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2日，晋察冀野战军重新组建，总兵力12万人，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耿飚任参谋长。该野战军又被称为“杨罗耿兵团”，下辖3个纵队。胡耀邦担任三纵队政委，司令员是郑维山。
　　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于1947年8月19日致电中央工委、军区并中央军委，上报了两个作战方案，其第二方案是：“为调动敌人寻其弱点歼敌，建议配置以3纵向涞水、涿县、定兴地区进攻，目的调动敌人主力西援;我主力（2、4两纵队）进至任丘西南及东南地区待敌调动后，即进至大清河北歼敌。如敌主力不动时，3纵即将涞水攻下。”
　　8月23日晨，朱德、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同意杨罗杨19日10时之第二方案行动（3纵去西面涞水一带行动）。可否请军委批示。”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一个纵队攻涞水一带，主力至大清河以北机动之方案。”
　　胡耀邦指挥涞水之战
　　得到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批准，“杨罗耿兵团”决定以郑维山、胡耀邦指挥的第三纵队攻击涞水，以第二、第四两个纵队机动，围点打援。
　　9月2日，三纵在进攻位置完成集结，司令员郑维山突然发起高烧，不能支持，于当日被抬上一辆马车，送往易县根据地治疗，进攻涞水县的战斗由胡耀邦指挥。按说，虽然三纵司令员因病缺阵，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年生能征善战，主持军事行动足以胜任，纵队作训处长袁兴也是沙场老将，足智多谋，由他们来指挥作战顺理成章。但是野战军司令部仍确定由胡耀邦指挥全纵进攻，相信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足以担当重任。
　　胡耀邦确定，用第七、第九两个旅夹击涞水县城，以第八旅阻援。
　　战斗进行得还算顺利，战至9月5日晚，两个进攻旅的前锋都已攻入涞水县城。这时，野战军司令部打来电话通知胡耀邦，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已从北平南援，前锋已接近我阻援部队，命令三纵马上撤出战斗，在天亮前全军撤至易县集结。
　　接到电话，眼看将要攻下涞水，胡耀邦不免感到有些惋惜，马上问作战参谋，涞水城打得怎么样了？
　　参谋报告，我军已突入城墙，尖兵打到钟鼓楼了。
　　在古代城池中，钟鼓楼就是城中央了。“天亮以前能够结束战斗吗？”胡耀邦要参谋了解情况。
　　回答是，国民党军抵抗顽强，前方指挥员认为，要在天亮前解决战斗大概是不行了。
　　胡耀邦立刻拿起电话，亲自要通了阻援的第八旅指挥所，要旅长宋玉琳接电话以辨明援敌进至何处。此时已是深夜，对方接电话的参谋一时未明情况，回答说，你找谁，现在宋旅长在休息。
　　胡耀邦勃然大怒，骂了起来：“混蛋，敌人都到你跟前了，你发现了没有？我是胡耀邦，立刻叫你们旅长接电话。”
　　宋玉琳马上来到电话旁。胡耀邦余怒未消，叫骂道：“好你个宋玉琳，敌人都到你跟前了，你没有发现，还敢睡觉！”
　　电话那头，宋玉琳申辩：“我没有睡觉。”话说到这里，他的部队就和增援的敌军交上火了，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激烈的枪炮声。
　　调转头来，胡耀邦要通攻击部队的电话，下达命令：“马上撤出战斗。东西能拿就拿，能带多少带多少，不能拿就丢下，保存实力马上撤，跑步撤！”
　　战斗紧急关头，胡耀邦非常冷静，指挥部队交替掩護，分批次撤出战场。在整个指挥过程中，警卫员张成海站在他身边，目睹首长调兵遣将，心中暗暗称奇：“原来政委打仗也是有一套的！”
　　这次战斗的进攻和撤退都井井有条，纵队按时撤到易县。后来，张成海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指挥员，他回顾战斗经历，认为胡耀邦政委颇有军事指挥才干。
　　相持徐水引出战机
　　进攻涞水的战斗于9月6日结束，虽未攻下涞水，却实现了调动北平国民党军队长途增援的目的。第二、第四两纵队及冀中军区部队乘机于10日晨向大清河以北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并有合围国民党军的意图。但是国民党军兵力雄厚，围歼不成，又打成相持，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只得于9月24日撤离战场。
　　在其他各个主要战场捷报频传之时，华北野战军仍未取得战场主动，指挥员甚为焦急。“杨罗耿兵团”决心在10月间再战保定以北，改由二纵攻击徐水县，第三、第四两个纵队集结打援。三纵在10月11日投入战斗，将徐水县南北的铁路全部破坏。
　　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迅速出援，而且猬集成团，“杨罗耿兵团”未能将它分割，结果这一仗，双方在固城、徐水、容城地区激战，又打成相持。
　　战至10月16日，郑维山、胡耀邦接到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份电报，大意是，野战军成立后第一仗（大清河北战役）没有打好，现在又呈现僵持局面，野战军司令部希望以三纵全部兵力再攻涞水。
　　接到电报，郑维山和胡耀邦、文年生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如果三纵倾全力北上进攻涞水，涿县和固城之敌将对三纵形成夹击，不易取得良好战果。他们会商的结果是，三纵还是在徐水一带与敌相持，寻找战机为好。郑维山决定将此意见上报野战军司令部，他对胡耀邦说：“政委，能者多劳，你来写。”
　　胡耀邦当仁不让，奋笔疾书，一气呵成。
　　野战军司令部接到三纵的电报，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并命令三纵原地集结不动，以主力（不少于2/3的力量）作为未来战役的突击力量。
　　阻敌于保北，保障清风店战役
　　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杨罗耿兵团”主力在保定以北与国民党第九十四军相持，扭杀一团，把南边石家庄的国民党军第三军调动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率1.3万兵力并辎重、军官家属等，于10月15日午后出石家庄北援，以图在抵达保定后与第九十四军南北夹击“杨罗耿兵团”。
　　10月17日傍晚，正在行军路上纵马奔驰的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接到敌情通报，立即翻身下马，判明情况后当即定下新的战役决心：调动野战军主力绕过保定，长途奔袭，南下围歼罗历戎。他们马上命令三纵抽出一个旅南下，其余两个旅归陈正湘、李志民指挥，以总共4个旅4万余兵力，在保定以北阻击。 　　“杨罗耿兵团”主力急行军上百公里，于19日在清风店地区包围了罗历戎，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
　　兵团主力南下后，郑维山与胡耀邦商议阻击部署，纵队主力于19日拂晓投入血战。
　　20日，野战军司令部又下命令，从三纵抽出第七旅，由胡耀邦率领星夜南下数十里，到保定和方顺桥之间设置防御阵地，既防止北平方向援敌主力突破我军防线继续南下，又阻击保定之敌北上。胡耀邦一走，保北只留下了3个旅，压力更大。胡耀邦独当一面，压力也不小。
　　北线阻击战成功了，从19日拂晓打到22日上午，北来之敌虽然进至保定，与清风店遥遥相望，罗历戎却在百里之外束手就擒，13，000人全军覆没。这就是“杨罗耿兵团”的“清风店大捷”。这一战役改变了平津以南的战局，战局主动权从此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里了。
　　乘胜前进，攻占石家庄
　　清风店战役后，石门（即石家庄）国民党守军势孤力单。“杨罗耿兵团”乘胜而进，于10月底部署了攻克石门的战役。郑维山、胡耀邦指挥的三纵承担了从西、南两面实施攻击的任务。
　　为攻占石家庄，胡耀邦和纵队政治部主任魏震召集政工干部专门研究如何进行战役准备。胡耀邦对大家说：“石家庄是‘石’家庄，不是‘钢’家庄、‘铁’家庄，也不是‘泥’家庄、‘土’家庄。石头虽然不像钢铁那样坚硬，可以捣碎，但是也不像泥土那样一触即溃。要捣碎石头，需要下功夫，用大力气。”
　　郑维山、胡耀邦一起检查了主力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团的准备工作。第二十二团团长徐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二十三团团长张英辉作了汇报。胡耀邦明确要求团长、政委多准备几手，以防万一。
　　没有想到，战役刚刚开始，在敌人的炮火中，三纵第三十一团团长牺牲、政委负重伤。郑维山与胡耀邦商量，命令正在三纵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高粮代理政委，在团长出缺的情况下负责指挥。
　　高粮抗战爆发后即参加八路军，不久即担任战斗连队的指导员。后来协助下连队拍摄新闻照片的著名摄影家沙飞，由沙飞引导，自己也爱上了摄影，被调到军区干上专职摄影师。
　　高粮具有很好的军事素养，指挥果断，战绩卓著，在进攻石家庄的作战中立下战功，还在战斗中拍摄了许多记录珍贵历史画面的照片，成为石家庄战役的真实写照。
　　高粮在石家庄战役中的突出表现，给胡耀邦留下了深刻印象。1958年春天，在人民日报社担任摄影记者的高粮被打成“右派”，发配内蒙古农村，与胡耀邦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坚决地平反冤假错案。他接到高粮本人的申诉后，专门写了批示，要求迅速解决高粮的问题。结果高粮回到人民日报社重新当上记者。
　　石家庄战役还没有打响，张成海就提醒胡耀邦说：“这回你可别往前线跑了。”胡耀邦不吱声。急得张成海叫了起来：“我说政委你听见了吗？”
　　11月10日，晋察冀野战军向石家庄发起总攻。郑维山、胡耀邦一起指挥部队。后来郑维山在回忆录中写道，激战中，胡耀邦接到第七旅旅长易耀彩的报告，向郑维山转述：“七旅由于突破口选择不当，突破后地形开阔无依托，加上爆破效果不好，为敌火力阻挡，他们请示用梯子通过内市沟。”
　　郑维山据此决心以第十九团从右翼第八旅的突破口投入战斗，向北发展。其他团继续爆破。
　　胡耀邦同意郑维山的部署，然后来到了第八旅指挥所。他从旅指挥所给郑维山打电话：“二十三团遭到敌人二梯队团的反击，战斗十分激烈，我去看看。”
　　郑维山劝阻说：“政委，你在八旅指挥所就行了，不要到突破口去，那里很危险！”
　　但是胡耀邦没有听劝，说：“不要紧，我去看看就回来。”
　　胡耀邦来到第二十三团指挥所，大大激励了第二十三团的指战员，第二十三团即以两个营迂回，将当面之敌迅速歼灭。
　　11月12日，“杨罗耿兵团”攻克石门，这是解放军自展开战略进攻之后占领的第一个较大城市。至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体，战略后方基本稳固。
　　在这一连串的战斗中，胡耀邦和郑维山配合得相当默契，之后两人结下了友谊，相知甚深。新中国成立之初，胡耀邦调到北京团中央工作以后，有一次曾对秘书曹治雄说起，打石家庄时，司令员郑维山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政委胡耀邦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两个方案各有短长，互相之间都没有说服对方。郑维山坚持自己的意見，胡耀邦最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胡耀邦说：“战役证明，郑司令的方案更为切实可行，更见成效。郑维山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比我丰富，我不如他。”
　　胡耀邦和郑维山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交往甚多，“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遭遇困顿，郑维山曾施以援手。
　　（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