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棋王》不仅奠定了阿城文学史地位，也被追认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而相较于并非先在的文化寻根意识，阿城小说的独到之处和不可复制性与其自身的修养、积淀及经历的关联更为密切。本文从几乎支配了阿城前三十年人生行迹的“父子关系”视角，钩沉因父亲的缺席与在场所带来的苦难及脱序等构成阿城文学创作来路的历史，并辨识出其作品中对家庭经验在个人精神世界的遗留及其处理，以期为阿城主动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关键词：阿城小说;父子关系;无父;脱腔
　　1980年代以来，我们对阿城及其小说的理解基本上是在“寻根”话语体系中展开的，这种批评的论调一旦形成，他在《棋王》之后所写的一系列小说，也几乎被看作了东方文化意识下的一种创作变体。而现有的研究已经发现，所谓的“文化寻根意识”其实是阿城在《棋王》发表后“杭州会议”上的一次事后追认，而批评家也几乎因循着这样一个并非先在的理念，把阿城及其小说创作拉进东方传统的脉络体系，却忽视了作为小说素材或原型的作家本人及其生活状态。而理解阿城及其小说创作，首先需要回到的应该是被寻根话语遗忘和遮蔽的阿城，钩沉作家个人处境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
　　对于阿城而言，作为其1980年代小说创作“前史”的人生前三十年，一直没能绕过父亲及其“阴影”，或者说父亲的遭遇几乎改写了他前三十年的人生轨迹，而这也最终成为了重要的创作资源。阿城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棐。但在阿城八岁那年，父亲就“获罪”劳改了，从此父子若即若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父子关系。说起父亲，阿城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表述：一则出自父亲去世后他所撰写的散文《父亲》，对于父亲带给整个家庭的苦难，阿城曾说：“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①另一则出自阿城和施叔青的對谈，当被问及父亲的影响时，他谈到：“那种社会气氛和那种整个社会舆论对你的要求是：你父亲是敌人。一个小孩子他知道是不要跟坏人在一起，那么，假如你父亲给你说一句话，很可能就不要听。”^②这两则表述暗示出了一些重要但却往往被忽略的信息：第一，这种“人生的定力”，实际上是如何面对被排挤出主流社会之后一种“真实”而“有落差”的人生。第二，生理上的父亲离席之后，阿城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一个可供倚赖的父权，正如他所言，在孤寂中自己跟自己长大。因此，阿城生活上与精神上的“无父”创痛都极为深刻而复杂，而与父亲的有意疏离和不可抗拒的血脉联系又使他形成了不同于一代人的思维结构以及在新中国话语秩序中“脱腔”（这也是阿城2016年出版的文集书名）式的个人生活和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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