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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众化佛教的观念，离开我们的朱维铮先生，现在也许已喝过“孟婆茶”、跨越“忘川”，全然退除了对自己七十六年生涯的记忆。但是昨天晚上，在为准备今日追思会上的发言而重新翻阅朱先生送给我的近十种著述时，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位已经自我忘却的勤奋的思想者，却很难被别人忘记。他还会不断地活下去，活在他留下来的那些文字中间。
为什么他的文字会葆有如此撞击人心的生命力呢？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总在指引读者窥出“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某种消息”。要把握这样的联系，存在一个非常难的平衡点。一方面，在他后半世的三十多年里，朱先生是“以史为鉴”主张最坚决的质疑者。他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历史只是“一个灰色的影子，无法限制现实的生动和自由”的论断，来批评借古讽今的“影射史学”，并且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历史本身解释历史的严谨学术立场。另一方面，正像他的老师周予同，一个“五四”时火烧赵家楼的积极参与者，一个宣称经学早已死亡、把北洋政府恢复学校读经科目怒斥为“僵尸的出祟”的人，却用毕生精力去从事经学史的研究一样，朱先生“求索真文明”的学术历程，总是内在地与他割舍不去的对现实的关怀融化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观照现实时的如炬目光，来自“历史能使人变得聪明”的无用之用。因为站立在这样一个平衡点上，他的境界要远远高出于墨守被污染的“古为今用”教条的人们。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在课堂上横议时政与讲论学术的时间差不多是对半开，但二者同样精彩。”他微笑着回答：“说过分了吧，最多是三分之一比三分之二。”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现实关怀，朱先生接续着他座师的治学路径，着重把中国经学史当做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当做一个“学随术变”的历史过程来加以考察。这无疑是中国经学史最重要的几个面相之一，尽管不能说就是它的全部内容。如果说那些不适当地夸大儒学功能、以为靠它就能够自足地解决全部中国问题、并力图以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名义来拒斥人类价值共识的人不赞成朱先生的立场，那么需要为此加以检讨的，恐怕不应该是朱先生。
说到这里，很值得回顾一下他对所谓“康乾盛世”的评论。看来朱先生极不赞同将几亿中国人以含辛茹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血泪作为代价换来的晚期中华帝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在高压下残酷无情地劫夺和滥用社会财富的清朝国家机器混为一谈，也就是不赞同把当日的繁荣等同于那个专制“强国”的成就和功绩。朱先生问道：“腰斩康乾”，将雍正朝十三年从康熙、乾隆之间剥离出去，是否为了掩盖雍正把清朝君主专制推上“独裁的极端”，掩盖雍正、乾隆父子“将中国中世纪的君主专制和民族压迫都推向高峰”的事实？他把这个被一些人赞美不止的“盛世”叫做“戮心的盛世”，恰与一个著名作家哀叹“信仰的鲜血在乾隆盛世的底层汹涌地流”，与一个著名历史学家用“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来刻画专制下社会氛围的论断可以互训。朱先生指出，像这样的“戮心”政策危害极大，晚清时局的积重难返，正是“近百年将言者有罪的原则推向极端的恶果”。从这一点出发，在他看来，“百年盛世”的“底蕴”，“不过是‘鱼烂’的过程”。他因而断然否认把晚清中国受列强宰割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落后就要挨打”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至上主义训诫。他毫不含糊地声言：清朝的危机来自“经济繁荣与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落差”；清朝的失败，“不败在军事，不败在技术，败在清朝专制体制的腐朽”，败在君心总与民心背道而驰，败在“恐怖政治的女儿”，即蔓延到全部知识界的“政治冷淡症”。他忧心忡忡地问：专制主义统治作为一种拥有三百年有效形态的强大惰性力量，“它会变形吗？它会借尸还魂吗？它会超越清史而进入新的轮回吗？”
这一组排比式疑问，似乎很容易被人误解，以为朱先生把曾经发生在现当代中国的专制政治理解为仅仅是中世纪专制统治体制在现代的“残余”或延续。我自己就听见过有人当面问朱先生，他的书以“走出中世纪”为题，是否意指中国“走不出中世纪”？阿伦特早在《集权主义的起源》这部名著里，用她充满感性和发散性风格的叙述向世人揭示出，现代集权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和对社会的窒息性危害，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历史时代。它不是将传统体制延伸入现代的结果，而是具有特定的现代起源。朱先生曾很机智地说：“后现代是什么东西？不就是现代的屁股？”不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谑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或揶揄式批判，实际上是针对现代性带给当代社会的各种消极因素所进行的排废、排污、排毒处理。朱先生一向把中国现代专制政治看成是一种“中外混血产品”。阿伦特书的汉译本出版后，他几次对我提起过这本书，指出他过去所说的外国因素，就是指来自俄国、日本和德国的“现代化”的集权式观念与体制的影响。显然是出于比常人丰富得多的历史经验，他对现代性向来保持着一种格外冷静的辩证认识和高度警惕。
如果我们不必再恪守“为尊者讳”的陈规，那么我还想说，朱维铮先生的这些深沉见解，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天然地生成在他思想之中的。他没有讳言自己参加过罗思鼎写作小组，还好几次略带感慨地回忆起，他曾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他崇拜过如太阳神般辉煌的领袖人物，甚至还很可能像后来遭他批评的康有为那样，曾经抱有出入于权力中心，“一二人谋之、天下率而从之”的用世志向。朱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这些念头生来具有天然的辨识力和抵抗力，而在于他能从自己的经历和观察中逐渐看清迷局的真相与实像，并且从此数十年一贯地持守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所必须无比珍视的基本立场。呜呼！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当代中国实在是太少了。
对清代学者在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无论怎样估价似都不会过分。用朱先生的话来讲：“且不谈十八世纪汉学家关于先秦两汉诸子学和历史学的工作，单看他们考释儒家经传的著作，仅收录于《皇清经解》之内的，便达二千七百二十卷，……即使日阅一卷，全部读毕也得七年又一个半月。况且还有《经解》未收的作品，还有录入《经解》‘续编’或者《皇清经世文编》之类总集内的作品。”朱先生治清代经学史用功最勤，对乾嘉汉学那一套精密的文本考证技术熟谙于心。现代中国的学问之道，一直有“京派”和“海派”之分。“海派”一称，又有褒义和贬义两种意思。褒义的海派，是指能兼通京派考据学传统、同时又对各种新鲜时髦的学说保持着敏锐观察力和吸收力的南方学者。如果可以说朱先生属于海派，那他就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海派。以兼通京、海两派的基础与功底，去从事在各种互相冲突的陈述中厘清那条逼近实相的线索、就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讨论，使他能游刃有余地出入于各色各样当事者或亲历者们的叙事之际，不但真切地“看见”原先只是呈现在那些叙事者各自眼前的有关过去的图景，而且由此得以“剔除记叙者掺入的主观因素”。
都说历史学研究的目标是要还原过去。但是与其说人们可以如兰克宣称的那样客观地还原或再现“真实地发生过的往事”，还不如说历史学家讲述的，其实只是“我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这个令人失望的发现，曾令一部分历史学家从这一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就像柯林伍德批评过的，索性主张依靠“同情的洞见”或“想象的理解”，把历史过程纯粹主观地封闭在“思想家的心灵之内”。对此，美国的中亚史专家弗莱尔（R.N.Fryer）写道，更合乎情理的应该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中庸”立场：历史就是“人们认为往事曾应当如何发生”。我以为，他所说的“人们”，首先是指作为“我们”的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有关过去的最原初的叙事者们，也就是曾亲身参与及经历过那些往事的人们。这就是说，我们只有透过亲历者们“认为往事应当如何发生”的叙事，去尽可能地详细立体地感知、触摸，甚至闭起眼睛能够“看见”过去，才有可能让“我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地发生过的往事”。这正是朱维铮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中长期追求和实践的原则。
在历史学究竟要“还原”什么的问题上，朱先生还为我们树立起另一层意义上的表率。他绝不甘心于把精审密致的细部研究功夫浪费为仅仅展示自己考据技艺的之学。他总要从极细部的考订中抽绎出带全局性的大看法。的确，即使是在最专门化的学术圈内，恐怕也很难遇到被许多人同时关注或产生兴趣的具体细节问题。因此，学术交流总是要在带宏观性格的总体历史图景这一层面上才能有效地展开。如何把细部研究的成果还原到一幅相关历史的总图景之中，从而使那幅总图景获得某些修正，或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于此最可反映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史识水准。朱先生的历史感，总是鲜活地涌动跳跃在他写下的字里行间，常常使读者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受。这是他的读者群能够远远溢出学术界小圈子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把朱先生的这种本领理解为仅仅是他高超的“普及”意识与技术，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中国历史学界有不少作品既不够宏观、也不够微观，恰恰都停留在乏善可陈的“中观”层面。究其缘由，只怕与研究者缺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原到相关历史的总图景中去的足够意识有很大关系。
在诸多属于他晚辈后学的人中间，我至少是蒙他辱知最厚的少数人之一。在我无法忍受以量化标准将人分九等的不公正待遇而准备调离复旦的时候，朱先生曾利用他特有的资源给予我宝贵的帮助。也许我不应该在这个公共场合过多地谈论属于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问题。但我还是想对现在盛行的这套科研项目化、评价数量化、育人明星化、棋艺盘外化的规制说几句话。项目化的学术研究管理模式已经深刻地制约了学术研究本身的从事方式，以至于学者都越来越习惯于像鞋匠那样，可以在事先胸有成竹地制订生产计划，接受主顾的预约和定金，按部就班地投入制作，然后如期交货并结清余款。像这样把学术研究活动压缩在“项目”范围内，实际上是完全漠视以下事实，即在课题研究后期的“成果产出”阶段之前，研究者还需要一个更长期的用于自身技能提高、知识更新、素材积累、思想酝酿等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准备阶段。在量化考核压力下接二连三地认领和实施这样的项目研究，尤其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不少地方在对学者进行比较考评时，把他们各自的学术成果统统折合成“工分”加以衡量。多发表一篇文章就多得两分；甲的书比乙的书早出版一年，也可以因此多得两分。但是，一个发表过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发表了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吗？一本书早出两年，其评价是否就必定应当高于晚出的那本书？青年学者当然不能长期不从事科研实践活动，长期没有必要的学术表现。但对他们来说，究竟是写得越多就越好，还是需要顾及其他，例如巩固或提高，甚至再新学一门对他十分有用的外文？由于掺进了太多的“人情”关系，在对于学术成果品质的任何权威评定都丧失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只好越来越依赖于科研产出以及获得科研经费的数量指标，乃至由此延伸出来的各种荒唐不堪的“可显示度”，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等等，作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准的基本根据。这种局面若不改变，必将贻患无穷。据我知道，受朱先生善待的不适应数量考核的后辈学者不止我一个。现在他故去了。复旦今后还能有像他一样眼光的老先生来爱护顾惜我们这些弱势、但其实并不弱智的边缘人吗？
（本文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朱维铮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为什么他的文字会葆有如此撞击人心的生命力呢？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总在指引读者窥出“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某种消息”。要把握这样的联系，存在一个非常难的平衡点。一方面，在他后半世的三十多年里，朱先生是“以史为鉴”主张最坚决的质疑者。他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历史只是“一个灰色的影子，无法限制现实的生动和自由”的论断，来批评借古讽今的“影射史学”，并且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历史本身解释历史的严谨学术立场。另一方面，正像他的老师周予同，一个“五四”时火烧赵家楼的积极参与者，一个宣称经学早已死亡、把北洋政府恢复学校读经科目怒斥为“僵尸的出祟”的人，却用毕生精力去从事经学史的研究一样，朱先生“求索真文明”的学术历程，总是内在地与他割舍不去的对现实的关怀融化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观照现实时的如炬目光，来自“历史能使人变得聪明”的无用之用。因为站立在这样一个平衡点上，他的境界要远远高出于墨守被污染的“古为今用”教条的人们。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在课堂上横议时政与讲论学术的时间差不多是对半开，但二者同样精彩。”他微笑着回答：“说过分了吧，最多是三分之一比三分之二。”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现实关怀，朱先生接续着他座师的治学路径，着重把中国经学史当做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当做一个“学随术变”的历史过程来加以考察。这无疑是中国经学史最重要的几个面相之一，尽管不能说就是它的全部内容。如果说那些不适当地夸大儒学功能、以为靠它就能够自足地解决全部中国问题、并力图以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名义来拒斥人类价值共识的人不赞成朱先生的立场，那么需要为此加以检讨的，恐怕不应该是朱先生。
说到这里，很值得回顾一下他对所谓“康乾盛世”的评论。看来朱先生极不赞同将几亿中国人以含辛茹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血泪作为代价换来的晚期中华帝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在高压下残酷无情地劫夺和滥用社会财富的清朝国家机器混为一谈，也就是不赞同把当日的繁荣等同于那个专制“强国”的成就和功绩。朱先生问道：“腰斩康乾”，将雍正朝十三年从康熙、乾隆之间剥离出去，是否为了掩盖雍正把清朝君主专制推上“独裁的极端”，掩盖雍正、乾隆父子“将中国中世纪的君主专制和民族压迫都推向高峰”的事实？他把这个被一些人赞美不止的“盛世”叫做“戮心的盛世”，恰与一个著名作家哀叹“信仰的鲜血在乾隆盛世的底层汹涌地流”，与一个著名历史学家用“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来刻画专制下社会氛围的论断可以互训。朱先生指出，像这样的“戮心”政策危害极大，晚清时局的积重难返，正是“近百年将言者有罪的原则推向极端的恶果”。从这一点出发，在他看来，“百年盛世”的“底蕴”，“不过是‘鱼烂’的过程”。他因而断然否认把晚清中国受列强宰割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落后就要挨打”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至上主义训诫。他毫不含糊地声言：清朝的危机来自“经济繁荣与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落差”；清朝的失败，“不败在军事，不败在技术，败在清朝专制体制的腐朽”，败在君心总与民心背道而驰，败在“恐怖政治的女儿”，即蔓延到全部知识界的“政治冷淡症”。他忧心忡忡地问：专制主义统治作为一种拥有三百年有效形态的强大惰性力量，“它会变形吗？它会借尸还魂吗？它会超越清史而进入新的轮回吗？”
这一组排比式疑问，似乎很容易被人误解，以为朱先生把曾经发生在现当代中国的专制政治理解为仅仅是中世纪专制统治体制在现代的“残余”或延续。我自己就听见过有人当面问朱先生，他的书以“走出中世纪”为题，是否意指中国“走不出中世纪”？阿伦特早在《集权主义的起源》这部名著里，用她充满感性和发散性风格的叙述向世人揭示出，现代集权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和对社会的窒息性危害，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历史时代。它不是将传统体制延伸入现代的结果，而是具有特定的现代起源。朱先生曾很机智地说：“后现代是什么东西？不就是现代的屁股？”不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谑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或揶揄式批判，实际上是针对现代性带给当代社会的各种消极因素所进行的排废、排污、排毒处理。朱先生一向把中国现代专制政治看成是一种“中外混血产品”。阿伦特书的汉译本出版后，他几次对我提起过这本书，指出他过去所说的外国因素，就是指来自俄国、日本和德国的“现代化”的集权式观念与体制的影响。显然是出于比常人丰富得多的历史经验，他对现代性向来保持着一种格外冷静的辩证认识和高度警惕。
如果我们不必再恪守“为尊者讳”的陈规，那么我还想说，朱维铮先生的这些深沉见解，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天然地生成在他思想之中的。他没有讳言自己参加过罗思鼎写作小组，还好几次略带感慨地回忆起，他曾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他崇拜过如太阳神般辉煌的领袖人物，甚至还很可能像后来遭他批评的康有为那样，曾经抱有出入于权力中心，“一二人谋之、天下率而从之”的用世志向。朱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这些念头生来具有天然的辨识力和抵抗力，而在于他能从自己的经历和观察中逐渐看清迷局的真相与实像，并且从此数十年一贯地持守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所必须无比珍视的基本立场。呜呼！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当代中国实在是太少了。
对清代学者在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无论怎样估价似都不会过分。用朱先生的话来讲：“且不谈十八世纪汉学家关于先秦两汉诸子学和历史学的工作，单看他们考释儒家经传的著作，仅收录于《皇清经解》之内的，便达二千七百二十卷，……即使日阅一卷，全部读毕也得七年又一个半月。况且还有《经解》未收的作品，还有录入《经解》‘续编’或者《皇清经世文编》之类总集内的作品。”朱先生治清代经学史用功最勤，对乾嘉汉学那一套精密的文本考证技术熟谙于心。现代中国的学问之道，一直有“京派”和“海派”之分。“海派”一称，又有褒义和贬义两种意思。褒义的海派，是指能兼通京派考据学传统、同时又对各种新鲜时髦的学说保持着敏锐观察力和吸收力的南方学者。如果可以说朱先生属于海派，那他就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海派。以兼通京、海两派的基础与功底，去从事在各种互相冲突的陈述中厘清那条逼近实相的线索、就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讨论，使他能游刃有余地出入于各色各样当事者或亲历者们的叙事之际，不但真切地“看见”原先只是呈现在那些叙事者各自眼前的有关过去的图景，而且由此得以“剔除记叙者掺入的主观因素”。
都说历史学研究的目标是要还原过去。但是与其说人们可以如兰克宣称的那样客观地还原或再现“真实地发生过的往事”，还不如说历史学家讲述的，其实只是“我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这个令人失望的发现，曾令一部分历史学家从这一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就像柯林伍德批评过的，索性主张依靠“同情的洞见”或“想象的理解”，把历史过程纯粹主观地封闭在“思想家的心灵之内”。对此，美国的中亚史专家弗莱尔（R.N.Fryer）写道，更合乎情理的应该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中庸”立场：历史就是“人们认为往事曾应当如何发生”。我以为，他所说的“人们”，首先是指作为“我们”的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有关过去的最原初的叙事者们，也就是曾亲身参与及经历过那些往事的人们。这就是说，我们只有透过亲历者们“认为往事应当如何发生”的叙事，去尽可能地详细立体地感知、触摸，甚至闭起眼睛能够“看见”过去，才有可能让“我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地发生过的往事”。这正是朱维铮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中长期追求和实践的原则。
在历史学究竟要“还原”什么的问题上，朱先生还为我们树立起另一层意义上的表率。他绝不甘心于把精审密致的细部研究功夫浪费为仅仅展示自己考据技艺的之学。他总要从极细部的考订中抽绎出带全局性的大看法。的确，即使是在最专门化的学术圈内，恐怕也很难遇到被许多人同时关注或产生兴趣的具体细节问题。因此，学术交流总是要在带宏观性格的总体历史图景这一层面上才能有效地展开。如何把细部研究的成果还原到一幅相关历史的总图景之中，从而使那幅总图景获得某些修正，或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于此最可反映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史识水准。朱先生的历史感，总是鲜活地涌动跳跃在他写下的字里行间，常常使读者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受。这是他的读者群能够远远溢出学术界小圈子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把朱先生的这种本领理解为仅仅是他高超的“普及”意识与技术，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中国历史学界有不少作品既不够宏观、也不够微观，恰恰都停留在乏善可陈的“中观”层面。究其缘由，只怕与研究者缺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原到相关历史的总图景中去的足够意识有很大关系。
在诸多属于他晚辈后学的人中间，我至少是蒙他辱知最厚的少数人之一。在我无法忍受以量化标准将人分九等的不公正待遇而准备调离复旦的时候，朱先生曾利用他特有的资源给予我宝贵的帮助。也许我不应该在这个公共场合过多地谈论属于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问题。但我还是想对现在盛行的这套科研项目化、评价数量化、育人明星化、棋艺盘外化的规制说几句话。项目化的学术研究管理模式已经深刻地制约了学术研究本身的从事方式，以至于学者都越来越习惯于像鞋匠那样，可以在事先胸有成竹地制订生产计划，接受主顾的预约和定金，按部就班地投入制作，然后如期交货并结清余款。像这样把学术研究活动压缩在“项目”范围内，实际上是完全漠视以下事实，即在课题研究后期的“成果产出”阶段之前，研究者还需要一个更长期的用于自身技能提高、知识更新、素材积累、思想酝酿等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准备阶段。在量化考核压力下接二连三地认领和实施这样的项目研究，尤其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不少地方在对学者进行比较考评时，把他们各自的学术成果统统折合成“工分”加以衡量。多发表一篇文章就多得两分；甲的书比乙的书早出版一年，也可以因此多得两分。但是，一个发表过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发表了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吗？一本书早出两年，其评价是否就必定应当高于晚出的那本书？青年学者当然不能长期不从事科研实践活动，长期没有必要的学术表现。但对他们来说，究竟是写得越多就越好，还是需要顾及其他，例如巩固或提高，甚至再新学一门对他十分有用的外文？由于掺进了太多的“人情”关系，在对于学术成果品质的任何权威评定都丧失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只好越来越依赖于科研产出以及获得科研经费的数量指标，乃至由此延伸出来的各种荒唐不堪的“可显示度”，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等等，作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准的基本根据。这种局面若不改变，必将贻患无穷。据我知道，受朱先生善待的不适应数量考核的后辈学者不止我一个。现在他故去了。复旦今后还能有像他一样眼光的老先生来爱护顾惜我们这些弱势、但其实并不弱智的边缘人吗？
（本文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朱维铮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