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小堡村是宋庄的核心，开车穿过一个画框造型的大门楼，就进入了小堡最繁华的街道。时值第八届宋庄艺术节，道路一侧是临时搭建的露天画廊，将油画作品放置露天街市展览是宋庄艺术节的一大特色。仅仅在10年前，在这里搞画展还是被禁止的。那时，村里没有一家画廊、一所美术馆，以至于首届宋庄艺术节，上千幅油画无处可展，只能暴晒街头。
如今，围绕小堡村中心的马路，已经形成了一条颇具气候的艺术品商业街，很多由农家民房改建的艺术家工作室、商店以及造型各异的美术馆、画廊、沙龙餐厅林立街道两边。不久前，在号称中国第一家村级美术馆的宋庄美术馆，“我们：1994—2013——中国宋庄艺术家集群二十年纪念特展”展出，那些曾生活在宋庄或仍生活在宋庄的700余位艺术家正共同用自画像“讲述”着自己的宋庄故事。在小堡村的中心马路上，人们因循着街市展的传统，保留了这份地地道道的“宋庄味道”。
村民眼中的“疯子”们
十多年前，画家王立则第一次走进宋庄小堡村，村子里最时髦的建筑是农村信用社的营业厅，路边堆积着触目惊心的垃圾，到处是空置或倒塌的房屋，弥漫着羊屎骚味的败落农院里，荒草长得和门楣一样高。一眼望去，找不到和艺术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在一家卖油条豆浆的小饭店里。王立则和老板攀谈起来。老板说，画家是他这家小饭馆的常客。他这个饭馆，早上卖油条豆浆，中午晚上卖面条炒饼，最多带点小菜、猪头肉、啤酒，是“糊弄民工肚子”的“棚棚店”。没想到。这“民工店”开到宋庄倒成了“画家店”。可来这儿的画家比民工还穷——他们基本不吃肉面，肉面贵几毛钱，就掏不起了。在店里只吃油条和大饼，还不喝豆浆，觉得喝豆浆划不来。
但画家们也有豪爽的时候。一次，有个画家卖了画，请客，把这小店都坐满了，小桌子凑成大桌子，啤酒喝了七八箱，猪头肉都吃光了。那一晚，老板净赚了二百块。
那时候，在宋庄多数老百姓的眼里，在这里画画、雕塑、装置、演唱，这样折腾、那样折腾的所谓的“艺术家”，和“疯子”差不多。这些人，不是光头就是长发，还有扎小辫的；不是奇服就是怪装；新新的、好端端的衣服，不是打个补丁就是挖个烂洞；男不男，女不女，搞那些谁也不懂的所谓“当代艺术”。不顶吃不当穿的。
画家村里，很多房子连个院墙都没有，小偷经常光顾，即使是这样，画家也没钱修房子。直到今天，在画家中还流传着一个经典故事：今天已经享誉国内外的摄影艺术家王庆松，当年的住处曾遭小偷光顾。小偷搜遍全屋，没有一件可偷之物，只有半袋洗衣粉可以“顺手牵羊”。
有农民不止一次地看见画家冒着风雪在田间地头捡柴火。见有人来，马上“破帽遮颜”——他们最怕见的是熟人，那份羞愧会让他们许多天寝食难安。回家以后，这些懂得如何把三维空间搞成两维空间的人。却不懂得如何使平面的土坯均衡生暖：土炕一头儿，硬柴火烧红了灶口的炕坯，烤煳了被褥，而没有见火的炕那头儿，依然冰冷如铁……
在小堡村呆久了，王立则终于勾画出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画家群体：一群已经不
很年轻的年轻人，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大约以三十岁上下的人为主体，有的有老婆，有的没有老婆，大部分是行动怪异的“王老五”；没有固定收入，日子过得不如当地的农民，靠出卖自己的画作维持一日三餐，过着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有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就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婆孩子；当地派出所一遇“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这些特殊的日子，往往查他们的《暂住证》，经常带几个去蹲禁闭室。这村里的干部也就经常去担保，从派出所领画家。
不给卫生费就掐水电
给画家担保过的村干部里，就有当年的村治保主任、联防队长李学来。
李学来曾是村里的画匠，专接油漆彩画的活儿。艺术家刚来宋庄的时候，他怕画家们抢他的生意。可真一接触，李学来放心了，“这群人画的什么都不像，丑得很。那时候有艺术家说送我一张画，我宁可要他的小狗也不要他的画。”“不说正经话，不办正经事”是李学来对艺术家的评价。他发现，很多艺术家都是抛家舍业的，就那么忍着穷画画，他们跟农民买菜总是瞎还价，还完价还“连偷带抢”的，没个正形儿。平日里，他们在村里挨家挨户转悠，净找些村民们都不要的东西。老碾盘、大水缸、驴槽子、门墩儿，还有“文革”时拆下来的破窗户，艺术家都当宝贝，“想着法儿地偷自己家里去”。有时被村民逮着，他们也会出钱买。弄来弄去，有的村民找到什么老破玩意儿就给他们送去，换盒烟抽。
不过艺术家也关注村里的公益，1996年小堡村修柏油路的时候，就是十几个艺术家集资的。非典的时候，艺术家们还捐画、捐钱、捐旷泉水和写站岗请愿书。村民婚丧嫁娶，他们也随份子。
艺术家多是不愿受束缚的人。李学来回忆说，节假日还有敏感时期，他们联防队在派出所公安局的领导下，管理这些艺术家，上哪都得登记。管理方式就是收费，办暂住证、收卫生费，“只要来人，一人一月收14块钱卫生费，一年168，不给就掐水电。”
艺术家中。比较“服从管理”的是方力钧，“收费的时候，全家仨人一算账168乘3，啥话不说，给钱。”
李学来说，钱不是白收的，村里真给艺术家“平事儿”。“艺术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联防队也帮，因为不给艺术家落户不能安电话，我就用本地的身份证给他们安，起码用我身份证安了三十多个，我相信艺术家，相信他们不会赖账；还有些艺术家喝酒、闹事，我们给保回来。”
有两个艺术家闹纠纷，天天报110，派出所都烦了。李学来协调找两家写了一个保证书：和谐社会是稳定的，不打架、不骂人……还有一条“毒誓”：谁先张嘴骂人、动手打人，天打五雷轰。结果，俩人再没打过。
一个如今已经成名的大画家，当年在小堡村几近潦倒。年关，李学来上门收费，发现画家刚得了儿子，可媳妇坐月子连买营养品的钱都没有。李学来看着可冷，把自己刚接的一个画影壁墙的活儿让给了画家。“包工包料两千块钱，画家挣着钱了，过了年了，到现在都感恩戴德。” 也有个别艺术家是被赶走的。在小堡村租房的“罗氏兄弟”被李学来一个月内追着撵了3个地方，最后只得离开。几年后，李学来重逢以“艳俗艺术”已经名满当代艺术界的罗氏兄弟。热情地准备上前握手，不想罗氏兄弟掉头就跑，还以为李学来要抓他们，搞得李学来哭笑不得。
一天晚上，一个联防队员骑着自行车风急火燎地冲进了李学来的家。说是发现了一个外国人。李学来吃了一惊，说：“外国人？是特务，还是间谍？这事我们处理不了啦！”他立即报告派出所，警察很快把人带走了，折腾到第二天天亮才把^放走。“那时候，八里桥往东立着块碑：外国人止步。”这是宋庄小堡村村民第一次在自家门口看见外国人。
为画画的事，李学来曾向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讨教。李学来问：“美术应该给人以美，山水、花鸟、人物，画什么得像什么，他们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叫什么艺术啊？”栗宪庭笑了：“慢慢你就知道了。”
后来李学来发现，其实那些艺术家也能“好好画”，真画起具象来，“比照片还照片”。2006年，听完栗宪庭的《中国百年艺术思潮》。李学来终于“开窍”了，“画得跟照片似得，那是死的，不叫艺术品，具象、想象加抽象三者结合在一起，才是艺术品，能表现作者的创作心态，要是能被博物馆收藏，就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
“艺术家确实有才华，就是太浪漫了。过头儿了”。从带领联防队抓艺术家、管艺术家，到帮助艺术家筹款渡难关、收留官司打输无家可归的艺术家，李学来经历了宋庄与艺术家相互融合相互认同的过程。
为画家写保证书的村支书
宋庄画家村是如何形成的？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缘起于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其实事实与此略有出入。
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走出体制的外省艺术家开始聚集在圆明园，这群“三无画家”（无户口、无公职、无家庭）对自己的流浪处境毫不在乎，以每天填饱肚子后能画画为满足，逐渐形成了“圆明园画家村”。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打破铁饭碗，仍被视为“另类”与“异己”，不过，也正是因为圆明园画家的这种自我放逐的色彩，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通州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张惠平就是受这种自由创作气氛的感召，与这些外省艺术家一起成了圆明园的自由画家。
1993年以后。圆明园画家村因其生活方式的独特而招来不少媒体的关注，这给一些安于创作且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艺术家，比如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等人带来了不少麻烦。那时候，方力钧等人都在张惠平的院子搭伙吃饭。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议论起这种不堪忍受的喧闹和干扰，于是在1994年考虑撤离圆明园，找一个更加僻静的地方。
新的去向自然就落在了熟悉北京地形的张惠平身上。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和王音等人在一起商量的结果是准备向东迁徙，转到北京东郊的通县（1997年改为通州区）发展。这是因为张惠平曾在通州师范教过书，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张惠平的学生靳国旺就是宋庄镇小堡村人，靳国旺告诉张惠平，小堡村的许多农民都进城了，留下了不少闲置房。1994年，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和刘炜等人入驻宋庄，
“宋庄画家村”就此开了历史的帷幕。
当时拍板接受这些艺术家的，就是小堡村的村书记崔大柏。在艺术家们眼里，崔大柏是小堡村少有的明白人之一。他当村书记以前是方圆有名的泥瓦匠、房木匠，31岁那年，崔大柏是被从盖房的工地拽回来上任的。
对于行为怪异且处境艰难的“画家”。崔大柏另眼相看。谈起当年的做法，崔大柏说动机很简单，当时，小堡是宋庄最穷、最破的村子，“一亩地收益200多块钱，小堡村1500多口人，2200多亩地，一人合一亩半地，农民辛苦耕种一年。收入300块钱。”
在宋庄一带，村民的老宅子面积通常都很大，绝大多数都是老先人留下的，多则一亩多，少则七、八分，村里有一半房子闲置着。崔大柏说，卖房给外来的艺术家，比村里互相交换的价钱要高上一倍到两倍。1994年时，几千元就可以买下一个300平米5间房的农家小院。而这笔钱对当地农户来说，着实是个不小的数目。许多宋庄的农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前景，纷纷向画家转让自己多余的院落。“村里也提一部分管理费，村里也穷啊。”
对于卖房，崔大柏还有个朴素的想法，“他们毕竟是文化人，住在农民家里，当地的孩子耳濡目染的，会提高文化素质。”然而艺术家们的怪异装扮却引来了村里人的非议，不少村民问崔大柏，难不成这艺术家就这样？崔大柏安抚大家：等等，再等等。
等来的是有关部门的指示，进驻了十几位画家之后，小堡村被要求禁止卖房给画家，不能给画家办“暂住证”，有关方面甚至提出过“赶画家走人”的建议。
顶着压力，崔大柏让艺术家在小堡村待了下来。“艺术家能给农民房租，我给不了。这些房子空也是空着。不让老百姓拿自家的房子赚点钱，这脑子肯定有毛病！”在今天看来，崔大柏就是一个依照常识做事的农民，可放回那个年代，这份常识却需要不同常人的“胆识”。
据崔大柏说。2007年在通州区委302会议室，9个局长和颜悦色地和他开会，问他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但在10年前的1997年，同是这个会议室，同是九大部门的九大局长，却是面若冰霜地要他写保证书：保证艺术家不会出事……
已经买房的艺术家依然住着，村委会指示村民，把空闲的房子租给陆续进驻的艺术家。在小堡村，所有人家都将院子改造成了子母院，农户家住一套，另外租给画家一套。
从1998年开始，派出所通知可以给画家办“暂住证”了，崔大柏长长出了一口气。“那些年。小堡就这么坑坑坎坎过来的。”
打造中国宋庄
2003年以前，以小堡画家为主的宋庄画家在国内并不为众人知晓，但方力钧、岳敏君等艺术家已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宋庄画家村”迅速名扬海外。
2004年4月，宋庄镇的领导班子换届，新来的书记胡介报是学文出身，曾当过通州师范的教师。与最早来宋庄的画家张惠平过去还是同事。正是这位书记，给宋庄发展带来了新思维。 胡介报发现，宋庄这个地方居住着316位艺术家，小堡村就有164～f。可村子里没有一家画廊，没有—家艺术馆。“300多艺术家就在那儿自己玩自己的。艺术家和小堡村只是居住者和居住地的关系。”
这勾起胡介报的一个想法——2001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叫《苏荷》，介绍了美国纽约苏荷区上世纪50年代初如何从一个废旧的边缘小镇工厂区逐渐发展成美国最具特色的艺术之城。当时苏荷区的模式就是艺术家不断把废旧工厂变为工作室，并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资本凝聚，城市很快得以兴起。
“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文化要素可以形成—个地区的产业，可以造福这里的人民和后代子孙。”胡介报心中盘算，“我能不能在宋庄打造—个中国的苏荷区？”
走马上任之后，胡介报提出了文化造镇的理念，他委托一家专业咨询公司为宋庄“把脉”。两个月后，调研报告出炉，创建中国苏荷区的想法基本确定。200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胡介报、小堡村书记崔大柏、村委委员李学来找了一些艺术家去方力钧的“茶马古道”恳谈。席间，胡介报说，你们这些艺术家来这儿十年多了，在世界也小有影响，我不懂艺术，但我看过资料，能不能在宋庄打造创建—个中国的苏荷区？
艺术家们沉默了一会儿，方力钧说：“您干嘛没有自信啊，打造什么中国的苏荷区？我看就创建‘中国宋庄’！”
很快，胡介报让咨询公司拿出了一个2004年到2020年宋庄文化造镇、文化产业发展纲要。几经修订后，“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名镇”的思路得以确定。纲要规定，从2004年开始的第一个5年，宋庄艺术区要实现人才的集聚。做好艺术生态的建设，让艺术家觉得这里是他们最好的创作生存环境。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当代艺术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艺术市场追逐的热点，主流社会也开始转变原来的抵制态度，处在“地下”状态的中国当代艺术浮出水面。一直到宋庄镇政府规划“文化造镇”的前一年——2003年，在宋庄擅自搞画展还是被禁止的。
“宋庄300多艺术家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创作，有的创作了几十年，没卖出去一幅画。”为给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胡介报决定，每年举办一个大型的艺术展示活动——宋庄艺术节。
2005年10月22日，宋庄举行首届艺术节，长两公里的宋庄路两侧摆满艺术家的作品，当代艺术家的油画放置露天，恐怕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油画街市展。这些作品是千余画家过去十多年在宋庄创作的精选，是宋庄画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参观者像赶集一样把小堡的十里长街塞得水泄不通。200多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全面开放，很多村民第一次看到，一直被他们视为“疯子”的艺术家，到底在画些什么。让胡介报没想到的是，很多外国媒体都赶来报道宋庄艺术节，一些海外收藏机构也被吸引来。
在这届艺术节上，有几位宋庄画家的油画成交，画家石立峰的作品竟然卖了200多万元。随着洋画商出现在小堡街头，村子里很快流传起艺术家一夜暴富的故事，据说那些画廊老板或收藏家进到画室，只要认定画作“不错”。立马掏出现金、立马打包、立马通知货运机构运往海外。据说有的画家数钱时，“手不住地抖”。
2005年，宋庄的艺术家成立了“艺术促进会”，第一批会员60人，其中55人纯粹是体制外艺术家。这个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宋庄这些没有官方身份的流浪画家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有了自己的组织。2005年底。宋庄被北京市正式授予“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的称号。从这一年开始，文化产业在宋庄应运而生，小堡村很快出现了第一家农民办的画廊。
摘自《北京晚报》
如今，围绕小堡村中心的马路，已经形成了一条颇具气候的艺术品商业街，很多由农家民房改建的艺术家工作室、商店以及造型各异的美术馆、画廊、沙龙餐厅林立街道两边。不久前，在号称中国第一家村级美术馆的宋庄美术馆，“我们：1994—2013——中国宋庄艺术家集群二十年纪念特展”展出，那些曾生活在宋庄或仍生活在宋庄的700余位艺术家正共同用自画像“讲述”着自己的宋庄故事。在小堡村的中心马路上，人们因循着街市展的传统，保留了这份地地道道的“宋庄味道”。
村民眼中的“疯子”们
十多年前，画家王立则第一次走进宋庄小堡村，村子里最时髦的建筑是农村信用社的营业厅，路边堆积着触目惊心的垃圾，到处是空置或倒塌的房屋，弥漫着羊屎骚味的败落农院里，荒草长得和门楣一样高。一眼望去，找不到和艺术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在一家卖油条豆浆的小饭店里。王立则和老板攀谈起来。老板说，画家是他这家小饭馆的常客。他这个饭馆，早上卖油条豆浆，中午晚上卖面条炒饼，最多带点小菜、猪头肉、啤酒，是“糊弄民工肚子”的“棚棚店”。没想到。这“民工店”开到宋庄倒成了“画家店”。可来这儿的画家比民工还穷——他们基本不吃肉面，肉面贵几毛钱，就掏不起了。在店里只吃油条和大饼，还不喝豆浆，觉得喝豆浆划不来。
但画家们也有豪爽的时候。一次，有个画家卖了画，请客，把这小店都坐满了，小桌子凑成大桌子，啤酒喝了七八箱，猪头肉都吃光了。那一晚，老板净赚了二百块。
那时候，在宋庄多数老百姓的眼里，在这里画画、雕塑、装置、演唱，这样折腾、那样折腾的所谓的“艺术家”，和“疯子”差不多。这些人，不是光头就是长发，还有扎小辫的；不是奇服就是怪装；新新的、好端端的衣服，不是打个补丁就是挖个烂洞；男不男，女不女，搞那些谁也不懂的所谓“当代艺术”。不顶吃不当穿的。
画家村里，很多房子连个院墙都没有，小偷经常光顾，即使是这样，画家也没钱修房子。直到今天，在画家中还流传着一个经典故事：今天已经享誉国内外的摄影艺术家王庆松，当年的住处曾遭小偷光顾。小偷搜遍全屋，没有一件可偷之物，只有半袋洗衣粉可以“顺手牵羊”。
有农民不止一次地看见画家冒着风雪在田间地头捡柴火。见有人来，马上“破帽遮颜”——他们最怕见的是熟人，那份羞愧会让他们许多天寝食难安。回家以后，这些懂得如何把三维空间搞成两维空间的人。却不懂得如何使平面的土坯均衡生暖：土炕一头儿，硬柴火烧红了灶口的炕坯，烤煳了被褥，而没有见火的炕那头儿，依然冰冷如铁……
在小堡村呆久了，王立则终于勾画出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画家群体：一群已经不
很年轻的年轻人，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大约以三十岁上下的人为主体，有的有老婆，有的没有老婆，大部分是行动怪异的“王老五”；没有固定收入，日子过得不如当地的农民，靠出卖自己的画作维持一日三餐，过着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有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就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婆孩子；当地派出所一遇“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这些特殊的日子，往往查他们的《暂住证》，经常带几个去蹲禁闭室。这村里的干部也就经常去担保，从派出所领画家。
不给卫生费就掐水电
给画家担保过的村干部里，就有当年的村治保主任、联防队长李学来。
李学来曾是村里的画匠，专接油漆彩画的活儿。艺术家刚来宋庄的时候，他怕画家们抢他的生意。可真一接触，李学来放心了，“这群人画的什么都不像，丑得很。那时候有艺术家说送我一张画，我宁可要他的小狗也不要他的画。”“不说正经话，不办正经事”是李学来对艺术家的评价。他发现，很多艺术家都是抛家舍业的，就那么忍着穷画画，他们跟农民买菜总是瞎还价，还完价还“连偷带抢”的，没个正形儿。平日里，他们在村里挨家挨户转悠，净找些村民们都不要的东西。老碾盘、大水缸、驴槽子、门墩儿，还有“文革”时拆下来的破窗户，艺术家都当宝贝，“想着法儿地偷自己家里去”。有时被村民逮着，他们也会出钱买。弄来弄去，有的村民找到什么老破玩意儿就给他们送去，换盒烟抽。
不过艺术家也关注村里的公益，1996年小堡村修柏油路的时候，就是十几个艺术家集资的。非典的时候，艺术家们还捐画、捐钱、捐旷泉水和写站岗请愿书。村民婚丧嫁娶，他们也随份子。
艺术家多是不愿受束缚的人。李学来回忆说，节假日还有敏感时期，他们联防队在派出所公安局的领导下，管理这些艺术家，上哪都得登记。管理方式就是收费，办暂住证、收卫生费，“只要来人，一人一月收14块钱卫生费，一年168，不给就掐水电。”
艺术家中。比较“服从管理”的是方力钧，“收费的时候，全家仨人一算账168乘3，啥话不说，给钱。”
李学来说，钱不是白收的，村里真给艺术家“平事儿”。“艺术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联防队也帮，因为不给艺术家落户不能安电话，我就用本地的身份证给他们安，起码用我身份证安了三十多个，我相信艺术家，相信他们不会赖账；还有些艺术家喝酒、闹事，我们给保回来。”
有两个艺术家闹纠纷，天天报110，派出所都烦了。李学来协调找两家写了一个保证书：和谐社会是稳定的，不打架、不骂人……还有一条“毒誓”：谁先张嘴骂人、动手打人，天打五雷轰。结果，俩人再没打过。
一个如今已经成名的大画家，当年在小堡村几近潦倒。年关，李学来上门收费，发现画家刚得了儿子，可媳妇坐月子连买营养品的钱都没有。李学来看着可冷，把自己刚接的一个画影壁墙的活儿让给了画家。“包工包料两千块钱，画家挣着钱了，过了年了，到现在都感恩戴德。” 也有个别艺术家是被赶走的。在小堡村租房的“罗氏兄弟”被李学来一个月内追着撵了3个地方，最后只得离开。几年后，李学来重逢以“艳俗艺术”已经名满当代艺术界的罗氏兄弟。热情地准备上前握手，不想罗氏兄弟掉头就跑，还以为李学来要抓他们，搞得李学来哭笑不得。
一天晚上，一个联防队员骑着自行车风急火燎地冲进了李学来的家。说是发现了一个外国人。李学来吃了一惊，说：“外国人？是特务，还是间谍？这事我们处理不了啦！”他立即报告派出所，警察很快把人带走了，折腾到第二天天亮才把^放走。“那时候，八里桥往东立着块碑：外国人止步。”这是宋庄小堡村村民第一次在自家门口看见外国人。
为画画的事，李学来曾向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讨教。李学来问：“美术应该给人以美，山水、花鸟、人物，画什么得像什么，他们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叫什么艺术啊？”栗宪庭笑了：“慢慢你就知道了。”
后来李学来发现，其实那些艺术家也能“好好画”，真画起具象来，“比照片还照片”。2006年，听完栗宪庭的《中国百年艺术思潮》。李学来终于“开窍”了，“画得跟照片似得，那是死的，不叫艺术品，具象、想象加抽象三者结合在一起，才是艺术品，能表现作者的创作心态，要是能被博物馆收藏，就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
“艺术家确实有才华，就是太浪漫了。过头儿了”。从带领联防队抓艺术家、管艺术家，到帮助艺术家筹款渡难关、收留官司打输无家可归的艺术家，李学来经历了宋庄与艺术家相互融合相互认同的过程。
为画家写保证书的村支书
宋庄画家村是如何形成的？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缘起于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其实事实与此略有出入。
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走出体制的外省艺术家开始聚集在圆明园，这群“三无画家”（无户口、无公职、无家庭）对自己的流浪处境毫不在乎，以每天填饱肚子后能画画为满足，逐渐形成了“圆明园画家村”。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打破铁饭碗，仍被视为“另类”与“异己”，不过，也正是因为圆明园画家的这种自我放逐的色彩，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通州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张惠平就是受这种自由创作气氛的感召，与这些外省艺术家一起成了圆明园的自由画家。
1993年以后。圆明园画家村因其生活方式的独特而招来不少媒体的关注，这给一些安于创作且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艺术家，比如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等人带来了不少麻烦。那时候，方力钧等人都在张惠平的院子搭伙吃饭。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议论起这种不堪忍受的喧闹和干扰，于是在1994年考虑撤离圆明园，找一个更加僻静的地方。
新的去向自然就落在了熟悉北京地形的张惠平身上。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和王音等人在一起商量的结果是准备向东迁徙，转到北京东郊的通县（1997年改为通州区）发展。这是因为张惠平曾在通州师范教过书，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张惠平的学生靳国旺就是宋庄镇小堡村人，靳国旺告诉张惠平，小堡村的许多农民都进城了，留下了不少闲置房。1994年，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和刘炜等人入驻宋庄，
“宋庄画家村”就此开了历史的帷幕。
当时拍板接受这些艺术家的，就是小堡村的村书记崔大柏。在艺术家们眼里，崔大柏是小堡村少有的明白人之一。他当村书记以前是方圆有名的泥瓦匠、房木匠，31岁那年，崔大柏是被从盖房的工地拽回来上任的。
对于行为怪异且处境艰难的“画家”。崔大柏另眼相看。谈起当年的做法，崔大柏说动机很简单，当时，小堡是宋庄最穷、最破的村子，“一亩地收益200多块钱，小堡村1500多口人，2200多亩地，一人合一亩半地，农民辛苦耕种一年。收入300块钱。”
在宋庄一带，村民的老宅子面积通常都很大，绝大多数都是老先人留下的，多则一亩多，少则七、八分，村里有一半房子闲置着。崔大柏说，卖房给外来的艺术家，比村里互相交换的价钱要高上一倍到两倍。1994年时，几千元就可以买下一个300平米5间房的农家小院。而这笔钱对当地农户来说，着实是个不小的数目。许多宋庄的农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前景，纷纷向画家转让自己多余的院落。“村里也提一部分管理费，村里也穷啊。”
对于卖房，崔大柏还有个朴素的想法，“他们毕竟是文化人，住在农民家里，当地的孩子耳濡目染的，会提高文化素质。”然而艺术家们的怪异装扮却引来了村里人的非议，不少村民问崔大柏，难不成这艺术家就这样？崔大柏安抚大家：等等，再等等。
等来的是有关部门的指示，进驻了十几位画家之后，小堡村被要求禁止卖房给画家，不能给画家办“暂住证”，有关方面甚至提出过“赶画家走人”的建议。
顶着压力，崔大柏让艺术家在小堡村待了下来。“艺术家能给农民房租，我给不了。这些房子空也是空着。不让老百姓拿自家的房子赚点钱，这脑子肯定有毛病！”在今天看来，崔大柏就是一个依照常识做事的农民，可放回那个年代，这份常识却需要不同常人的“胆识”。
据崔大柏说。2007年在通州区委302会议室，9个局长和颜悦色地和他开会，问他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但在10年前的1997年，同是这个会议室，同是九大部门的九大局长，却是面若冰霜地要他写保证书：保证艺术家不会出事……
已经买房的艺术家依然住着，村委会指示村民，把空闲的房子租给陆续进驻的艺术家。在小堡村，所有人家都将院子改造成了子母院，农户家住一套，另外租给画家一套。
从1998年开始，派出所通知可以给画家办“暂住证”了，崔大柏长长出了一口气。“那些年。小堡就这么坑坑坎坎过来的。”
打造中国宋庄
2003年以前，以小堡画家为主的宋庄画家在国内并不为众人知晓，但方力钧、岳敏君等艺术家已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宋庄画家村”迅速名扬海外。
2004年4月，宋庄镇的领导班子换届，新来的书记胡介报是学文出身，曾当过通州师范的教师。与最早来宋庄的画家张惠平过去还是同事。正是这位书记，给宋庄发展带来了新思维。 胡介报发现，宋庄这个地方居住着316位艺术家，小堡村就有164～f。可村子里没有一家画廊，没有—家艺术馆。“300多艺术家就在那儿自己玩自己的。艺术家和小堡村只是居住者和居住地的关系。”
这勾起胡介报的一个想法——2001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叫《苏荷》，介绍了美国纽约苏荷区上世纪50年代初如何从一个废旧的边缘小镇工厂区逐渐发展成美国最具特色的艺术之城。当时苏荷区的模式就是艺术家不断把废旧工厂变为工作室，并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资本凝聚，城市很快得以兴起。
“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文化要素可以形成—个地区的产业，可以造福这里的人民和后代子孙。”胡介报心中盘算，“我能不能在宋庄打造—个中国的苏荷区？”
走马上任之后，胡介报提出了文化造镇的理念，他委托一家专业咨询公司为宋庄“把脉”。两个月后，调研报告出炉，创建中国苏荷区的想法基本确定。200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胡介报、小堡村书记崔大柏、村委委员李学来找了一些艺术家去方力钧的“茶马古道”恳谈。席间，胡介报说，你们这些艺术家来这儿十年多了，在世界也小有影响，我不懂艺术，但我看过资料，能不能在宋庄打造创建—个中国的苏荷区？
艺术家们沉默了一会儿，方力钧说：“您干嘛没有自信啊，打造什么中国的苏荷区？我看就创建‘中国宋庄’！”
很快，胡介报让咨询公司拿出了一个2004年到2020年宋庄文化造镇、文化产业发展纲要。几经修订后，“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名镇”的思路得以确定。纲要规定，从2004年开始的第一个5年，宋庄艺术区要实现人才的集聚。做好艺术生态的建设，让艺术家觉得这里是他们最好的创作生存环境。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当代艺术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艺术市场追逐的热点，主流社会也开始转变原来的抵制态度，处在“地下”状态的中国当代艺术浮出水面。一直到宋庄镇政府规划“文化造镇”的前一年——2003年，在宋庄擅自搞画展还是被禁止的。
“宋庄300多艺术家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创作，有的创作了几十年，没卖出去一幅画。”为给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胡介报决定，每年举办一个大型的艺术展示活动——宋庄艺术节。
2005年10月22日，宋庄举行首届艺术节，长两公里的宋庄路两侧摆满艺术家的作品，当代艺术家的油画放置露天，恐怕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油画街市展。这些作品是千余画家过去十多年在宋庄创作的精选，是宋庄画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参观者像赶集一样把小堡的十里长街塞得水泄不通。200多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全面开放，很多村民第一次看到，一直被他们视为“疯子”的艺术家，到底在画些什么。让胡介报没想到的是，很多外国媒体都赶来报道宋庄艺术节，一些海外收藏机构也被吸引来。
在这届艺术节上，有几位宋庄画家的油画成交，画家石立峰的作品竟然卖了200多万元。随着洋画商出现在小堡街头，村子里很快流传起艺术家一夜暴富的故事，据说那些画廊老板或收藏家进到画室，只要认定画作“不错”。立马掏出现金、立马打包、立马通知货运机构运往海外。据说有的画家数钱时，“手不住地抖”。
2005年，宋庄的艺术家成立了“艺术促进会”，第一批会员60人，其中55人纯粹是体制外艺术家。这个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宋庄这些没有官方身份的流浪画家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有了自己的组织。2005年底。宋庄被北京市正式授予“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的称号。从这一年开始，文化产业在宋庄应运而生，小堡村很快出现了第一家农民办的画廊。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