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婚姻自原始状态起就是组成家庭的基础和根据。“婚”，从女，从昏，昏亦声，为形声字。寓意古时女子出嫁要在黄昏之时，由明月洒满出嫁之路，满载着光明与幸福的祈愿奔赴夫家。“姻”，从女，从因，因亦声，会意形声字。本意指结亲的男家，也指夫或夫之父。自古以来，不论婚姻的形态与内容如何演化，其背后关于爱的主题总是经久不衰，维系爱的男女两性关系总是故事唯一的主旋律。本文将用近年来运用颇广的社会性别视角，来解读云南石屏花腰彝族新人成婚时“三年不落夫家”即“归家”的独特婚姻风俗。
　　关键词：归家；性别分离；性别和谐
　　作者简介：娄丹丹（1987-），女，纳西族，云南古城人，文学硕士，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先秦时期古代文学、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2
　　云南各少数民族男女相识、相爱的方式多种多样，或以歌舞相识，或以物定情，或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婚俗相互交融而又独一无二。居住在云南石屏县北部的花腰彝人，在婚姻制度上奉行古老的族规，除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同宗不婚制”外，最独特的就是“三年不落夫家”制，这也是花腰彝人区别于其他彝族支系婚俗的最大特点。“三年不落夫家”制的风俗也称为“归家”，寓意新郎新娘成婚后，新娘不能与新郎同房，至少三年才能落居夫家。此风俗可以上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于形成的缘由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样奇特又充满神秘魅力的婚俗，定然与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男女两性的角色构建相关。近年来，社会性别视角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方面被广泛运用。它旨在重新探寻人类之间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男女两性关系，将历史中被长期忽略的女性主体重新纳入历史叙事之中。本文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云南花腰彝族“归家”婚俗，具体从性别分离、性别和谐两个方面，由女性角色的构建为切入点，对花腰彝人“归家”风俗形成的缘由，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一、花腰彝族的“归家”婚俗
　　“云南各民族的婚恋形态和礼俗，不仅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感到诧异、兴奋和眼花缭乱，也为社会学科研究提供了翔实、珍贵的资料。在人类婚姻史中提到的各种婚姻形态，在云南都能找到例证。可以说，云南是人类婚姻史和婚姻演化过程的博物馆，是一部活的人类婚姻发展史和演化史。”[1]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居住着全世界仅有的3万多花腰彝人。他们属于云南彝族尼苏支系的一部分，因女性服饰色彩明丽，刺绣精巧细致，并装点以精致的银器，行走间银铃伴着衣裙摇曳，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花腰彝族”；同时，因男女间有赠送女方亲手刺绣的花腰带为定情信物的风俗，又俗称花腰彝。花腰彝人有一个美丽而古老的风俗：男女举行盛大的成婚仪式后，至少要等三年，新娘才能住进新郎的家，此风俗在当地被称为“归家”。“归家”的过程非常独特：热闹的婚礼仪式过后，男女双方必须分房居住，次日早晨，新郎就要启程送新娘回家，开始“三年不落夫家”的生活，自此以后，男女双方都需经历三年等待的考验，方可在一起生活。而在这三年内，女方除了丧失恋爱的权利外，仍可以像未婚女子一般自由参加村社中的社交活动，虽然身份上已然成为别人的妻子，但是真正等到三年后才可以“归家”，正式地诠释人妻、人母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成婚后要经历漫长的孤独与相思之苦，花腰彝婚姻告吹、变卦的情况却非常罕见。可见在花腰彝族古老而又神秘的婚俗之下，饱含着先祖对子孙无尽的爱护与劝诫：学会等待，学会尊重，才能寻找到爱的真谛。
　　二、“归家”风俗中的性别分离
　　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社会性别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它表达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即区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强调了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男女两性的影响，显示出社会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和行为有不同的期待和规范，表达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和行为都是由社会文化所构建，且社会文化因素是性别不平等产生的根源的观点。” [2]在中国文化中，社会性别概念之下两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思想观念之中。如《诗经·小雅·斯干》就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锡，载弄之瓦。”[3]两性之间的不平衡，自降生伊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两性关系，随着父权制的形成，加上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信仰、风俗的演化，女性往往成为部族中男权的附庸。花腰彝族“归家”的婚俗，相较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制度，更加大胆，更加自由。花腰彝族除了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同宗不婚制”以外，古老的族规“三年不落夫家”制，使女性出现在历史的叙事中，在这里男女两性的性别分离得到清晰的表现。“归家”婚俗，成婚后三年的相思等待，没有偏颇，考验的是男女双方的忠诚；三年时间里，女性可以继续享受村寨社交活动的自由，可以为即将长期扮演的“妻子”、“母亲”的角色做好准备，这些都足见女性主体地位在这里得到的重构。女性不再是男权的附庸与工具，他们的婚姻理念较前代更为独特，更为大胆，在婚姻上拥有了较大自主性，婚姻的开放程度也更高。
　　花腰彝族崇拜龙，认为龙可以为村寨驱邪避害，为村民带来瓜果丰收。所以历来有祭龙的仪式和舞龙的传统，祭龙仪式神秘而满怀敬意；舞龙活动激情而别具特色。花腰彝族观念中的龙有雌雄之分，舞龙活动有自己的规矩，女子舞青龙即雌龙，男子舞黄龙即雄龙；双龙共舞之时，寓意雌雄相戏凤先飞。不得不说，花腰彝族在对图腾的崇拜之上，也未遗忘女性的主体性。在祭龙、舞龙的传统之中，男女两性的性别分离又一次清晰地呈现出来。相较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与失衡关系，花腰彝族自觉不自觉的一次次将女性推进历史叙事之中，达到性别制度中两性和谐共进的发展。
　　三、“归家”风俗中的性别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阴阳观念，“阴”“阳”是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日月、昼夜、男女等存在和现象的总结与思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思想，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在“男尊女卑”“内外有别”的中国文化大背景之下，阴阳观念与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心理习惯，并潜移默化的作用到两性关系的发展与演化中。使男女两性的关系在明显向男性倾斜的性别制度之下，达到相对应的平衡与和谐。在父权制社会环境之下形成的中国女性道德， 受“三从四德”原则的约束，孝女、贤妻、良母成为女性获得肯定与尊重的标准。自古以来，女性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此审视自己的言谈举止，以寻求两性在性别制度上的平衡。正如孙绍先在《女性主义文学》中指出的：“女性既不能做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性文化’。”[4]“归家”婚俗从侧面展现了一个包容和谐的环境氛围，花腰彝族男性在面对两性关系时，对于女性从客体的位置走进历史的发展，是喜闻乐见的，是鼓励的，这些都促进了性别和谐的发展。在“归家”风俗之下，男性几乎没有特权，婚礼既成，考验的就是新人双方的忠诚，不失公允。对于妻子与母亲，这两个家庭中重要女性角色的诠释，女性拥有了更多自由。“归家”之前，女性除了丧失恋爱的权利外，参加社交活动不受限制，享有和村寨未婚女子同等的权利。“归家”之后，女性正式落居夫家，认真阐释妻子、母亲的角色，罕有婚后变卦、离异的情况。在促进两性和谐共融的性别制度上，花腰彝族以自己神秘独特的方式与智慧，生动演绎了尊重与爱是两性和谐的关键要素。
　　“婚姻从原始狀态起就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故事之一。因为爱即生活，爱又是一个谜，是美，是憧憬，是希望和创造力……婚姻形态不管怎样过渡和演变，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动人心魄的故事，爱永远是变化中的基调和主题。”[5]花腰彝族成婚后“三年不落夫家”制被称为“归家”，“归”带有认同感和仪式感，有了三年时间的缓冲，一个少女不必手忙脚乱的切入婚姻生活，一个少年也有时间思索责任的厚重。在时间的累积中两性更加成熟，在时间的考验中两性更臻于完美，在爱的永恒母题下，两性达到和解。
　　参考文献：
　　[1]杨利先编著，《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相约彩云下——云南民族婚恋》，2000年版，第2页。
　　[2]祝平燕、周天枢、宋岩编，《女性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3]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
　　[4]孙绍先著，《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5]杨利先编著，《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相约彩云下——云南民族婚恋》，200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