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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中旬，笔者陪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3位同志特意来到岳阳县新墙镇先锋村岭上傅屋场采集我国著名核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的故事，近距离接触了傅依备的老家亲戚、傅依备的儿子以及同事，了解到了傅依备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感受到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情怀。
难童背井离乡，深刻烙印在童年的记忆里
1929年4月4日，青黄不接的时节，岭上傅屋场傅时贤、黄氏夫妇又添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傅依备。看着怀里婴儿清秀的脸蛋、翕动的小嘴，全家短暂的喜悦立刻被愁云笼罩，又添了一张嘴，今后的日子更难了。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傅依备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生活全靠父亲一人种田支撑。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比他大十几岁的哥哥长期在外帮人撑船为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留在家中唯一的男孩，才5岁的傅依备就开始帮父亲干活，放牛、捡粪、砍柴、插秧、除草和收割等，只要不是太重的活，傅依备几乎样样都干。一家人除了父亲略识几个字外，其余都是文盲。孩童的傅依备看着邻居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很羡慕。那时候已经办了新学，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都将孩子送进学堂，傅依备背着一捆柴从学堂门前经过，被朗朗的读书声吸引。傅依备大开眼界，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于是也吵着要去上学。母亲偷偷抹眼泪，父亲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狠狠心卖掉了一家人的口粮，将儿子送进了学堂。
傅依备小时候顽皮机灵，小名叫“红辣椒”。进了学堂后，他格外珍惜，勤学苦读能言会道。湘北农村有个习俗，逢年过节要耍狮子讨彩头，小小年纪的傅依备常常到人家屋里赞狮子，弄一点零花钱。
当地有一个屠夫，趋炎附势，家资颇丰。他一边巴结日本人当汉奸，一边又敷衍国民党的便衣队。老百姓都很鄙夷他，称他为“玩两条蛇”。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嘱托傅依备去剁肉，不料回来后发觉被屠夫杀了秤。
这一年过春节，傅依备和小伙伴们扎了一头狮子，到处玩耍。狮子耍到了屠夫家，傅依备决心讥讽一番。狮子一耍完，傅依备不假思索地“赞”起来：“狮子进门滚几滚，今晚特此来贺屠凳。打的打、吹的吹，架子猪崽吹成大肉猪。大刀磨得快，小刀磨得尖。有钱之人来剁肉，十八两称又足，还要下面塞板油。无钱之人来剁肉，十六两称不足，还要在下面塞骨头。是我的狮子耍过身，高山打鼓远传名。”众人哄堂大笑，屠夫面红耳赤，气得大骂，又无可奈何。
1940年春天，国民政府下属的赈济委员会在湘北沦陷区收留失学儿童，渴望学习的傅依各知道后吵着要去。因为路途遥远，母亲舍不得，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父亲硬着心肠送他去报了名。就这样，傅依备去了湖南衡山南岳难童教养所读书。
难童学校的学习与生活非常艰辛，磨炼了傅依备的心智。
据傅依备回忆，难童们在南岳大庙一楼上课，二楼睡觉。上课的条件艰苦，缺少纸笔；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一块小木板，将黄泥巴搓成的粉笔晒干后，就在小木板上写字。日寇的飞机经常偷袭，警报一拉响，老师立即组织学生疏散，难童们就在大树下面上课。当时的小学语文教材有一篇文章，题为“全国人民大团结，齐心协力打东洋”，内容是：“大树下面是课堂，不用高楼和洋房，不管工农兵学商，不管汉满蒙回藏，全国人民团结紧，齐心合力打东洋。把东洋鬼子打倒，中华民族放光芒。”
教养所里有不少来自沦陷区的老师，他们给难童们讲爱国诗人屈原在汨罗江与邪恶势力以死抗争的故事，教孩子们背诵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傅依备第一次懂得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明白没有知识没有科技，国家就要受穷、挨打的道理。聪明的傅依备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受到老师们的喜爱。
教养所管理不善，又缺医少药，一些学生病死、饿死，甚至尸体腐烂发臭都无人过问。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傅依备坚持学习了3年。
72岁的傅治龙是傅依备的侄子，他向笔者讲了一个战乱之时“父子相见不相识”的故事。
1943年上半年，傅依备从南岳难童教养所第一次回家。他顺着粤汉铁路北上，一路上风餐露宿，走走停停，十几天后终于到了新墙境内。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傅依备孤零零一个人，又饥又渴，快到家门口时竟然迷了路。原来，中国军队为了抵御日寇南下进攻长沙，发动民众抗日，“化路为田，犁田灌水”，以阻止日寇的辎重部队前行。
傅依备转来转去，看见路边上有两个人在田边车水，心中一喜，连忙走过去向其中一个老者打听：“借问一下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岭上傅屋场，小后生你找谁呢？”
“我找傅时贤。”
老者正是傅时贤，另外一人是傅依备的哥哥。
傅时贤大惊，定睛一看，眼前这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孩子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傅依备。
傅时贤丢下水车，不顾身上的泥水，上前一把搂住傅依备：“儿呀，让你受苦了！”父子3人抱作一团，失声痛哭。
1944年5月，日寇发动第四次湘北会战后，中国军队一路后撤。难童教养所的老师带着孩子们随着难民逃难。途经桂林、柳州、宜山逃到河池时，逃难的队伍被冲散了，孩子们只能各自逃命。傅依备和同学赵完璞相依为命，赵完璞背着一床棉被，傅依备背着破席子和一个煮饭的铁皮桶，随着难民人流盲目地向前蠕动。途经都匀时，恰遇日寇放火烧城。在混乱的人群中，傅依备和他唯一的同伴赵完璞也走散了，孤零零地跟着难民继续前行。辗转几天后，傅依备终于到达贵州的贵定，遇到了收留教养所难童的人。此时，从湖南出发时的2000多个孩子只剩下300多个了，傅依备成了这次大逃难活下来的少数幸运儿之一。在贵阳逗留数天后，几辆卡车把他们送到了重庆赈济委员会所在地。不久，赈济委员会把他们分配到巴县第二儿童教养院。
到了重庆，傅依备以同等学力考进了江津的国立九中。当时，国立九中学费和食宿全部公费，但是书籍和文具需要自己解决。傅依备举目无亲，和沦陷区的家人已失去联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怎么办？没有书，他就在课堂上拼命记笔记，课后再借别人的书来抄。在所学的几门课程中，最困难的是英文，当时他连英文字母都不认得，抄写与听课就更困难了。抗战胜利后，国立九中撤回安徽，傅依备转入重庆市二中。由于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模范生。1948年，傅依备中学毕业，考入当时很著名的公费学校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化工专业。位于重庆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1950年更名为西南工业专科学校。1953年院系调整时撤销，部分并入四川大学。 解放后，傅依备多次报名参加军干校，但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骨瘦如柴，体重才80多斤，体检时体重这一关都没通过。解放初期，虽然生活远未脱离困境，但傅依备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增长了才干，这使他后来在做人处事和思考问题等方面受益匪浅。由于表现优秀，195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求学的日子，傅依备整个冬季只穿一条单裤，没有棉衣和袜子，一年四季光脚穿着草鞋或麻窝窝，即使是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衣物也都是好心的同学送的。1952年，学校来了一批调干生，见傅依备衣着单薄，就凑钱为他买了一件棉袄。这件棉袄在他毕业分配后还帮上了大忙，为他抵御住了东北的严寒。
赴苏留学，结缘核技术
1953年，傅依备从四川化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从事钻探泥浆的科学技术研究。一年后，组织上动员傅依备参加留苏考试。报名的人数不少，但最后考取的全所仅傅依备一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急需人才，开始所里要他学习人造纤维专业，1955年出国时又要求他改学金属腐蚀专业。
1955年秋，傅依备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1956年春，根据中国政府与苏联的协议，苏方对我国开放了一批保密专业。中国政府决定从当时留苏学生中抽调一批在读研究生和大学生改读保密专业。品学兼优的傅依备被抽调到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学习核化工、核燃料后处理工艺专业。傅依备对所谓的核物理、放射化学、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学的名称闻所未闻，一些专业名词也很生疏。面对语言和专业的困难，傅依备要重新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他知道原子能技术对祖国太重要了，于是他暗下决心：为了祖国的繁荣强大，再大的困难也要顶下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终于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进入研究生论文阶段。
毕竟傅依备的基础薄弱，专业知识要从头学习，加上语言困难，比起其他同学来说，他必须加倍努力。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除吃午饭外他都泡在实验室。每天都是最早一个进来，最后一个离开，寒暑假也不例外。傅依备的论文题目是“汞阴极法分离放射性同位素”。当时的相关文献报道用这种方法只能提取有稳定二价的稀土元素。傅依备从建立方法和实验装置开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终于走出了困境，摸清了规律，采用锂汞齐的技术，实现了没有稳定二价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同时对方法的机理进行了探索。之后，傅依备在当时苏联的权威杂志《放射化学》上发表了7篇论文。1960年5月，傅依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技术结下了毕生之缘。
铸基石，献身国防无怨无悔
1960年，傅依备学成归国，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任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春节前夕，他接到了调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的通知。当傅依备得知九所是核武器研制单位后，心情十分激动。作为党和人民一手培养出来的科技工作者，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事业添砖加瓦，是他毕生的愿望与追求。傅依备没有丝毫犹豫，义无反顾离开了条件优越的清华大学，奔赴四川大山沟。
调到九所后，傅依备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并负责钋-铍中子源的研究。开始时，整个研究工作都是在用油毛毡做屋顶，条件极其简陋的工棚里进行，冬天冰冷，夏天燥热。只有自制的简单的手套箱，密封性差。当时的实验室没有放射性下水排水口，废水只能贮存在工棚里，剂量很高。然而，傅依备等人谁也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最终钋的提取分离研究取得创新成果。由于长期劳累，傅依备患了伤寒。1964年10月16日，当躺在医院里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傅依备激动不已，根本就躺不住了。11月上旬，傅依备接到实验部的电报，他的伤寒病还没有完全好，就立即动身去二二一厂参加回收样品的分析工作。王方定、徐鸿桂、傅依备等3人组成了任务指挥组，由傅依备牵头，研究确定了样品溶解、萃取分离和离子交换分离的流程和工艺。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条件差、困难大，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通过刻苦钻研，终于解决了从核爆回收样品中分离铀、钚、钼-99等核素的工艺流程和测量技术中的问题，于12月1日报出了首次核试验产品的总裂变威力数据。
1968年春天，傅依备的妻子谢冬心带着3个孩子从北京来到了四川的大山沟，一家5口人终于团聚在了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11月，傅依备被戴上了“漏网大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大个人野心家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遭到非法关押。在长达9个月的非法关押期间，刚到山沟不久的傅依各的爱人谢冬心带着3个孩子接受审查，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她依然坚信丈夫的品格，坚信党的政策不动摇。1969年8月，傅依备被无条件释放。
1975年7月，傅依备担任二所副所长。二所开始全面承担核武器试验的研制任务，包括产品加工、核试验近区物理测试和放化测试等。
1975年9月9日，傅依备担任二所某次核试验现场指挥。当广播里发出“起爆”声时，整个南山晃动几下，接着南山洞口升起的“云雾”不断扩大，3分钟后传出试验成功的喜讯。过了5分钟，指挥部命令有关人员进入现场取样。有关人员进入洞口的“云雾”中后，虽是大白天却看不见阳光，地面被蒙上了一层灰白色的粉尘，洞口山石突然坍塌，巨大的声响连成一片，取样间被埋在了乱石深处，电源也被截断，第一次取样失败。
关键时刻，傅依各主动请战，他和队员们穿上防毒衣，乘卡车带着发动机直往洞口开去。洞里一片漆黑，夹带着粉尘的狂风呼啸而来，山石坍塌隆隆作响，令人恐怖。傅依备同队员们不顾生命危险，在预备洞口冒着有害气体中毒和窒息的危险，快速地取了两瓶气体样品，立即送到了实验室，保证了测试数据的需要。这一次，尽管傅依备和队友们遭受到大剂量辐射，但他高兴地说：“只要能取到满意的样品，受辐射也值得！”
宏观参数是核技术的重要基础之一。由于“文革”的干扰，到1975年，二所宏观参数的研究几乎全部停顿。傅依备担任副所长后，花大力气整顿、恢复和发展了宏观参数的研究工作。他力排众议，创立了二〇四室，制订了具体规划，建立了研究组。1979年，二所与美国差不多同时进行了14mev中子在大体积球体中造氚率测量。接着又先后完成了14mev中子在贫化铀内裂变率、对球体的穿透率和泄露中子谱等重要“基准”实验，取得了一批重要数据。
1991年2月，傅依备离开二所，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从此，傅依备在新的岗位上为谋划全院的长远发展和青年骨干的培养，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由于傅依备在核工业技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他先后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4项奖励。1989年，傅依备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2001年，傅依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奖金。
傅依备在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的同时，时刻不忘养育自己的故乡，关注家乡的发展。傅依备带着妻儿回过岭上傅屋场数次，每次都是匆匆来去，从不张扬。每次回来，傅依备都要到父母亲的坟墓前祭拜，他想起双亲当年的谆谆教诲，不禁潸然泪下。近些年来，他为老家修路办学、扶贫济困先后捐资10多万元。
回顾过去86年的人生经历，傅依备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穷困、疾病、灾难和战火没有摧垮我，困难没有压倒我，我很幸运，我遇上了一个好时代……和伟大祖国、伟大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希望，才有进步。”
难童背井离乡，深刻烙印在童年的记忆里
1929年4月4日，青黄不接的时节，岭上傅屋场傅时贤、黄氏夫妇又添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傅依备。看着怀里婴儿清秀的脸蛋、翕动的小嘴，全家短暂的喜悦立刻被愁云笼罩，又添了一张嘴，今后的日子更难了。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傅依备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生活全靠父亲一人种田支撑。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比他大十几岁的哥哥长期在外帮人撑船为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留在家中唯一的男孩，才5岁的傅依备就开始帮父亲干活，放牛、捡粪、砍柴、插秧、除草和收割等，只要不是太重的活，傅依备几乎样样都干。一家人除了父亲略识几个字外，其余都是文盲。孩童的傅依备看着邻居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很羡慕。那时候已经办了新学，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都将孩子送进学堂，傅依备背着一捆柴从学堂门前经过，被朗朗的读书声吸引。傅依备大开眼界，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于是也吵着要去上学。母亲偷偷抹眼泪，父亲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狠狠心卖掉了一家人的口粮，将儿子送进了学堂。
傅依备小时候顽皮机灵，小名叫“红辣椒”。进了学堂后，他格外珍惜，勤学苦读能言会道。湘北农村有个习俗，逢年过节要耍狮子讨彩头，小小年纪的傅依备常常到人家屋里赞狮子，弄一点零花钱。
当地有一个屠夫，趋炎附势，家资颇丰。他一边巴结日本人当汉奸，一边又敷衍国民党的便衣队。老百姓都很鄙夷他，称他为“玩两条蛇”。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嘱托傅依备去剁肉，不料回来后发觉被屠夫杀了秤。
这一年过春节，傅依备和小伙伴们扎了一头狮子，到处玩耍。狮子耍到了屠夫家，傅依备决心讥讽一番。狮子一耍完，傅依备不假思索地“赞”起来：“狮子进门滚几滚，今晚特此来贺屠凳。打的打、吹的吹，架子猪崽吹成大肉猪。大刀磨得快，小刀磨得尖。有钱之人来剁肉，十八两称又足，还要下面塞板油。无钱之人来剁肉，十六两称不足，还要在下面塞骨头。是我的狮子耍过身，高山打鼓远传名。”众人哄堂大笑，屠夫面红耳赤，气得大骂，又无可奈何。
1940年春天，国民政府下属的赈济委员会在湘北沦陷区收留失学儿童，渴望学习的傅依各知道后吵着要去。因为路途遥远，母亲舍不得，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父亲硬着心肠送他去报了名。就这样，傅依备去了湖南衡山南岳难童教养所读书。
难童学校的学习与生活非常艰辛，磨炼了傅依备的心智。
据傅依备回忆，难童们在南岳大庙一楼上课，二楼睡觉。上课的条件艰苦，缺少纸笔；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一块小木板，将黄泥巴搓成的粉笔晒干后，就在小木板上写字。日寇的飞机经常偷袭，警报一拉响，老师立即组织学生疏散，难童们就在大树下面上课。当时的小学语文教材有一篇文章，题为“全国人民大团结，齐心协力打东洋”，内容是：“大树下面是课堂，不用高楼和洋房，不管工农兵学商，不管汉满蒙回藏，全国人民团结紧，齐心合力打东洋。把东洋鬼子打倒，中华民族放光芒。”
教养所里有不少来自沦陷区的老师，他们给难童们讲爱国诗人屈原在汨罗江与邪恶势力以死抗争的故事，教孩子们背诵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傅依备第一次懂得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明白没有知识没有科技，国家就要受穷、挨打的道理。聪明的傅依备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受到老师们的喜爱。
教养所管理不善，又缺医少药，一些学生病死、饿死，甚至尸体腐烂发臭都无人过问。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傅依备坚持学习了3年。
72岁的傅治龙是傅依备的侄子，他向笔者讲了一个战乱之时“父子相见不相识”的故事。
1943年上半年，傅依备从南岳难童教养所第一次回家。他顺着粤汉铁路北上，一路上风餐露宿，走走停停，十几天后终于到了新墙境内。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傅依备孤零零一个人，又饥又渴，快到家门口时竟然迷了路。原来，中国军队为了抵御日寇南下进攻长沙，发动民众抗日，“化路为田，犁田灌水”，以阻止日寇的辎重部队前行。
傅依备转来转去，看见路边上有两个人在田边车水，心中一喜，连忙走过去向其中一个老者打听：“借问一下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岭上傅屋场，小后生你找谁呢？”
“我找傅时贤。”
老者正是傅时贤，另外一人是傅依备的哥哥。
傅时贤大惊，定睛一看，眼前这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孩子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傅依备。
傅时贤丢下水车，不顾身上的泥水，上前一把搂住傅依备：“儿呀，让你受苦了！”父子3人抱作一团，失声痛哭。
1944年5月，日寇发动第四次湘北会战后，中国军队一路后撤。难童教养所的老师带着孩子们随着难民逃难。途经桂林、柳州、宜山逃到河池时，逃难的队伍被冲散了，孩子们只能各自逃命。傅依备和同学赵完璞相依为命，赵完璞背着一床棉被，傅依备背着破席子和一个煮饭的铁皮桶，随着难民人流盲目地向前蠕动。途经都匀时，恰遇日寇放火烧城。在混乱的人群中，傅依备和他唯一的同伴赵完璞也走散了，孤零零地跟着难民继续前行。辗转几天后，傅依备终于到达贵州的贵定，遇到了收留教养所难童的人。此时，从湖南出发时的2000多个孩子只剩下300多个了，傅依备成了这次大逃难活下来的少数幸运儿之一。在贵阳逗留数天后，几辆卡车把他们送到了重庆赈济委员会所在地。不久，赈济委员会把他们分配到巴县第二儿童教养院。
到了重庆，傅依备以同等学力考进了江津的国立九中。当时，国立九中学费和食宿全部公费，但是书籍和文具需要自己解决。傅依备举目无亲，和沦陷区的家人已失去联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怎么办？没有书，他就在课堂上拼命记笔记，课后再借别人的书来抄。在所学的几门课程中，最困难的是英文，当时他连英文字母都不认得，抄写与听课就更困难了。抗战胜利后，国立九中撤回安徽，傅依备转入重庆市二中。由于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模范生。1948年，傅依备中学毕业，考入当时很著名的公费学校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化工专业。位于重庆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1950年更名为西南工业专科学校。1953年院系调整时撤销，部分并入四川大学。 解放后，傅依备多次报名参加军干校，但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骨瘦如柴，体重才80多斤，体检时体重这一关都没通过。解放初期，虽然生活远未脱离困境，但傅依备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增长了才干，这使他后来在做人处事和思考问题等方面受益匪浅。由于表现优秀，195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求学的日子，傅依备整个冬季只穿一条单裤，没有棉衣和袜子，一年四季光脚穿着草鞋或麻窝窝，即使是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衣物也都是好心的同学送的。1952年，学校来了一批调干生，见傅依备衣着单薄，就凑钱为他买了一件棉袄。这件棉袄在他毕业分配后还帮上了大忙，为他抵御住了东北的严寒。
赴苏留学，结缘核技术
1953年，傅依备从四川化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从事钻探泥浆的科学技术研究。一年后，组织上动员傅依备参加留苏考试。报名的人数不少，但最后考取的全所仅傅依备一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急需人才，开始所里要他学习人造纤维专业，1955年出国时又要求他改学金属腐蚀专业。
1955年秋，傅依备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1956年春，根据中国政府与苏联的协议，苏方对我国开放了一批保密专业。中国政府决定从当时留苏学生中抽调一批在读研究生和大学生改读保密专业。品学兼优的傅依备被抽调到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学习核化工、核燃料后处理工艺专业。傅依备对所谓的核物理、放射化学、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学的名称闻所未闻，一些专业名词也很生疏。面对语言和专业的困难，傅依备要重新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他知道原子能技术对祖国太重要了，于是他暗下决心：为了祖国的繁荣强大，再大的困难也要顶下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终于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进入研究生论文阶段。
毕竟傅依备的基础薄弱，专业知识要从头学习，加上语言困难，比起其他同学来说，他必须加倍努力。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除吃午饭外他都泡在实验室。每天都是最早一个进来，最后一个离开，寒暑假也不例外。傅依备的论文题目是“汞阴极法分离放射性同位素”。当时的相关文献报道用这种方法只能提取有稳定二价的稀土元素。傅依备从建立方法和实验装置开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终于走出了困境，摸清了规律，采用锂汞齐的技术，实现了没有稳定二价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同时对方法的机理进行了探索。之后，傅依备在当时苏联的权威杂志《放射化学》上发表了7篇论文。1960年5月，傅依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技术结下了毕生之缘。
铸基石，献身国防无怨无悔
1960年，傅依备学成归国，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任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春节前夕，他接到了调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的通知。当傅依备得知九所是核武器研制单位后，心情十分激动。作为党和人民一手培养出来的科技工作者，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事业添砖加瓦，是他毕生的愿望与追求。傅依备没有丝毫犹豫，义无反顾离开了条件优越的清华大学，奔赴四川大山沟。
调到九所后，傅依备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并负责钋-铍中子源的研究。开始时，整个研究工作都是在用油毛毡做屋顶，条件极其简陋的工棚里进行，冬天冰冷，夏天燥热。只有自制的简单的手套箱，密封性差。当时的实验室没有放射性下水排水口，废水只能贮存在工棚里，剂量很高。然而，傅依备等人谁也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最终钋的提取分离研究取得创新成果。由于长期劳累，傅依备患了伤寒。1964年10月16日，当躺在医院里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傅依备激动不已，根本就躺不住了。11月上旬，傅依备接到实验部的电报，他的伤寒病还没有完全好，就立即动身去二二一厂参加回收样品的分析工作。王方定、徐鸿桂、傅依备等3人组成了任务指挥组，由傅依备牵头，研究确定了样品溶解、萃取分离和离子交换分离的流程和工艺。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条件差、困难大，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通过刻苦钻研，终于解决了从核爆回收样品中分离铀、钚、钼-99等核素的工艺流程和测量技术中的问题，于12月1日报出了首次核试验产品的总裂变威力数据。
1968年春天，傅依备的妻子谢冬心带着3个孩子从北京来到了四川的大山沟，一家5口人终于团聚在了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11月，傅依备被戴上了“漏网大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大个人野心家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遭到非法关押。在长达9个月的非法关押期间，刚到山沟不久的傅依各的爱人谢冬心带着3个孩子接受审查，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她依然坚信丈夫的品格，坚信党的政策不动摇。1969年8月，傅依备被无条件释放。
1975年7月，傅依备担任二所副所长。二所开始全面承担核武器试验的研制任务，包括产品加工、核试验近区物理测试和放化测试等。
1975年9月9日，傅依备担任二所某次核试验现场指挥。当广播里发出“起爆”声时，整个南山晃动几下，接着南山洞口升起的“云雾”不断扩大，3分钟后传出试验成功的喜讯。过了5分钟，指挥部命令有关人员进入现场取样。有关人员进入洞口的“云雾”中后，虽是大白天却看不见阳光，地面被蒙上了一层灰白色的粉尘，洞口山石突然坍塌，巨大的声响连成一片，取样间被埋在了乱石深处，电源也被截断，第一次取样失败。
关键时刻，傅依各主动请战，他和队员们穿上防毒衣，乘卡车带着发动机直往洞口开去。洞里一片漆黑，夹带着粉尘的狂风呼啸而来，山石坍塌隆隆作响，令人恐怖。傅依备同队员们不顾生命危险，在预备洞口冒着有害气体中毒和窒息的危险，快速地取了两瓶气体样品，立即送到了实验室，保证了测试数据的需要。这一次，尽管傅依备和队友们遭受到大剂量辐射，但他高兴地说：“只要能取到满意的样品，受辐射也值得！”
宏观参数是核技术的重要基础之一。由于“文革”的干扰，到1975年，二所宏观参数的研究几乎全部停顿。傅依备担任副所长后，花大力气整顿、恢复和发展了宏观参数的研究工作。他力排众议，创立了二〇四室，制订了具体规划，建立了研究组。1979年，二所与美国差不多同时进行了14mev中子在大体积球体中造氚率测量。接着又先后完成了14mev中子在贫化铀内裂变率、对球体的穿透率和泄露中子谱等重要“基准”实验，取得了一批重要数据。
1991年2月，傅依备离开二所，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从此，傅依备在新的岗位上为谋划全院的长远发展和青年骨干的培养，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由于傅依备在核工业技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他先后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4项奖励。1989年，傅依备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2001年，傅依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奖金。
傅依备在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的同时，时刻不忘养育自己的故乡，关注家乡的发展。傅依备带着妻儿回过岭上傅屋场数次，每次都是匆匆来去，从不张扬。每次回来，傅依备都要到父母亲的坟墓前祭拜，他想起双亲当年的谆谆教诲，不禁潸然泪下。近些年来，他为老家修路办学、扶贫济困先后捐资10多万元。
回顾过去86年的人生经历，傅依备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穷困、疾病、灾难和战火没有摧垮我，困难没有压倒我，我很幸运，我遇上了一个好时代……和伟大祖国、伟大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希望，才有进步。”