和看病,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自家院子里看书读报写书法,极少与人来往。但我又能感觉到他想与人交流的强烈愿望。以前嗓子好的时候,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跟我讲讲自己经历的沧桑往事,问问我工作和学习的近况。后来嗓子沙哑了,随心所欲的表达变得很困难,但有一次我把自己出版的新书送到他面前时,他竟从书桌上拿出纸和笔,把想对我说的鼓励的话写了满满一页纸,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还有一次,我跟外婆聊到社会上一些缺乏诚信的事情,外公隐约听到了,他又在纸上给我写了一段他的人生经历——年轻时因为家贫,曾跟一位教师同事借款30元,后来因工作调动失去了联系,但借钱的事一直挂在外公心上,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偶然打听到当年那位同事的地址,却已经都是古稀老人了,外公连忙写了一封信,附上300元钱,表达当年得到救济的感谢以及无法还债的不安,只有如此方可释怀。他的讲述让我满怀感动。晚年的外公,内心深处是非常寂寞的,他也想与谈得来的人交流,但是没人和他聊他所关心的国家大事,更没人和他聊文学与历史,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文化匮乏的乡野的宿命,对此他或许有大悲哀。
最后是参透生命之悟。我觉得,他作出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定,肯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思考了良久,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他深知即使活得再久,未来的日子依然不免天天重复,不会有任何新鲜感。而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差,孤独感只会越来越强,与其有一日病倒在床上给子女增加负担,给自己增加痛苦,不如在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时候绝塵而去。有人说他想不开才走了这条路,而我觉得正相反,他想得太开,外公是个文化人,正因为有文化,才活得太清醒太明白,悟得太透,把世间的万事万物,甚至亲情也看淡了。哀莫大于心死,心里没有了任何期待,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没有回程的旅行。
外公走了5年了,关于他的离世,乡人已经不再有兴趣谈论,只有80多岁的外婆,每当想起来,还会哭着说,他活着的时候关心他太少。老家有些书画店,还有他的书法作品挂在墙上出售,记录着曾有一位文化老人,在这个小镇上存在过。
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内心非常冷静,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吃惊。想起他,就使我想起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一个孤绝的生命,一个高贵的灵魂。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