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欧陆政治

　　不是每一个历史时刻，在不同族群那里都能建立相近的集体记忆。巴黎时间1918年11月11日中午11时，当最后一轮炮火齐射的轰鸣声在整个西欧战线静寂下来时，更激烈的纷争和杀戮仍在世界其他角落继续进行着。
　　这一天，意大利军队正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势如破竹地推进，试图抢在塞尔维亚人抵达之前，占领克罗地亚南部和整个斯洛文尼亚。布科维纳的卢塞尼亚人游击队宣布，该地区已经并入一个月前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却遭到了罗马尼亚军队的炮击。
　　在爱沙尼亚，刚刚领到武器的独立派游击队和尚未撤走的德军一起构筑阵地，准备迎接来自苏俄红军的第一波攻击。重获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则异常活跃地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派出了志愿部队，试图利用东欧混乱不堪的局势，恢复16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版图。

贸易与航行自由、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等全新理念，展现出了迥异于传统欧陆政治的特质，也使“欧洲中心”秩序下的受支配者获得了新的正当性来源。

　　在相隔5个时区的美国东海岸，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直到早餐时间，才得到关于西线停战的消息。当天下午1点，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战胜演讲。当议员们听到德军即将撤出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空前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但当威尔逊提及美国需要为欧洲和平承担的责任时，人们只是敷衍性地摇一摇手。
　　在巴黎，威尔逊总统最亲密的顾问爱德华·豪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得悉威尔逊将亲自率团前来欧洲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并企图主导整个议程。这位小个子谋士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恐慌，他第一次意识到了：在美国总统和西欧诸国领导人心目中，同一场“和平”的内涵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分裂将与停战同时到来。
　　尽管威尔逊最初主要是基于美国的利益诉求，提出了他的“十四点”和平方案，但其中包含的贸易与航行自由、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等全新理念，展现出了迥异于传统欧陆政治的特质，也使“欧洲中心”秩序下的受支配者获得了新的正当性来源，以支持他们在世界历史中建立主体性的抵抗。
　　尤其是“自决”原则的普及，使一系列单一民族国家从俄奥土三大帝国的废墟中崛起，奠定了今天中东和东南欧地区国家、民族分布的新版图。而“欧洲中心”时代的残留痕迹，与“威尔逊时态”之间的碰撞，则成为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全球政治观念和安全冲突的动力，迄今未绝。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尽管从未有过军旅生涯，爱德华·豪斯却经常被人称为“上校”。他是个清瘦的小个子，面色沉郁，在纽约银行界颇有人脉。1912年和1916年，豪斯曾两次作为顾问帮助威尔逊赢得总统大选，但因为不愿抛头露面的个性，他拒绝进入政府，而是主动承担了一项更加艰巨的工作：以白宫“行政代办”的身份前往欧洲，与两大阵营的代表做私下接触，评估双方对战后和平的看法及其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直接向总统本人汇报。

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阐述了他心目中的和平理念—無分胜者与败者，不以领土兼并或金钱赔偿作为基础。

　　在豪斯初次抵达欧洲的1915年，美国已经成为交战双方共同的工业制品、农产品和信贷供应商，但在欧洲外交家眼中，这个信奉域外主义的孤立大国，不过是国际政治中的小学生。德俄两国外交大臣仅用几分钟时间，就打消了美国人充当调停者的念头，同时却以陶醉的口气谈论起肢解对手的各种方案，这使豪斯获得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协约国获胜，欧洲大陆将被俄国统治；而如果德国获胜，未来的几代人必将被显而易见的军国主义专制笼罩。”
　　相比之下，英国政府对恢复战前国界和航行自由的坚持，无疑更合美国人的胃口，但他们对欧陆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执念，同样令豪斯感到抵触：均势在1914年未能制止战争爆发，但为了恢复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平衡”，却需要上千万人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它不仅是谬误，更是邪恶。

　　尽管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西北欧和美洲最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在均势原则重视调控成本的考量之下，俄奥土三大多民族帝国的正当性依然获得了约定俗成的承认。而在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浪潮中，欧洲列强同样承认彼此在非洲和亚洲所建立的殖民地的合法性。
　　威尔逊在此时倡导自决原则，无异于与欧洲当时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为敌，可谓以寡敌众。更何况，美国政府对东南欧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历史纠葛以及彼此间诉求的冲突，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以为那是一个道德问题，实质却是极琐碎的技术问题。
　　按照威尔逊本人的设想，对各民族自决诉求的考察，应当留待欧洲停战后再付诸落实。在一种超越胜负的政治真空环境中，主要大国通过形成集体决议，为一系列“继承国家”出具“准生证”。然而，实情却来得远为复杂：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曾经尝试利用敌方阵营中的自决倾向分化其力量，并开出一系列无法兑现的清单。
　　英法两国在通过《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在阿拉伯半岛的势力范围的同时，也承诺会让加入对土战争的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国家。德奥俄三国都曾经半心半意地支持过波兰人的自决主张；在1918年3月苏俄与德奥签署的《布列斯特和约》中，更是一口气承认了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一连串新政权的独立地位。这类安排是否足够“公正”，美国人根本无法做出评判。至于让协约诸国放弃既有的海外殖民地，更是异想天开。
　　不仅如此，那些通过援引自决权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往往也是民族主义野心的汇聚地。为了多争得一寸领土，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美国人所无法理解的“历史依据”。在巴黎，波兰代表拿出一张欧洲地图，宣称其中的大部分领土在历史上都属于波兰。重获独立不过40年的罗马尼亚，摇身一变成为巴尔干胃口最大的侵略者。被威尔逊视为边界问题受害者的意大利，单方面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开始了入侵行动。就连此前一度偃旗息鼓的苏俄，也宣布废止《布列斯特和约》，重新向波罗的海和乌克兰进军。 　　到头来，反而是威尔逊最厌弃的帝国主义者，成為了自决成果的捍卫者—那些幸运维持下来的东欧“继承”政权，几乎都托庇于法国为对冲苏俄而提供的军事援助。第一批新的阿拉伯国家，则是通过和英国的妥协而诞生。美国再度变成了局外人。

从欧洲中心到大洲时代

　　“一战”结束之际的西欧，处在一种未能自省的虚弱状态中。

　　然而，法国急于洗雪1871年以降40多年来的屈辱感，力主将对德和约变为单纯榨干中欧的工具，结果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德国经济在停战10年后已然陷于破产，法国终究无法全数获得原定的赔款，也无法再给予东欧诸国充足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一旦德俄这两个“修正”国家在1939年联手，虚弱的战后均势便再度宣告瓦解。
　　而威尔逊的宏大理想，虽然未能在1919年的巴黎结出硕果，但西欧诸国终究也被迫承认全球已经出现多个力量中心。1922年，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和亚太新秩序在华盛顿会议上获得确认，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第二个主要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
　　“二战”结束后，昔日的世界中心欧洲沦为美苏两个大洲级国家的附庸，新时代已然开启。而由威尔逊在100年前予以张扬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苏联解体之后再度被援引，成为波罗的海和东欧一系列“继承”国家二度复起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依然生活在由威尔逊影响的历史时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